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饶宗颐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杰出人物之一。高迈独立，是饶宗颐生命精神的主旋律，贯穿着他一生的各个阶段。他这种独立人格，既体现在对政治功利的自觉超越，又体现在对流俗的自觉超拔，选堂藉此践履了了其为学术而学术的纯正学术理想。与独立人格相联系，饶宗颐极具创造精神，追求崭新夐绝的境界。其生命精神的养成，既有家学渊源、个性气质的因素，更在于他吸取了中西哲学的智慧和释道二藏的宗教精神，亦与香港的因缘有着紧密的关系。
关键词：独立人格；生命精神；家学；个性；哲学；宗教
选堂饶宗颐先生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化史上的杰出人物之一。以学术史的眼光看，选堂是人所共钦的汉学大师，在敦煌学、甲骨学、考古学（含金石学）、词学、史学、目录学、楚辞学以及宗教史等广阔的学术领域都卓有建树；以文学史的眼光看，选堂在诗、词、赋、散文方面的创作横放杰出，尤其是诗词创作成就颇高，其《选堂诗词集》共收诗1134首，词290首，诗词合计共有1424首，在海内外享有极高的声誉；而以艺术史的眼光看，则选堂精通琴艺，其书法、绘画作品元气淋漓，韵高千古，取得了高度的艺术成就。学者、诗人、艺术家三位一体，这既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文化奇迹，又是旷世罕有的生命奇迹。
在学者、诗人和书画家三重身份之中，学者是选堂的一个最基本的身份，他以学术研究安身立命，所以其学术品格颇能表现他的性情；而作为一个诗人和书画家，他又在“游于艺”中寄托了自己的生命情怀，其诗词书画作品充分展露了他的心灵世界和人格境界①，与其学术品格交相辉映，共同展现了他高迈特出的生命精神。
一
选堂《羁旅集·偶作示诸生》云：“万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这两句诗精妙警策，脍炙人口，它充分表现了选堂自在、独立、充盈、坚毅的生命精神。
这种精神品格，在其少年时期就已曦阳初现。
饶宗颐于1917年8月出生于潮州。潮州向称“昌黎旧治”、“岭海名邦”，具有悠久的人文传统。自唐宋以来，民间就形成了浓厚的尚学好文之习，诗、词、书、画的风气颇盛。而从自然环境来看，潮州城位于南海之滨，韩江水穿城而过，清江两岸，有韩山、金山、西湖山三山翠色相映，山青水秀，风景优美，被称为钟灵毓秀之地。所谓一方山水养一方人，饶宗颐先生能成为世界一流的汉学大师、二十世纪的诗坛巨擘，应该说，是与潮州深厚的人文历史传统与独特的自然环境的培育、熏陶息息相关的。此外，家学渊源则更直接影响了饶宗颐的学术与诗歌生命的成长。饶氏为潮郡望族。饶宗颐祖父曾任潮州商会会长，1902年，创办了潮州第一所慈善机构——“集安善堂”，广布德泽，颇有令声。饶宗颐有两位伯父，一位叔父。大伯父是画家，又是收藏家。父亲饶锷，排行第三，谙佛理，精考据，诗文造诣犹深，是晚清迄民初潮州颇有代表性的学者、诗人。为南社社员，与南社巨子高吹万友善，曾任《粤南报》主笔，并曾与诗友创建潮州民国年间的第一个诗社——壬社，被推举诗社社长。饶锷以“著作等身”著称，传世著作颇丰[1]（P9）。饶锷于1929年辟建天啸楼（时饶宗颐十三岁），收藏有十万卷书籍，其中有很多大型图书，如《古今图书集成》、《四部丛刊》、《丛书集成》等。家学渊源加上天啸楼这座知识的宝库，使饶宗颐拥有了大多数人望尘莫及的学习条件。
除家学渊源之外，天赋和个性的因素也非常重要。饶宗颐从小就聪明颖慧，他六岁开始读古典小说，尤其喜欢武侠神怪之书，并随师习练书法；九岁即能阅读《通鉴纲目》、《纪事本末》，并通读《通鉴辑览》；十岁能诵多篇《史记》，阅览经史子集，对古代诗文词赋尤多浏览；十二岁从师学习绘画，临写了一百一十余幅任伯年作品。这些，无不显示着饶宗颐的早慧。因其早慧，从小既博览群书，植下了深厚的学养根基，又习书画，学诗文，培养了一颗诗心，一种艺术的才能与气质。这种个性气质，在其十四岁时，为饶家莼园撰书的一幅联语中有生动的显现：
