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发表的荆门郭店楚简中有儒家著作《五行》经文，可与长沙马王堆帛书的《五行》相对勘。帛书《五行》有经有传（或称说），其体例和现存于《礼记》中的《大学》非常近似。《大学》文字中有错简、脱简，注家特别是宋人曾加整理研究，指出其经本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从传文明记曾子，又不是引文看，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与《大学》对比，《五行》的传记有世子之名，世子即世硕，系孔门七十子弟子，所以《五行》传文是世子之意而门人记之，至于《五行》经文应当更早，参考《荀子·非十二子》，当即子思作品。
《郭店楚墓竹简》的出版[1]，已经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广泛注意。这批简有许多重要内涵，其中有《五行》的经文部分，可与二十余年前出土的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对照。在很短的期间，两次发现这一佚书，不仅是考古学史上的美谈，也说明《五行》在当时的流行。深入研究《五行》及其他有关材料，在学术史领域有特殊的意义。
这是我第三次写小文讨论《五行》。1986年，我作有《帛书〈五行〉与〈尚书·洪范〉》一文[2]，动机系由于帛书《五行》整理问世，学者多以为思孟所言“五行”仁、义、礼、智、圣和传统说的“五行”金、木、水、火、土无关。我觉得子思倡言的“五行”，如章太炎指出的，实与金、木等“五行”相联系，而其“圣”之一行，尤为远本《洪范》的确证。1995年初，又应友人之约，写了《马王堆帛书〈五行〉的再认识》，论及帛书的缀合与其成篇时期等问题，惜因出版较缓，尚未能同读者相见。
这次出竹简的楚墓——荆门郭店一号墓的年代，从考古学看是清楚的，即属于战国中期后段。我曾推测其具体时间不晚于公元前300年，也就是说是公元前４世纪末的墓葬，而墓中竹简的书写时间，应当更早一些[3]。这使我们了解到《五行》不可能是战国晚期以后，像有人所说是汉初的作品。
在《马王堆帛书〈五行〉的再认识》文中，我曾说到《五行》篇中有经、说区别的理解。编著《马王堆汉墓帛书》（一）的各位先生已指出，《五行》分经和说，第二一四行以前为经，二一五行以后为说。1993年出版的日本学者池田知久之《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篇研究》，便以经、说对照译注。小文据此云：“按先秦古书多有经、说，如《墨子》有《经上》、《经下》与《经说上》、《经说下》，《管子》有《经言》各篇与《解》各篇相对应。称经者，自然早于说、解。说、解的撰作，是传经者对经的解释阐发。”
现在仔细考虑，我以《墨子》、《管子》等书来对比《五行》，虽能说明当时有经与说、解的存在，尚有未达一间之处。因为《墨子》等书的经和说、解，各各分立，自成起讫，而帛书《五行》则经、说前后联贯，体裁有所不同。如果要找与《五行》体例更为近似的，其实近在眼前，就是小戴《礼记》中宋元以来几乎家诵户习的《大学》。
案《大学》一篇，原本犹存于《礼记正义》，细心绎读，确实有颠倒错乱以及脱漏的痕迹。例如文中前云：“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后面又说：“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两个地方“此谓知本”重出，前者论以修身为本，讲“知本”是对的，后者论讼，说“知本”便不妥当了。但前者在“此谓知本”之下，紧接着又说“此谓知之至也”，文气全然不通，其有错倒脱失，是很显然的。汉末郑玄作注，仅依错脱之本为说，实不足据。
宋儒重视《大学》，对篇文做了很细致的分析和整理。尽管他们在《礼记》传本以外没有什么依据，却能正确地看出文字间的种种问题，并进行复原的尝试。这方面代表性的成果，是朱子在南宋孝宗淳熙十六年（公元1189年）序成的《大学章句》。此后学者见仁见智，对《大学》文本还有不少看法，但朱子的意见流传最广，被多数人尊为“定本”。
朱子《章句》的一项功绩，是在《大学》篇文内部区分开经和传。他认为经仅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传共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旧本颇有错简，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经文，别为序次”。
《章句》复原的《大学》，不一定是理想的，特别是补“格物致知”传一章，只好说是朱子本人思想的结晶，不过经过朱子的梳理，《大学》篇文的体例已经清楚，即篇首有经，随后有传。传对经的解说，大体说来是逐段，甚至是逐句的。同时，在传文之内，又有不少引申发挥。
例如《大学》经文首句是：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传文首章就说：
《康诰》曰“克明德”，《大甲》曰“顾542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这是以《书》三篇引文为例解说“明德”，又用“皆自明”来扣紧“明明德”。又如经文说：
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传文称：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541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
此章明引“修身在正其心”，其为经文之传，更为易见。《五行》的结构正是如此。
如其经文云：
圣之思也轻。
传文解释说；
圣之思也轻。思也者，思天也，轻者尚矣。
又如经文有：
