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7月20日，丝绸之路考察队从兰州出发，循河西走廊西行，8月16日由敦煌的柳园乘车去新疆，在河西历时27天，行程两千余公里，参观了四十多处古迹遗址。汉塞唐城，放眼皆是，晋墓魏窟，异彩纷陈，就像一个个快速放映的电影镜头，令人目不暇接，心撼神摇。这种走马观花式的考察尽管十分粗略，却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无数见闻重叠交织，融汇成一个鲜明难忘的总印象：河西，的确是一条壮伟瑰丽的历史走廊，是一个对我国历史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地区，是一个值得史学工作者倾注心力深入探究的领域。
祁连山下的历史走廊
一进入河西，最触目的景物就是南侧远远西延到天边的祁连山。从兰州、武威之间的乌鞘岭到古玉门关的一千多公里的路上，它始终变换着各种姿态伴随我们，时而陡峭挺拔，时而雄伟浑厚，成为河西走廊的无处不在的标记。
祁连山是河西走廊与青海柴达木盆地之间许多平行高山的总称。我们所见的仅是它的北缘。好些海拔四五千公尺以上的高峰，都隐藏在层层山峦之后。然而就这样，它也给人以难忘的印象。当公元前2世纪初，从广袤的蒙古高原南下的匈奴人占据河西走廊，来到林木茂实、水草丰饶的祁连山下时，他们怀着惊喜崇敬的心情，把这座高山命名为天山。匈奴称天为“撑犁”，“祁连”即“撑犁”的另一音译。这就是祁连山得名的由来了。
祁连山的另一个名称叫南山，这是为了同走廊北侧一组与之平行，统称为北山的山脉相照应。北山山脉，从东到西是龙首山、合黎山和马鬃山。由于饱经剥蚀，山势远较祁连山低平，但却组成一条长长的屏障，减弱了蒙古高原风沙的威势，也遏止了山北巴丹吉林沙漠的南侵。只是在它们的缺口处，像武威北面的民勤一带，张掖、酒泉北面的弱水(额济纳河)河谷，强劲的朔风才得以把大量飞沙带进走廊，形成大片风成沙丘。敦煌南面包括有名的鸣沙山在内的大沙山群，就是这股突进走廊的风沙威力的见证。
这样，夹在南北两山之间，长一千多公里，宽几公里到百余公里的狭长地带，就名副其实地成了一条地理上的走廊。它从乌鞘岭开始，经过武威、张掖、酒泉、敦煌，越过玉门关和阳关，一直远出到新疆白龙堆的茫茫沙海。
这里干旱少雨，年平均降水量从武威的一百七十多毫米递减至安西、敦煌的二三十毫米。然而，祁连山的雪水却神奇地点化了这片干渴的荒漠，使它遍布生机。
同干旱的走廊相比，祁连山地的降水量是丰富的。西北—东南走向的群山正利于东南季风穿堂入室，高峻复杂的地形使遭到阻碍的水汽凝为雨雪沛然而降。山区东段年降水量有500毫米，西段也在100毫米左右。纷飞的雨雪给高峰一一戴上了白冠。从酒泉南望，皑皑的雪峰在八月的晴空下傲然矗立，不禁令人忆起刘禹锡“雪里高山头白早”的诗句。在张掖远眺，横山顶部与迷濛的天边溶为一色，分不清那是暗雪还是长云。然而这都不过是雪峰群的前哨。在山区的深处，高出雪线500—1500米的山峰比比皆是。万年冰雪在重力的作用下从山巅缓缓移向山谷，形成总面积19725平方公里、贮水量954亿立方米的2859条冰川。这些冰川也就是祁连山区里许许多多的凝固水库。冰雪融水汇成四十多条大小河流奔流出山，首先滋润了前山的坡地，使它们遍生林木，长满青草，成为放牧的畜群的天堂。当我们从山丹东南的大黄山(即有名的焉支山或燕支山)和张掖东南的扁都口前经过时，展现在眼前的是这样一幅眩目的图画：湛蓝的晴空下是紫黑色的山峰，峰前的缓坡绿草如茵，这里那里大片大片盛开着蓝色的苜蓿花，与另一些地块上金黄色的菜花交相辉映。各种色调鲜明、和谐而又层次分明，就像是河西地区绚烂多彩，变化繁复的历史；也使我们仿佛体会到了当年匈奴人在失去河西后唱出“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的哀歌时的悲憾心情。山水继续流向山前的戈壁滩，一部分潜入地下，形成了静贮量4500亿立方米，动贮量56亿立方米(包括居延海盆地)的巨大地下水蕴藏。在戈壁滩前缘的泉水区，一部分地下水又重新露头，涌出大大小小的泉源，与流经戈壁滩的河水汇合到一起，灌溉着大片大片的绿洲，帮助人们在河西历史上除畜牧之外又添上农业的篇章。武威、张掖、酒泉、敦煌这些历史名城，就分别建立在石羊河流域、黑河(弱水)流域、疏勒河流域的绿洲之上。绿洲的农业，支持了这些城市的存在和发展，使之迄今不衰。再向前去，这些河流就远远迷失在茫茫戈壁和沙海之中，或者潴积为像古居延海那样的内陆湖泊。汉武帝时，有名的天马曾在居延泽畔徜徉。今天，改道后的额济纳河所注入的索果诺尔和嘎顺诺尔，仍是湖畔芦苇丛生，湖心天光静谧，成为野驴、黄羊、大雁、天鹅、野鸭、鹳鸟和鱼类的乐园。