山不在高，洞宜深，石宜怪
园须脱俗，树欲古，竹欲疏
一种清逸脱俗、古朴高雅的情趣深蕴其中，显示了少年饶宗颐的涵养和气度。
饶宗颐少年时期养成的个性中，尤需一提的是喜欢清净、专志于学，心无旁骛而思维活跃的气质。在胡晓明撰的《饶宗颐访问记录》里，饶宗颐自述道，“我六、七岁时，image非常多，非常活跃。……我的这种气质小时候就很明显。就是不管外面的世界、人家的事情，只做自己的事，而且全神贯注地做好。”“我那时书读得很杂。道家的书、医书、都看，也涉猎了不少佛书。我非常向往一个清净的世界。”[2]（P6）
现代心理学认为，人的童年、少年、青年时期的经历和接受的教育，对人格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意义。饶宗颐先生在少年时期就学养与诗心并具，养成了清高、虚静、独立、专注的精神气质。这种精神气质，从青年到中年、晚年，在其人生的各个阶段，一以贯之，并且越来越充盈，越来越高迈。
饶宗颐青年时期，有两篇赋作值得一读：
……怀瑾瑜而履信兮，服儒服于终身。觊中兴之目睹兮，又何怨乎逋播之民。……一枝之上，巢父安兮。自得之场，足盘桓兮。独守径仄，尚前贤兮。纫彼秋兰，斯独全兮。
——《斗室赋》
……吁嗟乎，日月可以韬晦兮，苍穹可以颓圮。肝脑可以涂地兮，金铁可以销毁。惟天地之径气兮，历鸿蒙而终始。踽踽独行兮，孰得而陵夷之。鼓之以雷霆兮，震万类而齐之。予独立而缥缈兮，愿守此以终古。从邹子于黍谷兮，待吹暖乎荒土。听鸣笛之愤怒兮，知此志之不可以侮。倘天漏之可补兮，又何幽昧之足惧也！
——《囚城赋》
这两篇作品都作于抗战时期。前者作于1939年，选堂二十三岁。当时因病滞留香港。协助王云五编《中山大辞典》、协助叶恭绰编《全清词钞》。《斗室赋》是他当时心境的表现。在赋中，作者抒写了自己在日寇侵略、烽燧连延中的忧国忧民之情，表达了卧薪尝胆、中兴有日的坚定信念，抒发了在斗室中效法前贤，从事学术研究以阐扬民族文化精神的决心。斗室固然狭仄，但以“自得”之心，“独守”之志，足可“盘桓”，如秋兰在百花凋残后之可以“独全”。寥寥数语，充分表现了青年饶宗颐的独立而坚毅的人格精神。后者写于1944年。这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月，青年饶宗颐与无锡国专的同仁疏散奔走蒙山，危城坐困，而有此作。选堂在对民族气节的歌吟中，表现了自己绝不可侮、与天地共老的独立特行之志。
作于同一时期的诗集《瑶山集》也表现了这种精神：
平居思九子，志节较区区。亦复嗤二曲，土室署病夫。丈夫贵特立，坦荡养真吾。（《瑶人宅中陪瑞徵丈饮酒》）
清初魏禧父兆凤，于明亡后削发隐居于江西宁都县翠微峰。名其居曰易堂。魏禧与兄际瑞、弟礼以及彭士望、李腾蛟、丘维屏、林时益、彭任、曾灿讲学于此，倡导古文实学，彼此相重，情深谊厚，世称“易堂九子”。高僧无可尝至山中，叹曰：“易堂真气，天下无两矣。”（参见《国朝先正事略·文苑·魏叔子先生》）“二曲”指清初学者李顒，他自署“二曲土室病夫”，其为学不纯，尝以讲学得名，“遂招逼迫，几致凶死”，诗人以“平居思九子”与“亦复嗤二曲”相对，并以“丈夫贵特立，坦荡养真吾”的精警之句，鲜明表达出据德守志、独立不移的价值取向和对纯正学术的推崇。另如《登磐石山同巨赞上人》：
亭亭磐石山，娲皇昔所捐。其下临清流，独立得天全。
这种对磐石山的生命感发，亦正是选堂精神品格的象征性表现。
中老年时期，选堂的坚毅独立的人格更为深邃超迈。这一方面表现在对政治功利的自觉超越，一方面表现在对流俗的自觉超拔。
选堂于1965年底赴法国国立科学中心研究巴黎所藏敦煌写经、敦煌画稿，校勘敦煌曲子。1966年春与汪德迈同登阿尔卑斯山，又游览罗马剧场遗址、巴黎圣母院、拿破仑行宫，访雨果故居，而得纪游诗《白山集》一卷，其中有一首五古《雪意》，诗云：
