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近几十年来，关于曹雪芹的祖籍是丰润还是辽阳，一直在争论中，近来又有了铁岭说。他们认为曹雪芹的祖籍与曹雪芹的家世、与曹雪芹的《红楼梦》是没有什么内在的关系的，因而可以任意摆布的。然而，事实正好相反，曹雪芹的祖籍、家世和他的《红楼梦》是有着密切的互为因果的内在联系的，并不是可以任意摆布的。本文就想说一说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一、曹雪芹的祖籍
上世纪的30年代，李玄伯提出了曹雪芹的祖籍丰润说。50年代，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问世，亦主此说。70年代中，《红楼梦新证》修订重版，仍持此说。从30年代到50年代，丰润说基本上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但当时也有少数的反对者，胡适就是一个，他说：“曹雪芹的家世，倒数上去六代，都不能算丰润人。”[1]为什么大多数人会接受丰润说？因为当时还未见到曹家的直接的历史文献资料。从60年代的曹雪芹文物展览开始，有关曹家的资料就陆续出现。
〔一〕关于《五庆堂曹氏宗谱》曹展时，展出了《赐序辽东曹氏宗谱》，也即是《五庆堂重修曹氏宗谱》，该谱明载曹锡远、曹振彦是辽阳人。大约是与此同时，朱南铣先生对此谱有考。但此文当时只在内部传观，未曾发表，我根本不知道，因我那时还未涉足红学，只是在故宫奉先殿参观展览时，隔着玻璃柜看到了陈列在展柜里的此谱。
1975年，我开始校注《红楼梦》的工作，要觅此谱，无奈此谱据说已在文革中迷失，可是意外地有位友人告诉我曹仪策先生家尚有此谱的更原始的抄本，并且愿为我去商借，果然经他介绍后，我即与曹仪策先生见面。曹先生是五庆堂曹氏三房的后人，他非常热情地愿意将此谱借我研究，但当时此谱不在他手边，他说过几天即给我送去。果然，没有几天曹先生即将此谱送到我家。我将此谱研究了一个月左右，抄录了副本，准备作进一步的研究，后来通过北京市文化局，又将迷失的那部找了回来，借给了我一并研究。经过比较，才知道迷失的那部是清抄本，曹仪策先生手里的是原始底本，内容完全一样。不久，我即将原始底本还给曹仪策先生。归还曹先生时，我告诉他我认为此谱是可靠的，由此可知曹雪芹的祖籍，确是辽阳。曹先生非常高兴，要我为此谱写一跋，由此我又为此谱写了一跋，书于谱后。此跋共写八条意见，现转录如下：
五庆堂重修曹氏宗谱跋
一九七五年冬，余识曹仪策先生，获睹此谱，检读数月，决其为五庆堂旧物，了无可疑。
今试释如次：
一、此谱封面为乾隆宫用库瓷青纸，外间绝少流传，今故宫尚存，内鸿文斋红格纸，亦为乾隆时物。
二、此谱首有顺治十八年曹士琦叙，后有同治十三年衍圣公孔祥珂题记，可证此谱首次重修为顺治十八年，末次重修为同治十三年左右，此谱盖即同治五庆堂重修时用乾隆旧红格本缮录者。
三、此谱凡“玄”“弘”“宁”等字均缺末笔，盖避清诸帝之讳，其“衍”字未避，“宁”字亦有三处未避，乃抄手疏忽。此种避讳为历史产物，非作伪者所能梦想也。
四、此谱为三房所修，故三房各世均全，其余数房上世均断而不连，盖如谱所云：“因际播迁，谱失莫记”也。此种断缺，适足证其非伪。
五、余查《清实录》，得三、四、五各房凡三十人，其叙述与谱中所记大略均同，此尤足证此谱之绝无可疑。
六、曹寅《楝亭诗集》载《过甘园诗》自叙与甘文，国基为表亲，周汝昌《红楼梦新证》考之甚详确，并云：“这个沈阳指挥使曹全忠，可能是和雪芹家同宗的，该和曹振彦同辈数”云云。周氏所论，确鉴无疑。今此曹全忠（谱作“权中”）为沈阳指挥使及其女嫁甘体垣（谱误抄作“恒”）有子甘国圻等等，均载之谱中三房之下，则尤足证四房曹锡远一系，确系原谱所有，决非他谱窜入者。
