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环境及其对历史发展的作用
地理环境，或者说，自然环境、自然条件、自然基础，是社会物质生活和社会发展的经常的必要的条件之一。它包括在历史上形成的与人类社会活动相互起作用的那些自然条件，如地理位置、地形、气候、土壤、水文、矿藏、植物、动物等等，而为上述诸方面及其交互作用下形成的复杂的综合体。自有人类以来，地理环境因自然本身的发展而引起的变化一般来说是缓慢的、不大的。而人类活动所引起的地理环境的变化却随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扩大与加深（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73—574页）。地理环境既是人类历史创造活动的舞台，又是人类历史创造活动的重要对象。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说：“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3—24页。）恩格斯写爱尔兰史，第一部分就是爱尔兰的自然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525—549页。）；毛泽东同志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一章也是从中国的地理环境开始的。
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是生产、生产方式，而作为生产方式的物质内容的生产力则是生产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力是指生产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生产力的物的因素中，劳动对象包括没有经过劳动加工的自然物，以及经过劳动加工的原材料；而劳动资料中的生产工具，是经过劳动加工的自然物，此外还有在劳动过程中所必需的其他物质条件，如土地、生产建筑物、道路、河流等。可见，生产资料即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都是自然物或经过劳动加工的自然物。因此，地理环境（或自然条件）中参与生产过程或作为生产过程的必要条件的那一部分，是作为生产资料的因素而包括在生产力这一范畴之内的。在此之外的那些自然条件，有的或者作为生产力发展的潜在因素（如尚未开垦的荒地，尚未开发的矿藏等），或者通过对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影响而间接作用于生产力（如气候影响农作物的品种和生长，影响生产工具和劳动者的工作效率，地形影响交通运输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说：“包括在经济关系中的还有这些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致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505页。）这里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用以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条件下）的方式”说的。此外，除了经过生产力起作用外，地理环境也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以及其他社会因素如民族、语言等起着某些直接的作用。作为我国核心地区的东部地区地形平缓、交通便利，不能不说是中国统一集权的封建国家形成的一个有利条件。而爱奥尼亚明媚的天空则大大有助于荷马诗的优美。
与人类社会活动交互起作用的地理环境是一个历史的范畴。第一，地理环境因自然本身的发展而引起的变化虽然一般说来是缓慢的、不大的，但终究对人类社会发展有着相当的影响。我国五千年来气候的变迁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及其一系列后果就是人们熟知的例子（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至于局部地区、短暂时间内的地理环境的剧烈变化如地震、火山喷发、雪崩、泥石流、海啸、大水、大旱等，往往对该地区人类活动产生重大的甚至有时是决定性的影响。第二，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人类活动交互起作用的地理环境不断扩大，如今已伸展到了外层空间、洋底和地层深处。第三，自人类摆脱了动物状态，也就是说，从自然界分化出来以后，人类就通过劳动，从单纯依赖于自然界、利用现成的自然条件，逐渐走上了改造与支配自然界，以为自己所用的道路。随着人类的发展，这种改造的规模日益扩大，程度日益加深，以致今天的自然界遍布着人工驯化的动物和栽培的植物、巨大的堤坝、繁荣的城市、改道的河流等等人类劳动的印记，和远古的面貌已经大不相同。而这种改变了的自然界又给人类的历史活动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和前所未有的问题，如能源、污染、生态平衡等等。第四，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同样的自然条件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起着完全不同的、有时甚至是相反的作用。在古代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大洋曾经隔绝了人们的交往，但是当帆船、轮船相继出现以后，它就成了人类最重要的交往途径之一。多少年来，外层空间与人类的社会生产与生活几乎毫不相关，而今天由于火箭及人造卫星的发明，它已经深深地进入了人类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领域，大国争霸的场所。总之，地理环境的范围、深度、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在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各不相同。之所以如此，不仅是由于自然本身的发展，更主要的是取决于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水平和社会制度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人类改变、利用和控制地理环境的能力。因此，我们说地理环境是一个历史的范畴。
