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历史
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算起，中国社会史研究已有七十多年的历史了。这七十多年的社会史研究，大体可以分作三个阶段：解放前是一个阶段，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是一个阶段，80年代以后是一个阶段。
1926—1928年北伐战争时期，我十六七岁，已稍稍懂事。这是一次革命高潮，在革命高潮中，处处可以感觉到马克思主义的存在，马克思主义是这次革命高潮的灵魂。当时，上海出现很多小书店，争着出版辩证法、唯物论、唯物史观的书。我是这些书的贪婪的读者。随后在思想界出现三次论争：当代社会性质的讨论；当代农村社会性质的争论；中国社会史的论战。对前两个问题的讨论，我兴趣不大，很少接触。对社会史论战，我兴趣很高，各派的文章我读过很多。当时神州国光出版社把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文章集结起来，先后出版了几大厚册，大都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骂别人为非马克思、反马克思主义者。我认为，20—30年代之交出现的这三次论战，反映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一次高潮，是一次影响很大的高潮，是20世纪中国史学史上应该大书特书的。
解放后，学习马克思主义是每个人的政治任务，这是思想改造的大问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是从苏联进来的，教条主义也跟着进来。在史学界，范老（文澜）的西周封建说正独步天下，郭老（沫若）的春秋战国之际封建说也有很多人支持。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口号的感召下，我也大胆的写了《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1]，提出“东汉以来，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和封建社会的成立”。文化大革命后期，郭老的春秋战国之际封建说代替了范老的西周封建说，成为中国社会史分期的主流。当然，残酷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是谈不到学术文化的，更没有什么历史、社会史分期问题了。
粉碎“四人帮”后，学术再次解放。1978年，在长春召开了中国社会史分期讨论会。当时分期说的主流是郭老的春秋战国封建说，但西周封建说又东山再起，魏晋封建说也卷土重来。我在会上也作了“汉魏之际封建说”的发言[2]。
改革开放以来，大气候在变化，西方科学技术涌向中国来，人文社会科学的思想理论也涌向中国来。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子，一向生活在闭塞圈子里，忽然门窗大开，看到外部世界，什么都是新鲜的，贪婪地吸收学习。我理解这情况大约和七十多年前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时我们那一代人的境遇一样，看见新东西贪婪地学习。
中国社会史研究复兴了，但方向大有改变。辩证唯物史观少了，不见了，法国年鉴学派的理论、方法兴起了。社会史研究的内容，已不是社会结构、社会形态，而是衣食住行、风俗习惯、家庭、宗教等。内容、理论和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社会史研究已是两代了。
思想理论转化的原因，我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随着改革开放，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也传入中国。新思想、新理论总是有吸引力的。大家争相接受新思想理论；二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某些共产党员的贪污腐败，伤害了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感情，也就伤害了对辩证唯物史观的感情；三是教条主义伤害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的宽容性和发展性，它以它的狭隘、专横代替了辩证唯物史观的宽容和发展。此三者，促使中国社会史研究离开了辩证唯物史观，离开了社会结构、社会形态的研究。
如果我说的这三种原因不差，就可以看出，这种转化主要是学术外的原因而非学术本身。我认为辩证唯物史观仍是研究中国社会史、认识社会实际的最先进的方法。辩证唯物史观并没有落后。这问题且待后面分解。
