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东地区居民,大抵为汉藏语系及印欧伊兰语系。以种族言,前者为夷、越、戎、羌与诸夏所构成,后者自昔统称曰胡。汉、胡对立,为汉、唐记载之所常见。
以宗教信仰言,后者即佛、祆、回诸教入华之媒介人物。百川汇合、万汇交融,以形成今日中华民族文化之共同体。自红山文化发现以来,又知远古东胡琢制夷玉工艺之卓绝,其庙墓坛结合形态,具见天圆地方观念之悠远。女神形状与西亚更多类似。余尝举哈拉发(Halaf)女神肩上之号,与甲骨文巫字及周原所出白色西域人头部刻符之一致,中外远古文化交流之迹,粲然可睹,非一般想象始料所及。地不爱宝,出土文物上之文字记录,若甲、金、简、帛等,数量之富,与纸上文献资料,可相匹敌。以甲骨文而论,若干万片文字,诚为古史之无尽藏,倘能细心寻究,有无数新知,正待我人之探测,其事有同于开矿。略举其例:濮阳墓地之龙虎图案,足以推证卜辞之侑祭龙虎,非星象莫属。卜辞有河字而无江汉,实则即漾水,为汉水之源。从卜辞零碎资料,可以重构殷代之日书。凡此种种,皆余近年之新见,有待高明之扬榷。余所以提倡三重史料,较王静安增加一种者,因文物之器物本身,与文物之文字记录,宜分别处理;而出土物品之文字记录,其为直接史料,价值更高,尤应强调它的重要性。
有些未来主义者,着眼于将来,热情去追求他所虚构的理想。其实,如果对过去没有充分清楚的认识,所得到的,徒然是空中楼阁。“未来”必须建筑在“过去”历史的基础之上;否则,所有的虚拟假设,其目标与方向,往往是不正确的误导。反思过去史学界,从洋务运动以后,屡次出现这种过失,不免患了幼稚病。所有新与旧之争,伪经、疑古之争,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之争,都是走许多冤枉路的。回头是岸,现在应该是纳入正轨的时候了。以前许多错误的学说,像说古代只有龟卜而没有筮卦、易卦是从龟的形体演变而来;说五行思想要到汉代才正式发生,把古代某些制度演进的硕果尽量推迟,使古籍上的许多美丽的记录完全无法理解而受到贬视。由于不必要的假设,把事物的年代推后,反而怀疑古书种种的可信性。国史是一条绵延不断的长流,又吸收、汇合许多支流,蔚成大川。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像我们这样长远经过多民族融合而硕果仅存、屹立不动的时空体制。西亚、希腊已经过了无数次更易主人、历尽沧桑的文化断层。中国迄今还是那个老样子。中国科学智慧的早熟,如音乐音阶在6000年前已产生七孔笛,即其一例。近年大量丰富的出土文物,使古史景象完全改观。我们不能不正视历史的真实面貌。以前对于古史的看法,是把时间尽量拉后,空间尽量缩小。我们不能再接受那些的理论。对历史上事物的产生,如何去溯源、决疑,不能够再凭主观去臆断,不必再留恋那种动辄“怀疑”的幼稚成见,应该去重新估定。
我们今后采取的途径有三:
(1)尽量运用出土文物上的文字记录,作为我所说的三重证据的主要依据。
(2)充分利用各地区新出土的文物,详细考察其历史背景,做深入的探究。
(3)在可能的范围内,使用同时代的其他古国的同时期事物进行比较研究,经过互相比勘之后,取得对同样事物在不同空间的一种新的认识与理解。
现在,我们的视野扩大了,不再像以前只局促在本国的阃阈内,作“同室操戈”式的无谓争论;我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仅停滞在几本古书,在纸上文献,翻跟斗式地去任意做先后的安排,来武断事物出现的层次;或者只赤手空拳打几套玄学式的历史学的猜拳游戏。须知,地下层出不穷、浪翻鲸掣似地出现古物,正要求我们须更审慎地、冷静地去借重它们以比勘古书上种种记录,归纳出符合古书记载原意的合理解释,而寻绎出有规律的历史条理。
我们要避免使用某一套外来的不切实际的理论去堆砌主观架构,来强行套入,做出未能惬心餍理的解说,这是懒惰学究的陈腐方法。我们亦要避免使用旧的口号,像“大胆假设”之类,先入为主地去做一些“无的放矢”的揣测工夫,这是一种浪费。总而言之,我们要实事求是,认真去认识历史。今天三重资料充分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记录,我们恍如走在林荫道上应接不暇,好像陈设满汉筵席,让我们好好去品尝,时代要求我们去辨味、去咀嚼。我们现在可以见到的东西——古史文物,已超过束皙时代汲冢所出的若干倍。古史的重建运动,正在等候我们参加,新的成果正待我们去共同努力。揭谛(go)!揭谛(go)!莎婆诃!