也正因为如此，地理环境虽然是社会物质生活和社会发展的经常的必要的条件之一，但它不是起决定作用的条件，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方式，而生产方式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力的诸要素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参与劳动过程或成为劳动过程的必要条件的那些自然条件，而是创造和使用工具改变自然条件使之适合人们需要的劳动者。因此，地理环境决定社会发展的论点是错误的。地形平缓、交通便利固然是中国统一集权的封建国家形成的一个有利条件，但类似的地形却并没有使中世纪的西欧形成统一集权的国家。仅靠爱奥尼亚明媚的天空决不能单独产生荷马，事实上，它也没有产生过其他的荷马。历史上不少学者，从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中国的司马迁到资产阶级启蒙学者孟德斯鸠和英国社会学家巴克尔、俄国地理学派的代表梅尼奇科夫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提出了历史发展的整个进程可以用整个地理环境或其中的某些因素（气候、地理位置等）的决定性作用来加以说明。他们的论述中不乏精辟的观点，而且具有一定的唯物主义的色彩和历史进步作用，但从根本上来说是错误的。普列汉诺夫虽然反复论证了决定社会性质和发展的是生产、生产力，却又在不少著作中认为决定生产力的是自然环境，（为人熟知的是《论一元历史观之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仍然陷入了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泥潭。）一直到现代，美国马翰的“海权论”，欧洲地缘政治学派的“生存空间论”和“大陆中心说”乃至美国史学家中的“新边疆学派”等，仍在借着夸大地理环境的作用，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和霸权主义乃至法西斯主义制造理论根据。
然而，否定或忽视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也同样是不对的。斯大林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尽管对于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作了正确的阐述，但他讲生产力时却又把劳动对象排除在生产力诸要素之外，实际上还是忽视了地理环境或自然条件对社会发展特别是对生产发展的重要作用。
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第一，它能加速或延缓社会的发展，促使（但不是决定）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社会发展产生不平衡性。越是人类发展的早期，人们支配自然的力量越弱，人类社会发展对自然界的依赖就越大。但这不等于说，自然条件最有利的地区，即人们花费最少劳动就能取得丰富生活资料的地区社会发展速度最快，因为这样优越的自然条件往往使人们过分依赖自然界，不易促使他们去发展生产工具和技术，也不易促使他们去发展社会分工。“不是土壤的绝对肥力，而是它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并且通过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促使他们自己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趋于多样化。”（《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1页。）人类的历史发展证明，对古代社会发展最有利的是富有差异性和自然产品多样性的地理环境，这样的地区，多在温带，中国也包括在内。
第二，促使（但不是决定）主要条件相同的经济基础呈现出差异性。“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说来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92页。）不同的地理环境使得处在同一发展阶段的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社会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水平、类型和特点。同是奴隶制社会，古代希腊、罗马的商业较中国发达，除了各自的社会特点外，希腊、罗马濒临地中海，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因此，在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时，应当注意中国历史发展的地理环境及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作用，特别是要注意人们的生产活动给地理环境带来的变化及其所造成的经济的、社会的后果。
因此，在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时，要重视地理环境给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带来的特点以及与其他国家社会发展的差异性，也要重视古代中国内部各个地区之间由于地理环境不同而产生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
“东亚大陆”及其内部的历史地理区域
我国各族人民的祖先劳动、生息、繁育的亚洲东部广袤土地，在历史上自成一个单位，可以称之为“东亚大陆”。
“东亚大陆”大致呈一个自西向东倾斜的大三角形。它以帕米尔高原为顶点，以向东北和东南延伸的两组山脉带为两边。向东北伸展的一组包括天山、阿尔泰山、萨彦岭，外兴安岭山脉一直到鄂霍次克海；向东南伸展的一组包括喀喇昆仑山、喜马拉雅山、横断山脉一直到南海岸。这个大三角形的底边则是太平洋岸。
“东亚大陆”外侧东北与北面是西伯利亚山地与平原，西侧是哈萨克台地与土兰低地，西侧偏南是伊朗高原，南侧是印度半岛和印度支那半岛，东面是一系列向太平洋凸出的岛弧，如千岛群岛、日本列岛、琉球群岛、菲律宾群岛等，它们围绕“东亚大陆”海岸，形成许多边缘海，如鄂霍次克海、日本海、黄海、东海、南海等。
