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地点：北京冯其庸家中
采访时间：2004年9月27日
采访人：郑寒白
郑寒白（以下简称郑）：您毕业于无锡国专，这所由唐文治先生创立的学校，人才济济，如王蘧常、钱仲联等，能否谈一谈他们给您的影响。
冯其庸（以下简称冯）：这两位先生确实是我终生难忘的恩师。先说说王先生，我认识王先生是在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这年春季，我考取了无锡国专。当时学校伙食较差，费用还高，另外大家对个别青年老师上课也不满意，很有意见，就闹，我写了篇杂文，贴在墙上，批评学校。当时王先生是无锡国专上海分校教务长，兼无锡本校教务长。在王先生来无锡处理校务时，大家推举我为代表。我就去见王先生，原原本本地讲述了学生的要求，重点是教师问题，当时学生都是认真学习的，有些还很有根底，所以对老师要求很高，王老先生听了我们的意见，不但不责怪我们，还很同情，认为学生的要求是合理的，他表示要安排调整，同时又为年轻教师作了解释，说他们都很有学问，但毕竟年纪轻，口才不好，表达能力不够，不要去伤害他们。伙食问题他也讲了，帐目上如有问题，要清理查看，伙食要改善。王先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对我也留有印象。那天谈完以后，包括学校的老师，都请他写字，他是大书法家。
郑：那时他的书法就很有名？
冯：那时已经不得了了。大家早已把纸准备好。无锡有一家笺扇店，叫春麟堂，春麟堂的纸全部被学校的学生教师买光了。当我知道大家求他写字，王先生也答应给大家写字了，我赶去买，但好宣纸都已卖完，就剩下夹宣，我就买了几张夹宣带回来。后来王老先生还是给我写了几副对子，我一直保留着。几十年以后我去上海看望老先生，带着对子给他看的时候，他看了说你还保留着，当时我写字还不成样子呢。他说，这样吧，我给你在两边加一段跋。他就在这个对子上面加了一段长跋，（指着《王蘧常书法集》）这里面有，就是这个，“不妨春秋佳日去，最难风雨故人来。”这是他后来跋的，“此联为余四十七岁，岁在丙戌，于无锡……”
郑：王先生更早的作品您没见过吧？
冯：更早的可能也就这样。他后来给我写了大量的信，但都在这之后了。
郑：后来您听过王先生的课吗？
冯：我听啊。从此我跟王先生有了交往，他也很关心我，这是1946年。接着1947年我参加了地下组织的活动，忽然我接到通知说，你不能在无锡呆了，你已经上了黑名单，叫我连夜走。我想我到哪儿去呢，我一个农村的学生，我就连忙给上海学校的王先生写了封信。王先生很快给人捎信来说，别的不用管，你先来。我就和另外两个同学马上到了上海。上海无锡分校比较小，地名叫“麦特哈斯脱路”，很偏僻，大家都不太注意，所以他就叫我到那里去。当时上海的一些学界名人都被他请到了无锡国专讲课。王老先生自己讲《庄子》，他当时就讲《逍遥游》，整个一学期一篇《逍遥游》没讲完，他讲课不带书，《庄子》原文全靠他自己背诵出来。我们都带书，他背得跟书上一点儿都不差，然后他把各家的注释一家一家给你讲，最后再评这些家注释的得失。
郑：您所用的课本是《庄子集释》吗？
冯：那时没有规定，选修课的课本都是自备的。老师把前人的注释一家一家地疏通，最后他有自己的结论，这句话应该怎么解释。当时我们都非常尊敬他，有时别的老师讲课我们就不去了，遇到王老师讲课没一个缺的。《逍遥游》没讲完，但是他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读书要专精。当时童书业先生给我们讲秦汉史。
郑：王先生对秦史也很有研究。
冯：对，但当时童先生给我们讲秦汉史，他后来是山东大学的名教授。每位教师都有特色。王先生是从来不带书，随便讲却能一字不差。童书业先生只带一口袋粉笔，穿了长褂子，里面的褂子比外面长，外面褂子短了一大截他都不在乎，口袋里装满了粉笔。他讲课时左边一个学生，右边一个学生，在他前面给他记录。他随口讲随时拿起粉笔写，所引的古书都是他拿粉笔写出来的，记忆力让人佩服。而且他非常有意思，当时他和北京的唐兰先生在论战钟鼎文，每次在讲课以前先要讲一段他辩论的情况，兴致冲冲地说，今天我又给唐兰先生写了辩论文章，大公报的文史专栏马上发表，我是讲某某内容，马上把唐老先生驳倒了。过了一天又说，唐老先生反对我了，他是怎么怎么讲的。他们很友好，互相也很尊重。他经常这么讲，把我们也带入了这种学术的气氛中了。还有顾佛影先生讲诗。
