饶宗颐教授，我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学家、经学家、教育家和书画家，是集学术、艺术于一身的大学者，又是杰出的翻译家。在6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饶先生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造力，孜孜不倦，勇于探索，在学术和艺术等领域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作为“潮学”的倡导者和奠基人，饶老几十年来矢志不渝地进行“潮学”的研究和探索，使潮汕文化及中华文化发扬光大，走向世界。
饶宗颐先生为潮州人，长期定居香港。1917年6月，他生于广东潮州一个富裕的书香门第，只上过一年中学，从幼年开始，饶宗颐就沉浸于父亲数以万计的藏书海洋中，每天与书为伴，与诗为偶，16岁开始便继承先父遗志，续编其父饶锷的《潮州艺文志》。其编撰的《楚辞地理考》开辟了楚辞研究的新领域，此书在上海的出版使29岁的饶宗颐一举成名，从此他便专攻文史而一发不可收拾，同时又从乡邦文化拾级而上，最终成为汉学界的泰斗级人物。
饶先生后来成为海内外著名的经、史、考古和文学家，并且对诗、书、画造诣极深，治学的领域更加广泛，遍及10大门类，如敦煌学、甲骨学、楚辞学、宗教学及华侨史料等各种学科，著书立说不胜枚举。仅其中的《20世纪饶宗颐学术集》便有12卷，内容超过1000多万字；专著60多部；各种论文四百多篇；通晓英语、法语、日语、德语、印度语、伊拉克语等6国语言文字；他对中古梵文和巴比伦古象形文字颇有研究，有些文字连其本国人亦少有精通，作为一个潮籍的中国人，能通晓异国的“天书”，其天才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北京大学季羡林教授说：“近年来，国内出现各式各样的大师，而我季羡林心目中的大师就是饶宗颐。”
今年是饶宗颐先生90寿辰。家乡潮州为其准备了一份大礼——今天，饶宗颐学术馆新落成，为饶先生贺寿。
虽然连日风尘仆仆，但先生看起来仍然精神矍铄。昨日，我们走近饶宗颐，倾听先生谈潮学、谈家学、谈做人做学问。。
关于潮学
研究潮学归根到底需要着眼于潮汕平原，不能单纯以潮州还是汕头，或者揭阳来论
记者（下面简称“记”）：饶老，在您90华诞之际，潮州饶宗颐学术馆新馆落成，您总纂的《潮州志》，在历经半个多世纪后又在今年重刊。这次重回故乡有何感受？
饶宗颐（下面简称“饶”）：1965年《潮州志汇编》完成时，我在序文尾写道：“久去乡关，累十余稔，山川乔木、望之畅然……”我对家乡山水和一草一木之思，拂之不去。韩愈在潮州先后仅8个月，他教育学生、开办学校，潮州人很感激他。韩愈的文章大江大河，很有气派，我做学问、写文章都学他。
《潮州志》的再版对研究和弘扬潮汕文化，是一件惠及子孙后代的大事。潮学是地方史的一部分，地方史是国史的基础，潮州学实也为国学之一部分。
记：现在距离您上世纪90年代初提出“潮学”已经过去了10多年，您怎么评价“潮学”目前为止的成就和未来发展方向？
饶：1992年我提倡“潮州学”之研究，因此前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客家学研究”所触动。潮汕文化不仅具有一般中国文化之底蕴，涉及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民俗学、地方史、地方志等等，而在近代史上，内地移民史和海外拓殖史，潮人在这两方面的活动记录一向占有极重要的篇幅。
10多年来，“潮学”研究取得了重要的成就，“潮州学”当前或今后的发展方向，我认为本土方面，要继续进行田野考古的发掘，进一步加深对潮汕古史之研究，重点为古揭阳之研究，要使潮人对本土的历史知其本源。另一方面，方志的继续整理出版十分有意义。潮州市方志办在这方面很有贡献。海外方面，潮侨的研究十分重要，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在这方面进行大量的工作，极富有成果。
