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代的古代史和考古学的角度，怎样去看待我国世代相传的炎黄二帝事迹，是一个长期没有得到解决的课题。众所周知，司马迁的《史记》始于《五帝本纪》，而《五帝本纪》开端就是黄帝的史事，也提到炎黄二帝的关系。这样重要的记载，我们是不能忽略过去、不予研究的。可是在几十年来疑古思潮盛行的时期，炎黄二帝的事迹几乎被全部否定了，普遍认为是子虚乌有，屏之于历史研究的视野之外。因此，这里涉及炎黄二帝，也必须从疑古思潮的评价说起。
疑古思潮从起源上说，可追溯到上世纪末，也就是晚清的时候。当时的人们向西方寻求真理，对旧的传统观念，包括对中国上古历史的看法，产生了怀疑，开始采取批判的态度。实际上，这种疑古的思想不仅在中国出现，差不多在同样的时间，日本和欧洲也都有人对中国的古史表示怀疑。他们的见解，对中国学者也有或多或少的影响。到了辛亥革命以后，疑古思潮在中外都有进一步的发展。外国的例子，如日本的白鸟库吉有《尧舜禹抹杀论》，是很有名的。由中国当时的思想史来考察，疑古思潮肯定是有积极进步的意义的。因为这一思潮的兴起，有利于冲决封建思想的网罗，和后来“打倒孔家店”也有联系，是起了进步作用的，应给以充分的肯定。不过，我们今天加以回顾，也有必要指出，疑古思潮有其局限性和不足之处，就是说，对于古史，对于古代文化，在某些方面否定过度了，以致造成了古代历史文化的空白。在当时疑古思潮中，曾出现一种极端的说法，叫做“东周以上无吏”论。过去说中国有5000年历史文化，一下子缩短了一半，以上部分统统成了空白。
不少学者曾提出克服疑古思潮不足的想法。有的认为应以释古代替疑古，提倡信古一疑古——释古的三阶段说，有的则主张应以考古取代疑古，从而重建古史。后来中国的古史是怎样得到重新认识的呢？我觉得主要依靠两点：一点是新的理论，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入。郭沫若同志1929年撰著，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重新认识中国古史的嚆矢。郭老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强调，要补充恩格斯：《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所没有讲到的中国古史①。另外一点是现代考古学，从20年代开始，现代考古学在中国建立，这在传世文献以外，为人们开辟了认识古代的新的途径。这两点结合起来，才使中国古史的研究有了今天的面貌。
近人对于古史传说特别作出系统研究，有突出贡献的，应推徐炳昶（旭生）先生。他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书中指出：“传说与神话是很相邻近却互有分别的两种事情，不能混为一谈”，传说总是掺杂神话，但“很古时代的传说总有它历史方面的质素、核心，并不是向壁虚造的”②。这个观点对于祛除疑古思潮的副作用非常有益。我认为中国古代的历史传说，特别是炎黄二帝的传说，不能单纯看成是神话故事。这些传说确乎带有神话色彩，但如果否认其中的历史“质素、核心”，就会抹煞中国人的一个文化上的特点，就是中国人自古以来有着重视历史的传统。有的外国学者说中国人是一个历史的民族，这话是有道理的。中国从记载虞夏商周史事的《尚书》，一直到今天，历史记录从来没有间断。在这一点上，恐怕世界上很少有别的民族足以相比。中国历代都重视历史，也尊重史官。史官在王朝中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如《汉书·艺文志》所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看《周礼》等古书记载可以知道，太史这个官职虽然级别不高，可是在一定意义上却能和六卿平等②。中国这种重视历史的特点，其意义是不能低估的。重视历史的传统的形成，不是在几十年、几百年间所能做到，而是有着深远的根源。古代的历史传说，正是这种传统的一部分。
在历史研究所和考古研究所都做过领导工作的尹达同志，对古代历史传说的意义也给予很高的估价。他在逝世前最后一篇论文，即为《史前研究》杂志撰写的发刊词《衷心的愿望》里，指出应该揭示古史传说的历史背景和内涵，需要结合考古学作很好的研究”。我觉得尹达同志这些话不是轻易讲的，而是他几十年间从事田野考古工作和古史研，究积累的重要经验。当然，怎样把考古学的成果与古史传说结合起来，是很不容易的事。我个人认为，千万不可以简单地把某一考古文化同传说中的人物联系在一起，这样每每会造成误会甚至混乱。德国学者艾伯华说过：“虽然考古学研究在中国已取得巨大进展，当以社会组织为研究主题的时候，考古学仍不是很好的研究方法。即使在欧洲，考古学研究进行了一百多年，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仍然无法把考古学文化与文献记载的文化联系起来。发掘所得遗存的分布，显然与种族的分布不相一致，中国的情形也是这样。考古学家根据物质遗存复原了若干文化，以至试论这些文化的传播和迁移。不过迄今为止，任何把这种文化同文献记载的文化与种族结合的尝试，都仅仅是难于凭信的假说。”⑤这番话是值得大家思考的。
