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有朋友送给我几本书，其中一种是《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重庆出版社2005年版）。大概是由于前不久看过电视剧《成吉思汗》的缘故吧，这本书引起我的兴致，不仅细读了一遍，为了弄清几个问题，还找来英文原本对看。
作者杰克?威泽弗德（Jack Weather Ford），是专门研究部族社会的人类学家，曾来中国及蒙古、俄罗斯访问考察。《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是他在这样经历的基础上，在2004年出版的新作。一年以后就有了中文译本，应该说是介绍得相当快的。
我的专业同蒙元史没有什么关系，没有资格对威泽弗德这本书说长道短，这里只想写两点题外的感想。
文笔清晰流畅，一气贯通，是这本书突出的长处。威泽弗德的作品都有这样的特色，《洛杉矶时报》对他另一本书曾评论说：“这里毫无人们在学术著作中常见的那种陈腐的艰涩”，也刚好用来形容这本讲成吉思汗的书。即使对蒙元史等没有知识准备的人，读来也不会感觉有多少障碍。特别是正文全无引文（在文本卷末有注释、词汇和参考书目），大家可以怀着轻松的心情翻读下去。
其实学术著作就不能写成这样吗？上世纪40年代童书业先生受顾颉刚先生之托，写出一部《春秋史》，除开头的一章“西周史略”外，便没有引文、注释。我国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叫做文史不分，好的史书应该富于文采。许多人熟读“老三篇”，对司马迁的印象首先是文学家，自然绝非过誉。
美国《出版家周刊》说：“威泽弗德是一个天才讲说家……他从自己领悟的深度，成功塑造了成吉思汗的形象。威泽弗德的记述从利弊两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大量鲜为人知的真实故事和沁人心脾的观点。”提供真实属于史，塑形象则属于文，所以外国人的评说也是兼顾文史两方面的。对历史事实的考订不管如何细致精确，要把古代的人和事活生生地复现出来，还是需要通过精神体会来塑造，才能有公众喜闻乐见的学术作品。套用古语，即“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另外，我觉得书中最后一章“帝国的影子”相当值得一读，我指的是这章后半叙述欧洲近代对蒙古人和“蒙古人种”的看法的那部分，可惜只有中译本第266至272页这样短短的段落。威泽弗德从“哥伦布为找到蒙古人而开始了他的航行”开始，先提到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产生出一股不断增长的亚洲精神”，列举孟德斯鸠、伏尔泰等的观点，一直说到十九世纪“对亚洲的畏惧情绪在欧洲不断增长”，引用了俄罗斯象征主义诗人索洛维耶夫（Vladimir Sergeevich Soloviev）1894年的诗篇。
令人惊奇的是，威泽弗德认为：“对亚洲劣根性进行最恶毒攻击的，不是欧洲的哲学家和艺术家，而是科学家——启蒙运动所孵化出来的新知识分子群体。”其具体例子有法国的博物学家、德国的动物学家、英国的医学家等等。他甚至说：“在人种进化和智障理论中，科学界试图提供可靠的、尽量不带偏见的证据，以说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政治煽动者、报纸编辑们所谓的‘黄祸'到底是什么。”
当然，在我们看来，这些只能说是错误的种族歧视观点在科学界造成的影响。但是，这也给我们一点启发，在考察西方对亚洲、对中国研究的历史进程时，眼光须放得更广阔些，要看到学术界的全貌，毕竟科学也是学术文化的一个方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