记：近年来潮汕地区关于“潮学”是应该叫“潮州学”还是“潮汕学”一直有争论，特别是在网上网民的争论更是激烈，甚至一些旅外潮人也加入其中，对此你怎么看？
饶：“潮学”究竟叫“潮州学”还是“潮汕学”的争论其实并不重要，研究潮学归根到底需要着眼于潮汕平原，不能孤立地割开单纯以潮州还是汕头，或者揭阳来论。
记：随着今年哥德堡号访穗，广东乃至全国都掀起一股“海上丝绸之路”热。您是“海上丝绸之路”概念的首创者，您对这方面的研究现状有何建议？
饶：上世纪80年代，我在广州南越王墓看到波斯银器，跟我在法国看到的一模一样，当时我提出了“海上丝绸之路”这个概念。广州始终是整条丝绸之路最重要的港口，广州人要爱惜自己在海上交通史上的地位。三国、六朝和唐代，关于广州地面的材料有无数之多。像南海神庙应该抓紧开发，西来初地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也应进一步明晰。如果宣传和挖掘得不够，这个“起点”就会被人家拿走。
关于家学
现在的家庭教育很难使孩子从小就接受传统文化的耳濡目染，国学熏陶几近于零，很可惜
记：潮州既是您的故乡，又是少年时学术起步之地，您父亲的“天啸楼”曾是粤东最大的藏书楼，在今天“家学”已经成为普通家庭一种奢望的时代，您怎么看待“家学”为您日后学术研究打下的基础？
饶：我有4个基础是直接来自家学：一是诗文，是跟父亲、跟家里的老师学习的。家里从小就训练我写诗、填词，还有写骈文、散文；第二个是佛学；三是目录学；四是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在无拘无束的学习环境下，我从小就养成了独特的学习习惯和方法，这对我以后做各方面的学问研究很有帮助。
以我的经验，家学是学问的方便法门，因为做学问，“开窍”很重要，如果有家学的话，由长辈引入门可以少走弯路。现在的家学已经到了末路，我觉得有家学基础的学生应该被作为特殊人才来培养。
记：您被认为是最后一名“通儒”，做学问以外，诗词歌赋琴棋书画造诣都很深厚，可在现代学校的教育中已经很难“复制”这样的成功经验了。
饶：古人治学，琴棋书画都有很大关系，这是传统文化的一种熏陶。我对书画、诗词的兴趣在很小时候就被父亲培养起来了。我小的时候，上正规学校反而成了“副业”，同钱穆先生一样，我不是受正规的学校教育，是靠读书，慢慢积累、悟到的。父亲交往的都是些当地的文化人，他们成立了诗社，常在我家后花园吟诗作对、切磋学问，其中有后来中山大学著名教授詹安泰，他当时是金山中学的教师。家里从小就训练我写诗、填词，还有写骈文，写散文。这一点在今天是很不容易做到的，很多大学中文系都没有这种训练。现在家庭教育出现断层，很难使孩子从小就接受传统文化的耳濡目染，国学熏陶方面几近于零，很可惜。学校培养出来的都是同一模型，现在的中文系学生不能写古文、不能写古体诗，这样就跟古人隔了一层。中国传统文化都蕴藏在这些古代文体里面，不掌握它们，国学研究没办法突破。不能创作，只有理论，他们借外国的理论硬装进去，自以为理解了的其实是误解。
关于治学
治学领域广泛是我一个特点，多种兴趣的结果是互相联系、互相启发、相得益彰
记：您一生阅历丰富，“世界五洲已历其四”，会梵文、英、法、德等多国文字，研究涉及到史学、甲骨学、敦煌学、词学、楚辞、目录学、考古学及书画等多个门类。很难想象您怎么会有如此过人的精力和广泛的兴趣？
饶：治学领域广泛，这是我一个特点。多种兴趣的结果是互相联系、互相启发、相得益彰。视野开阔了，联想层面就多，作比较也就客观、亲切了。
记：要说您学术之“奇”，有一点是大家公认的，在许多陌生的领域开荒播种，例如率先编著词学目录、楚辞书录等；治楚帛书之第一人；率先把印度河谷图形文字介绍到中国；研究敦煌本《老子想尔注》之第一人……据说您身上这样的“第一”有百项之多！
饶：现在是一个制作模型的社会，但我制作了自己的模型，我不想跟着别人走过的路走下去。