七、余又得读康熙抄本《甘氏家谱》，及嘉庆九年刻《沈阳甘氏家谱》，道光二十六年刻《沈阳甘氏家谱》三种。康熙抄本于甘体垣下云：“元配曹氏，沈阳卫指挥全忠曹公之女，生一子如柏。”嘉庆本云：“配曹氏，沈阳指挥使曹公全忠女，生万历庚戌年八月初五日，敕赠孺人，生子一如柏，国璋系体仁公次子过继。”道光本同（文字有小异）。据此又实证辽东曹（五庆堂之上祖）与甘氏确系亲家，从而确证四房曹智以下锡远至楝亭一支确与三房曹礼以下为同宗，无可怀疑者。
八、此谱所谓曹良臣、曹泰、曹义者，虽史有其人，而各有所渊源，余已另为文详考之，以良臣书入此谱为始祖者，盖攀附也。以上数端，其荦荦大者，余无论矣。余以为即此可证此谱决为五庆堂上世遗物而重修者，无可动摇。抑又进者，此谱既坚实可靠，则曹氏真正之始祖实为曹俊，于明初移居沈阳者，明矣。夫然则曹氏籍贯非河北丰润无可疑矣。世之治红学者，于曹氏上世籍贯，皆宗丰润说。此谱出，数十年之争论可息，而曹氏上世之籍贯昭然明于世矣！故余以为此谱实为有关曹雪芹上世之至宝至贵之文献也。
一九七六年五月廿五日
冯其庸识于宽堂
此跋后来放在我写的《〈五庆堂曹氏宗谱〉的重见和曹氏祖墓的发现》一文里，收入《梦边集》。之后不久，我又看到了朱南铣先生的《关于辽东曹氏宗谱》的打印稿，朱先生对此谱作了详细的考证，结论是：“若就曹雪芹上代来说，远至明初，祖籍仍是东北。”[2]
〔二〕关于两篇《曹玺传》
也是在1975年的下半年，可能还比我借到《五庆堂谱》早一点，我与李华同志一起发现了两篇康熙年间的《曹玺传》。李华是清代经济史研究的专家，我人大的同事。他每天都到图书馆查抄清代的经济史料，而我每天都要上班，所以有一次我与他说，你在查阅史料时，如遇到曹家的资料，请告诉我。过了几天他来看我，闲谈间，他说看到一篇《曹玺传》，估计这类材料你们早看过了，所以没有抄。这立刻引起我的注意，我说下次你还是抄一段回来，看看是否看过。果然第二天，他就抄回来一段，我一看，这篇《曹玺传》以前从未见过，所以第二天，我就与他同到科学院图书馆查看了原书。这是康熙二十三年的未刊稿本《江宁府志》，是抄本，宋体。初一看，几乎当作是刻本，我们随即请图书馆拍了照片。接着他又在北京图书馆看到了另一篇《曹玺传》，他又约我去看，这是一个胶卷，是康熙六十年刊的《上元县志》。后一篇《曹玺传》刚好是接上一篇的，合起来恰好是从康熙二十三年到六十年曹家全盛时期的实录，至为可贵。康熙二十三年的一篇关于曹家的籍贯问题，提到“曹玺，字完璧，宋枢密武惠王裔也。及王父宝宦沈阳，遂家焉”。后一篇则说：“曹玺，字完璧，其先出自宋枢密武惠王彬后，著籍襄平，大父世选，令沈阳有声。世选生振彦，初，扈从入关。”这两篇《曹玺传》的发现，应该说是治红学的重大收获。
〔三〕《清实录》里的重要记载
在这之前，我因研究《五庆堂谱》，查阅《清实录》，于《清太宗实录》卷十八，天聪八年甲戌，查出：“墨尔根戴青贝勒多尔衮属下，旗鼓牛录章京曹振彦，因有功，加半个前程”一条。这是现知曹家清代官史中最早的一条文献资料，其意义十分重大。我结合新发现的两篇《曹玺传》，于1975年12月，写成了《曹雪芹家世史料的新发现》，于1976年第一期《文艺研究》和《文物》杂志同时发表，将这些最新的重要资料提供给红学界和学术界。我在这篇文章里，再次提出曹雪芹的祖籍辽阳说，这是继我在《五庆堂谱》跋文里的意见。另外，我在此文里对曹家上世的一些有关的历史问题也作了考论。
〔四〕关于辽阳三碑
此文发表后，很快得到辽阳文物部门的反映，他们来信告诉我辽阳现存《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碑阴题名有曹振彦的名字，并将照片寄我。我立即到了辽阳，在辽阳文管所验看了此碑，并拍了照片。此碑署年为“大金天聪四年岁次庚午孟夏吉旦，同门法弟白喇嘛建。钦差督理工程驸马总镇佟养性。”碑阴署名为“喇嘛门徒……，侍奉香火看莲僧……，西会广佑大宁慈航寺僧……，总镇副参游备等官……，教官高应科、朱□□、郑文炳、冉启、王之哲、冯志祥、曹振彦、蔡一品……，千总房可成……。”这块《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最初著录于日本稻叶君山著《清朝全史》，民国四年（1915）中华书局版。