正是祁连山的雪水，哺育了河西走廊的草场和绿洲，大大改变了它的荒漠景观，把它变成了一个宜农宜牧，适于人们生养蕃息的丰饶之乡，从而使它从一条地理意义上的走廊变成了一条历史的走廊。悍的胡骑，抗戈的汉卒，扬鞭的牧民，垦荒的农夫，虔诚的僧侣，远行的商队，都在这里留下了脚印，洒下了血汗。清脆的驼铃，悠远的梵钟，时不时被刀剑的铿鸣、武士的呐喊打断，昭示着河西的历史又揭开了新的一页。而亲手布置了这座历史舞台的祁连山，则又是演出中始终不变的雄伟背景，一幕幕史剧的沉默见证。无怪乎汉武帝要把霍去病的坟墓修成祁连山的形状，作为这位抗匈名将在河西走廊上建立的丰功伟绩的象征了。
没有祁连山，没有祁连山的雪水，也就没有河西的繁荣，没有河西的历史。把祁连山作为河西走廊的标记，再恰切也没有了。第一个看到了这点的汉武帝，不愧是一个很有眼光的历史人物。
中原王朝的一支手臂
汉武帝不仅眼光敏锐，而且很有作为。在他统治的时期，秦始皇初创的、作为统一多民族祖国的历史基础和核心的中原王朝得到了巩固和发展。正是顺应了统一的历史趋势，也是凭借着统一集权的中原封建王朝雄厚的人力物力，河西走廊在汉武帝时第一次归入中原王朝的版图，从此与中原王朝的命运紧紧联系起来。
长城，就是中原王朝威力和决心的凝聚。
一个炎热的八月正午，我们登上了玉门关附近的一座汉代烽台。
碧空如洗，大野无荫，天空不见飞鸟，戈壁了无生意，远处的海市蜃楼凝结不动，四外一片死寂，宛如太古的洪荒世界。然而脚下的古长城，却让人忆起两千多年前这里烽烟四起，刁斗相闻，蹄痕遍野，矢刃交摧的人类火炽生活。
烽台为土坯筑成，土坯厚约1尺，土坯与土坯之间夹有一层厚厚的芦苇，现在还残存13层，高7米左右。站在烽台上远望，长城向东西两方蜿蜒伸展，不见尽头，其间烽燧遗址历历可数。长城也是一层沙石夹一层芦苇，残高约3米，多年盐碱浸渍，已经近乎石化。对于轻装的匈奴骑兵，它确实是一道不易逾越的障碍。
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霍去病率领的大军经过激烈战斗，打败了匈奴浑邪王和休屠王的部众。河西之地，乃为汉有。汉朝在这里陆续设置了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后又加上金城，称河西五郡)，遣派了几十万的戍卒、移民，屯田殖谷，守塞开边。河西从此成为一个以汉人为主的地区。为了阻遏匈奴南下，保卫这片新辟的疆土，长城也逐步展筑到了玉门。
塞障亭燧更是西出玉门数千里，直到盐泽(罗布泊)以西。在河西走廊的最大缺口，即自张掖和酒泉北流的弱水两岸，烽堠障塞，棋布星罗，一直北延到千里之外的居延这个走廊的突出前哨。从居延东到内蒙古阴山，西到新疆伊吾，至今仍有不少汉家残垒，依稀可以辨认出这条长城以北的外围防线。在长城主干线之内，也有不少防御工事。张掖东南的永固城东有霍城，相传即霍去病的屯兵处。玉门关到阳关和阳关到敦煌之间，塞墙遗迹赫然在目，说明这里当年是走廊西端的一个坚固设防的筑垒地带。修筑长城和开发河西耗费的人力物力实在惊人。张掖附近的“黑水国”、“骆驼城”、永固城遗址周围和敦煌阳关大道旁上万或几万的简陋汉墓，在在令人想起当时的士卒和农民付出了多么沉重的代价。
然而，代价尽管沉重，却是历史发展的必要支出，也得到了历史的丰厚报偿。
