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季羡林先生的义理之学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文化多元观，其二是文化交流论。文化的产生是多元的，不能说是一个地方产生文化，或者一个民族产生文化。民族不管大小，都对世界文化做出过贡献。文化一旦产生，就必然要发生交流。交流是双向的，而不是单向的。交流的双方都获益，由此推动整个人类文化不断前进。中国目前的文化政策应该改变，鲁迅提倡的拿来主义已经证明不是全面的，应该既拿来，又送去。拿来主义与送去主义相结合，就会使我们的文化政策比较全面，也会使中国了解世界，世界了解中国。
关键词：季羡林；文化；多元；交流
最近一些年来，季羡林先生一改过去不喜欢义理的习惯，开始喜欢起义理来。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老年忽发义理狂”。他先后发表了一些理论文章，阐述他对中国和东方传统文化的态度。这些文章的中心主题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认为以分析思维见长的西方文化已经走到穷途末路，现在需要改弦更张，吸收东方文化的优点；东方文化在近代以来落后了，但因为它采取的是以综合思维见长的思维方式，正可以弥补西方文化之不足，可以挽救西方因对大自然穷追猛打而造成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臭氧空洞等危机。此论的主要观点，我在《季羡林先生的东西文化互补论》中已经论及。但季羡林先生的“忽发义理狂”，还有离格非常重要的论点，学术界还没有人注意到，我本人也没有详论过，这就是他的多元文化观和文化交流论。
一、“老年忽发义理狂”的动机
中国的传统学术，根据清代学者的划分，主要是三种：考据、义理、辞章。在这三种传统学术中，季羡林先生过去一直是偏爱考据和辞章的。对于义理，他敬而远之。原因是，他认为义理这玩意，非常悬乎，谈义理就跟作诗一样，往往是各人谈各人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一个问题争论起来，或者是不知有多少结论，或者是没有结论。季羡林先生因此在过去很少涉及哲学。但是有些人认为，季羡林先生不涉及哲学，是因为他不懂哲学。这恐怕是大错而特错了。他从小对中国传统文化就特别喜欢，《百家姓》、《千字文》是五六岁时跟马景恭老师学到的。既长，阅读和背诵了大量儒家、道家的哲学著作。上初中时，他的叔父季嗣诚亲自给他编选了宋明理学的文章，集成《课侄文选》，教给他。到现在，他在写文章时，还经常大段地引用传统文化的经典和古典诗词，《老子》、《论语》、《庄子》、《孟子》、《易经》、《书经》、《诗经》都是经常引用的。至于唐宋八大家的散文，几乎能大段背诵。在到北京大学任教授以后，他还完整地听完了汤用彤先生开设的魏晋玄学的课，作了系统的笔记，因此他有非常深的传统文化造诣。不但我们经常用的典籍季羡林先生都系统读过，如《二十四史》、《文心雕龙》、《梦溪笔谈》、《诗品》、《宋高僧传》、《四十二章经》、《一切经音义》、《般若经》等，我们不经常用的，有的甚至是我们不熟悉的书籍，如《宝德藏》、念常集的《佛祖历代通载》、《佛祖统纪》、《集古今佛道论衡》、《续高僧传》、范温的《潜溪诗眼》、《壬辰录》、刘献廷的《广阳杂记》，更不熟悉的，如《梅间（左边有一石字偏旁）诗话》《说郛》（包括刘元卿的《应谐录》）、《清平山堂话本》、《外台密要》、《南海寄归内法传》等古书，他也都经常提到。在德国留学期间，他阅读了不少德国哲学家的原著，其中包括康德、黑格尔等人的著作。所以对于哲学，他是不喜欢，并不是不懂哲学。
季先生读过不少西方哲学史和中国哲学史的著作，但是读这些著作的结果是有一千个哲学家，就有一千种哲学，有的哲学家竟沦为修辞学家。他非常赞赏伊壁鸠鲁这样的观点：哲学应当在某种方式上帮助人们生活得更好，如果不关怀人类的痛苦不能祛除人类精神上的痛苦，那么，无论那一种哲学家的论点都毫无价值。在西方哲学发展的早期，像伊壁鸠鲁这样的哲学家，都比较淳朴，讲出来的道理，也比较明白易懂。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变化越来越复杂，哲学家们分析概念也越来越细致，越来越艰深，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最后达到了让一般人望而却步的程度。（漫谈人生，143页）从季先生这个看法，我们可以非常清楚，他不喜欢无用空谈的哲学，喜欢有用的哲学。
只有这样，才能理解，一向不喜欢哲学的季羡林先生，为什么突然喜欢起义理来，从1992年开始发表《“天人合一”新解》第一篇谈义理的文章，自此之后越发不可收拾，至今发表了多篇哲学文章呢？他在使自己的哲学能够有利于人生、有利于社会。季羡林先生自己对突然喜欢起义理来解释说：
对这个问题，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毋宁说，我对义理，想法多于喜悦。我爱好胡思乱想，有些想法实在是想入非非，我自己也不敢喜欢；有些想法，则自己也觉得颇有道理。别人越是反对，我越是反思，却觉得自己越来越正确。报刊杂志上的一些文章和一些消息，别人也许不屑一顾，有的我却视如珙璧，因为他证明了我的看法和想法路子是正确的。“老年忽发义理狂”，对我一生的学术研究是重要的。我甚至狂妄地想到，有朝一日，我这些想法的意义和价值甚至会超过我在考证方面所做出的贡献。至于究竟怎样，只有等待未来事态的发展来证实了。（《学海泛槎》262-263页）