这个地区和外界的交通，陆路通道主要有三条，即帕米尔一带的山口、天山与阿尔泰山之间的山口和阿尔泰山以北的通道，由此可以通向印度、中亚、中近东和欧洲。帕米尔和天山、阿尔泰山之间的山口是古代中国通向西方及印度的商路（即所谓“丝绸之路”）的孔道，而天山、阿尔泰山之间及阿尔泰山以北的通道则是本地区民族向西迁徙的主要道路。17世纪以后，沙俄侵略者也正是循着这几条通道向我国进行侵略的。
海路主要有两条，一是经大陆东部港口到朝鲜半岛和日本。19世纪下半叶以后，它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重要路线。一是经南海到南洋群岛、印度、阿拉伯、非洲和欧洲。宋以后，经过南海的海路的重要性逐渐超过了西北方向的陆路，它成了荷、葡、英、法等国的殖民主义者向我国侵略的主要路线。
这片大陆的内部，地形复杂，景观多样。平原、山地、高原、峡谷、丘陵、盆地、沙漠、湖泊、沼泽，应有尽有。海岸线长而曲折，岛屿罗布。河流多而且长，大部分东向流入太平洋，少数流入印度洋和北冰洋，西部和北部还有广大的内陆河流域。气候南北之间和东西之间差异很大，在南北方向上，从黑龙江流域的寒温带气候，经过冷温带、暖温带、亚热带、热带一直到南沙群岛的赤道带气候，呈层次排列；东西方向上，东部属东亚季风区，温暖湿润，西部属大陆性气候，干旱寒冷。复杂多样的地形、气候、土壤与水文使得植物和动物种类繁多，分布也带有很大的差异性。此外，地下资源也极丰富多样。“东亚大陆”地理环境的复杂性、多样性与差异性，使得农业、牧业、渔业、狩猎、林业、工矿业等都能因地制宜地得到发展，纷然并存，竞相争胜。这就给我国各族人民祖先的经济发展与经济交流带来了有利的条件，也带来了各地区各民族经济生活与社会发展的差异性与不平衡性。
“东亚大陆”内部，从历史上看，大致可以分为六个地理区域，它们既是历史上的地理区域和经济区域，也是历史上的民族区域和政治区域。
（一）东部地区
这个地区北到长城燕山和辽河中下游，东、南濒海，包括沿海岛屿，西到贺兰山，经四川盆地西侧的山脉到云贵高原东部，西北部凸出，即河西走廊。在本区中，秦岭和淮河是划分南北的天然界线，南船北马，南米北麦，反映了界线两边地理环境不同带来的经济生活的差异性，秦岭淮河以北，太行山和嵩山、伏牛山，是西部的黄土高原与东部的海河、黄河、淮河冲积平原的界线，在古代历史上通称为关东、关西。秦岭淮河以南，南岭则是一条次要的分界线，群山环绕的四川盆地也带有某些独特的地理格局。
这个地区历史上活动的主要民族是汉族。
这个地区除河西走廊处于冷温带、南沙群岛处于赤道带外，均处于暖温带、亚热带和热带，在东亚季风区内，气候温和，雨量适中，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交通便利，很早就有了农业，是“东亚大陆”主要的农业区。因此，是“东亚大陆”人口最密集、进入文明时期最早、经济文化发展最迅速与最发达的地区。秦岭淮河以北地区，降雨集中在夏季，每年雨量也不稳定，时有干旱威胁；海河、黄河、淮河冲积平原地势低平，黄河从黄土高原突然降到平原地区，挟带的大量泥沙迅速沉积，水道宣泄不畅，遇有大雨易于发生洪水或内涝，黄河古代分支入海，有所谓九河之称，现在的河北、鲁西北平原，正好处于九河之间，当时是巨大的沼泽地带，今天的白洋淀、黑龙港地区，还保留着这个巨大沼泽地带的遗迹。秦岭淮河以南，主要种植需要人工灌溉的水稻，而且水稻的栽培逐渐向丘陵地带发展，形成有名的梯田，过去认为梯田始于北宋，现在看来可能早到东汉。因此，在东部地区，无论是秦岭淮河以北还是以南，防洪、排水、灌溉等水利事业成了农业发展的重要条件。过去不少论者认为水利灌溉事业是中国古代社会属于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主要原因，但是这种论断并不确切，因为在中国最早进入阶级社会的黄河中下游，农业最早兴起于河谷两侧的台地，多为旱作，大多无需也不可能灌溉，至多只需防洪，不能说水利特别是灌溉在当时是农业的命脉；这个地区的大规模灌溉事业的发展是在战国之后，而那时中国进入阶级社会已经一千多年了。
东部地区中新石器时代的原始农业发展较早的还有长江中下游地带，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的发掘，说明了长江下游进入农业社会可能比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还要早些而且更发达些。但是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使得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发展超过了长江中下游，最早进入了阶级社会。这可能是当时黄河流域气候较今温暖湿润，低温和干旱的威胁较轻，黄土高原与黄土冲积平原土质疏松，透水性好，旱作农业技术又较简单，花费劳动较少，开垦较易，使以木、石、蚌、骨为材料制成的工具及原始农业技术较易生产出剩余产品来，也使人口能较快增长，从而使奴隶劳动成为可能并得到发展。相形之下，长江流域过于炎热潮湿，不如黄河流域宜于居人，不少地区覆盖着大片的热带原始森林，平原地区则湖泊沼泽四布，榛莽丛生，加上土质紧密，种的又主要是水稻，平整土地和引水灌溉技术要求高，劳动量大，在原始的生产工具与技术条件下，大量开垦困难，即使有一些比较发达的地方，由于河湖沼泽丛林榛莽的阻隔，也不易扩大交往，连成大片，形成强大的力量，人口发展也因此受到限制。因此，黄河中下游地区首先进入阶级社会，成为中国古代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区应当说不是偶然的。（此段以及下面论述长江流域发展超过黄河流域的部分，沿用了谭其骧、邹逸麟、葛剑雄：《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开创我国历史地理研究的新阶段》一文中的论证，载《沿着马克思的理论道路前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中国的三个奴隶制王朝——夏、商、西周，即分别在黄河中下游的不同地段建国。夏的主要活动地区在山西南部和河南西、中、北部，商是在山东以泰山为中心的地区加上河南东、中、北部，西周则是关中的渭水流域。至于河北，除在燕山、太行山麓的一条狭长地带外，由于黄河下游河道纵横、沼泽四布的地貌，直到北朝隋唐时才比较迅速地发展起来。春秋战国时，黄河中下游在夏、商、西周主要活动地域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三个经济区，即关中地区、三河地区（河东、河南、河内，即河南西、北部、山西南部，也就是战国时的三晋地区）、山东地区（齐、鲁，包括河北南部）。