但著者只注意喇嘛教传入后金的时代，并未注意碑阴的题名。所以这次曹振彦题名的发现，仍是一次新的发现。特别是发现了他当时是属佟养性的部下，这对我们研究曹雪芹上祖入关之前，也即是明末时的情况是至关重要的。此后不久，又发现了天聪四年九月的《玉皇庙碑》，碑阴题名于“致政”下有曹振彦的名字，碑文曰：“重建玉皇庙碑记。昔襄平西关西门外，不越数趾，有玉皇庙焉，其来云旧，（下略）念我皇上贝勒驸马总镇佟养性，匪惟敬神立祠（下略），又勒之碑以垂不朽焉，是为记。”末署：“天聪四年岁次庚午秋九月上浣之吉立”。为此，我又到辽阳，验看此碑，此碑已残，幸有关曹振彦的文字，完整无损。而他的职衔已改为“致政”。按“致政”的意思略同“致仕”，也即是退休。当时曹振彦正当壮年，不是退休的年龄，则可能是工作变动后尚未定新职，故暂用此称。验看了此碑以后，他们又告诉我在红光小学门外，还有一块直立的大碑，是否与曹家有关，希望我去看看。这样我又去验看了此碑。此碑尚存原址，碑名《东京新建弥陀禅寺碑》。此碑很高，我借了小学的课桌，站在课桌上，才能仔细查看碑文。碑文中有云
“按孔王讳有德，恭顺其封号也。……叨宠荣于北阙，作藩翰于东京，东京□（乃？）太祖定鼎之区，人臣何幸，获守兹土！……铭曰：神祖创基，于辽之阳，千峰岩岩，岱水汤汤。……”
碑文末署“大清崇德陆年岁在辛巳仲秋吉旦，功德主信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智顺王尚可喜，秘书院大学士乐郊范文程。”碑阴题名中有副将曹得先、曹得选，参游曹世爵，三人都是《五庆堂谱》上三房的人。另外，题名中有28人是孔有德降后金时“东来各官名单”里的人，内含曹得先、曹得选，可见此二人亦是孔有德的旧部。此碑的发现，证明了辽东曹氏是一大族，曹俊后人三房四房（即雪芹上祖曹锡远、曹振彦的一支）均在辽阳。《五庆堂谱》是三房一支后人所修的族谱（也即是其上世是跟随孔有德的一支），故此谱于三房一系的人特全。同时也谱入了四房的一支，今三、四房的碑记都在辽阳发现，证明《五庆堂谱》的记载是可信的，也证明曹雪芹祖籍确是辽阳。以上就是辽阳三碑的情况，其时代都在清入关以前。
〔五〕地方志的记载
除了以上这些新发现的历史资料外，地方志里也保留了不少曹振彦任职和祖籍的资料，如：
1．《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七十四：附载满洲分内之尼堪姓氏：曹锡远，正白旗包衣人，世居沈阳地方，来归年分无考。
2．康熙二十一年（1682）刻本《山西通志》卷十七《职官志》：年任。
3．吴葵之《吉州全志》卷三《职官》：曹振彦，奉天辽东人[3]，七年任。
4．嘉庆《山西通志》卷八十二《职官》：吉州知州：曹振彦，奉天辽阳人，贡士，顺治七年任。
5．康熙二十一年（1682）刻本《山西通志》卷十七《职官志》：大同府知府，曹振彦，辽东辽阳人，贡士，顺治九年任。
6．乾隆《大同府志》卷二十一《职官》：大同府知府：曹振彦，辽东人，贡士，顺治九年任。
7．康熙二十三年刻本《浙江通志》卷二十二《职官志》：两浙都转运盐使司盐运使，曹振彦，辽东辽阳人，由贡士顺治十三年任。
8．乾隆《敕修浙江通志》卷一百二十二《职官》十二：都转运盐使司盐法道：
9．《重修两浙盐法志》卷二十二《职官》：曹振彦，奉天辽阳生员顺治十三年任。以上是官修氏族志和地方志对曹锡远的旗籍居住地及曹振彦任职年份和籍贯的记载。
〔六〕小议
