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资料：季羡林教授的最重要的文化战略思想——将主综合的东方文化与主分析的西方文化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坚持“拿来”与“送去”并举，即将对外开放，吸收西方、国外文化中的精华，同弘扬我优秀的传统文化，主动向外传播结合起来。当前，学术界面临的长期战略任务是，既要对中国文化进行整理、筛选、扬弃，也要对国外文化研究、甄别、评介，以构建起21世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从国际范围就文化关系发表的突出言论看，大致有二，一是美国亨廷顿教授发表在1993年夏季号《外交季刊》上的《文明的冲突》，他认定西亚北非的伊斯兰教和东亚的儒家学说是苏联解体后西方所面临的最大威胁；二是我国著名的东方学家季羡林教授90年代中期提出的“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东西文化的变迁‘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文章主旨是强调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联系和互动，东方文化在新世纪中所起的作用和应占有的地位。从文化研究角度看，亨廷顿虽然提出了国际环境中文化因素日趋上升的重要命题，但他文章的立意，只是出于狭隘、偏激的政治战略或民族主义情绪，强调西方文化的优越性和特殊性，贬低或排斥异己的文化类型，将彼此间的差异绝对化，似乎各文化类型间只有矛盾和对抗，而没有相互补充、融合的另一面。这种新的“冷战话语”，反映出西方文化与其他文化间的不平等关系，是借文明冲突或文化冲突为由贯彻霸权主义的政治意图，谋求它自己的经济利益。简而言之，他是想指明，经济全球化必然或者应该导致文化一体化或称文化西方化亦即美国化。事实上，亨廷顿沿袭了长期流行的西方中心论文化观，他既不可能客观公正地描述东西方文化的交往史，也不敢或无力正视新世纪不同文化类型间正常的互动关系和平等交往的价值基础。
季先生的文章既反对“欧洲中心主义”，反对民族歧视，也并不张扬“东方中心主义”。他针对近几百年来，西方文化产生的颇多弊端，如环境污染、大气污染、臭氧层破坏、生态平衡破坏、物种灭绝、人口爆炸、新疾病丛生、淡水资源匮乏等，认为这些弊端产生的根源，与西方文化的分析思维方式有紧密联系，拯救之方，就是弘扬以综合为基本思维方式的东方文化，反对“征服自然”的口号，主张“天人合一”，即人与大自然做朋友，不做敌人。不过，他也明确指出，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学习、了解，因为我们中国人自己也并不全了解中国，了解东方，了解东方文化。季老从文化比较研究着手，阐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以探索与人类和世界未来有关的重大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这在包括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等主要体系在内的东方文化处于相对弱势的世纪转换时期，在全球化的各种观念、符号、象征、形象大都由西方意义的生产体系所制造，中国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处于被西方主导的全球化体系“接纳”或“拒绝”的历史阶段，不啻是一声巨响，一声反映正直的东方学者发自肺腑、充满睿智卓识的呐喊！
改革开放20多年来，季老怀着强烈的振兴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使命感对文化、文化交流、文化比较、文化建设和发展等各个层面，发表了大量时代性、前瞻性和学术性都十分鲜明的演讲、论文、考证、散文、随笔，其中在文化分类、东西方文化的主要特点，以及如何发扬我中华文化审时度势兼收并蓄的传统，通过“拿来”和“送去”这样的方法，一砖一瓦地构筑起21世纪中华民族先进文化方面，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战略意义。
季老说：“东西文化之分，古已有之，于今为烈而已”。季老把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归入东方文化体系，把自古希腊、罗马至今天的欧美文化称为西方文化体系，无疑比古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当时的分类更全面、更具学术性、也更能为今人所用。这样的文化分类法，建立在学术上正本清源、厘清东西方文化价值观念基础上，包含着思维方式、处世哲学、行业规范、道德标准等一系列的评价体系，对爱与憎、真善美与假恶丑、正常与荒谬、正义与非正义等社会行为和现象的价值取向。就方法论而言，季老说：“东方主综合，西方主分析”。东西文化既有相通之处，也有差异，因为两类文化是在不同的自然环境和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在相对分离、各自发展的社会里，自成天地，各有千秋。季老的观点，是客观公允的科学论断，没有敝帚自珍的孤芳自赏，也不带有一风压倒另一风的武断。季老的立足点十分明朗，即在当前实际上是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中国文化所承袭的直观、类比的形象思维方式，重“守一”和“齐一”，用简约、笼统的语言概括自然与社会的传统，同西方文化倾向具体性、精确性，逻辑思维严密和刻意求异的传统相比，在追求创新的目标导引下，已感受到压力，正处在中西文化激烈撞击、努力融合、寻求发展的时期，这就迫切地需要把善于综合与善于分析的方法结合起来。
大家知道，这种综合与分析方法的结合，亦即要做到中西贯通，殊非易事。因此，季老又明确提出，“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学习，就是了解”。我这一代人，大都已到了“耳顺”之年，论对国外文化的了解，虽有一点著述，但只是一鳞半爪，论对国学——中国文化的积累，更是不敢望季老的项背。因此，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化，不知中国文化的“己”，也不知国外文化的“彼”，始终只能是空口说白话。重学习，中外一致，古今皆然，贯穿我国文化建设全过程的，首先应该是学习和了解。
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东西方都有人在侈言经济全球化必然会导致文化一体化。但是，世界上客观存在的多元文化，都是通过长期的积累、沉淀形成的，它们因各民族文化的价值观念体系存有不会迅速消失的差异和分歧而得以确定，具有相对稳定性，尤其是植根于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民族文化，即使因主客观原因在某一个历史阶段处于弱势，也不会被异族的强势文化完全吞噬或同化。因为从整体上看，这类文化所塑造的民族性格，长处总是多于短处，常能自强不息，不甘人后，使民族国家得以存续千百年而不衰，屡遭外敌入侵而不亡。另一方面，民族文化又充满差异，不断变移，具有兼容性。它吸收、增加新文化，非但不会削弱固有文化的发展，反倒会使固有文化的积累和传播有所扩大。因此，文化的差异、矛盾和冲突，只要处理得当，完全可以通过交往、对话逐步取得谅解。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要承认“不同”，在“不同”的基础上形成“和”，即和谐、融合，能使事物得以发展，季老进一步倡导在中西方文化的交流过程中，设定我们的文化战略目标、研究方法和实施手段，这对我们身处信息时代，在十分频繁的文化交往中，积极地吸收各国优秀的文化成果，更新自己的传统文化，做到洋为中用，推陈出新，同时坚持改革开放、与人为善，把我们文化中的精华送出去，做到中为洋用，共同发展，无疑是有益、有利，且富有成效的高瞻远瞩之举。
原载《文史哲》2002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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