春秋战国时最早兴盛的是齐鲁，继之而起的是三晋，最后以关中为基地的秦统一了六国，以关中为中心，黄河中下游为主要基地，建立了第一个统一集权的封建帝国——秦汉帝国。关中地区当时虽然很富，但比较狭小，需靠关东广大地区的发达的经济的支持，漕运山东之粟以济关中成了西汉政权的一大问题。东汉建都洛阳，离山东（包括淮北）较近，水运较通畅，不需经过险隘的三门峡，也是原因之一。隋唐以前，以函谷关为界的关东、关西地区的经济、政治与社会发展往往呈现了一些差别。隋唐以来，两地的差别大体泯没了。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楚、吴、越、巴、蜀的努力，长江流域逐渐开发，形成了三个经济区，即四川盆地、荆楚地区、下游三角洲（包括淮南）与钱塘江流域。四川盆地自成格局，战国秦汉时，它与关中的联系反而比荆楚及长江下游要密切一些，成了秦汉时关中的后院。岭南地区的开发在秦汉时也已开始。经过王莽末年的战乱，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在全国的经济地位进一步上升。荆、扬、交、益四州，西汉末年户口占全国户口总数不到五分之一，东汉时，已经上升到三分之一以上。这就是三国的吴蜀和东晋南朝立国的经济基础。东晋南朝时，长江流域的发展大大加速，并被认为是“衣冠礼乐尽在其间”，和中原在文化上的差别泯没了。而黄河流域则因战乱，农业生产及人口大大下降，北朝后期至隋唐虽然得到恢复并有所发展，但发展速度不及南方，唐中叶以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特别是长江下游的发展水平超过了黄河中下游，其范围也逐渐向南扩展，与较早开发的岭南连成一片。
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经济发展超过黄河流域也不是偶然的。近二千年以来，我国气候的总趋势是逐渐变冷，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气候条件变得更适宜于人类的居住和农业的开发。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农业技术的进步，原来开发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困难逐渐得到克服，垦田面积增加了，一旦得到开发，这带地区在降水量、温度、总热量等方面的优势就充分显示出来了。这个地区主要种植高产粮食作物——水稻，特别是双季稻的普及，更使它在全国经济中占了优势。反之，黄河流域气候渐趋寒冷后，水体大为减少，气候干燥。黄土高原经过长期开发，天然植被严重破坏，水土流失加剧，土壤肥力下降，水利灌溉日益困难。人口的压力又加剧了滥垦乱伐，由此又引起了水旱灾害的增加。过度开发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再加上北方地区是全国政治军事重心，阶级斗争与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比较激烈，战乱比南方多，而周边地区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民族如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南下，常在一段时期里给社会带来破坏，影响了经济的发展。上述种种因素使得黄河流域经济的发展从唐宋以后陷于停滞、缓慢的状态，而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则取代了黄河流域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并随之而成为全国的文化重心。
但是，由于历史传统和民族关系方面的原因，全国的政治军事重心仍在黄河流域。五代北宋以后，中原王朝的主要威胁为契丹、女真、蒙古等，一般来自北方偏东，因此政治军事中心也就从黄土高原上的关中地区或其东方门户洛阳东移，与江淮交通方便，又以黄河为屏障面对深入燕山以南的契丹的开封就成了五代北宋时合适的建都地点了。金、元、清三朝都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他们坐北朝南，背靠自己兴业之地，南向统治汉族地区，北京成了理想的建都地点，明朝面对蒙古，也把都城从南京北迁。这样，北京代替了长安、洛阳、开封等城市，成为12世纪以后中国的国都，历八百多年而未替。由于政治军事重心与经济重心的分离，联系南方主要经济区与北方政治军事中心的大运河，自隋唐以后具有了很大的历史重要性。元代以后，除运河外，南北方向的沿海航运也具有一定的重要性。
由于经济类型相同（主要经济部门都是农业），交通便利，经济联系密切，“东亚大陆”的东部地区从秦汉以来的两千年间经常处于统一状态中，就是在南北分别处于统一状态或有一方处于统一状态的时期内（这样的情况共出现过两次，即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宋辽夏金，共约八百年），本区内部各地的经济文化联系也始终没有中断过，而经济文化联系与交流的力量也总是促进着统一因素的增长，推动着统一局面的再度形成。
在“东亚大陆”的各个地区中，本地区的经济文化最发达，政治军事力量一般也最雄厚。在这个地区活动的主要民族——汉族的核心，春秋战国以前就在黄河下游形成，并且随着其经济文化的南向发展，迅速与淮河与长江流域许多古代部落民族融合，到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了汉族。此后，随着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与民族融合的不断进行，汉族日益扩大和发展，成为“东亚大陆”最大与最重要的民族。汉族经济文化对“东亚大陆”其他地区产生了巨大深厚的影响，是“东亚大陆”各地区与各族人民在历史上形成一个统一体的主要力量。因此，东部地区是“东亚大陆”的核心地区，也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中心地区。
（二）北部地区
这个地区北到萨彦岭、贝加尔湖，东到大兴安岭，南到长城燕山，西到阿尔泰山。
历史上在这个地区活动的民族主要有匈奴、东胡、鲜卑、柔然、突厥、回纥、契丹、女真、蒙古等。