从上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有关曹家的历史资料还没有多少发现，根据尤侗《艮斋倦稿》的一段并不准确的记载，误以为曹雪芹的祖籍是丰润，那是可以理解的。自从1963年曹展展出了《五庆堂重修曹氏宗谱》，朱南铣先生又写了考证文章，指出曹雪芹的祖籍是辽阳而不是丰润，虽然这篇文章当时没有发表，但红学界内部不少人是看到的。所以我认为从上世纪的60年代初开始及以后，曹家的家谱、传记、碑刻、履历的不断发现，而且一次次地证明曹家自叙的祖籍是辽阳，而不是什么丰润。在这样的情况下，上世纪90年代初，主张丰润说者竟然还利用丰润发现《曹鼎望墓志铭》的机会，再次发动宣传丰润说的攻势，报纸上竟然说由于《曹鼎望墓志铭》的发现，“为曹雪芹祖籍研究又增添了新材料”[4]，“为考证、研究曹雪芹家世提供珍贵实物资料”[5]，“曹雪芹祖籍考证有重要进展”[6]，甚至说“曹雪芹祖籍丰润已成定论”[7]，等等等等。其实《曹鼎望墓志铭》根本未涉及曹雪芹及其家族一字，因此他们不公布碑文，想不到竟被河北大学的一位大学生揭了底，他认真地抄录了墓志铭的全文，寄《红楼梦学刊》发表，并且自己写了一篇文章，认为《曹鼎望墓志铭》与曹雪芹祖籍毫无关系。这样，这一次规模空前的宣传才算结束。
最近，有些人又换了一种说法，提出了曹雪芹祖籍“铁岭说”，甚至说，古代的襄平不是指辽阳而是指铁岭，也有人说《红楼梦》里的潢海铁就是指铁岭。面对着这样的奇闻，而又面对着上述这许多史证，我真不能理解这种思维方式。但是我还想讲两句话，一是：我希望人们记住：历史永远是历史，历史是由史实组成的，而不是由谎言组成的，谎言是永远变不成历史的。二是请大家读读现今尚存在辽阳的《重建玉皇庙碑》的碑文，这篇碑文的开头就说：“昔襄平西关西门外不越数趾，有玉皇庙焉，其来云旧……”。他们说襄平不是辽阳的古称而是铁岭的古称，但是这块天聪四年，明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立在辽阳西关西门外的玉皇庙碑却称辽阳为“襄平”。应该说明，当时的辽阳已通称“辽阳”而不称“襄平”了，在官书里称辽阳一律是“辽阳”，如《大清三朝事略》天命六年说：“六年。春三月，上统大军水陆并进，征明，取沈阳，攻辽阳，合城官民发归顺”。“七年。春正月，上征明广宁城，城中迎谒上入城，大兵向山海关。三月，上还辽阳，筑城于辽阳东，创建宫室，迁居之，名曰东京。”特别是在《清实录》里，一律都是称辽阳。可见当时称“襄平”，已经是用辽阳的古称了。如果襄平是指铁岭，那末这块碑怎么立到辽阳来了呢？所以我的第二句话是：历史也不是可以用诡辩术加以扭曲的，也不是可以用化装术加以改扮的！因此，曹雪芹的祖籍，宗谱、家传、碑刻、文献，记载得清清楚楚，都是辽阳，根本用不着那么多烦琐的考证。实质上，那些“考证”，不过是要把原本十分清楚、十分明白的事情故意弄模糊，以便于妄说通行而已！我曾说过，除非能证明曹雪芹的老祖宗自己把自己的籍贯搞错了，否则是无法否定曹雪芹祖籍辽阳的历史事实的，可惜至今没有人出来考证曹雪芹的祖宗弄错了自己的籍贯，却在拼命“考证”曹雪芹的祖籍是丰润、是铁岭。可是人们不禁要问，曹雪芹的上祖既然没有弄错自己的籍贯，那末还要考个什么呢？如果说，他们确实是搞错了自己的籍贯了，那又为什么不首先来证实这个错误呢？因为这是论证“丰润说”和“铁岭说”的前提，前提尚且不能确立，则遑论其他。
二、辽阳是曹雪芹上祖的发祥之地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史学传统
我们支持曹雪芹祖籍辽阳，一是为了坚持历史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历史是由真实的史实构成的，中国历史传统秉笔直书之可贵，就是它坚持历史的真实性和客观性，而反对用主观来歪曲、曲解、涂改历史。曹雪芹祖籍辽阳是曹雪芹上祖自己留下来的历史记录和官史的实录（包括地方志），是第一性的史证，作为一个认真的学术工作者，是不应该无视这些史证的存在，而随意地另作新说的。
〔二〕辽阳是曹雪芹上祖发迹的契机之地
二是因为曹家的百年望族，是从辽阳始发的，曹家发迹的历史机遇是在辽阳构成的，如果曹家不在辽阳，也就没有以后的许多事实，那末，辽阳究竟是怎样一个地方呢？
1．襄平就是辽阳，辽阳是全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明正统八年（1443）《辽东志》卷一，地理：郡名：“辽阳”下说：