在我国古代，建立在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的一些重要的中原王朝特别是汉族王朝，像汉、唐、宋、明等，都面临着一个重大的甚至是生死攸关的问题，那就是与北方或东北方的游牧民族的关系。因此，它们一般是坐南面北，紧紧地凝视着北方。如果说，中原王朝的胸口面对的是燕山、河套一线，那处于侧翼的辽河中下游和河西就是它们在东北和西北方向上的两支手臂了。当兴起于蒙古高原的北方民族如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纥、契丹、女真、蒙古等强大起来以后，他们就要南下与中原王朝争夺阴山河套地区。如果这时中原王朝处于相对软弱的状态，阴山河套就落入北方民族手里，中原王朝只好退过鄂尔多斯草原，在燕山、雁门、陕北一线布置自己的防线。北方民族再进一步进逼，这条防线失守，那就要出现胡骑入主中原的形势了。反过来，如果中原王朝力量强大，它的军队就要从鄂尔多斯以南和雁门、燕山一线出击，占领河套和蒙古高原南缘。这时，中原王朝的身躯挺直起来，两支手臂也就伸出来了。河西四郡之一名为张掖，张掖者，张国臂掖(即腋)之意也。手臂伸出，腋下自然显露出来。可见汉武帝时，人们确已清楚地认识到河西走廊同中原王朝的命运的关系了。
中原王朝朝向西北的这条手臂伸出来，从防守方面说，就保障了秦陇一带中原王朝腹心地区，并切断了北方游牧民族同青藏高原上的民族如羌、吐蕃、藏等族的连系，即所谓“防羌胡交关之路”，中原王朝侧翼的安全就有了保证。从进取方面说，自居延向北，是深入蒙古高原最捷近的路线，离匈奴、突厥等族发源的阿尔泰—杭爱山的森林草原地带不远。汉军犁庭扫穴，远征漠北，这是重要的进军路线之一。从玉门关、阳关向西，就进入了西域。北方民族丧失阴山河套以后，在中原王朝军队或更北方新兴民族的威迫之下，他们的活动重心往往向西移到包括准噶尔盆地在内的阿尔泰山两麓。中原王朝的军队跟踪西出玉门关，就进到了哈密、吐鲁番一线，切断了北方民族南下塔里木盆地的道路，从而可以控制天山南路，并进而与北方民族争夺天山北路。如果说河西走廊是中原王朝的左臂，那这时拳头就放到了哈密、吐鲁番，五指伸开，天山南路和天山北路乃至中亚就尽在中原王朝势力笼盖之下了。到了这时，北方民族的命运或是入款塞下，或是再西迁去中亚草原，乃至像潜流一样在东欧中欧涌出，使得当时的欧洲人大惊失色。历史上的匈奴、突厥、回纥、契丹，大都如此。反之，当中原王朝衰落时，河西往往易手，手臂被斫，中原王朝只有佝偻着身子，承受来自北方和西方的打击了。唐中叶以后河西陷于吐蕃，北宋时河西归于西夏，战火就蔓延到了秦陇，甚至关中地区也处于威胁之下。唐后期吐蕃一度攻入长安，几次进入关中，就是例子。前人言：“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这话的后半截略有夸大，但河西对中原王朝军事上的重要性，河西与中原王朝命运的紧密相连，则是无庸置疑的。
西北的经济政治重心
中原王朝这支向西北伸出的手臂必须是强劲有力的，除了给它输送血液和营养外，它本身还应当具有健壮的骨骼和筋肉。河西地区优越的自然环境和人民的辛勤努力，使它具备了这样的条件。
军事需要促进了河西的开发。祁连山的雪水使移民带来的中原农业技术大有用武之地，农业迅速发展起来。当然，一开始代价是巨大的。汉武帝时，屯田卒不必说了，初来的移民，也是“衣食皆仰给县官”，生产和生活资料都由政府供给，而所需物资却要从数千里外的内郡转输，运费往往超过物资本身价格好多倍，西汉政府又在这里投入大量人工修筑了许多灌溉工程。这场巨大的努力很快得到了报偿。没有几年，这里的仓廪就开始积贮了余粮。汉宣帝以后，河西地区已是“人民炽盛，牛马布野”，不仅在人力物资上支援了对西域的经营，居延出土的一支汉元帝永光二年(前42年)木简上，甚至出现了中央的大司农把这里的余谷钱物调运内地济民困乏的记载。东汉中后期，河西一度衰落。但汉末魏晋以后，随着避乱的中原居民大量迁入，再加上像前秦苻坚那样把许多江汉、中州的人徙来，河西人口大有增加，农业也再度兴盛起来。我们所见的和未及见到的酒泉、嘉峪关魏晋十六国时期墓葬中的壁画和画砖上，有大量农业生活的图画，形象地描绘了当时河西地区田庄林立，农、牧、桑、林兴旺，五谷丰登的情景，单套犁耕，条播，以及迄今最早发现的耙、耱图像，则显示了这个地区农业技术的先进性。到了唐朝，武则天圣历时陈子昂言，“凉州岁食六万斛，而甘州所积四十万斛”，“瓜，肃以西，皆仰其FEE0”。