这个地区是起伏不大的高原，中部的大戈壁自然地把这个地区分成漠南与漠北两部分。戈壁的西部与北部是从萨彦岭和阿尔泰山逶迤而下的森林草原地带，东北、东面和南面则是高原草原地带。全区气候干燥寒冷，牧草丰盛，宜于大规模的游牧的经济生活，也宜于大规模的集中的民族迁徙与军事行动。戈壁多为石床或石砾，其中不乏有水草之处，不致成为交通与部落迁徙的重大障碍。因此，漠南漠北交往并不困难，也便于漠南漠北统一于一个政权之下。这个地区历史上的各民族，除匈奴在有历史记载时已经遍布大漠南北外，或兴起于西部与北部的森林草原地带，如丁零、突厥、回纥等，或兴起于东北方面的大兴安岭、呼伦贝尔及其以南的草原，如东胡、鲜卑、柔然、敕勒、契丹、蒙古等，然后南下到阴山之北的草原地带。从阴山山脉中的大青山、乌拉山、狼山以及贺兰山之间的各个山口，可以很方便地进入丰饶的河套地区。这个地区就成了向南发展的北方民族与向北发展的汉族活动的中间地带。南下的北方民族到达阴山一带并与汉族争夺河套地区之后，由于活动地区的扩大与接触了汉族比较先进的经济文化，经济力量与军事力量往往陡然增长，社会制度发展的速度也加快了，往往从原始社会末期迅速进入阶级社会，随着经济、军事力量的迅速加强与社会制度的急剧变化，这些民族的上层的野心也陡然增长，掠夺性增强。如果这时南面的汉族政权正处于内部矛盾尖锐或分裂时期，河套地区就常被北方民族完全控制，汉族力量则退守鄂尔多斯以南的陕北、晋北、燕山的防线。北方民族的势力再南向发展，控制了这一地带，通向黄土高原和华北平原的门户就打开了，这就往往出现了胡骑入主中原，与汉族政权形成对峙的南北朝局面，或者像元朝那样，终于统一了全中国。而汉族力量如果强大，也是先守住燕山、晋北、陕北一线，然后挺进到河套地区，以阴山为防线，守住阴山的各个山口，再向北推进，控制漠南，进而进军漠北。汉武帝与匈奴作战，“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说明了河套阴山地区丧失，给北方民族带来的烦恼。在这种形势下，处于下风的原北方民族除去一部分入款塞下，逐步与汉族融合外，往往沿阴山、贺兰山、祁连山北面的一线向西发展，活动于西北地区的准噶尔盆地，或者越过河西走廊南去青海一带。汉族势力如果强大，控制了河西走廊及准噶尔盆地，这些民族就再向西方移动，经由阿尔泰山以北及天山与阿尔泰山之间的通道进入中亚草原，甚至再西向前出西亚欧洲。在北方民族南下与汉族的接触过程中，既有民族之间的战争，但更多的是经济文化的交流与民族的融合。而当北方民族南下时，漠北与东北方面往往仍保留了原来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与社会形态。这样，当南下的北方民族或与汉族融合，或者逐步向西迁徙之际，在漠北与东北方面往往又兴起了新的民族，继续着原有的路线南下，起了填补空隙的作用。而这种形势往往也是促使原北方民族加速与汉族融合或西迁的一个原因。历史上的匈奴、突厥、回纥、契丹等民族的西迁就是这样形成的。这就使得这个地区的发展与民族关系呈现了与东部地区不同的特点。如果说，东部地区的发展是以汉族为中心，以滚雪球的方式向四外发展，不断融合其他少数民族，不断扩大汉族的数量、活动地区及其经济文化影响的话，那么，北部地区的发展与民族关系则呈现为波浪式的运动，一个民族发展的浪潮自北而南，在与汉族融合或西向移动之时，又一个新的浪潮从北方兴起，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中，汉族与北方民族的关系，汉族与北方民族的斗争与融合最为突出也最为重要，而河套地区的得失则往往成为双方势力消长的标志。
（三）东北地区
这个地区北到外兴安岭，东到日本海，西到大兴安岭，南到辽河中下游与长城燕山。
这个地区历史上活动的主要民族有肃慎、东胡、秽貊、乌桓、鲜卑、靺鞨（女真）等。
这个地区西、北、东部及西南部都是山地丘陵，多半覆盖着茂密的大森林，中部则是平坦的松花江与嫩江平原，这个平原与辽河中下游平原之间为一道低矮的丘陵所切断，在古代，也为森林所覆盖。松花江、嫩江平原地处冷温带，气候寒冷湿润。河流纵横，沼泽四布，在古代并不宜于农业，东南侧则是长白山区。因此这个地区的经济生活主要是狩猎、捕鱼与小规模的畜牧。
这个地区与北部地区及东部地区之间地形变化平缓，没有很明显的分界线。它与北部地区的中间地带是大兴安岭西侧的草原，与东部地区的中间地带是辽河中下游平原，东北地区民族的发展大体是从山区移向草原或平原，或是从大兴安岭移向岭西的草原，或是从长白山区移向辽河中下游平原。这些移向草原或平原的部落，起先多半受北方地区的强大民族或汉族的压迫奴役，但往往由于活动区域的扩大及在与北方民族或汉族的交往中吸取了先进的经济文化而强大起来，经济生活发生急剧变化，从渔猎与小规模的畜牧迅速转向大规模的畜牧或农耕，并且经历了社会性质的飞速变化，然后进而向北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发展。大兴安岭以西草原的得失往往关系到北方民族与东北地区民族势力的对比，控制了这带草原的东北地区的民族，往往不久就成了北部地区的主人。女真就是这样。而辽河中下游平原的得失，则常常成为汉族与东北地区民族势力消长的标志，控制了辽河中下游的东北民族，离开驰骋热河山地，进窥燕山诸山口特别是山海关就只差一步了，这在明清的关系与斗争中看得最清楚。唐末以后，这个地区的民族与汉族的关系更多，斗争也较激烈，如金、清等，都是先后兴起于东北地区的民族。蒙古也是进入呼伦贝尔草原后强大起来的北方民族。这也正是全国的军事重心由关中地区逐渐向东北方面的北京转移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西北地区
这个地区北到阿尔泰山，南到昆仑山，东到河西走廊，西到天山和帕米尔高原。这个地区以天山为界，自然地分为两区，即天山北路和天山南路，北路包括准噶尔盆地、阿尔泰山和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南路则是塔里木盆地和帕米尔高原。
在这个地区活动的古代民族有塞种、月氏、匈奴、乌孙、柔然、诸胡、突厥、回纥（维吾尔）、契丹等。
这个地区是山地、沙漠、草原。降水稀少，气候干燥，冬季严寒，夏季酷热。山地盛长林木，山坡是优良牧场，山地边缘是砾石的戈壁滩带。山区来的河流在戈壁滩因渗漏而消失，又从戈壁滩的边缘冒出来，形成水草丰盛、宜于农业的绿洲；而盆地的中心则为沙漠。天山北路西面山地不高，缺口又多，从北冰洋吹来的较湿润的风经过这些山口带来了水气，因此降雨量比天山南路略多，这就使得天山北路盆地中的草原发达，与山前的绿洲往往连成一片。盆地中的沙漠多为有植物固定的沙丘或半沙丘，不致成为交通的大障碍。因此天山北路与北部地区相似，宜于大规模的畜牧经济和大规模的民族活动，在历史上常成为北部地区民族活动的西翼及向西迁徙的通道。塔里木盆地气候由于天山的阻隔，较天山北路更干燥，绿洲以外，就是几乎无法通行的茫茫大沙漠。绿洲也是分散的，形成彼此隔绝的小块富饶的农业区。历史上所谓狭义的“西域”即指天山南路，汉代初时分成三十六国，以后又稍分为五十余国，一个小国实际上往往就是一块绿洲，主要从事农业，即所谓“居国”，人口不多，几万人就很了不起了。由于这样的条件，天山南路民族的经济活动很分散，难于集结成一股集中而又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