最近一些年来，季羡林先生通过对文化交流的研究，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东西方文化是两个文化体系，西方文化重视的是分析思维，而东方文化重视的是综合思维。既然区别在思维方式方面，而且西方的思维方式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危害，现在必须用东方的思维方式来纠正西方思维方式的偏颇，这自然就离不开哲学了。这正是季先生近年来“老来忽发义理狂”的原因。
二、文化多元观
在义理方面，季羡林先生首先接触的是“文化”这一概念。他听说文化这一概念全世界有好几百个。而他认为所谓文化就是包括人类通过自己的劳动，这劳动包括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所创造的一切精神的和物质的有积极意义的东西。（1）或者说，凡人类在历史上所创造的精神、物质两个方面，并对人类有用的东西，就叫“文化”。（2）文化与文明既有相同的一面，又有不同的一面。文明指的是从一个野蛮状态，随着社会的进步往前发展，人类的智慧增加了，这叫“文明”。文化就是人类力量的往前进一步发展，人类社会中的艺术、科学等的智力的发展。文明是对野蛮而言，文化是对愚昧而言。（3）这两个词，有时候能通用，如“东方文化史”也可以叫“东方文明史”；但有时候不能通用，如“文明礼貌”不能说“文化礼貌”；“学文化”不能说“学文明”。“文明”的对立面是“野蛮”，“文化”的对立面是“愚昧”。但“野蛮”和“愚昧”又有联系，“野蛮”中“愚昧”成分居多，也有不愚昧的“野蛮”。学文化是因为过去没有文化，学了文化把“愚昧”去掉了。讲文明礼貌是过去不文明，有一些野蛮。提倡文明礼貌，把“野蛮”的成分去掉了。（4）
季羡林先生特别欣赏庞朴先生在《文化结构与近代中国》一文中提出的一个观点，即认为文化可以包括人的一切生活方式和为满足这些方式所创造的事事物物，以及基于这些方式所形成的心理和行为，它包括着物的部分，心、物结合的部分和心的部分。他认为庞朴先生是搔着了“文化”的“痒处”（5）
季羡林先生研究文化，其实就是为了搔着“文化”的痒处。
季羡林先生的多元文化观涉及到国内的文化，主要有齐文化、鲁文化、楚文化、长江文化、少数民族文化、在新疆汇合的多元文化，即希腊罗马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阿拉伯文化、中国文化的汇合，唯一的一个地方，就是在新疆。
在季羡林先生看来，过去我们只重视汉族的文化，这是不对的。而且汉族文化过去只重视黄河文化，而不重视长江文化和其他地域文化，这也是不对的。中国传统文化我们过去只重视鲁文化，重视儒家文化，同样使不对的。
季羡林先生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鲁文化起过非常大的作用，这是毋庸置疑的。比方说，在鲁文化中确实有一些好东西。过去在宋代有人说半部《论语》治天下，季先生说，我看用不了半部，一句话就能治天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到共产主义也不过这个水平。（14卷497页）但其他地域文化中也有许多好东西。专就山东一省而论，过去笼统称之为齐鲁文化，实则齐文化和鲁文化并不完全是一码事。无论是历史文献记载，还是考古发掘，都证明齐文化有丰富的资源。（13卷594页）
季羡林先生注意到过去的中国历史，只偏重于写黄河文化，认为黄河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流，而忽视了其他地域文化。如对长江文化，古代的楚国是一个文化辉煌之邦，甚至泛泛地说中国的南方，在中国过去的历史著作中没有占到应有的地位。过去的中国古代史统统都是文化北方中心论。他认为黄河流域确实是中国文化的发源地，但是最晚到了周代，楚文化和南方文化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至少可以和北方文化并驾齐驱，而且与域外的交流也有了一些。“像屈原这样伟大的诗人，如果没有丰厚的、肥沃的，而且又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土壤，是决难以出现的。屈原的著作幻想瑰丽，描绘奇诡，同代表北方文化的《诗经》，文风迥乎不同。勉强打一个比方，北方接近现实主义，而《楚辞》则多浪漫主义色彩”。（卷14327-328页）季羡林先生注意到最近的考古发掘在南方各地发现了许多新东西，这证明南方文化、长江文化当年水平相当高。楚文化、长江文化有很长的发展历史，因此才能产生像屈原这样伟大的作家。如果北方文化、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能够结合起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史写起来就全面了。（研究《楚辞》应该注意文化交流，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5期）季羡林先生认为其他地域文化同样应该加强研究，对文化分地区来加以论证和探讨成为他近年来经常考虑的问题。他看到这些年出版了一些专书，对巴蜀文化、楚文化、云南一些少数民族的文化进行了研究，他非常欣赏，觉得“这样做，自有其优点：容易细致和深入。本地人了解本地文化，真是近水楼台。如果每一个地区都这样做了，整个的中华文化的研究水平，必然会大大提高”。（卷14，402页）
中国是一个有五十六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每一个民族都参与了中国文化的创造，因此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应该得到尊重和研究。过去中国出版的许多中国通史，实际上都是汉民族的通史，真正的中国通史应该包括各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国多民族的历史。从这一立场出发，季羡林先生对李有义先生提出的史学界的一个新任务是写少数民族史，非常赞赏。他虽然说自己对于少数民族的哲学思想很少涉猎，但是他一旦有机会，就会去读少数民族哲学的著作，如李国文先生所著《东巴文化与纳西哲学》，他读后眼界大开。（卷14，367页）
