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出版《李杜论略》的1980年算起，宗强先生从事中国文学思想史的研究已经有24年了，其学术思想经过了萌生、发展到成为一个较为完整体系的过程。如果从1992年到宗强先生那里攻读博士学位算起，我随宗强先生治中国文学思想史，也已经有了12个年头。宗强先生在这24年里，先后有近十种著作出版，其中有不少是像获得教育部社会科学著作一、二等奖的《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与《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那样的学术精品。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宗强先生经过长期的实践与探索，建立起了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的学科体系，提出了一整套该学科的学术理念与研究方法。这些学术思想有的是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所特有的，有的则拥有文学史、批评史及美学史研究的普遍意义。总结其学术思想的特点，当对文学研究的推进与成熟具有建设性的意义。我随宗强先生治学，虽难说已透彻领悟其学术思想，然经过10馀年的品味咀嚼，亦颇有会心并受益良多。我按此种学术思想撰写的博士论文《李贽与晚明文学思想》，曾获首届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另一部论著《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亦获北京市优秀论著奖励。在此总结宗强先生的学术思想，对我本人也是一个提高认识的机会。我以为中国文学思想史的学术理念与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求真求实与历史还原
中国文学思想史属于历史研究的范畴，当然就存在着研究目的的问题。究竟是为现实服务而研究，还是为恢复历史真实而研究;历史真实到底是可以认识的，还是永远也无法把握的，这本来都是历史哲学中争论已久的重要命题。但宗强先生切入此问题的前提却并非从历史哲学的理论探究出发，而是从中国学术的研究现状出发。依宗强先生的看法，民国时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并不存在太多的研究目的的争论，学者们几乎都无可争议地认为，弄清中国文学批评理论的历史原貌乃是其根本目的。即使罗根泽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明确提出其研究目的，也是求真求好并举，且以先求真后求好为次序。但在建国之后，出于受苏俄文艺理论及西方文学理论的冲击，中国学术界急于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体系，便形成了急功近利的学术理念，从而使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经常处于现代文学理论注脚的尴尬地位。有感于此，宗强先生在许多场合反复强调求真求实的研究目的：“有时候，对于历史的真切描述本身就是研究目的。”[1]“弄清古代文学理论的历史面貌本身，也可以说就是研究目的。”[2]“有时候，复原古文论的历史面貌，也可视为研究的目的”[3]。“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求真”。“从文化传承的角度，弄清古文论的本来面目，也可以说是研究目的”[4]。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反复强调，是由于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观念在中国学界根深蒂固并一次次掀起高潮，仅近10年来，就有用中国古代文论为母体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与因“失语症”而带来的话语转换的呼吁，从而使以平常心研究历史真实这样一个本来不成为问题的话题却要反复呼吁，并至今难以得到所有人的认可，由此可见中国学术界积重难返的沉重现实。
宗强先生既然认为求真或者说复原历史面貌乃是古代文论研究的重要目的之一，则历史还原便成为不言而喻的具体途径，所以他说：“历史还原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古文论的历史原貌”。[5]有时宗强先生将历史真实又称为历史感，并认为“要使研究成果具有历史感，第一步而且最重要的一步工作便是还原”。[6]当然，研究缺乏真实历史感的原因除了研究目的的急功近利外，也还存在研究方法的适应与否。宗强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重操旧业时，本来是打算研究古代文论的理论范畴的，但是“其中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基本概念的产生，都和一定时期的创作风貌、文学思想潮流有关。不弄清文学创作的历史发展，不弄清文学思想潮流的演变，就不可能确切解释这些基本概念为什么产生以及它们产生的最初含义是什么。