垂老不废诗，所怕行作吏。前藻试商榷，逸响差可嗣。萧寥临皋壤，沉沉会雪意。飞琼时起舞，搅碎故乡思。暗水情微通，浮岚痴可喜。此间无今古，昏旦气候异。光届岭生泽，地滑步增驶。凝愁翠欲拾，扶梦烟如芘。园林粲皓然，贞白明吾志。（平生所慕为陶贞白一流。其言“人生数纪之内，识解不能周流，天壤区区，惟恣五欲，实可愧耻。自云博涉，患未能精，而苦恨无书。”余之凡鄙，其病正同，然西来读书，流览图卷，所好有同然也。）
这首诗及其附注，在饶宗颐先生人格境界的养成中，实有心灵史诗的价值——它在表现饶宗颐高迈人格的同时，揭示了他一个重要的精神渊薮。简言之，诗人所会之“雪意”，是一种远离世俗、无今无古，周流宇宙的冰雪情怀——亦即独立自由纯洁精粹的生命精神。陶贞白乃南朝高隐陶弘景之号。贞白先生之所以为选堂平生所倾慕，乃在于他站在宇宙生命观的高度，否定了“惟恣五欲”的人生选择，表达了对博学而精粹的学术的追求。另陶贞白有《诏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答》诗：“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寄君。”诗表达了自由自在地隐逸读书的高情，其间蕴含着远离政治不求功用的价值取向，这与选堂高迈独立的人格轰然共鸣，故选堂既曾高吟过“何似山中云，朝夕任舒卷”（《白山集·晋嘉恶疾寄示游清迈素贴山寺，用康乐从斤竹涧韵，追忆曩游，再和一首》）的诗句，又于眼前洁白无瑕之冰雪世界引发出“园林粲皓然，贞白明吾志”的生命感发。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诗学现象是，选堂《白山集》中，一连有14首诗写雪。而在1970年9月至1971年春，他在讲学美国耶鲁大学研究院时，曾放笔倚声，步清真韵五十一首，亦多为咏雪之作。毫无疑问，选堂如此爱雪，乃是其冰雪情怀的不自觉表现。诗是心灵的窗户，透过选堂的清奇之诗，我们正可触摸到其作为现代学人那种超脱政治绝去世俗的学统之魂。如果说这是一种诗意的表现，那么通过一些平常话语，我们同样可以把握到选堂纯正的学术理念。在胡晓明的《饶宗颐学记》中，记录了选堂谈论港大一位同事的话：
×××是政治加学术一类人物，×××官很大，做过参政员，管一些出版的事情。我跟他很早就认识了。他是个通才，是政治与学术之间的人。很多人都走这条路。这样有好处，容易创造条件。一边有了条件，一边做事情。只有我不走这条路，始终不粘政治。我觉得政治非常复杂，也不一定太干净。我比较怪。我年轻时喜欢念《后汉书》，对《独行传》那部分人我很仰慕，希望能有独立的人格。这是个人的禀赋。这跟我后来王莽的东西不写有关系，跟我后来搞艺术也有关系。这些事情都是混合起来的，成为个人的一种向往、追求。[3](P7)
这是选堂在七十九岁时的言说。孔子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学而》）选堂此时亦达此一学问人生境界。在这里，选堂实质上阐述了真正纯粹的现代学人之“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价值选择。选堂那位港大同事游走于政治与学术之间，实质上表征着二十世纪中国学人在面对学术和政治关系时的价值迷失，试想中国当代学界，政治（做官）和学术“双肩挑”，有多少人在滋滋有味地做着，又有多少人在心底企慕着。殊不知，学术一旦沾上了功利，就不可能纯粹；学术一旦成为做官的台阶，就会沦为奴婢。北大学者、选堂的潮州同乡陈平原教授出于对百年学术史的反思，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提出了“政学分途”的理念，认为这是中国学术赖以发展的前提，学人应以学为本，通过学术研究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学术的纯正。实际上，饶宗颐先生早就体认并且亲身践履了这种学术理想。选堂之一生，纯然是为学术而学术的一生，他的学问世界从未与政治世界发生关联，所以选堂宣称：“只有我不走这条路，始终不粘政治。”这话语虽然普通，却一字千钧，极有历史文化的重量。既充分表现出现代学统之超政治的高贵理性，也充分传达出选堂峻洁、坚毅的独立人格。