这个地区经河西走廊与东部地区相联系。从河西走廊西向，东部天山两侧的哈密和吐鲁番盆地是本地区与东部地区的中间地带，而天山北路的准噶尔盆地则是本区与北部地区的中间地带，由于昆仑山山高难通，本区与西部地区的联系要经过昆仑山东西两侧的祁连山与帕米尔诸山口。这个地区民族众多，又是北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各民族发展、交往与斗争的交点。北部地区各族大体先控制天山北部，由北而南，夺取河西走廊和哈密、吐鲁番一线，然后南下天山南路或青海地区。汉族则自东而西，先掌握河西走廊，再延伸到哈密、吐鲁番，切断天山北路与南路的联系，经略南路，再与北方各族争夺天山北路，形成对北方各族的侧翼包围（如西汉时所谓的“断匈奴右臂”），或迫使他们再向西迁移。西部地区的民族强大时，则控制帕米尔与河西走廊，由东西两侧向天山南路发展。因此，河西走廊的得失常常标志着汉族与北部或西部地区各民族势力的消长。
这个地区又是中国与印度、中亚、西亚各国、各族的交通线，是中国文化西传与印度、中亚、西亚文化东来的孔道。因此，这个地区是各种文化汇合交融的地方，呈现出绚烂多彩的面貌，而外来文化在这个地区停留时，往往与本地区文化融合，带上了本地区文化的特色，以改变了的面貌再向东传入内地，像印度、中亚、西亚的宗教、绘画、雕塑、音乐、舞蹈等等的东传，都具有这样的特点。
（五）西部地区
这个地区北到昆仑山、祁连山，东到四川盆地西侧及其以南的横断山脉，西到帕米尔，南到喜马拉雅山。
在这个地区活动的古代民族主要有羌族（可能就是后来的藏族）、吐谷浑、藏族、蒙古族等。
这里是世界最高的高原——青藏高原，素有“世界屋脊”之称，平均海拔四千公尺。一系列高山奇峰大致成东西向耸立，到本地区的东缘折而南向。山脉之间，辽阔的草原是天然的牧场，较低的河谷地带仍可发展农业。由于地势太高，气候干燥苦寒，空气稀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因而人口稀少，农牧业也呈现了高寒地带的特点（如种植青稞，畜养牦牛）。本地区交通不便，生活条件严酷，在其他地区活动的民族较难大量进入，在这个地区活动的民族也不易向外发展，但多年来本区与其他地区的经济文化的交往仍是频繁的，相互之间的影响也不可低估，这个地区与东部地区大体上以青海东部和甘肃西部的湟河、洮河流域为中间地带，汉族的影响多半通过这里向青藏高原内部传输。青藏高原的古代民族也往往由此向东部地区的边沿发展。这个地区与北部地区和西北地区则以河西走廊为中间地带。北方民族如吐谷浑、蒙古族即曾从祁连山诸山口进入青海特别是柴达木盆地一带，而青藏高原的古代民族也经这些山口北出河西走廊，进而西向西北地区，东向陕西、关中。东汉的羌族的活动即是如此。而唐后期吐蕃最强盛时，就曾控制了天山南路，河西走廊、湟河、洮河流域和陇西，吐蕃骑兵曾多次威胁关中地区，并曾一度攻入长安，说明这个地区的民族力量的强大。此外，由于邻接，印度文化对这个地区也有一定的影响。
（六）西南地区
这个地区北到金沙江，西面是横断山脉，南面大体上相当于今天的国境线，东到云贵高原的东部。
在这个地区活动的历史上的民族有乌蛮、白蛮、苗、瑶、僮、彝等等。
这个地区地形复杂，高山深谷把本区切割成许多零星的小块，在横断山脉地区，自然景观往往随高度的降低而垂直更替，从山顶积雪的高寒地带经山腰的温带气候直到河谷地带的亚热带和热带景观。而云贵高原的中部地形相对平缓，那里分布着许多小盆地，盆地里面有小块的冲积平原，称为坝子，是发展农业的好地方。由于地形分割零散，山高河急，交通不便，自然环境复杂，变化急剧，经济生活分散，复杂多样，民族众多，而每个民族的人数却不多，各民族的经济生活与社会发展也很不平衡，因此较难形成一个强大而集中的政治军事力量，历史上只有南诏较大较强，但也难于同其他地区的民族所建立的政权相比。本地区与四川盆地及湖南广东一带交通并不十分困难，与汉族交往较多，汉族力量逐步向西扩展，与这个地区的少数民族接触后，这些民族或与汉族融合，或者向山地或西南方向迁徙，逐渐形成了现在的许多民族杂居的状态。此外，西部地区的藏族，通过横断山脉间的河谷南下，对这个地区特别是西北部的经济文化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唐朝中期，吐蕃甚至一度控制了南诏。
本地区邻接印度支那半岛，云贵高原西部和横断山脉的高山所挟的河谷又多是南北走向，因此这个地区与印度支那半岛各民族间经济文化也有交流，印度文化向中国传播的孔道之一也经过这带地区。
地理环境对中国古代历史发展总进程的一些影响
地理环境对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主要是作为劳动对象对生产力的发展起作用，并通过生产力对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间接起作用，但也直接作用于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这种作用在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有不同，我们不可能在这篇文章里一一论述。这里，只是概括地说明一下地理环境对中国古代历史发展总进程的一些影响，远不深入，也非全部。
（一）使我国古代历史发展具有早熟性而又有延续性
“东亚大陆”的适宜的地理环境使它成为古人类的故乡之一。大陆中部与南部的暖温带和亚热带、热带气候与丛林草地交错的自然环境，有利于古猿生息繁育（现已发现的古猿化石有开远古猿和禄丰古猿。此外，湖北、广西等处还发现了古猿旁支——巨猿的化石。）及其向猿人的发展。猿人的遗骸或遗物全国各地发现不少，像重庆巫山、河北阳原小长梁、云南元谋、陕西兰田、北京周口店、山西芮城、贵州黔西观音洞、河南三门峡和湖北大冶等地均有发现，其中最早的旧石器时代遗物发现于243—255万年前的小长梁遗址，人类化石最早的是200万年前的巫山猿人和170万年前的元谋猿人。此后的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则遍布我国各个地区。到了母系氏族公社时期，黄河中下族农业发展迅速并推动了经济文化的加速发展，从而使得黄河中下游成为我国最早进入阶级社会的地区，与埃及、两河流域和印度并称为古代四大文明发源地（如果加上爱琴海地区和中美洲，则是六大文明发源地）。