二、《食货》半月刊的应运而生
《食货》半月刊是1934年12月创刊的，主编陶希圣。《食货》的出现是应“运”而生的。这个“运”，就是中国社会史论战陷入理论之争，参加争论的人中国书读的不多，争论半天也争不出个结果。读书、搜集材料成为需要。《食货》应运而生。
我现在回想，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参加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战士，真正研究中国史的人很少，大都是些理论家，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因此，论战虽然很热烈，但争来争去多半是些理论问题，很少真正涉及中国历史的实质。可以肯定，很少人读过二十四史，遇到问题临时查查《文献通考》之类的书就写文章。因此，争来争去，也没有争出个名堂。“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要解释和解决中国社会史问题，需要读中国书，掌握中国社会史料。在中国社会史论战热闹之后，自然会产生这样的反思。因此，《食货》半月刊的出现，是在社会史论战大潮之后，对大潮的反思。可以说，它的出现，是顺应当时史学发展形势演变的大潮流的，是应运而生。陶希圣先生抓住了这个机遇。
陶希圣创办《食货》半月刊，重视材料的收集。他在《食货》创刊号的《编辑的话》里说：“中国社会史的理论争斗，总算热闹过了。但是如不经一番史料的搜求，特殊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局部历史的大翻修、大改造。那进一步的理论争斗，断断是不能出现的。”他并不轻视理论，但他认为理论必须与材料相结合，由材料来实证。“有些史料，非预先有正确的理论和方法不能认识，不能评定，不能活用；也有些理论和方法，非先得到充分的史料，不能证实，不能精致，甚至不能产生。”“做房子必须要图案画，但图案画并不是房子。方法是史学所必须，但方法不就是历史。观念中的方法，必须从历史现象里再产生出来，才是正确的方法。”[3]对于搜集材料有成绩的，又会希望他们加强理论方法的学习。如他在称赞李剑农先生指导下的研究风气时说：“龚化龙先生是在武汉大学李剑农先生指导下研究中国经济史的。李先生指导下的学人，自有一种风气。他们详细的搜求材料、慎重的发言，他们没有多少自己的话。这种治学精神，如果再加以经济理论的陶冶，历史哲学的引导，必能为了这门学问大张旗鼓的。”[4]有了材料，就更显得理论方法的重要，须要理论的陶冶和哲学的引导了。
不持偏见、公平的说，主编《食货》半月刊和在北京大学教书时代的陶希圣，他的历史理论和方法正是辩证唯物史观。使陶希圣高明超出他的同辈史学家的正是他的辩证唯物史观。宣传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广告就说：“国内的唯物辩证法叙述古代政治思想史发展概况及各派主张之详细内容者，本书实首屈一指。”[5]陶希圣曾颇为幽默的用很俏皮的话来反击对唯物史观的攻击。他说：“学术界对于唯物史观的攻击，好像锋头很猛。我要声明的是：一食货学会会员不都是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二这个方法又与什么主义不是一件事情。三这个方法的毛病是在用来容易指破历史上隐蔽在内幕或黑暗里的真实。因为他指出别人不肯又不敢指出的真实，便易受别人的攻击。”[6]从他这三点声明看：（一）“食货学会会员不是都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虽然不都是，主编人应该是吧?这句话本身就包含着主编是的意思。（二）“这个方法又与什么主义不是一件事。”这是和当时左派所执的他认为是教条主义的划清界限。（三）“这个方法的毛病是在用来容易指破历史上隐蔽在内幕或黑暗里的真实。”这是真实而又有感情的道出他心的深处是执着唯物史观的。
陶希圣先生晚年，反思他过去的学术思想时，曾说他是“社会史观”、是“旁门左道”。他说：“民国20年至26年（1931—1937年），我在北京大学讲课及演说，又往天津、济南、太原、南京、武昌讲课及演说，全是以社会史观为研究古来历史及考察现代问题之论点与方法。在正统历史学者心目中，我是旁门左道。正统历史学可以说是考据学，亦即由清代考据与美国实证主义之结晶。我所持社会史观可以说是社会观点、历史观点与唯物观点之合体。两者格格不入。”[7]
所谓“由清代考据与美国实证主义之结晶”的正统历史学，很清楚的是指的胡适先生为首的当时在中国历史学界占支配地位的学派。
这里，他说他的观点是“社会史观”，是“社会观点、历史观点与唯物观点之合体”，以示与唯物史观的区别。他又说：“我虽持唯物观点，仍与唯物史观不同。我自称为社会史观，而反对公式主义及教条主义。我主编《食货半月刊》，讲究方法论，同时注重资料，必须从资料中再产生之方法，才是正确的方法。《食货半月刊》出版两年半，自成一种学风。”[8]