襄平：汉城名，即今辽阳。汉初有襄平侯统（纪）[8]通，矫制纳周勃于北军，讨平诸吕。辽阳：元魏名，水北曰阳，辽地东西其南皆海，城在其北，故曰辽阳。今独于都司治所称辽阳者，盖自其总会之处而言耳。
这是说，襄平就是辽阳。在汉代称襄平，元魏开始称辽阳[9]。辽阳是明代辽东的首府，是辽东都司治所的所在地，是东北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中心。1989年在辽阳白塔塔顶发现的明隆庆五年（1571）《重修辽阳城西广佑寺宝塔记》开头就说：“吾襄平为全辽都会”。这是当时的历史记实。明末熊廷弼、袁应泰经略辽东时，都驻节辽阳，当时的辽阳城比沈阳城大一倍，熊廷弼说：“况辽城之大，两倍于沈阳有奇”[10]。努尔哈赤于天命六年（1621）三月十三日攻下沈阳后，于三月十九日包围辽阳，二十一日即攻陷辽阳，袁应泰佩剑印自缢死。沈、辽陷落后，“数日间，金、复、海、盖州卫，悉传檄而陷”[11]。《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说：
辽阳既下，其辽东之三河、东胜、长静、长宁、长定、长安、长胜、长勇、长营、静远、上榆林、十方寺、丁家泊、宋家泊、曾迟、镇西、殷家庄、平定、定远、庆云、古城、永宁、镇彝、清阳、镇北堡、威远、静安、孤山、洒马吉、阳、新安、新奠、宽奠、大奠、永奠、长奠、镇江、汤站、凤凰、镇东、镇彝、甜水站、草河、威宁营、奉集堡、穆家堡、武靖营、平鲁堡、虎皮驿、蒲河、懿路、河、中固城、鞍山、海州、东昌、耀州、盖州、熊岳、五十寨、复州、永宁监、栾古、石河、金州、盐场、望海埚、红嘴、归服、黄骨岛、岫岩、青台峪、西麦城等河东大小七十余城，官民俱发降。[12]
辽阳被攻陷后，整个辽东地区，一下连降七十三城，可见辽阳在政治、军事和地理上的重要性。努尔哈赤于1621年（天命六年）三月攻下辽阳后，四月就决定迁都辽阳，他对诸贝勒大臣说：
天既眷我哉！尔等诸贝勒大臣却不欲居此辽东城，劝尔等毋存疑虑。……自辽河至此，各路皆降，何故舍此而还耶？昔日，我处境困窘，犹如出水之鱼，呼气艰难，困于沙石之上，苟延残喘。遂蒙天佑，授以大业。……为父我为诸子创业而兴兵，尔等诸子岂有不能之理？乃定居辽东城。[13]
同样的内容，在《清实录》里也有记载，可以参证。《清太祖实录》卷七：上集贝勒诸臣议曰：“天既眷我，授以辽阳，今将移居此城耶，抑仍还我国耶？”贝勒诸臣俱以还国对。上曰：“国之所重，在土地、人民，今还师，则辽阳一城，敌且复至，据而固守，周遭百姓，必将逃匿山谷，不复为我有矣。舍已得之疆土而还，后必复烦征讨，非计之得也。且此地，乃明及朝鲜、蒙古接壤要害之区，天既与我，即宜居之。”贝勒诸臣皆曰：“善”。遂定议迁都。迎后妃诸皇子。……移辽阳官民居于北城关厢，其南大城，则上与贝勒诸臣及将士居之。丙子。后妃诸皇子至辽阳及诸臣眷属皆迁至。[14]
努尔哈赤迁都辽阳并另筑新城，名曰：“东京城”，据乾隆《盛京通志》记载：
东京城在太子河东，离辽阳州城八里，天命六年建。周围六里零十步，高三丈五尺，东西广二百八十丈，南北袤二百六十二丈五尺。城门八：东向者左曰迎阳、右曰韵阳，南向者左曰龙源、右曰大顺，西向者左曰大辽、右曰显德，北向者左曰怀远、右曰安远。
按东京城现在仍在，离辽阳市很近，我曾多次去考察，并拍有照片。自从努尔哈赤迁都辽阳后，原来是明朝在全辽的政治、军事、经济中心，其作用是扼制并镇慑后金，现在则转过来成后金的政治、军事中心，成为后金用来进攻明朝的一个军事基地了。现在我们要关心的是后金迁都辽阳以后，努尔哈赤本人与“贝勒诸臣及将士”，“后妃、诸皇子”“诸臣眷属皆迁至”辽阳这一事实。我认为正是这一事实，造成了曹雪芹的上祖曹振彦开始发迹的契机。我们知道，曹雪芹上祖的祖籍是辽阳，上引曹振彦的历任职官表，都写明是“奉天辽阳人”，曹玺的传记写明“著籍襄平”，曹寅自署“千山曹寅”。千山就在辽阳南60里，是专指辽阳南的千山，不是长白山的泛称或别称，这一点不能混淆，现有明正统八年（1443）的《辽东志》，既有“襄平即今辽阳”的记载，又有《辽东都司治卫山川地理图》《辽东河东地方总图》，两图都标明辽阳和千山的地理位置[15]，于“地理”栏载“千山”云：