河西的粮食，又一次支持了中原王朝向西域的发展。唐前期河西地方政府推行和籴之法，向农民征购粮食以补充军食，仓库盈满。如果河西农业不发达，农民手中没有余粮，这一措施是不可能长久施行的。唐玄宗时，“自(长安)安远门西尽唐境一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应该说，这是河西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了。此后，河西又有些衰落，然而还是“屯修于甘，四郡半给；屯修于甘、凉，四郡粗给；屯修于四郡，则内地称FEE1矣”。可惜，这次考察时未及见到汉唐农田水利遗迹，但居延黑城子一带西夏及元的田塍、渠道痕迹依稀可睹，再加上魏晋墓葬壁画和居延汉简中大量有关屯田的记载，也使我们能对当年河西农业的繁荣景象勾画出一个模糊的轮廓了。
畜牧业并未因农业的发展而衰竭。魏晋壁画墓中不少畜牧图像显示了绿洲上农牧结合的定居生活，而少数民族的牧民则仍扬鞭策马，赶着畜群游徙在水草丰饶的祁连山前或居延一带的荒漠草原之上。汉时，“凉州之畜，为天下饶”。北魏拓跋焘平统万及秦、凉，以河西水草丰美，用为牧地，畜甚蕃息，马至二百余万匹，橐驼半之，牛羊无数。唐在凉州置八监，牧官马30万匹。“凉州大马，横行天下”，谅非虚言。今天，山丹大黄山即古焉支山南侧仍建有我国最大的军马场。我们虽然未及去参观，但沿途亦屡见牧人驱赶数十匹上百匹的马群在旷野上奔驰，对于第一次来河西的人，也差可随之驰骋一下幻想了。
发达的农业和畜牧业，再加上随“丝绸之路”开通而来的繁荣的商业，使河西成了西北地区的经济重心。它的经济力量加强了它的军事地位，不仅支持了当地的守备，也支援了从这里出发的中原王朝的远征军。西汉时，河西戍卒多达几十万人。汉武帝后期李广利第一次远征大宛失利退回，在敦煌屯休一年多，重新组成了一支有六万士卒，三万多匹战马，十万头牛，一万多头驴骡橐驼，私负从行者尚未计在内的粮食充足、器械精利的大军再度出征。这支大军的人力物资的补充主要来自内郡，但河西地区无疑也贡献了很大的力量。王莽末年，仅张掖属国一地即可发精骑万人。东汉明帝、和帝时几次远击北匈奴，最后把它赶出漠北，迫使其西迁，主力军都是从河西出发，并基本上由河西当地人马组成。前秦苻坚令吕光总兵七万，铁骑五千以征西域，也是以河西为后方基地。唐玄宗天宝年间，河西节度使统兵共达73000人。河西地区汉唐时人口为几十万，以几十万的人口要供养大批军队并支持其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固然说明了当地人民负担的繁重，但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这个地区经济力量的相对雄厚。
相对雄厚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使河西成了西北地区的政治中心。
西汉时，河西开发伊始，还不能摆脱对中原王朝的依赖。它只是中原王朝的西北屏障和经略漠北、西域的基地。西汉王朝着意经营的是居延防塞和玉门以西。这样，位于它们紧后方的走廊西端的酒泉特别是“华戎所支一大都会”的敦煌，成了当时河西最重要的城市。随着河西自身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的成长，它的骨骼和筋肉壮实起来了。加上南阻祁连，北临大漠，东固黄河，西接流沙的特殊地形，河西地区逐渐在政治地理上自成格局，不再仅是中原王朝在西北的基地，而且对中原王朝本身也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了。当中原王朝衰落或发生战乱时，这里的汉族或少数民族的豪杰往往乘时而起，凭借河西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以及特殊的地形据守一方，对中原王朝采取独立或半独立的态势。东汉初年窦融就曾带河为固，保有河西五郡，并协助汉光武帝夹击割据陇右的隗嚣，孤立了割据四川的公孙述。