在别处，他在追述他早期的史观时也说：“思想方法接近唯物史观而不堕入唯物史观的公式主义圈套。使用的方法是社会的历史方法，与桑巴德的《资本主义史》与奥本海马尔的《国家论》如出一辙。用心用意，把《国家论》译为中文，交新生命书局出版。”[9]
细绎陶氏的著作，应该说他是个辩证唯物史观者。他的政治环境和身份，使左派不承认他是、他自己也不敢承认是辩证唯物史观者。
从《食货》创刊号起就刊有“食货学会会约”。但据我所知，即使按会约规定这极松散的学会，也是根本不存在的。但应该说，在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史上有个“食货学派”。
在《食货》上写稿的人，不都是完全同意《食货》的“宗旨”的。抗日战争一发生，《食货》停刊，《食货》的写稿人也就散了。称得上食货学派的人，主要有陶希圣直接指导的在北京大学法学院“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工作的：鞠清远、武仙卿、曾謇和后来与陶希圣有工作关系的连士升、沈巨尘、何兹全。当然，学术思想上属于食货学派的还有一些人，后来联系不多，连士升搞翻译，沈巨尘作官，都不再作社会史研究。食货人中，最有成就的是鞠清远。此人粗犷、厚道、勤奋，而有智慧。可惜！鞠、武、沈都误入政治歧途，作了汪精卫伪政府的官。
有个全汉昇，是我北京大学史学系同班。最近以90岁高龄在台湾去世。他在《食货》上写过文章。他最有成就、有贡献的文章是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0本（1942年出版）刊载的《中古自然经济》。他1935年毕业后即进入历史语言研究所，所写社会经济史论文很多。除《中古自然经济》这篇文章有《食货》风味外，其他文章多属史语所的《集刊》风格了。
《食货》是在20世纪20—30年代之际中国社会史论战理论之争而又争不出个名堂来之后应运而生的。它对中国社会史研究起了一定影响。在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历史上，应该有它一席之地。
三、重材料和重理论
在任何学科研究中，材料和理论、方法都是应当并重的。材料是基础，理论是提高。没有材料，研究个啥?没有理论，研究会停滞在低水平，很难提高甚或永远提不高。理论、材料并重，本来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但在学术界都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就中国社会史来说，也已争论了数十年。
理论、方法是什么?就历史学科来说，理论、方法是人对客观历史的理解和认识。人对客观历史的理解和认识不断提高，人观察客观历史的理论方法也就不断提高，也就不断提高认识客观历史的能力。
胡适先生、傅斯年先生都强调“一分材料一分货，十分材料十分货，没有材料便没有货”。他们都忽略了同一分材料可以出低级货，还可以出高级货。举个例子说，《论语》上有一句话“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10]，两千多年来，对这句话有很多解释，大多从仕进先后释先进后进，从朴野释野人。实在说，对野人、君子都是不得其解。姑且承认它也是一种解释，一分材料出了一分货。也是低档货。直到近代，傅斯年先生才对这句话作出确切的解释。野人指殷人，君子指周人。周灭商后，把一些商人氏族部落分给周族贵族殖民，到处地组成不平等部落联盟。殷人居住在野，被称为野人。周人城居，比殷人高贵，被称为君子。礼乐代表文明。先进入文明的是野人，是殷人。后进文明的周人，称为君子，即贵人。[11]
这段材料已存在两千年，为什么两千年来的古人不能从这一分材料里提出一分货，要等傅斯年先生才能提货?无他，傅先生手里有了从认识客观历史总结出来的理论和方法，有了近代西方的先进史学理论和方法。从这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说：“一分理论一分货，十分理论十分货，没有理论便没有货。”但这样说，和说“一分材料一分货，十分材料十分货，没有材料便没有货”一样，都失之偏颇。对待材料和理论方法的态度应当是：重材料，也重理论方法。材料是基础，没有材料便无货可出，没有原料，出个啥货?理论、方法是提货单。有了理论方法才能提货，才能提出质量高的货。
和材料、理论问题有关的，我曾写过一篇《客观的历史和主观的历史学》。在这篇文章里我说过：“就人对客观历史的认识能力来说，它是随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而进步的。人对历史客观实际的认识，是逐渐接近历史客观实际的。由不认识到认识，由浅到深，由假到真。历史实际是客观的、客观存在的。历史学家对历史客观的认识，即历史学，是主观的。历史学家要不断改进自己的照相机即认识能力（我在文章里曾把人认识客观的能力比作画像和照相机），使历史学逐步接近更接近客观历史实际，不要满足于路途中（过程中）所识的假象。”[12]我还写过一篇《争论历史分期不如退而研究历史发展的自然段》[13]，我说：