郑：顾佛影是被称为“大漠诗人”的那位？
冯：对。顾佛影讲诗。王佩诤先生讲目录学，他也是有名的大学者。
郑：朱大可当时也在上海分校。
冯：朱大可也讲诗，朱大可在前，顾佛影在后，我去的时候见过朱大可，但我听到已经是顾佛影讲诗了。这里面有一个有趣的事，我去上海之前先到了虎丘，我们骑着马到寒山寺。到上海后，因为有一个学生要被开除，他们叫我去向王先生讲情，给他记过不要开除，因为他要毕业了。当时那个学生不太好，跳舞，老先生们非常生气。在去讲情的路上我被汽车撞了，汽车从我身上轧了过去。王先生知道这个情况非常关心，那个学生也免于了开除。我在病床上写了一首诗，在上诗课的时候我把诗给顾佛影先生看，顾先生看了后称赞得不得了，说“好诗好诗”，这给我写诗以很大的鼓舞。我的诗是这样写的，“大劫归来负病身，瘦腰减尽旧丰神。青山一路应怜我，不似春前跃马人”。其实这之前我在中学时就开始写诗，当时我不到20岁，在纺织学校读书，无锡大画家诸健秋和词人张潮象组织了一个“湖山诗社”，他们要我参加。他们说“你写一些试试，不要怕嘛，不管你写得怎么样，我看了之后我教你。”我就写了一首诗，题目叫“上湖山社诸、张二公”，诗是这样写的，“东林剩有草纵横，海内何人续旧盟。今日湖山重结社，振兴绝学仗先生。”两位先生非常高兴，称赞我“清快有诗才”，诸先生马上画扇作为奖励。
郑：王蘧常先生早年诗写得就很好，像“百岭截江回地力，万涛奔海放天才”、“山过大江俱跋扈，秋来北地亦苍凉”，但他中年之后，专心学问，很少作诗，这其中有什么原因吗？
冯：王先生他诗还是写的，但是写得不是太多，我问过他为什么不多写，“反右”的时候他看到别人胡乱解释，把人家诗解释得一塌糊涂，而且定人家的罪名，这样他怎么写诗啊？但是在这之前他写过一首诗特别长，是中国历史上最长的诗之一，是歌颂中国共产党的，一共2280韵，二万二干八百四十多个字。写完后就开始反右了，在这之后就不太写诗了。但是我有几首诗拿去给他看，他还是帮我改的。我写的文章他也帮我改。王先生出书法集的时候，他打电话来让我写篇文章，我就写了，他老先生看了很高兴，但又把文章作了些修改。他改了什么地方呢？我当时的文章讲，吴昌硕的石鼓文失去了石鼓的原意，何绍基写汉碑，汉碑的意思尽失，他就把这些都去掉了。他对我说，“你讲的话都对，如果是单独评论他们就可以，但是你的这篇文章是写你的老师的，写我，你把古人说的不好，说我好，我心里不好受。”他还告诉我，以后写文章的时候可以写出自己的意见来，但要慎重后来我写文章的时候，就尽量注意到这些。王老是章草大师，是学王的。我也学王，但学的是右军家书那种，在学习中我也经常向他请教，古人讲执笔要紧，要紧到别人从背后拔你手中的笔拔不了，我觉得没那个必要，自己写字谁来拔你的笔？执笔过紧便会死板，我觉得在写字的时候，要不断地调整笔锋，笔要随时圆转，我不知道这样对不对，他说你很聪明，很能领会，这一点谁也不讲的，但都这么做，不会这样做的字就写不好，字是死的，不能变化了。他讲写字要用心地学习古人，他学习古人有的帖都临烂了，我就按照他教的去写。在他去世前给我写了18封信，这个信写完5天就去世了。当时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身体还很好，吃饭比我吃得多，还叫他的女儿照顾好我，我是他的学生，他却称我为“冯先生”，说“你要照顾好冯先生”。没想到18封信写完交给我带回来，回到北京没几天，电报来了，他去世了。他是个大学问家，但从来不炫耀自己，从来不说自己的学问大，比如这几幅字（指着《王蘧常书法集》），我们知道他古文字写得特别好，希望他写一些古文字，写完后，我们向他请教字的结构、来历，他就随即给我们讲哪个字出自哪本书，根据什么变化来的，交待得一清二楚。我们都大为吃惊。学问这么渊博，如果我们不问，他从来都不讲，这对我们也是一个深刻的教育。他一再告诉我们，要谦虚，不要自炫，学问大的有的是。
郑：钱仲联先生教您是在无锡还是在上海？
冯：钱仲联先生在无锡教的我。我的一位朋友严古津。
郑：他是夏承焘的学生。