因此，只好终止了这一工作，而同时却动了先来搞文学思想史的念头”[7]。正是追求历史原貌的一贯主张，使得宗强先生将历史还原作为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的第一要义，他说：“古代文学思想史研究的第一位的工作，应该是古代文学思想的尽可能的复原。复原古代文学思想的面貌，才有可能进一步对它作出评价，论略是非。这一步如果做不好，那么一切议论都是毫无意义的。我把这一步的工作称之为历史还原。”[8]可以说中国文学思想史的所有方法与程序，均是为了实现此一目的而进行的，如果失去此一目的，便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思想史的研究。而且我以为，宗强先生以其研究的实绩，已经使其所倡导的求真学风在研究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而得到越来越多的学界同仁的认可。
当然，宗强先生在强调求真目的时，从来也没有否认学术研究应具有的文化建设作用，他只是认为，基础研究不应该那样的急功近利，而应该将眼光放得更长远些。之所以强调求真求实，是因为如此可以使古代文学思想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他说：“求真的研究，看似于当前未有直接的用处，其实却是今天的文化建设非有不可的方面。我们的文学创作、书法、绘画创作，无不与文化素养的深厚与否有关。”[9]他将此称之为“无用之用”，并认为是更为有益的。同时宗强先生也没有因为追求历史还原而忽视当代意识与主观因素对客观性的影响，可以说自中国文学思想史的研究体系提出之日起，他都一再反复强调要完全复原历史是不可能的。他在《四十年来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一文中说：“对于历史的研究，完全地符合于历史的本来面目是绝对不可能的，这不仅有一个史料的完备与否的问题，而且更重要的还有在于研究者的种种主观因素会妨碍历史面貌的真实复现。但这并不是说，历史还原是不可能的，而只是说，尽可能接近的描述历史的真实面貌，是应该做到的。”[10]这样的认识使之与传统的乾嘉学派的绝对主义观念有了明显的区别，从而拥有了现代的学术品格。
尽管如此，上述的求真观念毕竟是为了纠偏而提出的，所以较多的强调了主体因素对于古代文学思想研究的负面作用。随着学术思想的发展与学科体系的完善，宗强先生越来越对研究中的主体要素做出了建设性的阐述。这种主张集中体现在他最近为涂光社先生《庄子范畴心解》所作的序文中。首先他明确承认了经典解读中的局限：“至少在思想遗产的范围内，任何经典的解读，都不可能完全回归到原典的本来面目，都不可避免的带着解读者的印记。这印记，有解读者的思想与学养，也有时代的影子。”但与以前有区别的是，除了指出此种影响所带来的曲解经典的负面作用外，他还特意强调了这种解读也有可能深化与丰富原典所蕴涵的思想，认为“由于《庄子》所蕴涵的理论的巨大涵盖力，又由于它的模糊性，我们完全可以用现代社会培养起来的严密的思维能力，对它做出更为精密的阐释，对它的意义加以更为深入的辨析，把它所蕴涵而又尚未充分展开的理论内涵展开来，探讨它在当代的价值所在。”但这种解读又决非随意的，而必须限定在原典所约定的范围之内，所以结论是：“经典的解读总是带着解读者的时代印记，问题只在于是不是在原典所约定的范围内展开。”一方面要恢复原典本意，一方面又可以展开其理论蕴涵并探讨其当代价值，他将此一过程概括为“还原、展开、充填”。宗强先生的这些见解显然比20世纪80年代所倡导的恢复历史本来面目的主张有了很大的发展，从而显得更为圆融周全，也为其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的学术思想注入了更大的活力，开拓出更大的思维空间。
宗强先生虽然一向谦称自己不懂西学，并且很少染指历史哲学与阐释学理论，但我以为他所提出的“还原、展开、充填”的学术宗旨是合乎当代学术的发展趋势的。西方的历史哲学与阐释学在20世纪前半期的确曾过分强调了主观的局限性与理解的相对性，以致对我国学术界曾一度造成过不良的影响。但在最近时期，西方已经有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了不少折衷之论，如美国文学理论家赫施将解释分为含义与意义两种：“一件本文具有特定的含义，这特定的含义就存在于作者用一系列符号系统所要表达的事物中，因此，这含义也就能被符号所复现;而意义则是指含义与某个人、某个系统、某个情境或与某个完全任意的事物之间的关系。”[11]艾柯则将这种不同的目的区别为“诠释本文”与“使用本文”。认为诠释本文时“必须尊重他那个时代的语言背景”，而使用本文时“可以根据不同的文化参照系统得到的不同的解读”[12]。他们的意图其实很明显，含义与诠释本文指本文的客观性，而意义与使用本文则指对本文的主观阐发。无论是历史哲学还是阐释学，都把目光集中在将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既结合又区分开来，从而达到既尊重历史客观性而又能与现实紧密地联系起来。我想宗强先生的还原相当于诠释本文与探求含义，而展开与充填则相当于对文本意义的使用。在有意无意之间，宗强先生对传统诠释学与本体诠释学进行了理论的整合。