人类历史长河在发展过程中是有变化的，有变化，就有段落，这就是我说的自然段落。我叫它自然段，重在它是自然存在的，客观的。各段落的特点、特征是什么，段落的变化在何处，这是历史学家首要的研究课题。
历史自然段和历史分期、社会性质的关系是：前者是客观实际，是基础，是本；后者是主观意识，是上层，是末。提出研究自然段的意义在于：重事实，重材料。研究中国历史，先重事实研究，少定框框。事实没有摸清楚，不要急于定社会性质。研究中国历史，先让中国史料说话。“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这个提法是有问题的。但在空论太多时，不妨用来提醒自己。
重视材料，让史料说话，并不是反对理论，不用理论，至少我个人没有这个意思。理论就是思想。世上不存在没有思想的人，也就是说不存在没有理论的人。思想理论，就是人对自我和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人的思想理论，是不断发展、不断进步的。现代人和古代人、原始人对自我和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不一样。思想理论来自客观，是客观世界在人脑子里的反映。客观世界不断发展进步，人的思想理论就不断进步。人类社会越进步，人类的思想文化素质（也就是理论）就会越高，对社会历史的认识和对客观实际的认识也就会越高越深刻。理论是在反复中提高的，认识是在反复中加深的。提出先研究历史的自然段，重事实重材料，不是不要理论，要的是更高层次的理论。
两篇文章重点不是在论述材料和理论轻重的本身，但都在说明材料和理论的深层关系。
我为《人民日报》海外版新闻交流中心编撰的《中国专家学者辞典》自选辞条里，曾对我的学术风格作了如下的评述，我说：“我继承了中国史学传统，重材料，重考证，重把问题本身弄清楚。我受有西方史学思想，马克思史学思想的训练和影响。我重视从宏观、微观看问题，从发展上看问题，从全面看问题，形成我宏观、微观并重，理论、材料并重的学术风格。”
四、辩证唯物史观
20世纪80年代以后辩证唯物史观已不迎时，但我仍认为辩证唯物史观是有前途的。我所认识到的辩证法重要的有两点。一是全面的观点。宇宙万事万物都是一体的，互相牵连着的。具体到人类社会，各个部分，各种现象都是互相牵连着的。研究人类社会、社会史，要有全面的观点。不从全面关系来看全面中的各个部分，各个点、面，就不能认识这全面中的一点一面的本质。中国有句古话，说是“坐井观天”。坐在井里看天，就说天“小”。那不是天“小”，而是你所看到的“小”。只看到一部分天，说天小，这就不是“天”，不是天的真义。辩证法里常常用一句话说明这个道理，叫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研究任何历史问题、历史现象，都要有全面的观点。把人类历史分成社会、政治、法律、家庭、宗教、思想、文化等方面，这是人为的。为了研究的方便，把它分成诸多方面、诸多点来研究是可以的，但切不要忘了这些方面、这些点，都是互相牵连的，是一个整体。忘了整体的、全面的观点，不从整体、全面来认识这些点、面，是不会认识“透”这些点和面的。有些新学派，倡导从综合方面研究历史，从整体方面研究历史，这和辩证法的全面观点是一家人，并没有超出辩证法。二是运动的观点。宇宙万事万物，都是在运动中的，发展着、变化着。人类社会也是在永远运动不息中，发展着、变化着。人类社会中的任何一点一面，都是时时息息在运动中、发展中、变化中。我们可以把历史分成段，如古代史、近代史，断代史为研究。但心里要时时记住，这分段是人为的，是人为的为了研究的方便；客观历史却如一条长河，是在那里发展着、变化着。任何历史的一段，都是历史长河发展变化中的一段。研究任何历史的一段，都不要忘了这一段的来龙去脉。忘了它的来龙去脉，就不会认识这一段历史。
这是我所理解到的一点辩证法，它指导着我来研究历史，观察历史。
我所认识到的唯物史观是：以物为主，但不轻视精神的反作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是辩证的唯物史观，不是机械唯物史观，更不是狭隘的经济史观。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唯物史观，只是认为物是第一义的，是根；精神、意识、思想、心态等，是第二义的。人的意识、心态，在某些条件下，对物，对客观，完全可以起到支配的作用，甚至在一定时间内，可以扭转历史发展的方向。但宇宙万事万物，都是有规律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也是有规律的，这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认识了客观规律，掌握了客观规律，按规律办事就成功。好比游泳，不会水的（不懂游泳技术），到水里就会沉底，淹死。会水的（掌握水性、游泳技术），到水里就会浮在水面，俯仰自由。水性，就是水的运动规律。掌握了水性，就是掌握了水的运动规律。顺着水性、水的运动规律办事，就成功，就俯仰自由，就活。