闻君子道而说，好仁者也；闻道而［畏，好］义者也；闻道而恭，［好］礼者也；闻［道］而乐，有德者也。
传文云：
闻君子道而说者，好仁者也。道也者，天道也。言好仁者之闻君子道而以之其仁也，故能说。说也者，形也。闻君子道而威（畏），好义者也。言好义者之闻君子道而以之其［义也］，故能威（畏）。威（畏）也者，形也。闻道而恭，好礼者也。言好礼者之闻君子道而以之其礼也，故能恭。恭者，形也。闻道而乐，有德者也。道也者，天道也。言好德者之闻君子道而以夫五也为一也，故能乐。乐也者，和。和者，德也。[4]
同上面讲《大学》时所引后一例颇为类似。
由此可知，《五行》和《大学》一样，是一篇经、传相结合的作品。
朱子《章句》以为《大学》是“圣经贤传”，经本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朱子的这种看法，是有根据的。查《章句》本第六章：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
此章专解“诚意”，而明记曾子。案汉赵岐《孟子题辞》称孟子“退而论集所与高第弟子公孙丑、万章之徒难疑答问，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书七篇”，是《孟子》一书内有门人所记，也有孟子自撰，而《题辞》直称：“此书孟子之所作也，故总谓之《孟子》。”至于书中通呼“孟子”，乃是当时著书通例，和《墨子》书中的“子墨子”、《史记》篇末的“太史公”是一样的。因此，朱子说《大学》系曾子所作，绝非无因。
从思想来说，《大学》与《论语》等书记载的曾子言论亦相一致。如有学者举出：“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明明德，忠也；新民，恕也。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大学》一篇之旨尽于此矣。”[5]自此看来，《大学》确可认为是曾子的著作。
《五行》的说或传的部分有下列一段：
……人行之大。大者，人行之□然者也。世子曰：人有恒道，达……简也，简则行矣。不匿不辩于道，匿者，言人行小而轸者也。小而实大，大之□者也。世子曰：知轸之为轸也，斯公然得矣。轸者多矣，公然者，心道也。
这是解说经文下面的话：
［不简］不行，不匿不辩于道。有大罪而大诛之，简；有小罪而赦之，匿也。有大罪弗［诛，不］行；有小罪而弗赦，不辩［于］道。简之为言也犹贺（加），大而罕者；匿之为言也犹匿，匿小而轸者。简，义之方也；匿，仁之方也。
不难看出，记明世子的话，正和《大学》中曾子的那段话一样，是解说整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以《大学》之例律之，我们不妨说传文是世子之意而门人记之，或者就是世子的作品。
世子是什么人？我在《马王堆帛书〈五行〉的再认识》小文里已据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等所论，说明他名硕，是七十子之弟子，陈人，陈为楚灭，实是楚人。《论衡》称系周人，则是传闻异辞。《汉志》称七十子之弟子者，尚有作《乐记》的公孙尼子，与世子都有论情性之说。世子的年代，以前我估计与孟子相若，失之太晚，应该是在战国中期前半，即公元前450年之先，较之荆门郭店一号墓要早约半个世纪。
设若《五行》的传文是世子所作，经文出于谁呢？看世子为七十子弟子，经文的来源自然身份更高。我根据《荀子·非十二子》，推定其为子思，已见于前述小文，这里不再重复。竹简《五行》同《缁衣》并出，《锱衣》正是《子思子》的一篇，所以《五行》也可能曾编入《子思子》。
《五行》的内容，如学者们所说，多与《大学》、《中庸》、《孟子》相通。前述小文曾举“慎独”、“金声玉振”等为例。本文前面已引《大学》曾子“君子必慎其独也”之说，原系对“诚意”的解释。子思《中庸》亦在开端说：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五行》经文云：
圣之思也轻。轻则形，形则不忘，不忘则聪，聪则闻君子道，闻君子道则王言，王言则□，□［则］圣。……能为一，然后能为君子，君子慎其独［也］。
传文阐发最后一句说：
君子慎其独。慎其独也者，言舍夫五而慎其心之谓［也］。
所谓“五”，即指“五行”。《学》、《庸》都论述了内心之道的外在体现，故君子慎独，而《五行》则假定比为读者已知，其在逻辑上晚于《学》、《庸》，殊属无疑。
因此，我们可以设想《五行》之经文为子思之说，传文乃世子之意。这一篇的出现，使宋儒追慕崇尚的思孟一派儒学的流传线索重新凸显出来了。
近世有若干学者怀疑曾子思孟一派的脉络。早的如章太炎《征信论》（见《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6页。），怀疑曾、思师传之说；近年如《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有《思孟学派考辨》专节。郭店一号墓竹简佚书发现之后，研究孔门七十子弟子及其门人一辈有了新的依据，可说是中国学术史研究上的一件大事。
注释：
[1]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
[2]李学勤：《帛书〈五行〉与〈尚书·洪范〉》，《学术月刊》1986年第11期。后收入《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时报文化，1994年。
[3]李学勤：《先秦儒家著作的重大发现》，《人民政协报》1998年6月8日。
[4]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马王堆汉墓帛书》（一），释文第24页。文字依文例略有改正。
[5]任铭善：《礼记目录后案》，齐鲁书社1982年版，第90页。
1997年9月7日初稿 1998年6月11日改定
（原载《孔子研究》1998年第三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