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说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

霍松林

  白居易青年时期写过一首五律《赋得古原草送别》,为他赢得了声名。诗是这样的: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唐摭言》卷七云:“白乐天初举,名未振,以歌诗谒顾况。况谑之日:‘长安百物贵,居大不易!'及读至《赋得原上草送友人》诗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况叹之曰:‘有句如此,居天下有甚难!老夫前言戏之耳。'”《幽闲鼓吹》、《唐语林》、《北梦琐言》、《能改斋漫录》、《全唐诗话》等书都有类似的记载,从而扩大了这首诗的影响。

  这首诗,因题前有“赋得”二字,或以为是作者“练习应试的拟作”;笔者也曾持此说。但仔细考虑,感到这种说法不很确切。唐代进士科考试中的诗题,有时的确加“赋得”二字。例如白居易本人,贞元十六年在中书侍郎高郢主试下以第四名中进士,试《玉水记方流》诗;与他同科登进士的郑俞、吴丹、王鉴、陈昌言、杜元颖等人,各有一首《赋得玉水记方流》,收入《全唐诗》卷四六四。但这种应试诗,按照规定,是五言六韵(十二句)的排律。白居易如果为了“练习应试”而“拟作”,必然严格遵照规定。可是《赋得古原草送别》并非五言六韵的排律,而是五言四韵的律诗。

  事实上,题前加“赋得”与否,跟是否是应试诗没有必然联系。早在南北朝时期,就有“赋得”诗。初唐陈子昂有一首诗,题目是《魏氏园林人赋一物,得秋亭萱草》。《全唐诗》中,类似的诗题相当多,卷二五二开头,有一首刘太真的《宣州东峰亭各赋一物,得古壁苔》,题下注明与袁傪等八人“同赋”。这八人的诗,也收在后面,题目均与刘诗相似,如《东峰亭各赋一物,得岭上云》、《……得垂涧藤》等。可以想见,九人在东峰亭相会,提出“各赋一物”,于是大家先拟了九个题,然后“分题”。《沧浪诗话·诗体》云:“古人分题,或各赋一物,如云送某人分题得某物也。”题怎么分,当然可以用拈阄之类的办法,“分题”又叫“探题”,就表明了这一点。由此可见,所谓“赋得”,是“赋”诗得“题”的意思。得到什么题,当然由人限定,没有固定的框框,但最常见的“赋得”诗,则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取前人成句为题,如梁元帝的《赋得兰泽多芳草》,骆宾王的《赋得白云抱幽石》等。另一类是咏物,如陈后主《七夕宴宣猷堂,各赋一韵,咏五物自足为十物,次第用得帐、屏风、案、唾壶、履》及上述“各赋一物”等。至于体裁,则并无限制。但其中五律占大多数。

  这两类“赋得”诗,都有很多是用来“送别”的。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即属于后一类。为了较好地把握这首诗的特点和优点,不妨引一些同类的诗略作比较。

  刘孝孙《赋得春莺送友人》:

流莺拂绣羽,二月上林期。
待雪消金禁,衔花向玉墀。
翅掩飞燕舞,啼恼婕好悲。
料取金闺意,因君问所思。

  钱起《赋得归云送李山人归华山》:

秀色横千里,归云积几重。
欲依毛女岫,初卷少姨峰。
盖影随征马,衣香拂卧龙。
只应函谷上,真气日溶溶。

  戴叔伦《赋得古井送王明府》:

古井庇幽亭,涓涓一窦明。
仙源通海水,灵液孕山精。
久旱宁同涸?长年只自清。
欲彰贞白操,酌献使君行。

  从题目上,这类诗的总的特点是“咏物”加送别。因此,评论这类诗,既要看咏物的艺术水平如何,又要看咏物与送别结合得是否自然,有无浓郁的诗意、诗情、诗味。

  咏物诗,当然要咏什么象什么。读者不看题,只看诗,就能准确无误地知道它咏的是什么。

  但这只解决了“形似”的问题,进一步,还应该以形传神,形神兼备。杜甫的许多咏物诗,不离咏物,又不徒咏物。每咏一物而物理物情毕现,而表现物情物理,又凝结着对于人情世态的深刻体验和作者的意趣情态,故不仅体物精湛,而且寓意深远,自然是咏物诗的上乘。至于前面所引的那些“赋得”诗,由于要和“送别”结合,就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了题材的广阔性和主题的深刻性,不能用杜甫的咏物诗所达到的高度来衡量;但在同样的局限下,正可以因难见巧,充分显示作者的艺术才华。让我们从比较的角度,谈谈那几篇“赋得”诗。

  刘孝孙的一首五律,以六句咏“春莺”,可“春莺”的形象却并未写出,更谈不上传神。至于“衔花向玉墀”和“翅掩飞燕舞”,虽有形象,却不近情理:“春莺”怎能飞向皇宫的“玉墀”,并用它的“翅”去“掩”赵飞燕的“舞”呢?看来作者所“送”的那位“友人”正要赴京入朝,因而咏“春莺”,也就得硬要它飞进皇宫。接下去的两句,“飞燕舞”写宫廷妇女中的得宠者,“婕妤悲”则写失宠者;而作者的真正用意,还在于用宫廷妇女的命运比拟朝士们的命运。因而以“料取金闺意,因君问所思”收束全诗,寄托了对于他们的命运的关怀。应该说,命意还比较高,但体物不精,而且与送别结合得颇嫌牵强。钱起以四句诗咏“归的四句诗写“李山人归华山”,却与前四句写云归华山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尾联用“紫气东来”的典故,只能说明李山人是从函谷关以东回华山的,而“紫气”毕竟是“气”,不是“云”。戴叔伦的《赋得古井送王明府》则比较出色。唐代以“明府”称县令。送人去做县令,怎样和咏“古井”结合起来呢?乍想很难着笔;但作者却处理得相当好。他希望王明府做一个有“贞白”节操的地方官。作者通过咏“古井”之水,含蓄婉转地表达出这种希望。你看这古井之水多么明澈、多么贞洁、多么清白呀!我为了要表彰它,所以酌一杯献给你,,送你走马上任。临别赠言,情意甚殷,咏物与送别融合无间,是同类作品中的佳作。