冯：是的，他也是钱先生的学生。严古津对我说“你的诗才很难得，没有钱先生指教这是一个大损失，王先生当然了不起，‘江南二仲'嘛!但他在上海，你还是先拜钱先生为师吧，我替你介绍。”他先向钱先生介绍了我的情况，钱先生也非常高兴，当时（1946年）钱先生也没什么工作，心境不大好，约好后，我就在无锡公园见了钱先生，拜他为师。那时他才四十岁左右，可诗名已经不得了。当时没有隆重的拜师礼，也就是喝喝茶。严古津当时正带着那幅字（指着墙上悬挂的条幅），这是钱先生刚写好的给严古津的一首词，严古津说“我们都是穷学生，只能请老师喝喝茶，但老师能不能把这幅字赐给其庸作为纪念。”这幅字我从1946年一直保存到现在，前两年我到苏州去看钱先生，带上了这幅字给他看，他还记得，“这幅字当初不是给你的。”老先生说“那时词填得不好。”其实这是他的一首名作，词名《八声甘州》。前些年，叶嘉莹先生来，看了我挂着的这首词，还连声说好。我说“我保存了50年了，这词写得多好啊，您能不能再给加个跋？”他马上又给我写了跋，后来还给我写了一首长诗，七百多字，还给我写成四尺整幅的大幅，写时稿子也不看，写完后一个字都不错，当时我们都想老先生活到一百多岁都没问题，没想到后来……
郑：96岁吧？
冯：是。钱先生是我在校外拜的老师，一般人都不知道。老先生在“文革”中很窘迫，要把他笺注的陆游诗稿卖掉，我反复劝他不能卖。后来到上世纪80年代，这部书终于出版了。
郑：无锡国专创始人唐文治先生晚年双目失明，他经常参加学校的一般性活动吗？与学生接触多吗？
冯：我1948年到上海，唐先生就在上海，他亲自给我们讲《诗经》。他眼睛都看不见了，他的秘书陆修祜老先生扶着他上课。他的膀胱还出了问题，一个口袋挂在腰上。最近启功先生也出了这个问题，所以我一直安慰启先生，我们的唐老先生几十年带着这个口袋一直没有出问题，挺好的，这对你身体不会有什么不好。启先生后来也宽心了一些。中间更动人的一件事是，1948年解放战争打得非常厉害了，上海学生运动也风起云涌，国民党反动派抓了我们一批同学，大家就推我为代表去找唐先生，陈述学生爱国的心情，不应该把学生抓起来，希望唐先生出来呼吁，把学生释放。当时我们担心这么大年龄的老先生，怎么肯卷入政治中呢？我们几个同学到了唐先生家里，没想到唐先生大大地表示同意，由他来起草，写了一封给上海市长的信，请求释放青年学生。写好后唐先生还请当时社会名流来签字。信送上去后国民党政府受到了压力，就把学生都放了。
郑：在书画界，您和许多大师都有密切的交往，比如刘海栗先生，他早期擅长油画，以首倡人体模特绘画教学，人称为“艺术叛徒”，而晚年则多作国画，画上题诗，很能看到他传统艺术修养之深，您认为他晚年的艺术观念、艺术思想乃至性格是否变化很大。
冯：我和刘海老交往有二十多年了。他被打成“右派”，平反后的第——次画展来北京举办，当时我不认识他，他到中国艺术研究院来找我给他写序言，是我的朋友介绍的，我不在，他留了个条，我见到条后马上去看望他。当时美术界的派系矛盾较重，听说我要写序，有人就给我打电话，叫我不要写，说，如果你写一篇，我们就要写10篇来批判他，为了避免争端我就没有写。后来文化部长黄镇出面清美院的一位老前辈写了篇序。开始时海老对我还有误解，认为我胆小不敢写，后来知道不是那么回事。对我了解后，他对我特别关心，我们来往20年，我觉得老先生人品很高，从来不说人坏话，文革中他受了很多苦，我们都为他不平。他说不要讲这些事，过去的事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都过去了就不要再提了，要看人家长处，不要看人家短处。他的油画水平很高，但晚年为什么多画中国画呢？因为他的中国画综合修养是非常高的，他的中国画都有深厚传统功力，特别是晚年画黄山，就是“扬州八怪”也画不出来这种境界。这位老先生才华横溢，有一次在黄山，我碰到他在桃源亭作画，当时我要走了，但汽车坏了，又回到了山上，他说“我说你走不了嘛，快来给我的画题字。”我想这么珍贵的画，我怎么能随便题呢？他说“你题嘛，你爱怎么题就怎么题。”我题过后他很高兴。后来他给我画了一幅《拜山图》，托人带过来，但我始终没有见到，打电话问他，他也没记住那个人的名字，只是当时那个人说能带给我，他就信了。
郑：这幅作品将来在拍卖会上也许能见到。