城南十五里[16]，世传唐征高丽驻跸于此。峰峦秀丽，独盛辽左，骚人墨客，题咏尤多，中有大安、龙泉、祖越、中会、香岩诸寺。
顺便提及就在此“千山”条后，即有程启光的《游千山记》说：“千山去襄平（注意：这里又是称辽阳为‘襄平'）六十许里，秀峰叠嶂，绵亘数百千重”。我曾多次游千山，并登其顶。所以曹雪芹的祖籍是辽阳，千山也就是指辽阳，这是绝无问题的。正因如此，所以努尔哈赤于天命六年攻取辽阳时，原驻辽的明军下级军官曹振彦即归附后金。由驸马总镇佟养性管辖。
2．曹振彦归附后金后，先属佟养性的“旧汉军”按佟养性任汉军总理，事在天聪五年（1631），晚于努尔哈赤取辽阳十年，则曹振彦归附后，是否即属佟养性？这一点，恰好是现在仍保存在辽阳的天聪四年《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说明了问题，此碑早于佟养性任汉军总理一年，碑上曹振彦已属佟养性，则可见佟养性管理当时归附的汉军，是早有的事实。天聪五年，是正式任命他当汉军总理。《清太宗实录》卷八说：
乙未，敕谕额驸佟养性曰：凡汉人军民一切事务，付尔总理，各官悉听尔节制。如属员有不遵尔言者，勿徇情面，分别贤否以闻，尔亦当殚厥忠忱，简善绌恶，恤兵抚民，竭力供职。（中略）又谕诸汉官曰：
凡汉人军民一切事务，悉命额驸佟养性总理，尔众官不得违其节制，如有势豪嫉妒，藐视不遵者，非仅藐视养性，是轻国体而违法令也。似此嫉之流，必罹祸谴。如能恪遵约束，不违节制，非仅敬养性是重国体而钦法令也。[17]
恰好就是这一年的春天，佟养性督造红衣大炮成，《清太宗实录》卷八说：
造红衣大将军炮成，镌曰：天佑助威大将军，天聪五年孟春吉旦造，督造官总兵官额驸佟养性，监造官游击丁启明，备御祝世荫，铸匠王天相、窦守位，铁匠刘计平。先是我国未备火器，造炮自此始。[18]
天聪五年孟春即二月，是后金自己研制的红衣大炮造成之时，至其研制过程，当然在此之前的相当一段时间，那末这段时间，曹振彦正是在佟养性的汉军中。所以天聪四年曹振彦的署名碑，是关于曹家上世历史的至关重要的碑记。那末，后金军中有“汉军”是何时开始的呢？《满汉名臣传·佟养正列传》说：
天命初，佟养正有从弟佟养性输诚太祖高皇帝，于是大军征明，克抚顺，佟养正遂挈家并族属来归，隶汉军。[19]
从这条史料，可知后金军中有“汉军”，是天命初就开始的，努尔哈赤克抚顺，是天命三年，当时佟养正因他的从弟佟养性早已归附努尔哈赤（天命元年），并且一直从征，所以抚顺被攻陷，佟养正即归附，并即让他“隶汉军”。所以后金军中实际上从努尔哈赤伐明，取抚顺，就开始有被俘的和归附的明军和汉人老百姓了，这样后金军中自然就会有这批降兵降民，当时就统称为“汉军”。到天聪五年，就正式统一归佟养性“总理”，到天聪八年，才正式成立汉军旗。所以，天命六年，努尔哈赤攻下辽阳后，曹振彦即归附后金，同时也就自然地与佟养正一样“隶汉军”而归佟养性属下了。所以，曹振彦归附后金而隶属佟养性，佟养性是“额驸”，又是督造红衣大炮的督造官，他的部队又是一支“乌真超哈”（即炮兵部队），曹振彦又在军中任“教官”。我认为这是曹雪芹上祖发迹的第一个契机，而这一切，都是在辽阳发生的。因为努尔哈赤夺取辽阳后，随即迁都辽阳，诸后妃、贝勒、大臣、将领，都随驻辽阳，额驸佟养性自然也随驻辽阳。由于这一历史的特殊性，才形成了曹振彦与佟养性的这重特殊关系，如果曹家的祖籍不在辽阳而在丰润，而在铁岭，试想，如何能构成曹振彦与佟养性的这一重关系呢？
3．曹振彦改属多尔衮并升为“旗鼓佐领”曹雪芹上祖发迹的第二个契机是曹振彦后来又成为多尔衮的属下。按曹振彦自天命六年归佟养性后直到天聪四年，这前后共10年都在佟养性部下，驻地当即在辽阳。《清太宗实录》卷八说：
太祖时建玉皇庙于辽阳城南教场，香火不绝，后为贝勒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属下庄屯人拆毁，造棺市卖。上闻之怒，追讯毁者，偿值重建，至是落成。上以庙貌重新，给办香火牲祭银百两。[20]