世界古文化常依傍大河而发展，在这一点上，黄河中下游古代文化的发展与埃及、两河流域及印度有相似之处，但却也有不同。埃及、两河流域乃至印度的古代人类的活动往往集中在一两条河流的河谷与冲积平原上，河谷与冲积平原之外就是山地或沙漠，文化区域的扩展受到限制，例如埃及，古代文化的发展局限在被北非巨大沙漠地带所包围的尼罗河两侧的狭长地带上，两河流域与印度古代文化区域略为扩展些，但也受地形的限制，而我国东部地区古代文化主要兴盛于黄河支流及支流的支流的两旁或支流入干流的河湾处（即所谓“汭”），如洮、渭、泾、洛（陕西）、汾、伊、洛（河南）、卫、漳等河及其支流。点多，分布区域宽，水与水之间又多系平缓的黄土原峁或丘陵，人们不仅可以沿河谷交往及经河的汇流处通向另外的河流，而且越过这些河的分水岭也不困难。不仅如此，黄河中下游与淮河、长江中下游之间，长江中下游与东南沿海诸河流及珠江流域之间，也没有巨大的自然障碍，黄河流域与北部和东北部的山地、森林、草原、沙漠、戈壁地带的自然条件虽然不同，但景观呈层次分布，有中间过渡地带，并非突然变化，地形也不甚险阻，各地区之间的交往所受的限制不大，因此，古代中国的文化发展可以由点到线，由线到面，面与面之间互相联结，形成更大的面，有广阔的发展余地。
中国古代文化区域的广大与不断扩展，是几个古代文明发源地所仅见的，这就为古代中国文化的长期延续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另一方面，我国各地区的地形、气候、土壤等变化多端，植物、动物、矿藏等又丰富而多样，为此后我国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一直到现代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
中国文化起源早，绵延长，不断积累、发展，较少停滞，力量雄厚，传统深远，并未由于外来因素而中断或根本改变面貌，有利的地理环境是因素之一（埃及、两河流域、印度、美洲等地都曾因外来民族或文化的进入，原来的民族、经济、语言、宗教、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等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且这种情况有时出现不止一次。）。外国有些学者鼓吹的所谓中国文化外来说和中国文化停滞论，不仅于史无据，而且常是别有用心的。我国近代的历史发展，由于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和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度受到阻滞，但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过程看，这不过是一个短暂的时期。而且，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仅促使中国人民更大的觉醒，激起中国人民更强烈的反抗，并且促使中国产生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从而又大大加速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促使了社会主义革命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国土上的胜利。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在近些年来受到挫折，但今天局面已经扭转，正在向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前进。在我们前进的各种有利条件中，无疑也包括了优越的地理环境。
（二）使我国古代历史的发展带有很大的独立性而又没有孤立性
“东亚大陆”的地形由西向东倾斜，面对大海。与位于西面及西南面的其他古代文化中心距离较远，位置正好相背。与这些文化中心的海上交通要绕远道，而且相当艰险。因此，在古代，海洋在本区及其他文化中心的交往中障碍的作用大于联系的作用，这与古代地中海周围的情况正好相反。本区与其他古代文化中心的交往主要经过大陆，但陆路比较险隘，尤其是离西亚和印度较近的西部和西南部，高山、高原和沙漠地带可以通行商队，却不利于民族的大规模活动与迁徙。天山以北的绵亘草原地带是游牧民族活动的天然舞台，但距西亚和印度远，文化的传播交流，只是靠草原上的游牧民族间接进行。
与此相反，“东亚大陆”内部的地形使得大陆内部各地区间的交往多半较这些地区与大陆以外的地区交往为易，而且“东亚大陆”自身就有广阔的活动余地。这样，从进入阶级社会起，黄河中下游就成为本区经济文化的中心，并随历史的发展逐渐扩展到包括长江中下游，使得本大陆各个地区的经济文化交往具有向心性，逐渐形成了以汉族为中心的独立文化区。这一点与古代埃及有些相似，而不同于两河流域，后者由于北部的山地与南部沙漠的民族的更替进入而文化不断发生变化。但又与埃及不同，那就是“东亚大陆”的中心文化区远较埃及广阔并有充分的发展余地。
但是另一方面，本区与其他文化中心不是像非洲中南部和美洲那样几乎与世隔绝。本区与其他文化中心区的交往虽有若干困难，但交往仍是持久而又频繁的。我国北方的游牧民族与中亚草原直到黑海、巴尔干半岛的古代游牧民族经过这带地区绵亘的辽阔的草原的联系是密切的，中国文化对这些草原民族有相当深的影响，并经过这些草原民族传导到西亚、欧洲，而这些草原民族的传统文化如塞西安式铜器等等也成为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与西方游牧民族文化的共同特征，并且这些游牧民族的共同生活习惯如胡服、胡床等也逐渐影响了汉族的习俗。至于阿尔泰山天山以南的商路，更是中国和其他地区文化交流的孔道。印度、西亚乃至欧洲的文化如佛教、伊斯兰教、绘画、雕塑、音乐、舞蹈、植棉、饮食等由此传入“东亚大陆”的西缘，经过当地民族的吸收、融合之后，再以原型或改变了的形态传入中国内地，深刻地影响了汉族文化，并融合于汉族文化之中。像佛教经过汉族浸润，甚至得到更大的崭新的发展。汉族文化也是先被及周边地区的民族，然后再西向远远传播，如蚕桑、瓷器、造纸、火药等等。唐宋以后，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海路交通的重要性逐渐超过了陆路，形成中外交往的重要通道。
因此，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具有其独立性，但却没有孤立性，它向世界其他地区扩散其影响，对世界文化的发展具有重大的作用。同时外来文化在历史发展的长期过程中不断传入中国，并不断融合在中国固有文化之中，但它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而是使它更为绚烂辉煌、丰富多彩。
（三）使我国各族文化具有多样性而又带有共同性
“东亚大陆”内部地域辽阔，自然条件复杂多样，经济生活也因此各有不同，大体上可分为农区、牧区、林区、濒海渔区等，这就使得中国古代各个地区的各个民族乃至一个民族的各个地区（如汉族、女真族等）的经济文化的发展及社会生活呈现了不同的面貌、特色和速度，因而呈现了各地区各民族及一个民族内部经济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其中最突出地成为对照的是北部地区的古代民族的游牧经济与东部地区汉族的农耕经济。