河西的力量对东汉的统一事业作出了贡献。十六国动乱时期，从4世纪初到5世纪中叶的一百多年里，河西地区先后建立了前凉、后凉、北凉、西凉、南凉几个地方割据政权。它们之间虽然也有战争，但比起中原地区大规模的民族战争和屠杀来，这里可算是战乱漩涡边缘的一片相对安定的福地了。前凉曾两次击退了前赵主刘曜和后赵主石虎大军的进攻，正说明了河西本身力量的相对雄厚。由于凭借本身力量和特殊地形而形成的独立性的加强，从东汉开始，河西的政治中心城市从敦煌、酒泉逐渐东移到走廊上最大的绿洲地带，又面对中原及东南方羌人的张掖特别是武威来了。东汉时凉州刺史即驻武威，前凉、后凉、北凉、南凉的都城也都在此或一度建在这里。唐朝前期，河西陇右23州，凉州最大，是河西节度使的驻所，共有七城，周长20里(一说45里)，繁华程度可想而知。
安史之乱以后，河西再一次脱离了中原王朝。吐蕃经过十几年的战争全部占据河西，统治了近70年。848年，汉人张议潮起兵驱逐吐蕃，重新奉唐正朔，但实际上是割据一方的藩镇。50年后的9世纪末，甘州回鹘把自己的统治扩展到河西的大部分地区，张氏家族及其后继者曹氏家族的势力退缩到了敦煌一带。1028年，甘州回鹘政权为党项族建立的西夏所灭。1036年，敦煌的曹氏政权亦为西夏所并。河西作为西夏的后院和粮仓，支持西夏立国达190年之久。由于这里长期为青藏高原上来的吐蕃、蒙古高原上来的回鹘和宁夏一带来的党项等族所控制，走廊北、西、南面的各民族交往甚多，又长期与中原王朝处于隔绝、半隔绝乃至交战的状态，交往比过去减少，出入蒙古和青藏高原的居延—扁都口通路的地位突出起来，因此位于走廊中部，又是横穿走廊的丝绸之路与居延—扁都口一线的交点的甘州(张掖)，遂继武威之后成了河西走廊的中心城市。当时，甘州回鹘可汗即建牙于此。10世纪初，大食人伊本?摩哈默尔的来华游记曾误认山丹(可能即甘州)为中国王城。据说此城需一日之程始能横越，城门处墙高、厚各90臂，城内有60街，每街各延达于官署，每条街有两道渠，一引城外清水供饮用，一载城内污秽流向城外。这些描写当有夸诞之处，却也反映了这位远来游客面对这座宏伟城市时惊愕赞叹，不能自已的心情。蒙古灭西夏后，继之又灭金、灭南宋，河西重新归入中原王朝版图。元于河西设甘肃路(后改为甘州路)，置行中书省于甘州。明于甘州置甘肃镇，陕西行都指挥使司驻此，甘州仍是河西的中心城市。经过元、明、清三朝，随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巩固，再加上这时中西交通多由海路，陆上的“丝绸之路”的作用已大不如前，河西在历史上所形成的相对独立性以及它作为西北地区的经济政治重心的地位逐渐消失了。清时甘肃省会移到了兰州，但仍流传着“金张掖”、“银武威”的称呼。今天，河西仍是甘肃省最富庶的地区，也仍然起着FEE2毂中原与新疆的走廊的作用。随着大西北的进一步开发，河西走廊将在今后的历史中起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
各民族轮番演出的历史舞台
河西历史的创造者不仅是汉族，少数民族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先秦不必说了，秦汉以来的两千年间，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他们在河西的历史舞台上担任主角。
张掖和酒泉城中心的钟楼四门，都分别挂着这样的匾额：
东迎华岳
南望祁连
西达伊吾
北通沙漠
它们贴切地反映了河西作为西北地理上的十字路口的地位。地理上的十字路口使河西也成了古代各族交往的十字路口。东方来的汉族、党项族、满族，北方来的匈奴、鲜卑、突厥、回纥、蒙古等族，南方和东南方来的羌族、氐族、吐谷浑、藏族，西方来的新疆、中亚、波斯、阿拉伯各族和后来的回族，以及从这里西去的塞种、月氏和乌孙，都曾经在这个十字路口上或同台、或轮番地演出过一场场服色不同、语言各异、有长有短的活剧，把河西的历史装点得五彩缤纷，奇瑰绚丽。