宗教文化同样是季羡林先生非常关注的流域，多有精彩论断。他对宗教总的态度是：
我们信仰马克思主义，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宣传、坚持唯物主义是我们的天职，这一点决不能动摇。我们决不能宣传有神论，为宗教张目。但是，惟其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我们就必须承认客观实际，一个是历史的客观实际，一个是眼前的客观实际。在历史上确实有宗教消灭的现象，消灭的原因异常复杂。总起来看，小的宗教，比如会道门一类，是容易消灭的。成为燎原之势的大宗教则几乎无法消灭。即使消灭，也必然有其替代品。……在人类历史上，靠行政命令的办法消灭宗教，即使不是绝无仅有，也是十分罕见的。（卷7，272页）
他认为宗教会适应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而随时改造自己，改变自己。宗教，当然也包括佛教，不管是以什么形式存在，一方面能满足人们对宗教的需要，一方面又不妨碍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才能在社会上保持活力。因此，他认为宗教的消灭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甚至可以说，国家、阶级先消灭，宗教后消灭，即使人类假如共产主义以后，在一定时期内，宗教或者类似宗教的想法，还会以某种形式存在着。从这样的观点出发，他认为对任何宗教，一方面不能去提倡，另一方面也用不着故意去消灭。如果有什么地方宗教势力抬头了，一不张皇失措，二不忧心忡忡。宗教是人生的一种需要。宗教需要有多种含义：真正的需要、虚幻的需要，甚至麻醉的需要，都属于需要的范畴。（季羡林传543-545页）
季先生虽然自己不是任何宗教的信徒，但他对世界上所有正大光明的宗教都十分尊重，因为各大宗教都劝人做好事，不做坏事。这正是正直的人类所需要的。但任何宗教都应该认识到，自己的宗教教义只是相对真理，绝对真理只有“最高神灵”才能掌握。所以不同宗教的信徒要互相尊重，互不相妨，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以各自喜爱的方式来满足宗教的需要。同样，页应该承认，世界上有有宗教需要的人，也有没有宗教需要的人。应该是敲锣吹号，各有一套，自己生存，也让别人生存。有宗教需要的人和没有宗教需要的人，有宗教需要的人中信这种教的和信那种教的，都应该共同携手，齐心协力，为改善人类的生存条件而努力奋斗。（《漫谈人生》，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49-50页）
从世界范围来说，有有国教的国家，也有没有国教的国家。有宗教和民族一致的国家，也有宗教和民族不一致的国家。中国是一个没有国教的国家。在中华民族中，汉族不能算是一个宗教性很强的民族。汉族历史上信仰的宗教最大最古的有两个，一个是土生土长的道教，一个是从外面传来的佛教。但是对于道教和佛教，除了道士和尼姑、和尚之外，老百姓对这两种宗教，都信德马马乎乎，佛教庙里有时有道教的神，而且佛道两种庙里，有时竟会出现孔子和关圣帝君文武两圣人。有钱人家办丧事，既请道士，也请和尚，各唱各的调，各吹各的号，一团和气，处之泰然。因此整个中国历史上没有一次宗教战争。如果不同宗教的信徒都能互相尊重，则中国社会必能安定团结，世界人民也必能安定团结。（漫谈人生，49-50页）
与文化多元论的观点相联系，科技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关系是季先生另一个特别注意的问题。他认为这两种科学，一个是帅，一个是兵。季先生指出：“社会科学其实起着帅的作用。它对国家的管理，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民族的凝聚力，都有相当直接的关系。科技当然重要，它是强大的活跃的生产力，能够推进社会的变革。但科学不能脱离那个时代的社会科学水平和社会机能的制约而起作用。如果社会的管理水平低，吏治腐败文盲遍地，那就会大大限制乃至抵消科技所能发挥的作用。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更告诉我们，现代武器掌握在法西斯手中，实在非常可怕。要知道，掌握科技的毕竟是人，是一定社会制度下具有一定思想、一定文化素质的人。所以，只重视科技的那种‘科学主义’是应该反对的。照我看，社会科学是‘帅’，技术科学是‘兵’。”（季羡林传，542页）现在社会上一股只重视科技的风气，对高等学校的学生产生了非常坏的影响。只重视科技，实际上是两个文明只抓了一个物质文明，而忽视的精神文明。他认为只抓物质，只抓科技，而能兴国者，未之有也。针对这种现象，他大声呼吁不要只重视理科而忽视文科。他认为文理科不仅应该互相补充，还应该互相渗透。因为自然和社会决不可能是经纬分明的。
为什么季羡林先生会有这样的文化多元观呢？