但是如前所述，“东亚大陆”地区辽阔，经济文化的发展在历史上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内部各地区之间一般说来交通往来阻碍较少，民族之间的接触迁徙频繁，因此，各地区的多样性的经济文化并没有成为促成彼此阻绝与分离的因素，反而正好形成不同的社会分工，促进了各地区经济文化交流。特别是北部的牧区与东部的农业区之间，接触频繁，交往密切，而东部地区的先进发达的汉族经济文化，则使得“东亚大陆”的文化有一个中心，使边缘各区的发展具有向心性。随着这个中心地区在历史上的逐步扩大与力量的逐渐加强，周边地带各民族的文化逐步加入到这个中心区来，并且融合在原来的汉族文化中，使它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带有新的特色，所谓“胡服”、“胡床”、“胡坐”、“胡食”、“胡乐”、“胡舞”等等都已经融化为今天汉族的风习。而这些倾注了新鲜血液的汉族文化又继续广被于更边远的地区和民族，对它们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终于使得整个“东亚大陆”的文化越来越具有共同性和统一性。
这种趋势，从原始社会后期已经开始。例如，东部地区的新石器文化经过多年发展，西面的仰韶文化与东面的龙山文化，在黄河中下游一带汇合，龙山文化与东及东南面的吴越文化在苏皖地区汇合，仰韶、龙山、吴越三种文化又在江汉地区汇合，最后至春秋战国时终于形成了黄河中下游与长江中下游的统一的汉族文化。
秦汉以后，汉族文化继续向外扩展，南面逐渐到珠江流域，北方逐渐到蒙古高原以及东北地区、西北地区、西南地区的边缘。特别是周秦时，北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之间所进行的交往，这时更加扩大和深入了。这种交往给双方社会的发展和民族的融合带来了很大的好处，给中国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有益的影响，但其间也羼杂了民族之间的战争、征服、奴役，带来了生产的破坏和人民的苦难，这是阶级社会不可避免的现象。这就出现了诸如长城、界壕一类防御工事。但是，这种长城、界壕并不具备边界的意义。汉族的行政统辖权不止一次远出长城以西以北的广阔沙漠草原地带，直达巴尔喀什湖、萨彦岭、贝加尔湖和外兴安岭地区，西北方各民族也不止一次远远南下，一直到统治整个中国。不仅如此，长城一带往往就是汉族与北方各族经济文化与民族融合的边缘地带。西方的所谓新边疆学派、日本军国主义史学家和前苏联霸权主义学者不顾历史事实，宣称长城是中国的北部边界，长城以北不是中国的领土，是对历史的别有用心的歪曲。
三国两晋南北朝以后，特别是隋唐以后，西部地区、云贵高原的西部和台湾与东部地区的交往也趋频繁密切，六世纪的隋代，中央政府正式在台湾行使统辖权，13世纪的元朝，中央政府也正式对西藏和云南行使了统辖权。
这样，中国各个地区的经济文化在几千年的漫长时间里不断交往融合，终于形成了以东部地区为中心，以汉族为主干，具有强大向心力的统一性与共同性的多民族的统一国家。
同时也要看到，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别及其他因素，中国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在历史上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几乎遍布中国全境的人类文化，在进入阶级社会后的差异性越来越有所发展，不仅各具特点，发展速度也不一样。各个民族在同一历史时期内往往分别处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人口数量与密度、经济文化生活也各各不同，从而使中国历史发展与历史上各民族的关系呈现了复杂的面貌。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解放前夕。但是各民族发展的共同性与统一性趋势仍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到了近代，中国各民族又共同面对着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因而更加强了在斗争中的团结。解放以后各民族的友好团结，又建立在建设社会主义、反对国内剥削阶级、反对侵略与霸权主义的斗争的新的共同的基础之上。各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是平等互助的关系，随着四个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正在逐步减少，终将最后消失。
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地理环境及地理环境对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影响是一个重大的问题，需要进行多方面的和长时期的探索，尤其需要把它与中国古代历史研究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如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特点和道路问题、社会结构问题、古史分期问题、中央集权专制主义制度问题、阶级斗争问题、民族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文化特点问题等等联系起来探讨；也需要与中国古代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部门的研究结合起来探讨；还需要与世界其他地区、国家、民族历史的发展及其与中国交往的研究结合起来探讨。另外，我们祖先对地理环境的改造及其所带来的经济的社会的后果也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对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实际意义，也需要进行研究。本文只是对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地理环境问题作了一些极粗略和极不全面的说明，只供讨论。谬误之处，亦当在所不免。进一步的探讨，则待诸以后。
1956年初稿
1984年5月五稿
刊载于《平准学刊》第三辑，1956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