二、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
把古代文学的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是宗强先生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得以建立的基本前提，同时也是其历史还原的求真目的得以实现的重要一环。早在1980年，宗强先生便在《李杜论略》中指出：“探讨一个时期的文艺思想，有必要从理论和创作实践两个方面进行考察。”而他在《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的“引言”中指出，他在本书中使用的研究方法就是“把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的倾向结合起来考察”。这种把研究对象从理论批评扩展至文学创作实践的作法之所以能够成立，其主要的学理依据便是能够更全面、更真实地描述中国古代的文学思想，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结合创作来探讨文学思想可以补理论批评之不足。正如宗强先生所言：“文学思想除了反映在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之外，它大量的是反映在创作里。有的时期，理论与批评可能相对沉寂，而文学思想的新潮流却是异常活跃的。如果只研究文学批评与理论，而不从文学创作的发展趋向研究文学思想，我们可能就会把极其重要的文学思想的发展段落忽略了。同样的道理，有的文学家可能没有或很少文学理论的表述，而他的创作所反映的文学思想却是异常重要的。”[13]如果只研究理论批评而不研究创作实践中的文学思想，那么至少这样的文学思想研究是不完整的，而不完整当然也就不能是完全真实的，因为历史的原貌只有完整才会真实。如果在横向上缺乏立体感，在纵向上失去了许多重要的段落与环节，则所谓的历史还原也就名不副实。
二是结合创作来探讨文学思想可以与理论批评互为印证。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古代人一统的思想现实所决定的，尽管中国古代士人也讲儒释道互补，但儒家思想却是他们大多数人标榜的立身处世原则，只要他想入仕为官取得成功，就不能在公开场合讲不利于儒家的言论。这便造成了宗强先生所说的情形：“在公开的场合，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而自己的真实爱好，却流露在创作里。我们常常看到一种奇异的现象：有的人在文论和文学批评里阐述的文学观，在自己的文学创作里却并不实行;他在创作里反映的文学思想，是和他的言论完全相左的另一种倾向。究竟哪一种倾向更代表着他的文学观，这就需要将他的言论与他创作实际加以对比，作一番认真的研究。如果我们不去考察他的文学创作倾向，而只根据他的言论做出判断，那么我们对于他的文学思想的描述，便很有可能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14]而无论是片面还是错误，都是与真实面貌相悖谬的。
《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的出版，标志着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体系的正式确立。因为唐代是一个理论并不发达而文学思想异常活跃的时代，宗强先生运用其文学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将这380年文学思想发展的整体脉络清晰地梳理出来，将李白、李商隐这些没有多少理论表述的重要作家的文学思想论述得那样丰富多彩，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当时著名学者傅璇琮先生就敏锐地指出：本书“结合文学创作、风格写文学思想，使我们在书中看到的不仅仅是理论，而且是原来的一些实际情况”[15]。可见傅先生是把宗强先生的文学思想史研究与传统的文学理论批评史明确区别开来了。尽管以前的文学批评史研究界也曾有像王运熙这样的学者提出过将理论与批评结合起来，但主要指的是将批评文字中所涉及的作家作品拿来研究以印证其理论，而宗强先生的主要力量却是用在从创作中归纳出文学思想的这一方面，从而显示了一种全新的学术思路。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研究树立了一种学术理念，即研究任何一种文学思想都不要只看其说了什么，而应该综合全面地进行考察。这使得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能够具体对待任何复杂的现象。后来还引申出了不仅理论要与创作相互印证，即使创作也要区分不同的情形。比如同是一首诗，作者是写给他人的还是独自吟诵的;同是一篇信函，作者是写给上司的还是写给亲人的;同是一位作家，写此首诗时是在其官运亨通的时期，而写另一首诗时却是贬官流放的时期。……这些都有可能造成其文学思想的矛盾与出入，都需要认真加以比较与辨析，庶几能够得出近于历史真实的判断。