  现在再看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

  《楚辞·招隐士》云:“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岁暮兮不自聊,蟪蛄鸣兮啾啾。”是说从“春草生”到“蟪蛄鸣”,已将一年,王孙还远游未归!“王孙”犹言“公子”,指贵族,但从此以后,往往把“春草”和“送别”联系起来,而“王孙”,也就成了游子的别称。谢灵运《悲哉行》:“萋萋春草生,王孙游有情。”王勃《守岁序》:“王孙春草,处处争鲜。”这样的例子,多得不胜枚举。江淹的《别赋》也没有忘记“春草”:“春草兮碧色,春水兮绿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但所有这些例子,都写得很简单,未能很好地把春草和别情有机地结合起来,创造出完整而丰满的意象。而白居易的诗,在这一点上却有明显的突破。

  题目是《赋得古原草送别》因而先写古原草,后写送别;但写古原草而别情已寓其中。第一句以“原上草”点题,前加“离离”作定语,形容“原上草”稠密、茂盛,与次句的“荣”和末句的“萋萋”呼应。次句“一岁一枯荣”虽然“荣”、“枯”并举,却落脚于“荣”,表明在诗人的审美意识中,“荣”是主要的、本质的。据说从前有人因战败而草疏请求援兵,讲到“屡战屡败”,另一人则改为“屡败屡战”。二者所叙述的事实是相同的,但后者却显出士气的旺盛。春“荣”冬“枯”,这是“原上草”的特点。诗人颠倒“一岁”之中先“荣”后“枯”的顺序,既表现了“原上草”顽强的生命,又在读者面前展开了春草“离离”、一望无际的画卷。次联出句“野火烧不尽”承“枯”,对句“春风吹又生”承“荣”。就字面看,两相对偶,铢两悉称;但就意义看,却一气奔注,上下贯通,讲的都是“原上草”,而重点归到下句,与第二句“荣”、“枯”并举而重点归到“荣”契合无间。第三联,就“春风吹又生”作尽情的描绘。出句从嗅觉方面落墨:“远芳”,即传播得很远的香气;这香气,从“原”上散发,直侵入伸向天边的“古道”。对句从视觉方面着笔:“晴翠”,即阳光下闪亮的绿色;这绿色,从“原”上延展,直连接遥远的荒城。十个字,把经受野火焚烧的“原上草”写得何等色香兼美、气势磅礴!

  以上六句赋“古原草”,似与“送别”无关。但一读第七句“又送王孙去”,就感到前面所写的“萋萋”之草,立刻充满“别情”。眼前是“古原”,而“王孙”一去,不是首先要穿过那“古原”吗?“原上草”的“远芳侵古道”,“王孙”不是也要随着“远芳”踏上“古道”吗?“原上草”的“晴翠接荒城”,“王孙”不是也要随着“晴翠”走向“荒城”吗?诗中有两个“又”字,看来是有意的重复。“原上草”一岁一枯,而“春风吹又生”,循环不已。每当“原上草”“春风吹又生”,就“又送王孙去”,也循环不已。就这样,作者把咏物和送别多层次地、紧密地结合起来了。

  前六句,以“原上草”作主语,一气贯串,脉络分明。接着以“又送”转入“送别”,又以“萋萋”照应首句的“离离”,回到“原上草”。章法谨严,天衣无缝。同时,诗中紧扣题目中的“古”字。首先,原上之草“一岁一枯荣”,岁岁如此,已见得那“原”是“古原”。第五句又特意用“古道”;原上的道路既“古”,则“原”安得不“古”?“赋得”诗,是要求紧扣题目的。当然,紧扣题目的,不一定是好诗。而这首诗,却扣题既紧,又生动活泼,意象完美。

  古原上的野草春荣冬枯,冬枯之时往往被野火烧掉。这一切,都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更不会激发诗人的美感。白居易却不然,他抓住了这些特点,并以他的独特的审美感受进行了独特的艺术表现,突出了野草不怕火烧、屡枯屡荣的顽强生命力,并以“远芳”、“晴翠”这样美好的字眼,把它的气味、色彩写得那样诱人。因此,虽然说“萋萋满别情”,但并不使人感到“黯然销魂”。试想,当“王孙”踏着软绵绵的春草而去的时候,“远芳”扑鼻,“晴翠”耀眼,生意盎然,前途充满春天的气息,他能不受到感染吗?

  这首诗通体完美。其中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联,对仗工稳而气势流走,充分发挥了“流水对”的优点。它歌颂野草,又超出野草而具有普遍意义,给人以积极的鼓舞力量。蔑视“野火”而赞美“春风”,又含有深刻的寓意。它在当时就受到前辈诗人的赞赏,直到现在还常被人引用,并非偶然。

由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