目前河西发现的最早人类遗址，属于新石器时期仰韶文化系统的马家窑、半山、马厂类型的文化。古籍中记载先秦和秦汉之际在这里活动的有戎、狄、羌、月氏、乌孙等族。时间相当于夏代的玉门火烧沟类型的青铜文化，属于奴隶制社会早期，据说可能是古代羌族的一支的文化。而沙井文化和骟马类型的青铜文化以及嘉峪关北的黑山岩画，是否是月氏人和乌孙人的遗留，目前尚难于确定。
秦汉之际，匈奴南下河西，月氏被迫西迁。不到一百年，匈奴又被汉武帝的大军打败，汉族成了河西的主人，但这里仍活动着不少少数民族。留下的月氏人居于祁连山地，被称为小月支。聚居在张掖附近的卢水胡，曾经是东汉进击北匈奴大军的骑兵主干。河西四郡中的氐池县，可能是氐人聚居的地方。更有意思的是四郡中还有昭武、骊FEE3两县。昭武九姓是中亚居民，骊FEE3则是汉朝人对叙利亚的称呼。这两县“解者皆谓因西域归化之人之名以为名”。东汉时，羌人在这里有颇多的活动，鲜卑于2世纪中叶檀石槐成为部落联盟首领时，亦曾把自己的势力一直西伸到了敦煌。在这带活动的鲜卑人从此得到了“河西鲜卑”的称呼。
十六国时的民族动乱也波及到了这里。当时割据河西的五凉政权中就有三个少数民族政权，即氐族吕光建立的后凉，卢水胡沮渠蒙逊建立的北凉和原居河西的鲜卑秃发氏建立的南凉。鲜卑慕容氏的一支吐谷浑，4世纪初从遥远的辽东辗转迁移到了青海，其势力也伸展到了河西。当663年吐蕃攻取其青海地时，吐谷浑的一部分逃到了凉州。这次考察所见的武威青嘴喇嘛湾慕容氏墓葬群，就是这支吐谷浑余部的贵族身后埋骨之所。
民族的动乱和战争，固然给各族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和痛苦，但它却也在客观上促进了民族之间的接触和融合。当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一地，从迁徙走向定居，从游牧转为农耕，接受了封建制度之后，经济生活与经济地位相同的两族劳动人民逐渐凝结为一个被剥削阶级，两族统治者也逐渐凝结为一个剥削阶级。民族的语言逐渐改变，民族所独有的风俗习惯与心理状态逐渐消失。这时，民族融合的过程就基本上完成了。我们这次所见的魏晋十六国时期墓葬壁画中，有大量汉族地主田庄生活的图像，其中不少身着民族服装，且有民族发式的少数民族劳动者，从事着与汉族农民一样的耕地、耙地、扬场等农业生产劳动。高台县西的“骆驼城”，城分皇城、宫城、外廓等几层，规模宏大，相传是通晓汉文，“博涉群史”，汉化程度颇深的北凉主沮渠蒙逊兴业之地。这些，都向我们显示了当时河西地区民族融合的过程。
除上述各族外，随丝绸之路的繁荣而东来的昭武九姓，在河西历史上也扮演过重要的角色。十六国北朝时，像凉州的安氏、曹氏、何氏、张掖的石氏、酒泉的康氏等，都已取得了当地的籍贯，不再被视为外来的客民了。其中酒泉康氏尤为大族。他们唐朝的后人在墓志上曾自诩其祖先的功绩说：“东晋失国，康国跨全凉之地，控FEE4飞镝，屯万骑于金城，月尘汉惊，辟千壁于大漠。”历史并没有记下康氏曾有过这样的彪炳武功，但安史之乱时，武威九姓胡起事，武威大城中七小城胡据其五，则也可想见其在河西的势力了。此后，在北朝、隋和唐前期，河西历史又添上了新来的突厥与铁勒诸部如回纥、契FEE5、思结、浑等活动的印记。
十六国时期河西第一次脱离中原王朝的割据历史为一百四十多年。五凉政权中少数民族虽占其三，但统治年代加起来仅占50年，只能说与汉族平分秋色。但从安史乱后吐蕃攻占河西开始的第二次河西脱离中原王朝时期的情况就不同了。在长达四百多年的时间里，除去张议潮家族的汉族政权统治河西全境的50年外，这里几乎全是少数民族的天下。而后来将河西归于一统的中原王朝又是蒙古族建立的元朝，则少数民族对河西的第二次统治长达600年。这个时期的少数民族吐蕃、回鹘、西夏、蒙古在这里留下了大量的遗址遗物。1420年沙哈鲁使臣所记的甘州西夏所立的大卧佛，现存的虽非原物，但仍是张掖的重要古迹。《马可波罗行纪》中提到的西夏和蒙古的亦集乃城，即今额济纳旗黑城子遗址。断垣颓壁间，废砖、磁片、石磨、铜钱、丝绸残片、麻鞋布袜，乃至木梳、小玉佛、西夏文佛经印本残片等俯拾皆是，仍能让我们忆起这座在甘州通往蒙古早期都城和林的要道上的城市当年的盛况。至于敦煌石窟和遗书中的吐蕃、回鹘、西夏文物，那就更其丰富了。