将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结合起来进行文学思想史的研究，会给研究者提供许多新的思路与看法，因为新成果的出现不外乎新材料的发现与新方法的采用。文学思想史的研究既然扩大了研究的对象，当然会出现以前未曾留意的新材料;而将视野转向文学创作倾向的分析，也可视为是新的研究方法。因此，文学思想史的研究就目前来看，还有极大的发展空间。但此种研究较之以前的纯理论批评研究也大大增加了难度。首先是随着研究对象的扩大而增加了阅读的容量，要对一代文学思想做出整体的描述，几乎需要遍读目前存世的所有作家文集，才能成竹在胸。而最后能够用到的材料则往往百不得一。其次是需要敏锐的审美感受能力，不像理论批评那样，只要进行理性的思辨就可得出学术结论。研究者需要感受到哪些作品显示了新的审美倾向，体现了独特的艺术风格，拥有了鲜明的艺术个性，透露了新的文学观念等等。只有将这些都感受到并将其清楚地揭示出来，才算是真正的文学思想史的研究。其三是还需要拥有较强的抽象概括能力，做到既能够深入具体作品，又能够统观大局，如此方可始终把握住文学思想发展的主潮与大势。宗强先生的《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之所以受到广泛的好评，就是具备了以上诸点。从整体上看，该书打破了以人为单元的传统框架，而紧扣文学思想演变的主要趋势与大的发展阶段;从具体上看，又能够细致入微地剖析作品，敏锐地感受到新的艺术观念的出现，从而做到了既高屋建瓴又扎实具体的有机结合，这也使该书成为学术史上的经典之作。
三、历史环境与士人心态
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之所以能够与传统的理论批评史鲜明地区别开来，除了结合创作实践而更完整真实地把握文学思想的内涵外，更重要的还在于对文学思想发展的具体过程与演变原因的重视。所谓历史感，其实是由对过去事实的尊重与事物发展过程性的探求这两种因素共同构成的。而要对文学思想的发展过程与演变原因进行深入的研究，就离不开对社会历史环境的考察。因为离开了具体存在的历史环境与产生条件，就既无法弄清文学思想的真实内涵，也无法检验我们的结论是否符合历史的真实。因为人文学科的研究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进行重复性实验以进行检验，而只能将其放入更大的系统中看其是否能够相融。影响文学思想的因素是非常复杂的，举凡经济、政治、哲学、宗教、风俗、社会思潮、生活时尚、地域文化等等，任何一种都会成为影响文学思想的因素。而且这种影响又是诸要素的综合效应而非单一结果，这就更增加了工作的难度。可以说，如果不对某个时代的历史总体状况及相关领域具有深入的了解，是很难准确把握其文学思想的。
以前的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其实也很少不对当时的历史环境进行叙述的，有的叙述还很详细，但却总给人一种文学与历史环境两张皮的感觉。究其原因，乃是由于将文学与历史环境直接相连而导致的。将文人心态研究引入中国文学思想史的领域，是宗强先生进行历史还原的又一个贡献。这是因为：“社会上的一切影响，终究要通过心灵才能流向作品。”[16]也就是说，社会环境影响士人心态，士人心态又影响文学思想，因此士人心态也就成了社会历史环境与文学思想的重要中介。“政治的，社会的种种外部因素，是通过士人心态的中介影响到文学思想上来的”[17]。“当我们弄清楚是什么样的外部原因引起士人心态起了变化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解释何以他们的人生旨趣变了，文学创作的主题变了，审美情趣变了”[18]。士人心态研究尽管在宗强先生撰写《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时就已进行了初步的尝试，但真正的成熟却是对魏晋文学思想的研究，其代表作便是《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与《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尤其是在前一部书里，宗强先生深入细致地论述了魏晋玄学思潮演变与士人心态变化的关系，并具体说明了士人心态变化如何导致了当时的审美情趣、题材选择与文体演变。本书出版后以其方法的新颖与论述的透辟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得到了有识之士的普遍好评，也标志着士人心态研究在中国文学思想史学科中已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有了士人心态研究的参与，使得文学思想史的研究成为一种立体、综合、动态与鲜活的研究，从而避免了数字堆砌的枯燥与平面归纳的生硬，它让读者看到的是文学思想发展的动态过程与内在关联。这些特征也使宗强先生的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与日本、港台等地的学者的同名研究鲜明地区别开来，显示出独特的学术个性。
