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是当世的一门显学，治“红”的学者很多，知名的也不在少数，而冯其庸先生则是在诸名家中能称之为“大家”的一位。
冯先生之为红学大家，基于以下几方面的成就：
首先，他对于《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家世、籍贯以及《红楼梦》的版本作了系统研究，获得了扎实细密卓有成效的成果，写出了一系列专门著作，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其次，他以一个学术带头人的识见和魄力，倡导和组织了多种卷帙浩繁的红学基础工程。促成和推进了红学刊物、红学机构以及一系列学术交流活动，为培养人材和发展红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再次，他本人学养深湛、领域宽阔，于中国文学史、文化史、艺术史以至考古探源、兼通博采；他同时又是一位书法名家和出手不凡的国画家及学术摄影家。这一切翻转过来使他对《红楼梦》这一中华文化艺术的精品有独到的体察和感悟。“大家”之谓，实非偶然。
这里，首先就冯先生对于曹雪芹家世和籍贯的研究著述作一概略介绍。
由于《红楼梦》造部小说的特殊性，即它的素材来源取自于作者的家族及其近亲，因此研究作者曹雪芹的家世对理解小说的“底里”较一般作品的作家研究更具重要性。早在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初期，冯先生就在这一领域进行了专门的研究。他先后发现或重新考查了下述一系列的文献材料，包括：《清太宗实录》天聪八年（1643）关于曹家上世的记载；两篇《曹玺传》即康熙二十三年（1684）未刊稿本《江宁府志》中《曹曹玺传》和康熙六十年（1721）刊《上元县志》中的另一篇《曹玺传》，其中有关于曹家家世、籍贯、祖父的名字、入关后的官职、政绩以及曹寅、曹宣、曹顒、曹頫之名及字的纪载；辽阳三块石碑即《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玉皇庙碑》、《弥陀寺碑》上面有关曹家上祖人氏的署名；天聪七年孔有德降金书中所反映的曹家堂房上祖在明末清初的情况；重新找到了已经迷失的《五庆堂曹氏宗谱》及较此谱更早的一个底本和所附的《曹氏谱系全图》，上面明载曹雪芹上祖的名字直至其父辈及同辈；康熙抄本《沈阳甘氏家谱》关于曹家姻亲甘氏的记载。
由于以上一系列重要历史文献的发现、考订的互证，冯其庸先生不仅写了多篇专题论文，且于1978年撰成专著《曹雪芹家世新考》。该书以大量史料为基础，论证了《五庆堂重修曹氏宗谱》的可靠性，指出其研究曹雪芹家世方面的重要价值，特别是考订了曹雪芹上祖的籍贯是辽阳。有关曹雪芹的祖籍，颇有争议，由于有上举大量材料的依据，“曹振彦，是辽东辽阳人”、曹玺“著籍襄平”（即辽阳）、“曹寅，字子清，奉天人”、“千山曹寅”（千山在辽阳）等有关曹雪芹父祖辈籍贯的实录以及诸多旁证，辽阳说已为学术界多数所认同。
上述《新考》一书，1980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到了九十年代，冯先生又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的补充和增订，由原来的30万字扩充到60万字，《增订本曹雪芹家世新考》1997年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二十年来，这是一部在海内外均有影响的专著，为治红学者和谱牒学者所看重。
此外，1992年北京通县张家湾农民曾将一块曹雪芹墓石献出，该石在1968年挖得，上面刻有“曹公讳沾墓”五个大字，左下端刻“壬午”二字。此一墓石冯先生及有关文物专家鉴定了它的真实性，但红学界和文物界仍有少敷专家认为是伪造。为此，冯先生曾编有《曹雪芹墓石论争集》，广收各家之见，并不强加于人。即此亦可见出其学术上的大家气度。
其次，冯先生对于《红楼梦》的版本也作过系统的研究。由于《红楼梦》是一部未最后完成的作品，作家生前曾“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早期以手抄本形式在亲朋好友中长期流传，因而《红楼梦》的抄本呈现出十分复杂的面貌。冯先生说：“我的实际体会是，研究《红楼梦》的抄本，最好是把现有十二种本子，即甲戌、己卯、庚辰、蒙府、戚序、戚宁、杨本、刘本、甲辰、舒序、郑藏、程甲等本子作系统的排列的研究。这样，一是可以发现各本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把这些本子的血缘关系和相邻关系找出来。二是可以查出文本文字之间的因异，有时还可发现这种因异的渊源，这对仔细辨析这些文字的优劣是有用处的。”（见《我与〈红楼梦〉》，载《红楼梦学刊》2000第一辑）他在八十年代曾主持编辑《脂砚斋重抨石头记汇校》（与冯统一先生合作，由冯君任其事），这一大型学术基础工程就是这种排列研究方法的全面尝试，为以后的校勘者和研究者提供了检阅的便利和参照的依据。
