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先生这样的人，原本是一个群体现象，而到今天居然成了孤零零的个体现象。”在5月12日于上海图书馆举行的讲座上，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季羡林关门弟子钱文忠说，这值得时代深思，目前的“季羡林热”，实际上表明“他身上寄托了善良的人们太多的精神梦想”
他是目前中国硕果仅存的文科一级教授，也是“未名四老”中唯一在世的。
他是现代中国仅有的吐火罗语专家，亦是国际梵文巴利文学界为数不多的一流学者。
然而，96岁，他在《病榻杂记》中提出“三辞”——辞“国学大师”、辞“学术泰斗”、辞“国宝”。“我非常平凡，没什么了不起的，如果我有优点的话，我只讲勤奋。”背对着累牍的作品，他语气平淡。
如今，在北京301医院的病房，季羡林仍坚持每天写作。岁月已老，风云犹在：六十多年前他的梵文研究成果依然是国际学界讨论不已的话题；1983年，季羡林所释读的吐火罗语文献《弥勒会见记》，成为目前最完整的吐火罗语出土文献。
2007年年初，季羡林入选“2006感动中国年度人物”。中央电视台特意到他床榻前授奖，他喃喃地说自己“受之有愧”。
长者与少者
季羡林出生于1911年。钱文忠1984年考进北大时，他已是一个古稀老人，“在二十多年前的北大，人们已经称他为‘季老’。只有我们这些门下弟子有时调皮，称他‘老爷子’、‘老师’”。
北大历来出长寿之人。1990年，北大刚经历一场变故，1月30日，季羡林让钱文忠陪同到燕南园向朱光潜、冯友兰、陈岱孙三位老先生拜年。“季先生没有带司机，因为下雪，也没有骑车。天气非常寒冷，一路上，季先生用非常平静而又深情的语调对我说三位老先生的为人和学问。”
先到了朱光潜家，只有夫人在家。“季先生身板笔直，坐在旧沙发一角，毕恭毕敬地向朱先生的夫人拜年。”然后去冯友兰著名的三松堂，冯先生也不在，只有女儿宗璞和女婿在，“季先生依然身板笔直地坐在旧沙发的角上，毕恭毕敬地向宗璞先生拜年。”最后，季羡林来到已九十高龄的陈岱孙家，陈岱孙根本没想到季羡林会来拜年，非常高兴。“季先生还是同一个姿势，还是身板笔直地坐在旧沙发的一角，还是毕恭毕敬地给陈先生拜年。”当时正逢陈岱孙两卷本文集出版，他从屋内取书签上名字，双手递给季羡林，季羡林站起身，鞠躬双手接过来。“冬天的阳光很温暖也很无力，透过燕南园残破的老窗，照在两位老者的白发上。”钱文忠说，这一幕让他终身难忘。
对长辈如此，季羡林对小辈的态度则是“喜爱、尊重、提拔、扶植”。某天，钱文忠陪季羡林散步时，行至北大办公楼，恰逢中文系的裘锡圭低着头，在前面很慢地走，大概在思考问题。“季先生拖着我的手，放慢脚步，对我说：‘前面这位，裘先生，古文字专家，了不起！’还跷起大拇指轻轻地晃。当时裘先生四十多岁，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压了季先生一路。”
九十岁以前，季羡林在北大朗润园的住所是一直敞开的，任何人都可以轻轻敲开他的家门。他的朴实、谦逊、宽容也赢得了同事、学生甚至校内司机的尊敬。每年大年初一，季羡林一推开窗门，面前白皑皑的雪地上，就会有北大各系学生用树枝画满的各种各样的问候、祝福，布满方圆几百米。如今，季羡林已几年不住学校，每逢雪花飘零，门口还会写满这样的问候。那扇空着的门，装载着许多人的守望。
十年“文革”锤炼《罗摩衍那》
“他不是国学大师！他是个很弱很弱的教授，他就是语文能力还不错。”今年初，李敖对季羡林“发话”，认为季羡林“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三项都不合格，引起舆论的轩然大波。“我想他连评论季先生学问的资格都没有，因为老实讲，季羡林这门学问他看也看不懂。”钱文忠认为李敖评论季羡林，就如同一个不懂英文的人与一个专业学者谈论莎士比亚，“有意思吗？”他反问道。
但钱文忠也承认，大众多从散文随笔等作品了解季羡林作为学者的一面，“其实远未搔到痒处”。“季先生研究的主要领域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国学。他的看家本领是用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方法研究梵文、巴利文和佛教混合梵文在内的各种俗语，由此解决印欧语言学和佛教历史上的重大问题。”钱文忠简单概括道。