西方的心理历史学曾经历过本我心理史学、自我心理史学与群体心理史学三个阶段，我以为宗强先生的士人心态研究较为接近群体心理史学。这是因为前二者基本是以个人的心理作为研究对象，从而更关注其生理心理方面，而群体心理史学不仅在名称上可以与心态史互释，而且它拥有的两个突出特征也更接近士人心态史的研究，那就是群体心理史学的主要关注对象是集体心态，而且其心态的内涵主要是潜意识中的感情、态度与情绪[19]。宗强先生明确地说：“我的研究对象，是士人群体。我要研究的是士人群体的普遍的人生取向、道德操守、生活情趣，他们的人性的张扬与泯灭。”[20]就研究对象的群体性及关注人生态度与情感情绪上看，宗强先生的士人心态研究的确可大致归于群体心理史学的范围。但是由于宗强先生对士人心态的研究是从影响文学思想的角度出发的，所以便有了自己的独特性。因为他面对的不是一般的群体，而是在中国历史上占据重要位置的知识精英阶层，这些人拥有极强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儒释道互补的思想特征，所以他们对环境的敏感往往超过了其他的群体。有鉴于此，宗强先生将历史环境对士人心态的影响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政局变化。“多数的士人，出仕入仕，因之政局变化也就与之息息相关。家国情怀似乎是中国士人的一种根性。”（二）思想潮流。如两汉经学、魏晋玄学与宋明理学，都曾对士人的心态带来深远的影响。前人对这些思潮都进入过许多义理的辨析，但它们是如何的进入士人的内心，融入他们的情感世界，是士人心态研究的关注点。（三）士人的具体生活境遇。“现实的生活状况是决定一个人心境的非常实在的因素。他们有什么样的生活条件，就可能产生什么样的想法。”这三个方面是研究一个时期影响士人心态的主要关注点，而且与文学思想的变迁有极密切的关系。但是如果要探讨不同士人群体及重要代表人物的心态，情况就会更复杂一些，诸如家族文化传统、社党组合、朋友交往、婚姻状况、特殊遭遇等等，都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就中国文学思想史的整体研究看，上述三方面构成了其心态研究的主要骨架。
以我这么多年随宗强先生治文学思想史的体会，士人心态研究的难点在于研究者须具备文史哲的广博知识背景与融贯能力。这不仅是指要弄清一个时期的历史状况而需要阅读经史子集的几乎全部材料，更重要的是还要具有独立研究相关领域的学术问题的能力。作为现代学术研究，当然会借鉴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但借鉴不等于替代。因为不同的研究目的导致了研究者所关注的重心的不同，文学思想研究所看重的是政局变化、社会思潮与人生境遇对士人价值取向与情感情趣的影响，以及如何影响其审美趣味与文学观念，所以必须找出社会环境与士人心态的内在关联与具体渗透途径。比如说唐宋派是阳明心学向明代文学思想界渗透的最早的文学流派，这种渗透主要是由于嘉靖时的朝政变化、心学流行与人生际遇对其人格心态影响的结果。但尽管黄宗羲将唐宋派主要代表人物唐顺之列入《明儒学案》中，可哲学界却几乎没有人将其作为研究对象，连其心学的理论形态都较少涉及，更不要说心学对其人格心态的影响了。于是要研究明代中期的文学思想，也就不能不从头对这些论题展开探讨。学术界喊了这么多年的文史哲打通，其成果却不能尽如人意，其主要难度就在这里。心态研究是社会环境与文学思想的关键与中介，两端连缀起的却是好几个巨大的学术领域。
四、心灵体悟与回归本位
中国文学思想史的研究就其实质上说，依然是理论观念的研究，具体讲就是古人对文学的看法，诸如文学的特质、文学的功能、文学的价值、文学的风格、文学的趣味、文学的技巧、文学的传承、文学的影响等等。但文学思想史研究牵涉的领域又十分广阔，它包括了史料的考辨、文字的训释、社会环境的梳理、作品的解读、理论的思辨、心态的探求等等。从理论上讲，应该将这些因素和谐地纳入整体之中，从而形成一个严密的体系。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却又不那么简单，而是存在着种种的矛盾与悖论，其中有两点尤其应该引起研究者的关注。