这与他一生的经历有关。他生于山东临清，这里是运河文化的代表性地方，本来就是多元文化汇合的地方。“临清地傍运河，历代为历史文化和经济名城。在铁路修通以前，实为南北交通枢纽。中国典籍中，有大量关于临清的记载”（卷14，370页）“在过去漫长的历史时期内，西倚黄河，东连德、济，北通京、津，南达苏、杭，是南北交通的枢纽，人文学艺的渊薮。”“当年运河繁盛时期，航船如梭，帆影入画，文人、学士、武将、巨商，联翩驶过，留下了多少流风余韵。”（卷14，13页）这里有中国传统文化包括齐鲁文化、有伊斯兰教文化、有基督教文化、有佛教文化。到济南以后，他受到叔父很大的影响，接触了不少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他在山东大学附中时，受到王寿彭的一定影响。王寿彭是典型的鲁文化代表，尊孔读经。在每年的祭孔典礼上，穿长袍马褂礼拜孔子，给季羡林先生留下深刻的印象。王寿彭给季羡林先生题写的对联：“能将忙事成闲事，不薄今人爱古人”，对季羡林先生是有影响的。他现在还经常套用这个句式表达自己的思想，如“不薄西方爱东方”。年轻时从穿长袍改穿中山服，费很大的劲，才改过来。在思想上，有一定的保守性。后来，他考到清华大学，又受到陈寅恪、吴宓等大师的影响，开始接受新的学问，增加了不少新文化的知识。但对传统的东西，他依然是情有独钟。再后来，他又负笈赴德国，在哥廷根大学既接受了西方文化，又接受了印度文化、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等东方文化，把自己的研究方向，确定在东方学方面。正是有了这样深厚的文化积累和丰富的人生阅历，他才形成了这样的大文化观，形成了这样系统的多元文化观。
另一个方面，应该说，季先生接受的是东方的综合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教给他的是从多种角度看问题，这也是他形成多元文化观的一个原因。
总之，季羡林先生认为，应该特别注意文化的起源问题。他主张，文化、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不能说世界上的文化是一个民族创造的，文化的产生不是一元的，不能说一个地方产生文化。否定文化一元论，并不是否定文化体系的存在。所谓文化体系是指具备“有特色、能独立、影响大”这三个基本条件的文化。
从这一前提出发，世界文化共分为四个大的文化体系：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阿拉伯文化、希腊罗马欧美文化。希伯莱文化很难成体系，不是属于伊斯兰文化的先驱归入伊斯兰文化，就是和希腊文化合在一起，所以不是独立的文化体系。这四个文化圈内各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影响大的文化，同时各文化圈内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又都是互相学习的，各大文化圈之间也有一个互相学习的关系。承认文化的产生是多元的和承认有文化体系是不矛盾的。（6）
三、文化交流论
文化一旦产生，其交流就是必然的。没有文化交流，就没有文化发展。交流是不可避免的，无论谁都挡不住。从古代到现在，在世界上还找不到一种文化是不受外来影响的。交流也有坏的，但坏的对人类没有益处，不能叫文化。对人类有好处的、有用的、物质、精神两方面的东西交流，才叫“文化交流”。（7）一种文化既有其民族性，又有其时代性。一个民族自己创造文化，并不断发展，成为传统文化，这是文化的民族性。一个民族创造了文化，同时在发展过程中它又必然接受别的民族的文化，要进行文化交流，这就是文化的时代性。民族性与时代性有矛盾，但又统一，缺一不可。继承传统文化，就是保持文化的民族性；吸收外国文化，进行文化交流，就是保持文化的时代性。（8）所以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这个问题是会贯彻始终的。
季先生发前人之未发，深刻地指出：文化交流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重要动力之一，没有文化交流简直不能想象今天的社会会是什么样子。而文化交流的范围是广阔无垠的，既包括物质文化的交流，也包括精神文化的交流。中国自先秦时代起，就不断地与周围对内对外进行交流。对内是各民族之间进行交流，对外是与周边国家进行交流。世界上的文化体系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阿拉伯文化构成的东方文化，和希腊罗马乃至欧美文化构成的西方文化之间不断地进行文化交流，形成了今天世界上灿烂辉煌，千姿百态，各具特长而又互相联系的文化，给全人类带来了极大的幸福和繁荣。文化交流是双向的，中国文化在汉唐时代如日中天，既吸收外来文化，又把自己的优秀文化毫无保留地送给东西方的其他国家，罗盘、火药、造纸、印刷传遍了整个世界。
为了保持文化的时代性，自20世纪以来，出现了一种提倡“全盘西化”的观点。季羡林先生认为，“全盘西化”和文化交流有联系，“西化”要化，不“化”不行，创新、引进就是“化”。但“全盘”不行，不能只有经线，没有纬线。“全盘西化”在理论上讲不通，在事实上办不到。（9）
对中国与外国的文化交流，季先生的基本观点是“拿来”与“送去”。就目前来说，要更重视“拿来”，就是把外国的好东西“拿来”。这里涉及到上述有关文化的三个方面，都要拿。“物”的部分，当然要拿，咖啡、沙发、啤酒、牛仔裤、喇叭裤，这一系列东西，只要是好的，都拿。心、物结合的部分比方说制度，也可以学习。最重要的还是心的部分，要拿价值观念、民族性格。（10）因为我们的价值观念、思想方式，不能马马虎虎，得把弱点克服，要不克服的话，我们的生产力就发展不了。（11）
季羡林先生指出，从宏观上来看，希腊文化延续发展为西方文化，欧美都属于西方文化的范畴。而中国文化、印度文化、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构成了东方文化。“东方”在这里既是地理概念，又是政治概念，即所谓第三世界。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这两大文化体系之间也是互相学习的，但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可能有一方占主导地位。就目前来看，占主导地位的是西方文化。但从历史上来看，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二者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因为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一种文化都有一个诞生、成长、兴盛、衰微、消逝的过程，东方文化到了衰微和消逝的阶段，代之而起的必是西方文化；等西方文化濒临衰微和消逝的阶段时，代之而起的必是东方文化。