对于己卯、庚辰本，冯先生作过重点研究并有专著行世。早在1974年底，中国历史博物馆发现了一册馆藏《红楼梦》残抄本，请吴恩裕先生鉴定。应吴先生之邀，冯先生舆之共同研究，发现这残存的三回又两个半回就是己卯本的散失部分，并发现其避“祥”字“晓”字讳，可证是怡亲王允祥、张晓家的原抄本。怡亲王舆曹家有特殊的关系，故此本有可能直接来自曹家。接着，冯先生研究了当时校注《红楼梦》普及本时选作底本的庚辰本，论证了庚辰本与己卯本的血缘关系，它是根据一个完整的己卯本（中缺64、67回）过录的，而不是用四个不同的本子拼凑而成的。这个本子保留了不少脂砚斋等人的批语，其残缺的状况则留下了创作过程中修改的痕迹。可以认为“庚辰秋月定本”是作家生前最后的一个改定本，也是最接近完成和完整的本子，应当充分认识它的价值。《论庚辰本》这一专著完稿后曾在香港《大公报》连载数月，于1978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1980年再版。
对于甲戌本，冯先生也有专题论文发表，第一次提出了该本“玄”字不避讳，并提出了甲戌本“凡例”的问题。对于甲辰本，指出了其从抄本到刻本过渡的特殊意义，并为该本影印出版撰了序言。藏于前苏联列宁格勒的抄本，冯先生曾会同周汝昌先生等几位专家一起前往鉴定并促成其在国内的影印出版。
总之，对《红楼梦》的版本，冯先生作过从总体到个案的研究，这方面的成果，近年汇集在199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石头记脂本研究》一书中。
作为一个重实证长考据的学者，冯先生的红学实绩主要体现在上述成果中，他对《红楼梦》的思考和探索并不局限于上述领域。他十分关注和潜心思考《红楼梦》的思想性质和艺术特色，写过《千古文章未尽才》、《曹雪芹舆红楼梦》等长文。他认为《红楼梦》产生于明清之际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具有“一种与封建社会对立的思想体系，是洋溢着先进的时代精神的”“具有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性质”。他认为“曹雪芹是一位超前的思想家。他在《红楼梦》里通过贾宝玉林黛玉等人所表达的，就是一种强烈的反传统的初期民主主义思想，所以，《红楼梦》里所表现的要求自由民主平等的完全属于近代范畴的思想，从历史的角度看，至令仍然有它的生命力。”“《红楼梦》既是一曲行将没落的封建社会的挽歌，也是一首必将到来的新时代的晨曲。”（《千古文章未尽才》）在《梦边集》、《漱石集》等冯其庸的红学研究论文集中，也不乏对评点派的详细述评以至对小说个别回次（如三十三回宝玉挨打）的微观剖析，都是会有独到见解足以嘉惠后学的。
前文已经提到，冯先生对红学的贡献不限于他个人的著书立说，还在于他倡导和组织了一系列学术工程和学术活勤。除了前面已及的五大卷《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而外，他在七十年代初曾主持了脂本《红楼梦》普及本的校注工作，集众人之力，历时七年，该书1982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印量累计数百万册之多，影响深广。以后他又主持编纂了《红楼梦大辞典》，也是集所内外之长历六年而成，1990年由文化艺术艺术出版社出版，为同类工具书中相对详实完整的一部。他又与友人合作纂辑《八家评批评红楼梦》，集评点派之大成，历时五年，亲校三通，于1991年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之后，冯先生不满意于前校，又花了多年心血，再次重校了此书。2000年这部近三百万字的巨著，已由江西教育出版社重排出版。以上这些卷轶浩繁的学术基础工作，对学科建设与后人研究益莫大焉。与此同时，廿余年来冯先生还致力于创办刊物与建立学会。1979年，他与热心的同道共同创办了《红楼梦学刊》，至今已廿二个春秋出刊86期，发表文章总字数约在二千万以上，培养了一代中青年研究者，其中灌注了他作为主编者的巨大心血。1980年，在哈尔滨首届全国红楼梦学术讨论会上，他与红学同仁共同促成了中国红楼梦学会的成立并在近十多年来一直担任中国红学会的会长，学会所组织的一系列学术会议和学术交流，对推动红学发展、增进两岸共识、加强学界团结所起的积极作用有目共睹。可以说，本世纪最后二十年的红学事业，和冯先生的大力推勤和辛勤工作是分不开的。
最后，不能不特别提出冯先生作为书画家和文化探源的实践家的成就近年来日益为世人瞩目，在京沪两地先后举办了冯其庸个人书画展和“冯其庸·发现·考实，玄奘取经路绕暨大西部摄影展”，前者展出书法绘画近作一百多件，题跋诗多系作者自作；后者展出摄影作品八十幅，此前已有大型学术摄影集《瀚海劫麈》问世。这批艺术作品均以其文人气韵和学者品格获得了行家的高度评价，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应当说，这些方面的成就和“红学”学问家的声望相得益彰，造就了冯先生作为红学大家之学养与艺术的底蕴，达到了一种常人不易得臻的兼学者、诗人、书画家于一身的境界。
原载《中国与世界》（WorldChina）画报200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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