在这个历史的十字路口上，我国古代各个民族像潮水一样一浪一浪涌来。有的由此远逝，有的留驻下来，有的与汉族融合，有的仍长久保持着自己的特色，直到今天，河西仍是多民族聚居地区，除汉族外，还有回、藏、土、裕固、蒙、满、哈萨克等族。他们和汉族一起，继续着祖先开创的事业，正在这块丰饶美丽的土地上为河西历史创作新的章节。
文化交流的枢纽站
作为历史上西北的军事、经济和政治重心的河西，自然也成了西北的文化中心。然而，这个文化中心却自有其独特之处。由于河西对中原王朝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又处在贯通中西的丝绸之路主干线上，并且是古代各族文化交往的十字路口，它就不仅仅是一条文化交流的河道，而且也是一座文化交流的枢纽站。古代各族的文化在交流过程中往往在这里停驻，一方面互相融汇，一方面又从当地的土壤中吸取营养，然后以多少带有河西地方特色的改变了的或发展了的形式，再从这里流向中土或西方、蒙古和青藏。这种情况，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尤为明显。
河西所以能起这种文化交流枢纽站的作用，端赖于本身所具有的相对雄厚的文化基础，这个基础是在汉代打下的。
汉代对河西的大力开发，使这个地区的文化迅速发展起来，达到了同中原基本相同的水平。武威磨嘴子汉墓群出土的《礼记》简和医简，说明中原学术在这里的流传。磨嘴子汉墓出土的六百石官吏所乘的木轺车明器及其他精美的木器，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二千石大官出行仪仗的铜车马俑等文物，不仅说明这里完全实行着中原地区的礼仪制度，而器物的工艺技术也与中原相侔。
魏晋十六国时期，中原板荡，河西文化的鲜花却正盛开。五凉君主中，张轨、李FEE6都是汉族世家，本人又以经学文艺著称，他们重视儒学，自不待言。吕氏、秃发氏、沮渠氏虽非汉族，但也欣赏汉化，奖掖士人。所以河西旧有的以儒学为主体的汉族传统文化不仅未曾沦替，反由于中原人士的迁入而有所发扬。等到北魏建立，河西重新归入中原王朝版图，保存在这里并得到发展的汉族传统文化又回流中原，成为北魏立国的指导思想和各种制度建立的凭借，不仅促进了鲜卑族的汉化，而且成为隋唐制度的一个渊源。西凉主李FEE6的曾孙李冲入仕北魏，是有名的三长制和均田制的创制者，而且都城洛阳的建设规划亦出其手。这种与《周礼》所载面朝背市旧制不同的市南宫北的都城规划，即来自对十六国时凉州城的模仿。这种模仿不仅见于北魏旧都平城、新都洛阳，也施之于东魏的邺都，并为隋唐长安城的营建所继承，形成了中国古代都市建设的新格局。这次考察中，武威的同志曾提出古凉州城址的探查问题，如能有所发现，那将是很有意义的。
河西又是西方宗教尤其是佛教东传的必由之路。由于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与中原的相对隔绝，也由于当地统治者的崇奉提倡，佛教在这里留驻兴发，并开始了它的中国化的进程。流寓敦煌，先世为月氏人的竺法护，能“口敷晋言”，自译梵书，被称为“敦煌菩萨”，说明了外来的佛教已在河西生根，而河西则自视为佛教的胜境，并推戴出了自己的大师。苻坚命吕光西征龟兹迎回的鸠摩罗什，因前秦败亡而滞留凉州十余年。这一顿挫却使他精习了汉语，以致后来去长安译经时，译文“文美义足”，适合汉人诵习研讨，大大扩大了佛教在中土的影响，促进了它的广泛流传，从而为佛教的中国化作出了很大贡献。敦煌等处佛教石窟艺术在西土与中原之间的承接作用，更是为人熟知。研究者认为，河西的魏晋十六国墓葬壁画，画法与造型来自中原，敦煌早期石窟壁画中，有的采取了墓葬壁画中的这种中国的传统画法，有的则是传统画风与西域画风并存。有趣的是，画佛像是西域画风，而背景、世俗题材及供养人像却是汉晋以来的传统风格。发展到北朝晚期，石窟壁画中的西域画风逐渐融入传统画风之中，那种互不协调而生硬结合的现象逐渐消失，终于在唐代形成了圆熟的中国特有的佛教艺术风格。至于历来认为是来自印度绘画的“凹凸法”，其实中国自有其渊源。东汉晚期的武威雷台汉墓墓顶的莲藻图中，莲瓣着色已采用渲染之法以显示立体感，其后与印度的凹凸法结合，到隋唐时遂形成了以尉迟乙僧、吴道子为代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一大流派。我们这次参观河西的东汉魏晋十六国壁画墓及敦煌、榆林等窟的壁画，感到这些意见确是很有道理的。