一是历史客观性与心灵体悟的统一。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是由文学、思想与历史三种要素构成的，思想是理论形态，需要理性的思辨;历史属于外在于研究者的客体，需要避免主观的臆断;文学则属于情感与人生体验的表现，无论创作还是阅读都需要主观情感的介入。尤其是其中的心态研究与作品解读，更需要与古人进行情感的交流与心灵的沟通。文学的本质特征是审美的，而面对审美的对象是不可能无动于衷的。这无论是对具体作品的解读，还是对文学流派以及某一时期的文学思潮的体认均是如此。宗强先生曾坦承在进行士人心态研究时“难免带着感情色彩”，同时他更强调审美能力的重要：“对于文学思潮发展的敏锐感受，在很大程度上，要求具备审美的能力。一个作家、一个流派的创作，美在哪里，反映了什么样新的审美趣味，乃是文学思想中最为核心的问题。如果这一点都把握不到，那写出来的就不会是文学思想史，而是一般意义上的思想史。如果把一篇美的作品疏漏过去，而把一篇并不美的作品拿来分析，并且把它说得头头是道，那就会把文学思想史的面貌写走样了”[21]。文学研究毕竟是一个特殊的领域，其他学科感情过多的介入也许会影响历史真实的发现，而文学研究如果不运用自己的审美能力去悉心体验作品，不动用情感去感同身受，不发挥想象去设身处地，就很难进入古人的心灵世界从而正确地把握其作品的真实内涵，当然也就说不上客观评价了。一个好的文学思想史研究者在面对古代作家作品时，理应能够既深入进去又退得出来，从而做到审美体验与理性思辨的协调一致。
二是跨学科研究与回归文学本位的协调。文学思想史研究既然是一种立体动态的研究，当然会涉及许多领域。士人心态的变化会牵涉到朝政变迁、社会思潮演变等历史要素，而每一种人的文学思潮的背后也大都有某种哲学的观念作为支撑，不弄清这些就很难把文学思想说清楚。于是文学思想史研究中便有了儒释道思想的研究，有了士人心态的研究，有了政治制度的研究等等。但研究者应该清楚，他作这些研究都是为了弄清文学思想的内涵与产生原因，是为了解决文学思想研究中的种种问题。宗强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曾明确地谈及此问题：“多学科交叉的研究，如果没有用来说明文学现象，那就又可能离开文学这一学科，成了其他学科的研究，例如，成了政治制度史、教育史、思想史、民俗史、宗教史、音乐艺术史、社会生活史，或者其他什么史的研究。这些‘史’的研究，研究古代文学的人可以用来说明文学现象，但是它的本身，并不是文学本身的研究。我们既然是研究古代文学，多学科交叉当然最终还是要回到文学本位。”[22]而回到文学本位的主要表现，是真正说明审美方面的问题;回归文学的途径，则是寻找出各学科间与文学审美的深层学理关联。宗强先生尽管在此是针对古代文学的大学科而言的，我以为这同样适用于文学思想史的研究。因为文学思想史研究牵扯面更广，更需要学科交叉，所以也更容易产生往而不归的“跑题”现象，也就更需要强调回归文学思想本位的重要。
正是由于上述复杂情况的存在，所以宗强先生对文学思想史研究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即国学基础、理论素养和审美能力，“没有必要的国学基础，就会陷入架空议论。没有必要的理论素养，就会把文学思想史写成资料长编。”[23]而没有审美能力，正如上面所言，就会把文学思想史写成一般意义上的思想史。除此三点之外，宗强先生平时还反复强调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对研究者的重要，因为好的想法必须要充分表现出来才算最终完成研究。而且文学思想史的研究毕竟是文学研究，所以研究者的语言不仅需要准确，还要流畅、生动、严密、雅训。只有具备了这四方面，才算一个合格的文学思想史研究者。我以为宗强先生在这四个方面都起到了表率的作用。尽管他一贯谦称自己基础不好，但那是与自幼接受经史教育而国学修养深厚的老一代学者相比而言的，其实以宗强先生的严谨与勤奋，在竭泽而渔式的占有材料方面，是很少有人能够与之相比的，无论是研究隋唐五代还是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思想，他都几乎读完了所有现存的材料，并在材料真伪与文字训释上下过极大的气力。在理论思辨上他又是深邃而敏锐的，他研究问题的强劲穿透力，把握文学思潮大势的高超驾驭力，都使得他的著作既具有高屋建瓴的大气，又有周全缜密的严谨。我在刚接触宗强先生时，对他的印象是清峻而近于严厉，可时间长了却发现他又具有丰富的情感世界与鲜活的艺术味觉。他自幼习画，至今兴趣不减;他兼写旧诗，大有义山风韵;同时还有欣赏书法碑帖的嗜好。这些艺术实践使之对文学作品的解读与鉴赏堪称精到。至于他著述语言的流畅雅驯，更是读过其著作的人共认的事实。正是因为他具备了这些优势，所以才能不断为学术界提供学术精品。吴相先生在评价《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一书时说;“读这样的书，确实感到极大的满足，既有一种艺术享受的美感，又得到思辨清晰的理性愉悦。”[24]能有这样的效果，当然是宗强先生雄厚的综合学术实力与高超的学术境界的体现。