记：好些人说您是奇才，写的东西多，出手快。迄今您已发表专著六十多部，内容字数以千万计！
饶：其实我写文章也很辛苦的，靠忍耐，靠长期的积累。我有一个特点，就是写出来的东西不愿意马上发表，先压一压。我有许多文章是几年前写的，有的甚至有十几年、二十几年，都不发表。举例说，前几年发表的《郭子奇年谱》，那是我20岁时写的，50年以后才拿出来发表。
我治学的另一个特点是敢于否定自己，对于学术问题我敢于不断修正、自我改进。有时候关于一个问题，要写三四篇文章，好像反反复复，其实是不断推进。这种修正跟前边所说的谨慎发表文章并不矛盾，因为有些领域是没人涉足的，有些考古材料是第一次发现的，在这方面我有勇气首先去探讨，不足了再改正，再补订。
记：几十年中，谁对您做学问的影响最大呢？有人说你最佩服的是晚清百科全书式的大学问家沈寐叟先生？
饶：我看王国维的书才受到他的影响，王氏的很多学问实际上是从他那里来的，如文字音韵训诂，和蒙古史，乙庵先生是不大著书的，但他的学问规模却很大，我觉得做学问应该有这种开阔轩昂的格局，这样才可以把学问做得圆融，有通识。
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有一位印度人。他是一个律师，一个大大的学者。他写了两套书，其中一套是印度的文化史。不像一般的文化史只是罗列事情，他把每个概念都穷追到底，追到源头，给人非常透彻的感觉。几十年前，我见他时，他已经90岁了。他的治学精神和方法，令我震动，以后我也是这样“溯源”不已，然后再“缘流”而下。
记：您在总结自己一生治学心得时，说得最多的两句话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行”的过程中，您最大的乐趣是什么吗？
饶：最大的乐趣，就是我从书本上得知的东西，在所到的那个地方做了亲自的验证。我会满意地说，原来如此；或者是又受到新的启发，产生了新的疑问。回来后，就继续查书、研究，追寻问题的结论。
记：在一般人印象中，做学问是十分清苦、单调的，您是否也有过厌倦和苦恼呢？
饶：基本没有，偶尔有时也会很快克服。我每天都生活在问题之中，新的东西有问题，老的东西也有新的问题，做学问的人不肯罢休，就是能不断发现问题。研究的过程本身就是很有趣味的，令我欲罢而不能。我的求知欲征服了我整个人。
关于人生
多年来，我养成了一个宁静的心态，排除掉各种烦恼，所以才能“定”在做学问上
记：您看上去一点都不像90岁的人了，还是精神抖擞，思维敏捷，听说您练气功和瑜伽都是行家，在养生方面有什么秘诀吗？
饶：身体是做学问的本钱。做学问时，我完全投入，疲倦了，我会停止；吃东西，饱了就马上停止。自14岁起，我学“因是子静坐法”，我早上会沐浴和静坐，然后散步，晚上9时必宽衣就寝。我的饮食起居都很随便，中餐西餐、南国北土我都能适应。季羡林先生说我善于收集和利用材料，这里边不仅包括我看到的材料多，也有我的记忆力强、联想丰富的原因。我90岁了，健康还可以维持，我就觉得这点可能是上天要我做多一点事情，我自己也不能解释。
记：您的一生其实可以有很多选择，比如经商，为什么终生痴迷学问矢志不改呢？
饶：佛教讲求一个“定”字，就是提倡心力的高度集中，培养定力。我16岁时父亲辞世，作为长子要管父亲的产业，又要完成他未毕的著作《潮州艺文志》，只能够把他的学术延续下来，但是生意就没办法管了，在我手上家财慢慢散了。多年来，我养成了一个宁静的心态，排除掉各种烦恼，养成自己心里头的干净和安定，所以才能“定”在做学问上。
记：如今这个年代或许不太适合搞学术研究，商业化的侵袭，功利心态对人的诱惑太大了。您的字在拍卖行一字敌万金，画值数十万、上百万，可您一直深居简出，淡泊名利，非常难得。
饶：商业对文化的确是一个挑战。现在书画家很少知道“墨谑”的情趣，他们扳着面孔作画，只看着钱，书画家要回归到“艺术本源”上去。
原载《南方日报》2006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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