这里我想趁机会向大家推荐一篇论文。这篇论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邵望平同志写的，叫《禹贡九州的考古学研究》⑧。论文的题目似乎有点奇怪，很多人认为《禹贡》是非常晚的作品，是战国甚至更迟时期才出现的，那么怎样对《禹贡》九州进行考古学研究？我想大家可能会有兴趣。我觉得这篇论文的贡献在于它用现代中国考古学的一种新的发展趋势，即文化区系的理论，去解释《禹贡》。换句话说，就是把中国史前文化分成若干个文化圈，以这些文化圈与《禹贡》讲的九州逐一对比。从对比的结果，可以看出《禹贡》九州绝不是想象杜撰，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的。这篇文章至少在研究方法上，可以给人们不少启发。进一步如果把较早的青铜器文化的文化圈也结合考虑，对《禹贡》的价值或许还可以有更深的认识。
这样说宋，我们对于炎黄二帝的传说也应该有新的理解。如不少同志在讨论炎黄文化时所说的，古史传说从伏羲、神农到黄帝，表现了中华文明萌芽发展和形成的过程。《史记》一书沿用《大戴礼记》所收《五帝德》的观点，以黄帝为《五帝本纪》之首，可以说是中华文明形成的一种标志。本纪所说黄帝“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尚有部落时代的遗风，而设官置监，迎日推策，“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蚁），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又表现出早期文明的特点。因此，以炎黄二帝的传说作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并不是现代人创造的，乃是自古有之的说法。
《五帝本纪》受《五帝德》内容的限制，对于炎帝所论不多。《史记》三家注于此作了补充。《史记正义》佚文云：“炎帝作耒耜以利百姓，教民种五谷，故号神农；黄帝制舆服宫室等，故号轩辕氏；少昊象日月之始，能师太吴之道，故号少昊氏，此谓象其德也。”⑦可见炎帝与中华文明的起源也有密切的联系。炎帝、黄帝之间的关系，在古书中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流行的说法是讲黄帝和炎帝是兄弟两个，都是少典氏之子，如《国语》云：“少典娶有蠕氏女，生黄帝、炎帝。”实际传说中的某人生某人，每每并非直接的亲子关系，这是研究中国古史传说的学者所熟知的。《史记索隐》对此有很好的考证，指出：“少典者，诸侯国号，非人名也。……炎、黄二帝虽则相承，如《帝王代（世）纪》，中间凡隔八帝，五百余年，若以少典是其父名，岂黄帝经五百余年而始代炎帝后为天子乎？何其年之长也？又按《秦本纪》云：‘颛顼氏之裔孙曰女惰，吞玄鸟之卵而生大业，大业娶少典氏而生柏翳'，明少典是国号，非人名也。黄帝即少典氏后代之子孙，……故《左传》‘高阳氏有才子八人'，亦谓—其后代子孙而称为子是也。”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少典不是个人，而是一个方国部族的称号，炎帝、黄帝都由少典氏衍生分化出来。第二，炎帝、黄帝相隔年代较长，而炎帝早于黄帝，据《帝王世纪》讲，其间共历八世。
还应该说明，炎帝与黄帝分别居处在不同的地区。黄帝的区域比较清楚，大家知道，传说他都于新郑。黄帝亦称有熊氏，新郑号称为有熊氏之墟，也就是黄帝居处的故址。这个地点刚好在中原的中央，所以黄帝可以代表中原地区是很清楚的。《本纪》说他“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其活动的范围即以中原为轴心。炎帝则不然，传说中他虽长于姜水，但是“本起烈山”⑧，都于陈。陈在淮阳，这乃是豫东南的地方。《山海经》说炎帝之后有祝融，祝融之后有共工，是南方的系统。所以我们看到，黄帝、炎帝代表了两个不同的地区，一个是中原的传统，一个是南方的传统。这种地区的观念对我们研究古史传说颇有意义。过去，徐炳昶先生、蒙文通先生等都有类似的见解，在此毋庸赘述。
近些年，在史前一直到文明形成时期的考古学研究上，有一项重要的成果，就是纠正了过去以中原为中心的单元论观点。以中原为中心的单元论的形成有多种多样的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当时的考古工作大多局限在中原地区。后来考古事业发展扩大，也便自然而然地开拓了人们的眼界。现在看来，中华文明的起源不能是单元的，文明起源的各个因素不是在一个地区产生，而是在若干地区分别酝酿和出现的。至于文明在什么地方形成和突破，是另外的问题，至少从起源来说，必须看到若干地区的交互作用。这就是讲，中华文明是我们辽阔幅员之上多民族共同创造的辉煌成果。
长期以来，大家讲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这句话今天仍然是正确的。特别是作为文明早期的几个朝代，确实都建都在黄河流域。可是谈到文明的起源，考虑到近年的古成果，应该认为长江流域有着同样重要的作用。长江地区从考古文化来看，是相当进步的，绝对不是一个落后的地区。我想这一点凡是关心中国考古学发展的人都会有同样认识，所以有的学者提出中国也有一个“两河流域”，就是黄河与长江。黄河流域的文化和长江流域的文化，有联系又有区别，互相影响、沟通和融会。这个观点恰好与炎黄二帝居处的两个地区一致，看来并不是偶然的。