选堂曾与人谈论商业对文化的冲击，他说过这样一段话：商业对文化的确是一个挑战。以书画拍卖来说，拍卖是艺术的耻辱，是引导人们“向钱看”的“误导”。现在书画家很少知道“墨谑”的情趣，他们扳着面孔作画，只看着钱，以拍卖来抬高自己，所以他呼吁书画家“回归到‘艺术本源’上去”[4]（P418）。选堂反对艺术的“拍卖”，是因为这种商业行为只能给出艺术创作的商业价值，而这种“向钱看”的功利追求误导着人们远离艺术的本身。艺术和学术是选堂整幅生命中相互依托的组成部分。饶公在这里对回归艺术本源的呼吁正与其学术本位思想互相呼应，充分显示出其高度自觉的远离世俗功利的理性精神。
三
秉持坚毅的独立人格构成选堂生命精神的突出特点。而尤值关注的是，在选堂那里，人格独立呈现出两种功能效应：其一，是维护学术的纯正（如前文所述）；其二，是保证学术和创作的创新。也就是说，独立人格是根，是本，只有在这根本上，才能盛开创造的鲜花。选堂《佛国集·小引》云：“鸿爪所至，间发吟咏……非敢密于学，但期拓于境，冀为诗界指出向上一路，以新天下耳目。”[5]（P349）这里表达的虽只是选堂的诗学追求，实际上却是选堂创造精神的生动表现。正是与其充盈、自在、高迈的独立人格相联系，选堂以旺盛的创造精神在二十世纪的学术领域里不断开拓，不断创新。
对选堂这种勇于创新的人格特质，学界多有认识。姜伯勤教授在《从学术源流论饶宗颐先生的治学风格》一文中说：“饶宗颐先生治学特点，在能不断创新，极具开拓本领。喜提出新问题、新看法。在数十年的研究中，饶先生在许多个课题上率先研究，处处表现了一种首创精神。”他并从目录学、楚辞学、敦煌学、甲骨学、词学等方面列举了选堂十九项原创性的学术成果来加以说明[6]（P474—475）。胡晓明教授认为这还不够全面，在《饶宗颐学记》中他从上古史、甲古文、文学艺术史、宗教史、中外文化交流史、地理学、地方史、文献目录版本学等方面列举了选堂三十七项原创性的学术成果，并说，“原创力是中国学术发展一个生死攸关的重要问题。现在的中国当代学坛是陈陈相因的东西太多，更何论辗转抄袭之风！学术生命的旺健才能有文化生命的畅通。饶宗颐其人在学术思想史上的启示意义之一或正在于此。”[7]（P29—31）
在《与彭袭明论画书》中，选堂有这样一段精彩的论述：
媚俗之念，切宜捐弃。一艺之成，求之在我；我有所立，人必趋之。毕加索即能把握此点，往往杜门数月，敢蹈洪荒蚕丛之境，遂尽创辟崭新之能事。作品一出，而天下震骇。画道变化无方，良由才大足以振奇而不顾流俗，永不求悦于人，而敢以己折人，此其所以独绝也。
此虽为论画之语，而实可作论诗、论学看，它既贯穿着选堂超拔流俗的高蹈人格精神，又清晰地呈现出这样的一个内在逻辑：“独立—→创造—→独绝”。精神独立（既不粘政治，又不顾流俗），是新创的思想基础，不管是学术研究还是诗词书画的创作，都要以独立的精神，摈弃杂念，摆脱羁绊，敢于“蹈洪荒蚕丛之境”，才能“尽创辟崭新之能事”，并由此进入“独绝”的境界。选堂在谈学论文中，经常表达出这样一种逻辑理念。如：
诗者，最足以襮吾天者，肝胆器识，于是乎在。夫然后独来独往，始能为天地间必不可无之文……（《回回纪事诗序》，载《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第20册卷十四）
即欲人最后摆脱，自立规模，由有意为诗，至于无意为诗，由依傍门户以至含茹古今，包涵元气。诗至此已进另一崭新夐绝之境。诗人者，孰肯寄人篱下而终以某家自限乎？又孰肯弊弊焉不能纵吾意之所如，以戛戛独造以证契自然高妙之境乎？（《论杜甫夔州诗》，载《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第17册卷卷十二）
钟竟陵尝谓：真诗者精神之所为。察其幽情单绪，孤行静寄于纷扰之中；复以虚怀定力，独往冥游于寥廓之外……盖诗之不可强作，自非炉锤功深，何能臻独造之境；而又不可不作，以情非得已，不能不宣泄之以诉之溟漠。是故为诗者，不望得人之知，而解人又焉易得？真诗之难求如此。（《詹无庵诗序》，载《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第20卷十四）