西方文化从文艺复兴以来，昌盛了几百年，把社会生产力提高到了空前的水平，促使人类社会进步也达到了空前的速度，光辉灿烂，远迈前古，世界人民无不蒙受其利。但它同世界上所有的文化一样，也是决不能永世长存的，迟早也会消逝的。20世纪20年代前后，西方的有些学者已经看出西方文化衰落的端倪，如德国施宾格勒在1917年开始写作的《西方的没落》一书，预言当时如日中天的西方文化也会没落。此书一出版，马上洛阳纸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受其影响，也反对西方中心论。他们的观点是值得肯定的，因为，西方文化同世界上所有的文化一样，也是决不能永世长存的，迟早也会消逝的。在今天，它已逐渐呈现出强弩之末的样子，大有难以为继之势了。具体表现是西方文化产生了一些威胁人类生存的弊端，其荦荦大者，就有生态平衡的破坏、酸雨横行、淡水资源匮乏、臭氧层破坏、森林砍伐、江河湖海污染、动植物种不断灭绝、新疾病出现等等，都威胁着人类的发展甚至生存。（12）
西方文化产生这些弊端的原因，是植根于西方的基本思维模式。因为思维模式是一切文化的基础，思维模式的不同，是不同文化体系的根本不同。简而言之，季羡林先生认为，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它照顾了事物的整体，有整体概念，讲普遍联系，接近唯物辩证法。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既见树木，又见森林，而不是只注意个别枝节。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印度的“梵我一体”的思想，是典型的东方思想。而西方的思维模式则是分析的。它抓住一个东西，特别是物质的东西，分析下去，分析下去，分析到极其细微的程度。可是往往忽视了整体联系，这在医学上表现得最为清楚。西医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完全把人体分割开来。用一句现成的话来说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中医则往往是头痛治脚，脚痛治头，把人体当做一个整体来看待。两者的对立，十分明确。（13）但是不能否认，世界上没有绝对纯的东西，东西方都是既有综合思维，也有分析思维。然而，从宏观上来看，这两种思维模式还是有地域区别的：东方以综合思维模式为主导，西方则是以分析思维为主导。这个区别表现在各个方面，具体来说，东方哲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就是以综合思维为基础的。（14）西方则是征服自然，对大自然穷追猛打。表面看来，他们在一段时间内是成功的，大自然被迫满足了他们的物质生活需求，日子越过越红火，但是久而久之，却产生了以上种种危及人类生存的种种弊端。这是因为，大自然虽既非人格，亦非神格，却是能惩罚、善报复的，诸弊端就是报复与惩罚的结果。（15）
有的学者认为要解决这些弊端，比如环境污染，只有发展科学，发展技术，发展经济，才有可能最后解决环境问题。季羡林先生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为了保护环境决不能抑制科学的发展、技术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这个大前提是绝对正确的。不这样做是笨伯，是傻瓜。但是处理这个问题，脑筋里必须先有一根弦，先有一个必不可缺的指导思想，而这个指导思想只能是东方的“天人合一”思想。否则就会像是被剪掉了触角的蚂蚁，不知道往哪里走。从发展的最初一刻起，就应当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念念不忘过去的惨痛教训，想方设法，挖空心思，尽上最大的努力，对弊害加以抑制，决不允许空喊：“发展！发展！发展！”高枕无忧，掉以轻心，梦想有朝一日科学会自己找出办法，挫败弊害。常言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到了那时，魔已经无法控制，而人类前途危矣。中国旧小说中常讲到龙虎山张天师打开魔罐，放出群魔，到了后来，群魔乱舞，张天师也束手无策了。最聪明最有远见的办法是向观音菩萨学习，放手让本领通天的孙悟空去帮助唐僧取经，但是同时又把一个箍套在猴子头上，把紧箍咒教给唐僧。这样可以两全其美，真无愧是大慈大悲的观世音。（16）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主张“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21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东方文化将取代西方文化在世界上占统治地位。而取代不是消灭。全面一点的观点是：西方形而上学的分析已快走到尽头，而东方文化寻求综合的思维方式必将取而代之。以分析为基础的西方文化也将随之衰微，代之而起的必然是以综合为基础的东方文化。这种代之而起，是在过去几百年来西方文化所达到的水平的基础上，用东方的整体着眼和普遍联系的综合思维方式，以东方文化为主导，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精华，把人类文化的发展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这种“取代”，在21世纪可见分晓。