冯：后来他又特意为我画了一幅葡萄，并题上了几句诗。有一次在北京海老要和我会面，但有位要人请他吃饭，派车来接，他说“现在不能去，我已和冯先生约好了，车一会儿到恭王府接我吧。”在恭王府我的办公室他看了我的画，很称赞。车几次来催，海老才对我说，“今天本来要合作绘画，留待以后吧。”临走的时候，夏师母给我一卷纸，原来是海老为我早巳题好的“瓜饭楼”匾额。所以后来我去香港，在九龙见到海老，他邀请我和他合作，铺开了一张六尺宣纸，他说你先画，我想起在新疆看到的葡萄，就拿笔画起了葡萄，我画完后海老来收拾画面，又题了两句诗，落款处他写道“冯其庸、刘海粟合作”，我说“你怎么把我的名字写在前头？”他说“我题当然应该把你的名字写在前头。”我给他题的另外一幅画，后来有一个慈善机构拿去拍卖，听说卖了很大一笔钱，都捐给慈善机构了。有一次在北京开画展，美国人拼命要买他的画，他坚决不卖。后来是黄镇部长协调，他才同意将几幅画卖给美国人，所得的一笔钱全部交给国家，他自己分文不取。
郑：刘海栗、朱屺瞻都是您所熟悉的绘画大师，对于他二人您能否作一个比较性评价？
冯：两个人都画油画，国画画得也都很好，刘海老更传统，用墨画的东西多，用笔老辣，境界之高都是传统的精神。朱屺老吸收油画的东西多，他把油画的技法都用到国画上去了，他画的山水在用色等各方面都吸收油画的东西。朱屺老画画时还喜欢听音乐，都是外国音乐，一边听一边画。
郑：给您影响较多的其他的书画家，能谈谈吗？
冯：前面提到的诸健秋先生，他看到我的画后很喜欢我，又知道我很穷，就特意允许我看他画画，一般画家创作时是不愿意让别人看到的，他说看就是学，就这样看了半年，我初识了一些山水画的画法。
郑：您到北京之后接触的画家呢？
冯：我1954年调到北京，第一个接触的就是许麟庐先生，他当时开了个和平画店，我在无锡国专时的老师周贻白先生带我去许先生那里。我把我的画带给他看，是齐白石的风格，许老看了很称赞，他说我带你去看齐白石。我想我这样一个小青年，怎么敢去看齐老先生呢，等以后画好了再去吧。没想到第二年，齐老先生就去世了，我懊悔得不得了。以后我再见到刘海老、朱屺老等其他大画家，就再也不敢轻易放过了。
郑：除了北京的画家，您和上海、江苏一带的画家联系好像比较多。
冯：上世纪80年代朱屺瞻老先生到北京，他给我打电话说要来看我，我哪里敢当呢，就马上去北京饭店看望他，冰心和吴文藻也恰好在，虽然我以前曾为老先生题过画，但这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他非常高兴。直到他去世，我们二十多年一直有往来。周怀民先生是我的同乡前辈，大我十几岁，他画山水很出名，深受张大干的器重，我们来往比较多。也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上海的唐云先生到北京来，就是周先生介绍我认识的。唐先生非常爽快，喜欢喝酒，每次到上海我都要去看他，见面一定要喝酒。唐先生听说我有一把曼生壶，特地跑到我家，看到壶高兴得不得了，他说拿纸来我要画画，乘兴与周怀民先生合作了一幅山水，命我做个长题，这幅画现在还保存着，可是唐先生在画完的第二年就去世了。另外一位谢稚柳先生也是那个时候认识的，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闲谈中我提起我非常崇拜的常州词人、书画家谢玉岑，他说，“哎呀，就是我的哥哥”，我们就从谢玉岑谈到钱名山，又谈到他也喜欢的《红楼梦》，非常投机。
郑：您在绘画上喜欢哪些人的作品？
冯：比较喜欢董源、巨然，尤其是“元四家”。我现在在认真地学习宋元的作品，最近临摹了好几幅，有些在裱。
郑：您广览历代碑帖，见过许多真迹，而皈依只在王羲之，“平生苦爱古军书，一帖兰亭卅载余”，在今天书坛力倡创新，对王羲之颠覆重整、大力改造的作品颇领风骚，您有何看法？
冯：艺术和市场是两回事。对现今的书坛，我有两点看法，首先是后继有人，很多人能够写得很规矩，能够得古人的风神。第二点，我不赞成现在的有些书风，它不是真正的书法。其实，书法要和传统学问结合在一起。古人说诗有别才，其实书也有别才，书法家要先读书，有修养，有学问，眼界要开阔。只有提高了自己的学问修养，再勤学苦练，才能使自己的艺术有所成就。
原载《中国书画》2006年11月6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