现今这个《重建玉皇庙碑》尚存，碑文中说：“念我皇上贝勒驸马总镇佟养性，匪惟敬神立祠”，碑末署年是“天聪四年岁次庚午秋九月上浣之吉立”[21]。天聪四年，佟养性尚在辽阳“敬神立祠”，重建玉皇庙，且是皇太极亲自过问之事，可见佟养性尚驻辽阳。但此碑上曹振彦的署名前，已不是“教官”而换了“致政”，在“致政”下列名的人有23人，其中“冯志祥”在《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上同是列名在“教官”之下的。按“致政”一词，与“致仕”同义，意即退休。曹振彦此时尚在壮年，不当退休，且“致政”下共有23人，不可能都是退休，所以我窃以为是工作变动，尚未确实，故暂用“致政”这个词，而人仍在佟养性部下，这样理解，是否有当，还待高明指正。[22]佟养性是天聪六年死的，《清太宗实录》卷十八天聪八年甲戌说：
墨尔根戴青贝勒多尔衮属下，旗鼓牛录章京曹振彦，因有功，加半个前程。
这里已经明确记载，曹振彦已是多尔衮属下，并且已提升到“旗鼓牛录章京”即“旗鼓佐领”。所谓“旗鼓”，就是作战部队。福格《听雨丛谈》卷一说：
佐领一官，极为尊重，由此而历显官者最多。[23]
按所谓“牛录章京”就是“佐领”，“佐领”之称是后来改的。清太祖努尔哈赤于明万历二十九年规定每三百人中设一牛录额真（即牛录章京），这就是说曹振彦此时已是带领三百人的军官了，特别是上引福格的话，则可见曹振彦此时已获得可以升至显官的资历。对曹振彦来说，这是更为关键的一次，曹振彦此时已跨过此坎，成为前途无量的人物了，后来的事实也确是如此。这个“佐领”的职位，显然不是在佟养性部下获得的，在佟养性部下，天聪四年他已“致政”了，而佟养性也于天聪六年死了，曹振彦是什么时候转到多尔衮属下的呢？其时限总在天聪四年末到天聪七年之间，实际上总在天聪五、六、七三年之内。什么机缘转多尔衮部下的呢？一种可能是天聪六年佟养性死后，但也不一定，因为天聪四年秋曹振彦已“致政”了，那末也可能不久就转到多尔衮属下了。特别要重视的是他一下就跃居“佐领”，我想不可能调过去就升此高位的罢，总是在过去之前，更可能是在过去之后屡次立功才能得此升迁的。那时明、金之间战事频繁，特别是大凌河之战，多尔衮也是参加的，而佟养性的红衣大炮部队不仅是参加，而且是在攻克于子章台时立大功的，上引天聪八年《清太宗实录》就是说曹振彦“因有功，加半个前程”，这是当了“旗鼓牛录章京”以后又因功升级了。可见曹振彦前此之当“旗鼓牛录章京”，肯定是因功升迁的。
4．曹振彦随多尔衮之后的战斗历程曹振彦之归多尔衮，我认为这是曹家发迹的第二个重要契机。之后，他就跟着多尔衮参加山海关的战斗，入北京后又跟着多尔衮去山西大同平姜之乱。特别要注意的是康熙二十三年的《曹玺传》说：
父振彦，从入关。……公承其家学，读书洞彻古今，负经济才，兼艺能，射必贯札。补侍卫之秩，随王师征山右建绩，世祖章皇帝拔入内廷二等侍卫。管銮仪事，升内工部。康熙二年，特简督理江宁织造。[24]
康熙六十年的《曹玺传》说：
世选生振彦，初，扈从入关。……遂生玺。玺少好学，沉深有大志，及壮补侍卫，随王师征山右有功。康熙二年，特简督理江宁织造。[25]
这两段材料值得重视的地方是，不仅仅是曹振彦“扈从入关”，而且是他的儿子曹玺也已“补侍卫之秩，随王师征山右建绩，世祖章皇帝拔入内廷二等侍卫，管銮仪事，升内工部，康熙二年，特简督理江宁织造”了。这样从曹振彦又到了曹玺，从多尔衮又上靠到了顺治，由顺治又上靠到了康熙，于是曹家就走上了飞黄腾达，一帆风顺的康庄大道，但是，追本溯源，还是曹振彦到了多尔衮属下这个契机。
然而，曹振彦得以接近多尔衮，我认为其地点还是在辽阳。因为当时多尔衮等都随其父汗努尔哈赤驻在辽阳，那时佟养性也驻辽阳，连后来归顺的孔有德也驻辽阳。《满汉名臣传·孔有德传》说：