乐舞也是河西在文化上起着枢纽站作用的一个例证。西域、中亚和印度的乐舞，往往在这里停留、生根、改造、发展，然后再输入中原。隋代国家乐队九部伎(唐时增为十部伎)中的天竺乐，即源自天竺送给前凉主张重华的一部音乐。吕光把龟兹乐带到了凉州，后凉北凉时变龟兹乐，号为“秦汉伎”，输入北朝，后称凉州乐，亦列为隋九部伎唐十部伎之一。唐玄宗时有名的霓裳羽衣舞及曲，也是因西凉州所进的西域曲调改制而成。南北朝以降，凉州歌舞，誉满全国，正是在这文化交流枢纽站内生长起来，至今令人神往的艺苑奇葩。则西域、中亚和印度的乐舞经河西改制而传入中原的，到隋唐时都成了中国的“国伎”了。
吐蕃、回鹘、西夏统治河西的时期，河西文化的枢纽站作用对中原王朝来说似乎不大显著，但新疆、青藏、蒙古各族的文化交流在这里仍很频繁。就这方面的问题进行深入探究，应当说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问题
考察途中，我们一再领会到水在河西的重要作用。流水所至，生趣盎然，水所不及，则荒漠无际。河西的水是丰饶的，丰饶到远至额济纳一带的戈壁滩上，地下水位仅距地表二三公尺。然而河西的水又是贫乏的，贫乏到河西的七百五十多万亩水地仅占其总面积111000平方公里(不包括额济纳旗)的不到5%。人与自然的交互作用，在河西就是通过水为中介来进行的。行经密树成荫，麦棉似锦的绿洲，我们总是赞叹先辈利用祁连雪水改造河西面貌的卓绝功绩。面对因缺水而废弃的流沙半掩的古城，我们又不禁为祖先在强大的自然力量面前败退而感叹咨嗟。这种缺水的趋势又似乎在随河西的开发而逐步扩大。解放之初，张掖城内外还是清泉处处，湖沼四布，可是近年来多已干涸，使我们无缘再睹这座可与“家家流水，户户垂杨”的泉城济南相比美的古城原貌，也使我们为缺水的阴影笼罩着河西而担心。这种心情，在我们站在枯缩的古居延海边上时，达到了它的最高度。
远处四合的群山形成的盆地，显示了这座方圆数百里的古代巨泽的轮廓。但眼前所见，却只是过去湖底中间一片周围才几百米的小小水洼。几只野鸟涉足其中，悠闲地寻觅食物，告诉人们水深只有几寸。岸边一圈死鱼，说明近年来水面仍在下降。古居延海的枯缩，弱水改道固然是直接的原因，但水源的衰减应是根本。今天，改道的额济纳河所注入的索果诺尔和嘎顺诺尔，不仅面积比居延海小了许多，而且据当地同志讲，水草的丰盛也大不如前些年。额济纳河两岸五百多万亩的胡杨、红柳、梭梭林带，目前正以每年5—7万亩的速度减少，这与过度放牧与樵采有关，但根本的问题是缺水。据说额济纳旗每年需水7亿立方米，而目前只能流入3亿立方米。如果水源充足，过度放牧与樵采的问题也就较易解决了。
古居延海的枯缩以及白羊河流域尾闾的休屠泽，疏勒河流域的哈拉诺尔等古代巨泽的消失，可能与河西历史上农业用水量的加大有关，但也要看到不合理的土地利用，即在不宜于农耕的地方开垦以及过度的采伐与放牧对生态平衡的破坏作用。自然对人类劳动的报偿是丰厚的，但不合理的利用却也会遭到它的惩罚。往者已矣，祁连山的九百多亿立方米冰川贮水和走廊的四千五百多亿立方米的地下水始终是河西的一笔巨大财富。我们的祖先在这笔财富的基础上生发出一片从汉唐时几十万人口发展到今天的三百多万人口的农、牧、工、矿各业兴盛的繁荣地区。如何发扬先人的功业，避免他们的失误，在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有效地、谨慎地利用水这一巨大财富，使河西的发展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之上，应当是一个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问题。
原刊《丝路访古》，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