1935年，二十四岁的季羡林赴德留学。与一些学者在国外以国学研究拿学位、国内以西学研究得名利的“两头唬”做法不同，他以一个山东人的倔强，执意选择与中国无关的学术题目。“他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吠陀文、吐火罗语、阿拉伯语；辅修英国语言文学和斯拉夫文学，学古英语和南斯拉夫语、俄语，与汉学和中国学毫无关系。”
寒窗十年，在外国人具有重大优势的印欧语言研究领域中，季羡林利用梵文语尾语法形式变化研究经典的年代问题，做出了方法论意义上的贡献，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
1945年，季羡林放弃德国的教职，拒绝英国剑桥大学的邀请回国。“文革”期间，季羡林几乎被迫害致死，有两次，他被人放到平板车上推到太平间，别人都认为他已经被打死了，他却自己爬了回去。
“文革”后期，季羡林终于得到喘息，被派到学生宿舍打铃、扫地收信。1973年开始到“文革”结束，每天临出门前，季羡林都在小本上抄几段梵文，值班时偷偷翻译。翻译工作一直持续到1984年，那就是煌煌八大本、一百多万字的《罗摩衍那》。
因为工程过于浩大，全世界至今只有三种《罗摩衍那》译本。英语和日语译本都由几十位学者集体合作完成，只有汉语译本是由一人译成，且是季羡林在多年的岁月中，孤身一人、积年累月、偷偷摸摸完成的。
整个北大，早晨亮起的第一盏灯总是季羡林家中的；数十年来，他都是清晨四点起床，伏案研究。1983年，在中断吐火罗语研究几十年后，他用十年时间释读新疆出土的《弥勒会见记》残卷，再次轰动世界学界。“从季先生学习吐火罗语开始，七十多年过去了，这依然是有资格出现在这一学科领域前沿的唯一一个中国人的名字。”
一把花生接人待客
季羡林的节俭北大人所皆知。他对自己苛刻到惊人，“连家里拖地的水都是从湖里打上来的。”钱文忠经手过不少季羡林的事情，他认为，其实季羡林也是个很慷慨的人，可惜这点很少有人知道。
“至今为止，北大接受的最大一笔捐赠来自季羡林先生。”钱文忠回忆说，解放后的季羡林是一级教授，工资、各项补贴加稿费，每月收入约有千元，他用来买了很多古字画。后来，他把收藏全部捐赠北大，“仅仅古字画就有462幅，包括苏东坡的《御书颂》，董其昌、仇英、祝枝山的画都在十幅以上，此外还包括大量古砚、寿山石田黄、田白、善本、自己所用家具、毕生积蓄的稿费，甚至，他捐到连自己的图章也捐掉了。”钱文忠感慨说，这些古董，价值难以计数。有人说季羡林是个炒作自己、追逐名利的人，“知道这些，不知他们将作何感想？”
相比较学术和人格上达到的高度，季羡林的生活则简单得乏善可陈。“季先生对很多事情无知到惊人的地步。他大概到七十多岁才学会开煤气，有很多事情是他永远也想不明白的。”钱文忠接触过很多老一辈学者，“他们执著，他们那一代人真正相信人只有一种命运，不会心有旁骛，不会奢望什么都拥有。”那种命运，就是他所要成为的人。留德回来以后，季羡林就认定自己是做学问的人的命。
“季先生唯一吃的零食是花生，他拿个布口袋把花生挂在写字台上。他坚定地相信全世界最好吃的东西是花生。所以任何人去，都是一把花生。”季羡林还喜欢养猫，养的方式与养老虎差不多，“他出去散步，猫也跟着去散步，这是北大很有名的一景”。
“他还喜欢种花。他会在某一个晚上揣一把莲子，到朗润湖一把撒下去，第二年，莲花会长出来，他说‘文忠，看，我种花了’。”
北大有一个童话般的说法：未名湖的荷花，都是季羡林种的。
“他没有什么爱好，他的情感都在文字中。”对钱文忠而言，如果要用什么词概括恩师，最合适的就是“纯粹”与“平淡”。“作为一个从各种运动中走过来的知识分子，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保持了人生的清白坦荡。该守望的、该坚持的，季先生一样也没有放弃。”
原载《第一财经日报》2007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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