不按水性、水的运动规律办事，就失败，就会沉底，就死。人有时会觉得自己很能，水在他的支配下，他要浮就浮，要仰卧就仰卧，完全是自由王国。他忘了他是按水性、水的运动规律，才有他的自由王国。他的主动、支配，是来回顺应客观的支配。人对人的客观历史更是如此。人对历史，特别是伟大人物，好像处于支配、主动的地位。这里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他的主动、支配，只不过仍是认识了客观规律，按着客观规律办事，取得成功，出现“英雄造时势”的局面；另一种情况是，他是逆社会历史发展办事的，他的权力很大，威望很高，一时可以取得成功，但这成功毕竟敌不过社会历史的客观发展规律，一时期之后，他的“成功”、主动、支配，敌不过历史规律，而终究仍是失败，而且还要付出代价，受历史的鞭挞。
当人的思想、主观，认识了客观规律并按客观规律办事，就会取得成功。此人的权力越大，地位越高，受他支配的区域范围越广大，那么，他的成就就越大，他会享盛名，功高盖世并传之很久，成为伟大的历史人物。如果他是个历史学家，他越认识社会历史客观规律和客观实际越深刻、越透彻，他就越能享盛名，成为史学大师而传世。唯物史观，完全承认人的思想、心态等对客观、对社会、对历史所能起的作用，一点也不轻视这种作用。唯物史观只是说归根到底，他的思想、心态都是从认识了客观规律、掌握了客观规律，就像认识了水性、水的运动规律而取得游泳术可以在水里自由活动一样，才会发挥主观能动性。物，是第一义的，精神、思想、心态等，都是第二义的。
这就是我所理解和认识的辩证唯物史观。辩证唯物史观只是说：物是第一性的，但决不轻视人的主观、心态、思想对客观、对“物”所能起的作用。人对客观事物的实际和运动规律认识的越深越透，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就会越成功，就越显得他的人格、思想、心态伟大，越显得客观世界是在他的主动和支配之下。但他的成功，他的主动和支配，是由于他顺应了客观规律，否则他就一定失败，一时成功了，终究要失败。
以上讲辩证唯物史观这段话，像是小孩子背诵给长者听，有些幼稚。都是些老生长谈了，向谁发讲义。是老生长谈，是有些幼稚。但如果说这是辩证法，这是真理，这是研究历史的最先进的方法，但却很少人说，很少人用了。即使用了，也总改变个说法，说是什么对历史的具体研究法，交叉学科研究法，边缘研究法。但究其实，都没有离开辩证法的涵盖，没有跳出老佛爷的手掌。
我相信，辩证唯物史观仍会有前途的。据我估计，随着改革开放，对西方科学技术的需要，重工轻文还要维持一段时间，但已不会太长。不久轻文为害的后果就会被掌权者所认识。随着改革开放科学技术涌入中国，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仍会继续涌入中国，这种涌入也会继续一个时期，还会被中国知识分子所欢迎、接受、吸收。但过一个时期，随着对中国历史研究的深入发展，仍然是最先进的历史科学的理论——辩证唯物史观，又会被人反思，过后，会复兴，为历史学家再接受。时间会多久，不好说，10年、20年吧！
五、中国社会史研究中我走过的道路
宁可教授在《我所认识的何兹全先生的治学道路》一文中指出：“何先生的研究，并没有到‘魏晋封建说'为止。要弄清中国封建社会始于魏晋，不仅就魏晋谈魏晋，还必须看到秦汉社会是如何演化到魏晋的，还须要看到，中国的社会又是如何演变到秦汉魏晋的。这是涉及魏晋以前历史的全过程。这样，何先生的研究就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一直上溯到中国文明的源头，再顺流而下，对这一阶段社会历史整体和其中重要的方面及其发展演化作全面系统的探索，从而对之有了一个清晰深入的贯通的看法。何先生在开始论述‘魏晋封建说'的50年代，已经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演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而其结集，则是他在1991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14]我研究中国社会史的道路，正是这样走过来的，但我自己并没有意识到。宁可教授的指出，实荻我心焉。
我走上研究中国社会史的道路，是受陶希圣的影响。我在北京大学史学系读书时（1931—1935年），陶先生正在北大教书。他开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社会史的课，我都选听。不过那几年里，陶先生对中国社会史分期、发展阶段问题的看法常变。我读书是从《三国志》开始的，我写的文章都是关于魏晋的。我写的第一篇文章《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1934年《中国经济》第2卷第9期）和在《食货》半月刊创刊号（1934年12月出版）写的《魏晋时期庄园经济的雏形》，虽然没有用封建社会名称，但“中古时代”、“庄园经济”都有封建社会的含义。在陶希圣先生对中国社会史的看法常常变动的时期，他只是在魏晋是封建开始的站台上站了一会，又走他的追寻之路了。我却在这里扎根不动了（后来他又回到这一站来）。