所以他的结论是：21世纪是东方文化的时代，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客观规律。（17）用东方“天人合一”的思想和行动，济西方“征服自然”之穷，就可以称之为“东西文化互补论”。（18）东方的天人合一是带有普遍性的一种思想，中国、印度都有。即以中国儒家为例，《易经》中有“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中庸》有“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孟子》有“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也”。董仲舒的“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张载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更是典型的天人合一思想。这些都是综合思维方式的典型例子。
四、对中国民族性的批判
中国的国民性，鲁迅先生早有批判。季羡林先生认为，鲁迅先生的这种批判直到现在仍有意义。这是因为，其一，中国的封建思想包袱最重。因此，应该下大力气批判中国的封建思想。中国文化有精华，搞现代化要发扬这些精华，但眼前主要是反封建糟粕。我们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包袱很重，最重的是封建思想包袱。譬如在群众中流行的一句话：“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就与封建思想有关系。再如官僚主义、一个人说了算、高干子弟的特权问题、走后门等等，不尊重时间，也与封建思想有关。中国这样一个大民族，对世界文化有过极大贡献，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丢掉，对不起子孙后代。应该强调的是，那些妨碍生产力和思想进步的封建主义东西，应有胆量讲出来，大家来改，这才是拨乱反正。（19）我们中国实际上是封建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并不多。（20）现在，大家最不满意的是“不正之风”，“服务态度不好”、“高干子弟怎么怎么了”、“一个人说了算怎么样了”，又是民主不怎么样了……不尊重人才，不尊重知识，不讲效率，不重视时间，这种弊病多极了。（21）只有克服了这些封建主义的弊病，中国的生产力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
其二，我们的民族性出了问题。我们眼前面对着的社会，其中的“危机”，也包括文化危机在内，比任何“危机”都更“危机”——我们的民族性出了问题。我们的民族性里面当然也积淀了一些好东西；但是不好的、有害的东西，其数量不少，其危害极大。犯罪的情况是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有的。有一点，用不着大惊小怪。但是，像中国现在这样，大规模地制造假农药、假种子、假化肥，一旦使用，将流毒千百万亩耕地，影响千百万人民的生命，这却决非小事了。至于偷窃农村的变压器，割掉电线，其影响农业生产，决不是小规模的。还有集体地、明目张胆地砍伐山上的树林，使长江变成黄河。这不但流毒眼前，而且影响后世子孙。所以，听说王元化先生主张彻底批判旧文化，他是赞成的。（22）而从社会风气来说，也存在不少问题。有的人争名于朝，争利于市，急功近利，浮躁不安，只问目的，不择手段；小偷小摸。所在皆是。即以宴会一项而论，政府三令五申，禁止浪费；但是令不行，禁不止，哪一个宴会不浪费呢？贿赂虽不能说公行，但变相的花样却繁多隐秘。出门必然会遇到吵架的。在公共汽车上，谁碰谁一下，谁踩谁一脚，这是难以避免的事，只须说上一句“对不起！”就可以化干戈为玉帛；然而，“对不起！”“谢谢！”这样的词儿，我们大多数人都不会说了，必须在报纸上大力提倡。中国民族性中的这些缺点，不自改革开放始，也不自建国始，更不自鲁迅时代始，恐怕是古已有之了。难道我们真要“礼失而求诸野”吗？这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所面临的而又必须认真反省的问题。（23）
鉴于上述理由，季羡林先生认为，在处理外国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时，应该注意大胆“拿来”，把一切外国的好东西统统拿来，物质的好东西要拿来，精神的好东西也要拿来。应该特别强调，我们要拿来的是第三个层次里的东西，属于心的东西。我们要改变我们的一些心理素质、价值观念、思想方法等等。（24）所谓“心”的东西，指的是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趣味、道德情操、宗教情绪、民族性格等等。（25）从长期的历史研究中，他得出一个非常可贵的经验：在我们国力兴盛，文化昌明，经济繁荣，科技先进的时期，比如汉唐兴盛时期，我们就大胆吸收外来文化，从而促进了我们文化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到了见到外国东西就害怕，这也不敢吸收，那也不敢接受，这往往是我们国势衰微，文化低落的时代。（26）
五、对儒学应该取什么态度？