在黄帝以后的古史传说中，依旧可以看到黄河、长江两个地区的关系。最近我在一篇小文里曾谈到有关问题e。据《国语》，黄帝之子有25人，其得姓者14人，但只有12姓，即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姑、儇、依。《大戴礼记·帝系》详细记载了黄帝二子的后裔谱系，参以《纪年》、《山海经》、《世本》、《史记》等书，可以看到古代一些重要的王朝和方国都出于这二子，试表列如下（有省略）：
玄嚣———乔极———喾———挚———尧（唐）———契（商）———后稷（周）
昌意———乾荒———颛顼————……舜（虞）——……鲧—————禹（夏）——偁——老童——重黎——昊回——陆终（楚）——（蜀）
《帝系》说：“青阳（玄嚣）降居泯水，昌意降居若水。（“泯水”《史记》作“江水”，是由于汉代字写草了，这个“泯”字和“江”字接近。泯水应即今河南沙河，源出鲁山西，流经叶县，入于汝河。昌意所居若水，则是今雅砻江，流经四川西部，入于金沙江。颛顼也生自若水，事见《吕氏春秋·古乐》因此，黄帝这二子的居地也分为一北一南。玄嚣一系，如帝喾、唐尧、商、周，都在北方。昌意一系，却多在南方或与南方有关，例如虞舜“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夏禹生于石纽，崩于会稽，楚、蜀更是南方的诸侯。
我在上面提到的小文中说过：“《帝系》这种三代统出一源的谱系，在近代备受学者的讥评，以为子虚杜撰。不过既然各种古书都记有基本相合的传说，意义是不容抹杀的。我觉得如果细心推求，其中不乏启示。”这也就是说，炎黄二帝以及其后裔的种种传说都不是虚无飘渺的东西。当然我们也不认为可以确切地知道炎帝、黄帝是什么样子的人，我们不能那样去作研究。我只是说，中华文明的形成与炎黄二帝传说应当有密切的关系。
炎黄二帝事迹以及黄帝之后的传说谱系，还向人们说明了两个问题。由于篇幅限制，在这里只能简略地勾画一下。
第一，中华文明的起源要比很多论著设想的要早，甚至要早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前文曾经说过，因为有疑古思潮的影响，中国的历史一下子被缩短了差不多一半，似乎东周以上，至少西周晚期的“共和”以上，历史都成了渺茫的空白。后来由于甲骨文的发现、殷墟的发掘，商代晚期的存在是不容否认了，于是把古史的上限划到盘庚迁殷，也就是公元前1300年左右。不少外国的历史年表便是这样做的，在“殷”前面完全是空白，不管是传说的时代，还是考古学的文化，都没有列入。这与其他古国相比就不公平了。现在看来，中华文明起源时间肯定要在商代以前，究竟能推到什么时候，要看今后考古工作同古史研究的进展。
第二，中华文明在相当早的时候，包括它刚在萌生的过程中，便有了颇为广泛的分布。在考古学上，不少学者都在使用“龙山时代”这个词，这意味着从北方到南方很广大的范围里，多种文化都有其共同点。这种情况，也可譬喻为形成了一个文化的，“场”，其范围之大在古代世界是罕与伦比的。我觉得，这个文化的“场”正是后来'夏、商、周三代时期统一国家的基础。炎黄二帝以及黄帝有25子、得12姓的传说，与这一具有共同点的文化“场”是有联系的。结合古史传说宋考察龙山时代各种文化，将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形成过程有进一步的阐发。特别要指出的是，从这里可以看到，民族的团结统一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点。虽然在漫长的历史上有过多次分裂，但最后终归于统一。这样的民族精神，在史前时期已经露其端倪了。
注释：
①参见《郭沫若全集》历史编（一），人民出版杜1982年版，第9页。
②徐旭生：《中国古史传说时代》（增订本），丈物出版杜1985年版第20—21页。
③参见李学勤：《论卿事寮、太史寮》，《松辽学刊》1989年第3期。
④参见《尹达史学论著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50页。
⑤艾伯华：《华南、华东的地区文化》（Wo1fram Eberhard，The Local Cultures of South and East
China），莱登，1968年，导言第10页。
⑥苏秉琦主编：《考古学文化论集》（二），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11—30页。
⑦张衍田：《史记正义佚文辑校》，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页。
⑧徐宗元：《帝王世纪辑存》，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1页。
⑨参见李学勤：《〈帝系〉传说与蜀文化》，《四川文物‘三星堆古蜀文化研究专辑》，1992年。
收入《走出疑古时代》，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