20世纪20—30年代之际的社会史论战，是中国社会史各种问题的全线战争，到处都是战场。50—70年代的讨论集中在分期问题，特别是封建社会的起始时代。
毛泽东说过，周秦以来三千年来中国都是封建社会。毛的这话，可能是受范老（文澜）西周封建说的影响。解放后，西周封建说成为中国史学正统。魏晋封建说虽然没有受过政治压迫，气氛也是够重的。但肚子里有话，总是憋不住的。50年代，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气氛下，我就先写了《汉魏之际社会经济的变化》，随后又写了《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变化》，随后又写了《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70年代末，“四人帮”垮台后又写了《汉魏之际封建说》。改革开放后，1991年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中国古代社会》是我的总结性的代表作。
在《中国古代社会》一书里，我论述了魏晋以前中国社会的演变。书分三部分：由部落到国家；古代社会；古代到中世纪。古代社会是中心，由部落到国家是古代社会的来龙，古代到中世纪是古代社会的去脉。简单概括地说，全书对中国古代社会及其前后提出了以下一些认识：（一）殷周以前是氏族部落时代。（二）殷（盘庚）周时代，氏族已在分解，有了氏族贵族和平民，也有奴隶、依附民。但氏族部落、部落联盟仍是社会的组成单位，是氏族部落向国家的过渡阶段。可称之为部落国家或早期国家。（三）战国秦汉时期，城市交换经济发展，农业生产也被卷入交换过程中来。交换经济进一步破坏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组织，氏族成员解放为自由个体小农，小农经济构成古代社会的经济基础。交换经济进一步发展，商人兼并农民，农民破产流亡或卖为奴隶。这是城市支配农村的时代。这也是一般称为“奴隶社会”的时代。但我摈弃了“奴隶社会”这一名称。（四）汉魏之际（三国西晋）社会由古代向中世纪转化。我从古代社会的角度，提出三个方面的变化：城乡经济的衰落；依附关系的发展；宗教的兴起。
前面已经提到，50年代初我写过一篇《汉魏之际社会经济的变化》。这篇文章的重点在汉魏之际社会经济的变化。我提出四条变化：从城市交换经济到农村自然经济；从编户齐民、奴隶到部曲、客；从土地兼并到人口争夺；从民流到地著。我国秦汉城市交换经济发达，魏晋南北朝自然经济显著。变化之机在三国西晋。战国秦汉的劳动者，主要是自由农民和一部分奴隶，魏晋南北朝是依附民——部曲、客。变化之机在三国西晋。战国秦汉土地兼并、争夺土地现象严重，魏晋南北朝争夺对象不是土地而是劳动力、人口。变化之机在三国西晋。战国秦汉流民问题严重，魏晋南北朝劳动者依附在土地上，离开土地的自由受限制。变化之机在三国西晋。
《中国古代社会》中由“古代到中世纪”中所讲的三个方面的变化，就是从《汉魏之际社会经济的变化》中所列这四条线的变化中调整出来的。四条线归并为两条，增加了一条宗教的兴起。《中国中世社会》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姊妹篇，两书合起来是我对中国社会史发展道路的全部论述了。宋以后的社会，我有些意见，写点论文吧，已不打算写书。
注释：
[1]何兹全：《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56年8月。
[2]何兹全：《汉魏之际封建说》，《历史研究》1979年第1期。
[3]陶希圣：《编辑的话》，《食货》半月刊第1卷第5期（1935年2月1日）。
[4]陶希圣：《编辑的话》，《食货》半月刊第1卷第11期（1935年5月1日）。
[5]见《食货》半月刊多期。
[6]陶希圣：《编辑的话》，《食货》半月刊第2卷第4期。
[7]见陶希圣：《夏虫语冰录》，台北法令月刊社1980年出版。我没有看到过这本书，这里是从陶晋生的《陶希圣论中国社会史》一文中转引的。
[8]见陶希圣：《夏虫语冰录》。
[9]转引自陶晋生：《陶希圣论中国社会史》，《古今论衡》第2期（1999年6月）。
[10]《论语·先进》篇。
[11]参看傅斯年：《周东封与殷遗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本，第三分，1934年。
[12]何兹全：《客观的历史与主观的历史学》，《北京日报》，理论周刊·文史版（2001年8月20日）。
[13]何兹全：《争论历史分期不如退而研究历史发展的自然段》，《光明日报》史林版（1999年1月29日）。
[14]宁可：《我所认识的何兹全先生的治学道路》，《何兹全先生八十五华诞纪念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