谈东方文化必然要涉及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学的问题。季羡林先生认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学中也有糟粕，这是肯定无疑的。对其中的糟粕，一定要抛弃，要批判，如上文说到的对封建主义的批判，是必要的。但是，批判坏东西，不能把好东西也一块丢掉，如同泼洗澡水把澡盆中的小孩也泼掉一样。我们东方文化中确实有些好东西，如《论语》中的一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非常动情地说：“能做到这八个字，到共产主义也不过这个水平。类似这么精辟的话多得很。历史上讲宋太祖时赵普曾说过以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话，现在有人说是胡说八道，我看实际上用不了半部《论语》，有几句话就能治天下。”（27）再如《论语》中又说“小不忍则乱大谋。”容忍是中华美德之一。我们的往圣先贤，大都教导我们要容忍。民间谚语中，也有不少容忍的内容，教人忍让。有的说法，看似消极，实有积极意义，比如“忍辱负重”，韩信就是一个有名的例子。《唐书》记载，张公艺九世同居，唐高宗问他睦族之道。公艺提笔写了100多个“忍”字递给皇帝。从那以后，姓张的多自命为“百忍家声”。（28）
当然，类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的话，最好是演变成道德金律，才会起更大的作用。可惜的是，儒家学说还没有变成道德金律，因为儒学不是宗教。宗教要有四个条件：一要有神；二要有戒约；三要有机构或组织；四要信徒崇拜信仰。拿这四个条件来衡量一下孔子和他开创的儒学，则必然会发现，在孔子还活着的时候以及他死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只能称之为“儒学”，没有任何宗教色彩。《论语》中就说“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自己说：“天何言哉！”这个“天”也不是有“神格”的“天老爷”。孔子从不以神自居，他的弟子以及弟子的弟子，也不以神视之。“儒学”非学说而何？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孔子被神化了。到了唐代，儒、释、道三家就并称三教。到了建圣庙，举行祭祀，则儒家已完全成为一个宗教。因此，从“儒学”到“儒教”是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讨论“儒学”或“儒教”，必须有一个发展的观点，不能执着于一端。（29）
对儒学中的精华与糟粕要分清楚，这是用不着证明的。但是，究竟什么叫做“精华”，什么又叫做“糟粕”呢？这两个表面看上去像是对立面的东西，不但不是泾渭分明，而是界限不清；尤有甚者，在一定的条件下，双方可以相互向对立面转化。如孔子和儒学，在“五四”运动时期，肯定被认为是糟粕，不然的话，何能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然而，时移世迁，到了今天，中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还有什么人能说孔子和儒学中没有精华呢？（30）再如“三纲”一般被认为是糟粕，但是陈寅恪先生在《悼王国维先生挽词并序》中说过一句话“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陈寅恪先生在这里讲的实际上是处理九个方面的关系：国家与人民、父子、夫妇、父亲的兄弟、族人、自己的兄弟、母亲的兄弟、师长和朋友。这些关系处理好，国家自然会安定团结。（31）纲纪学说，如果运用得法，可能调节社会秩序，可以加强安定团结。国际上何独不然？（32）在中国的传统道德中，伦理道德有很重要的位置，伦理就是解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儒家讲的三纲六纪就是规定了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关系的准则。这里有糟粕的地方，因为人与人之间应该是平等的，不应该谁是谁的纲。儒家强调要处理好人的各方面关系还有许多值得批判吸收的东西。我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应批判继承，精华留下，糟粕去掉。对外国好的东西，也可以学习，不要排斥。（33）在古代，几乎在所有国家中，传承文化的责任都落在知识分子的肩上。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者是“士”，传承地方是太学、国子监和官办以及私人创办的书院。在世界各国文化传承者中，中国的士有其鲜明的特点。早在先秦，《论语》中就说过：“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士们俨然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安危系于一身。在几千年的历史上，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个传统一直没变，后来发展成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后来又继续发展，一直到了现在，始终未变。（34）
这就是季羡林先生的“东西文化互补论”。
一个新的世纪已经来临了。季羡林先生虔诚希望，人类能聪明起来，能认真考虑“拿来”与“送去”的问题，认真考虑他这个“外行”、他这个一向不注重“义理”的人所提出的“东西文化互补论”。（35）
注释：
（1）《季羡林文集》第6卷，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35-236页。