但我最为佩服宗强先生的，是他那不断超越自我的创新精神。傅璇琮先生在《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的序中曾如此评价宗强先生：“无论是审视近十年的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还是回顾这一时期古典诗歌特别是唐代诗歌的研究，他的著作的问世，总会使人感觉到是在整个研究的进程中划出一道线，明显地标志出研究层次的提高。”我以为不仅横向对比是如此，就其本人著述的纵向对比看，也是一部书提高一个层次。读宗强先生的书，你很少能够感到他同时代一些学者所受的庸俗社会学的影响。我想，这除了与其本人的独特人格有关外，也与其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分不开。这只要对比一下他第一部著作《李杜论略》与十年后出版的《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就不难感受到它们之间的巨大差别。尽管宗强先生无论是自己从事研究还是指导研究生，都把严谨扎实的学风作为基本的要求，以弄清问题为旨归，以历史还原为目的，而把浮光掠影的感想式研究与一知半解的卖弄新方法、新术语视为学术的大忌，但他又决不陈旧保守，总是密切关注国内学术界与国际汉学界研究的新动向、新趋势，并同时了解文学理论界与史学界新的理论动态。这保证了他总是能够与学术界的最新发展水平保持一致，从而提出许多新的学术观点。记得在获取博士学位后即将离开宗强先生的头天晚上，我到他的家中告别。师生间讲了许多话，但最令我难以忘怀的是，当我表示自己基础太差，需要补的课太多时，宗强先生说：“岂但你们需要补课，我本人也要补课，而且是不断的补课。”我想，这不断补课的精神保证了宗强先生思维的新颖与理论的鲜活。中国文学思想史的研究还处于方兴未艾的发展时期，许多问题包括学术思想上的问题还有待解决，比如两汉以前文学尚未从其他领域独立出来时文学思想该如何研究;元代文学的雅俗观念的变异与异族文化的介入有何关系，明清时期文坛上的主流文学思想的活跃与传统诗文成就的不足之间有何关联等等，都需要做出进一步的深入思考。有像宗强先生这样严谨而又富于创新的学科带头人，又有一大批受宗强先生影响的年轻学者，我想一定能使中国文学思想史这一学科得到持续的发展与不断的完善。
注释：
[1]罗宗强等《四十年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反思》，《文学遗产》1989年第4期。
[2]罗宗强等《古代文学理论研究概述》第7页，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3]罗宗强《近百年中国古代文论之研究》，《文学评论》1997年第2期。
[4]罗宗强《古文论研究杂识》，《文艺研究》1999年第3期。
[5]罗宗强《四十年来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林徐典编《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文学语言卷）第82页，中华书局1995年版。
[6]罗宗强等《四十年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反思》，《文学遗产》1989年第4期。
[7]《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后记。
[8][13][14][16][18]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序。
[9]罗宗强《古文论研究杂识》，《文艺研究》1999年第3期。
[10]林徐典编《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文学语言卷）第82页，中华书局1995年版。
[11]赫施《解释的收效性》第16—1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出版。
[12]艾柯等《诠释与过渡诠释》第83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15]傅璇琮《古典文学研究及其方法》，《复旦学报》1987年第4期。
[17]罗宗强《我与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学林春秋三编》第121页。
[19]参见杨豫、胡成《历史学的思想与方法》第七章第4节，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
[20]《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再版后记。
[21]罗宗强《我与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学林春秋三编》第124页。
[22]罗宗强《目的、态度、方法》，《天津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
[23]罗宗强《我与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学林春秋三编》第123页。
[24]吴相《无奈的辉煌》，《读书》1992年第l期。
原载《文学评论》200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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