海粟先生始以西法倡导，一时披靡从风。然三十年来，尽弃其曩之所习，浸淫于宋元，心摹力追，不懈而及于古。今年近八十矣，世方追逐新面目，而翁游心冥漠，所谓鹪鵰已翔于寥廓，而罗者犹视乎薮泽，何识度相去远耶？（《跋刘海粟山水画册》，载《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第20卷十四）
公耽思旁讯，喜为诗，重意而轻辞，不傍前人蹊径，刃迎缕解，戛戛独造。（《蔡梦香先生墓志铭》，载《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第20卷十四）
夫心灵之香，温于兰蕙；应感之会，通乎万里。而幽窈旷朗，抗心远俗。下可极九渊之深，上足摹曾云之峻。（《仪端馆词序》，载《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第20卷十四）
选堂突出强调了人格独立和开拓创新的辨证关系：唯人格独立，才能摆脱前人，自立规模，才能超拔世俗的潮流，才能耐得住寂寞，游心溟漠，“戛戛独造”，进入崭新夐绝之境地。选堂尝言，他向来喜欢诵读“空山多积雪，独立君始悟”的诗句[8]（33）。——唯“独立”于空山冰雪之境，始能得“悟”，这正是“独立—→创造—→独绝”逻辑架构的诗学表现。可见，这两句诗所以深得选堂喜爱，实是因为其所蕴涵的空旷峻洁、高迈独立的情趣深契他的人格精神。
四
选堂人格精神的养成，除家学渊源、天赋禀性和少年经历外，还有其深刻的哲学文化原因。
要之，选堂在其学术和人格追求中，吸收了中外文化的精华，融铸了宗教性的智慧和情感。
选堂游学五洲，学识广大，视野开阔。故其学问世界中，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学养，又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像海绵一样吸纳了但丁、歌德、济慈、尼采、巴斯加等巨人的思想营养。如他曾在富兰克福旧居感悟了歌德的“我既为一切，我当捐小我”以及教人“从高处着眼”的思想，从而写下了“小我焉足存，众色分纤丽。着眼不妨高，内美事非细。瞩目无穷期，繁华瞬间逝。持尔向上心，帝所终安憩”（《西海集·富兰克福歌德旧居用东坡迁居韵》）的深蕴哲思的诗句，表现了对生命终极意义的深刻感悟。曾在西德研读了尼采著作后，作《读尼采萨天师语录》古风三首，表达了对尼采哲学的深刻理解和同情。选堂曾于1963年和1993年去过法国巴黎附近的皇门净室，在那里感悟了法国思想家巴斯加的人格精神和哲学思想。巴斯加在名著《沉思录》中以一根芦苇比喻人之生命，慨叹人生脆弱、渺小而宇宙无限，引起选堂对在大自然面前渺小的人应该如何安顿生命的思考，他思想的锋芒超越了“存”与“亡”、“生”与“死”的“边际”，并借用宋代名家陈简斋的警句“微波喜摇人，小立待其定”来表达自己的人生态度[9]（P198—200）。
除西方文化的洗礼外，选堂还对中东阿拉伯文化有深刻了解。他写有散文《金字塔外——死与蜜糖》，在文中，他从埃及文化的代表《死书》中，引发出这样的思考：“要追问何处有神的提撕？甚么才是这真正的秩序和至善？在人心的天平上，怎样取得死神最后的审判？”他并从波斯诗人把死看作蜜糖的比喻中，引起对中国文化缺陷的思考：“死在中国人心里没有重要的地位，终以造成过于看重现实只顾眼前极端可怕的流弊。”[10]（P201—203）从学术思想的角度看，选堂这些关于生死问题的深刻思悟，实际上是从哲学的层面解决了学术如何才能纯粹的问题。
选堂学问世界中，特别对佛教典籍和道家典籍有透彻了解，并经常把佛道打通来进行精神境界的修养。