（2）《季羡林文集》第6卷，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03页。
（3）《季羡林文集》第6卷，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35页。
（4）《季羡林文集》第6卷，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03-304页。
（5）《季羡林文集》第6卷，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36页。
（6）《季羡林文集》第6卷，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04-305页。
（7）《季羡林文集》第6卷，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05页。
（8）《季羡林文集》第6卷，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08-309页。
（9）《季羡林文集》第6卷，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09页。
（10）《季羡林文集》第6卷，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53-255页。
（11）《季羡林文集》第6卷，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61页。
（12）季羡林：《在跨越世纪以前》，《文艺争鸣》（长春）1993年第3期。
（13）季羡林：《东方文化与东方文学》，《文艺争鸣》（长春）1992年第2期。
（14）季羡林：《关于“天人合一”思想的再思考》，《人生絮语》，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2-143页。
（15）季羡林：《“天人合一”新解》，《人生絮语》，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8页。
（16）季羡林：《关于“天人合一”思想的再思考》，《人生絮语》，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2-143页。
（17）季羡林：《21世纪：东方文化的时代》，《人生絮语》，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4页。
（18）季羡林：《漫谈人生》，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42页。
（19）《季羡林文集》第6卷，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28-229页。
（20）《季羡林文集》第6卷，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26页。
（21）《季羡林文集》第6卷，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37页。
（22）《季羡林文集》第6卷，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27-328页。
（23）季羡林：《漫谈人生》，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02-103页。
（24）《季羡林文集》第6卷，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62页。
（25）《季羡林文集》第6卷，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46页。
（26）《季羡林文集》第6卷，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26页。
（27）《季羡林文集》第14卷，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97页。
（28）季羡林：《漫谈人生》，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78-179页。
（29）季羡林：《儒学？儒教？》，《文史哲》1998年第3期。
（30）季羡林：《漫谈人生》，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36-137页。
（31）《季羡林文集》第14卷，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09页。
（32）《季羡林文集》第14卷，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02页。
（33）季羡林：《漫谈人生》，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62-163页。
（34）季羡林：《漫谈人生》，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84页。
（35）季羡林：《漫谈人生》，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42页。
原载《齐鲁学刊》2003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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