刘起釪先生在他的《古史续辨》序言中,劈头儿便谈到《古史辨》第八册的往事,我所拟的该书第八册目录,经于1940年在成都齐鲁大学的《责善》第一卷第三期披露,至今已经历了半个世纪。中间有些出版界人士要我照着该目录重新加以编印,我因为工作关系没有暇晷答应。其实,主要是我的古史观有重大改变了。
记起我在弱冠前后,尤其在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工作的时候,馆藏方志千余种,占全国的第二位。那时候,我深受顾先生的影响,发奋潜心,研究古史上的地理问题。曾经把古书所有与地名有关的记载抄录若干册,《楚辞地理考》即其时得以刊布的一种。当日古代地理研究的讨论文字集中在《禹贡》一刊物,该刊亦曾印行过一期《古代地理专号》,我和钱先生讨论的文章亦发表在该期,我对顾老的“古史中地域扩张”论点,已有不同的看法。那些依据地名迁徙,做出推论,滥用同音假借来比附音义相近的地名,建立自己一套想象所考虑到的“地名层累”(“层累”二字可能取自顾先生的层累造成的古史观),许多古史地名都给以重新搬家。于是西周建国改为由秦迁晋,楚的洞庭、沅、湘不在湖南而移至湖北。这些论点从表面看来,似是言之成理,但经不起推敲。我认为关于把古史地域尽量缩小,同名的古史地名可作任意易位,这是不牢固的推理方法,这样连篇累牍的讨论是没有意义的。在我屡次比勘之下,觉得无法接受,只有失望。所以我决定放弃第八册的重编工作,原因即在此,遂使《古史辨》仅留下七册,而没有第八册,这是我的罪过。顾先生把我带进古史研究的领域,还让我参加《古史辨》的编辑工作,结果我却交了白卷。
我的思想改变,不敢说是“入室操戈”,但真理在前面,我是不敢回避的。古史记载出于后代许多增饰附会,王仲任谓之“虚增”,是应该加以廓清的,这无疑是《古史辨》工作的最大贡献。但把古代文明过于低估(如说湘水流域汉初文化尚低之类),把古代空间缩得太小,反而离开史实。近期各地古物的出土,本身已作充分证明,应当重新论证。我的文集第一册开宗明义是讨论古史问题,我所采用的方法和依据的资料虽然与顾先生有些不同,可是为古史而哓哓置辩,这一宗旨老实说来,仍是循着顾先生的涂辙,是顾先生的工作的继承者。谨以此书敬献给顾老,表示我对他的无限敬意。
记得陈寅老在《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一文中说过:
(元代先世系统的构成)是逐层向上增建。其例原不限于蒙古史,其他民族相传之上古史,何独不然!
这无异说是层累造成的。顾老过去何曾不是运用这一观点来处理古史材料的,可惜当时出土东西不多,但方法仍是正确的。
出土文物如果没有文献作为说明的根据,不从当时的人地关系入手取得某历史事件的联系就直接报道,这样则只有考古学上的数据意义,即仅有“物”的意义,没有“史”的实证。许多人轻视纸上记载,我认为二者要互相提携,殊途而必同归,百虑务须一致,才是可靠可信的史学方法。
原载《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一,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3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