选堂在十几岁时即开始学习过各种胸式、腹式与道、释的静坐法，学着每天打坐。中年时期，因与印度学者白春晖的一段语言交换学习的因缘，选堂于1963年被印度班达伽东方研究所聘为研究员，并应班达伽东方研究所之邀，前往天竺古梵文研究中心作学术研究，得以从白春晖父子攻治婆罗门经典，研习《梨俱吠陀》，从而其学问世界中，具有了精深的佛学修养。与此同时，他还亲身体察和了解到印度修持瑜伽者的苦行，复将其与中国道家的修炼方法进行比较，从而找出了安顿精神生命的途径。他说，用瑜伽“逆”（如逆行式、倒栽式）的方法固然可以作深层次的精神锻炼，但自己“宁愿采取道家的用‘顺’的途径，来安顿精神的宁静境界——即所谓‘撄宁’，同样亦可收到‘精神与天地相往来’的效果。庄子一书谈到的精神修养理论，和印度瑜伽思想非常吻合。” [11]（P260—261）他又指出，“一般人都患‘得’患‘失’，因此而神志不宁。庄子很懂得精神上的自我控制，他能‘外物’，摆脱外界事物的约束，认为‘得’是时机缘遇所造成；‘失’亦是理所当然，应当泰然处之。这样，在情绪上没有哀与乐各种激情的刺激，就好像倒悬的人，获得解救。庄子可以能无动于中不为得与失所干扰，完全得力于一个‘顺’字，安于时而居其顺，自能得到精神上的宁静，至于那些不能够自我控制则是外物的羁束，使他无法排除。所以庄子又提出‘撄宁’一吃紧语。他说，‘撄宁也者，撄而后成者也。’撄训‘有所系者’，撄是系缚，撄而能够宁静，说明在束缚中自我获得解放。他主张修养境界能够‘外物（质）’、‘外生（命）’之后，所得到的精神上的愉快感受是‘朝彻’（好像朝阳初升时的洞彻明白）、‘见独’（体会到一个整体），然后入于不死、不生的阶段；这时候，虽然接触到外界事物的纠缠、牵扰，心中仍然得到大安宁，那就叫做撄宁。”[12]（p262）选堂不仅体认到“撄宁”境界，而且也确乎达到了这一境界。
总之，选堂先生以其广博的学术修养，参酌了古今中外的哲学和宗教，于是中西文化乃至中东阿拉伯文化都被他融会贯通，释藏和道藏的哲学智慧和宗教性的情感体验被他吸纳到心灵之海中，使他对人生、社会、历史、宇宙的观照充满了睿智，从而真正找到了安顿精神的方法，并油然养成了充盈澄澈、自由独立的人格[13]（P191—194）。这在他抒写生命情怀的诗歌创作中有充分的表现：
独立知朝彻，与道倘有协。苕发觉春宽，楼高觉梦狭。（《白山集·向喜诵“空山多积雪，独立君始悟”句面此穷谷共赏初晴慨然援笔用石鼓山韵》）
游心太古初，浑不受拘牵。（《羁旅集·张谷雏命题所庋潘冷残画卷》）
了无哀乐缠胸次，野旷天寒不见人。（《西海集·中乔杂咏其四》）
不仅诗品出于人品，艺品出于人品，学品也出于人品。从这一角度，我们不但豁然明白为什么选堂的诗词书画中总洋溢着一股独一无二的清逸之气；为什么他在学术研究中总是能戛戛独造而进入崭新夐绝的境界。而且领悟到，正是博古通今的深厚学养的滋润，结合着对生命意义和人生境界的深度探究，锤炼出了选堂这种澄澈纯净的独立人格，于是，他在游心溟漠、独来独往的自由王国，进行着从心所欲的开拓和创造，而取得震烁中外的学术成就，成为蜚声海内外的汉学大师。
五
同为二十世纪的学术大师，饶宗颐和陈寅恪都曾供职于中山大学，都具有卓尔不群的人格精神，都活得纯粹和高贵。但相对而言，饶宗颐要幸运很多。因为陈寅恪在生命的最后二十年，为坚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尽沧桑，饱受时代风霜的折磨，显得无比悲怆。如果说在陈寅恪壁立千仞的傲岸人格中浸透着撼动心灵的历史哀痛，那么在饶宗颐高迈独立的人格中，则融和着清逸洒脱之气。这关键在于两位大师的生存空间与人生遭际之不同。在1949年大陆政局风云跌宕之际，陈寅恪选择留在国内，南下广州，到岭南大学（即今中山大学）执教，他既不渡海去台湾，亦不进京去中国科学院，因为当时陈序经执掌岭南大学，“尊重个人思想，信仰，言论与学术的自由，绝不允许介入政治争斗”[14]（P9），最对他的脾气。然而陈寅恪在康乐园中只过了几年稍稍安定的生活，他以嶒嶙铁骨，秉学术文化孤怀，想躲进小楼，却总有惊风乱飐，密雨斜侵，最后只能悲剧性地用生命践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饶宗颐则颇为幸运，他于1949年大陆解放前夕，去了香港。虽然是断梗浮萍，飘离故土，但却因此远离了大陆的政治风雨，并从此抒写出学术生命最华丽的篇章。罗香林在《香港与中西文化交流》中说：“香港区域，既以接邻中国内地，而政府又勤于治理，社会安定，且利于多得人力，以为更钜发展。故每值中国变乱发生，凡内地不欲受变乱侵袭之人士，既多不约而同，挈家来港。……而此类避居人士，又每喜为诗酒宴集，唱和既频，文风以盛，又或以频经世变，思以学术文章，为精神寄托，于是讲学著述之风，浸以兴起。”[15]（11—12）这一席话，相当朴实地说明了香港远离大陆政治变乱的地理环境，阐明在一般人眼中的文化沙漠其实却是进行学术文化活动的一方净土。历史证明了罗香林描述的正确。香港正是避开了大陆集权体制下的历次政治运动，而成为比较纯粹的学术研究的风水宝地，从而为饶宗颐提供了为学术而学术的自由空间。半个多世纪来，他以香港为中心，以纯粹学人的姿态，“五洲历其四”，畅游世界各地，进行学术活动。他始终秉持人格的自在自由，为学术而学术，以纯正之学术研究，成为二十世纪学术史上高迈独立的学人典范。陈寅恪和饶宗颐两位大师的学术品格本质相同，而命运却有幸与不幸的巨大差异，这足以引起人们对中国百年学术史学人命运的深思。
注释：
①选堂尝言：“诗、书、画，是我生命的自然流露。”引见施议对《为二十一世纪开拓新词境，创造新词体——饶宗颐形上词访谈录》，载《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第17册卷十二《词学论集》，第431页。
参考文献：
[1] 据郑国藩《饶纯钩先生墓志铭》，转引自王振泽著《饶宗颐先生学术年历简编》第9页，香港艺苑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
[2] [3] [7] [15]参见胡晓明著《饶宗颐学记》，1995年11月，潮州饶宗颐学术馆印行。
[4] 引见孟仲《万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饶宗颐及其学术与艺术》，载郭伟川编《饶宗颐的文学与艺术》，香港天地图书2002年版。
[5] 见《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第二十册卷十四《选堂诗词集》。
[6] 见郑炜明编《论饶宗颐》，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5年11月香港第1版。
[8] 见《选堂诗词集·白山集》有《向喜诵“空山多积雪，独立君始悟”句面此穷谷共赏初晴慨然援笔用石鼓山韵》诗，载《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第二十册卷十四《选堂诗词集》。
[9]见饶宗颐散文《皇门净室的“小学”》，载《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第20册卷十四《选堂散文集》，台湾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版。
[10] 见《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第20册卷十四《选堂散文集》，台湾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版。
[11][12] 见《瑜伽安心法》，载《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第二十册，卷十四《选堂散文集》。
[13] 参见赵松元《一上高丘百不同——论选堂先生的哲理诗》，载郭伟川编《饶宗颐的文学与艺术》，香港天地图书2002年版。
[14] 陆键东著《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三联书店1995年版。
★本文为韩山师院2002年重点科研项目《饶宗颐诗学研究》系列成果之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