天聪七年四月，命诸贝勒统兵驻岸受降。（中略）有德偕仲明携人众辎重来归，给田宅于辽阳。六月，召赴盛京，上帅诸贝勒出德盛门十里至浑河岸，行抱见礼，亲酌金卮劳之，赐敕印，授都元帅。寻随贝勒岳托征明旅顺，破其城，黄龙自刎死。有德收辽人数百自属。及还，有德坠马伤手，留辽阳。（中略）又传谕曰：“卿所携红衣大炮，已运至通远堡矣，即付卿，令军士时时演习”。八年正月（中略），遣官为营第宅，有德疏辞曰，（中略），奉旨中略）“今为营第宅，聊示优异，其勿辞！”（中略）因有德于朝臣往来辽阳者，悉躬迎款宴，谕止之并令礼部，凡有德遣使诣盛京，给馆饩。[26]
以上材料，明确记载孔有德即驻辽阳，文中提到运红衣大炮的“通远堡”，即在辽阳东南不远。孔有德驻在辽阳，那末跟随孔有德并为孔有德送“降金书”的曹绍中等曹家五庆堂上祖三房诸人，当然也随在辽阳（他们与曹振彦的共同祖籍本来就在辽阳）。由于以上的原因，所以曹振彦才有机会接近多尔衮，或为多尔衮所知，或者由别人推荐给多尔衮。天命十年，努尔哈赤又果断地迁都沈阳，其最主要的原因，我认为是努尔哈赤已认识到明朝的腐败已到了不可挽救的地步，他已捕捉到了夺取中原的最好时机。沈阳的地理位置可以直叩山海关，加上《清实录》里努尔哈赤分析的其他种种有利条件，所以终于迁都到沈阳。那末在辽阳的诸贝勒大臣将士等各部重要人员，自然随同再迁沈阳，因此曹振彦在沈阳得遇多尔衮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不过，比较起来，我觉得在辽阳的可能性较大。因为从天命六年到天聪四年，曹振彦有整整十年在辽阳，到天聪八年属多尔衮时，他已跃升至“佐领”了，中间只隔三年的时间，所以我认为他得以接近多尔衮，在辽阳的可能性比较大。不管是何种机遇得以转多尔衮属下的，转到多尔衮属下这是一个事实，是曹家发迹的更为关键的契机。如果曹振彦的籍贯在丰润或者在铁岭，他如何能获此机遇呢？
5．附论“世居沈阳地方”
这里，还要附论一下“世居沈阳地方”的问题。依年代排列，顺治年间的山西地方志都载曹振彦是辽阳人，只有乾隆《大同府志》说曹振彦是辽东人，但前文已论及，辽东就是指辽阳，不多赘。康熙二十三年的《曹玺传》则说：及王父宝宦沈阳，遂家焉。康熙六十年的《曹玺传》则说：其先出自宋枢密武惠王彬后。著籍襄平。大父世选，令沈阳有声。康熙年间的曹寅则自署“千山曹寅”。论证曹家的籍贯，当然首先要看曹家自己的记载，则曹振彦、曹玺、曹寅留下的文献资料都是一致的，曹振彦职官志里所记，当然来自他本人，曹玺的两篇传，都是曹家盛时的资料，且于成龙、唐开陶都是先后在江宁和上元任知府和县令的，于成龙与曹寅是同时，唐开陶与曹同时，都是同在一地做官。由于曹家这种显赫的地位，无论是于成龙和唐开陶，为曹玺作传，都不可能臆造的。但是，《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的记载，却是：
曹锡远。正白旗包衣人，世居沈阳地方，来归年分无考。
以上这些史料之间唯一的差异是“世居沈阳地方”，“宦沈阳，遂家焉”和“著籍襄平”“奉天辽阳人”的差异。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先说“世居沈阳地方”的问题。《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成书于乾隆九年（1744），上距努尔哈赤攻陷沈阳、辽阳的天命六年（1621）已经123年，从时代来说，远比以上曹家自留的材料其可靠程度不可同日而语，两者相比，当然首先要以事主本人所书或所留的史料为依据。另外，《通谱》的“凡例”说：
“满洲内始立姓、始归顺之人，其所居地名可考者，俱逐一开载，以昭族望”。
如按“所居地名”来说，康熙二十三年《曹玺传》说：“及王父宝宦沈阳，遂家焉”。康熙六十年的《曹玺传》则说：“著籍襄平。大父世选，令沈阳有声。”这两条合起来看。恰好是说曹雪芹的上祖曹锡远、曹振彦是“著籍襄平”，即户籍在辽阳，而曹锡远是在沈阳做官，居住在沈阳。天命六年沈阳被努尔哈赤攻下时，他是在沈阳被俘或归附的。按照《通谱》的“凡例”，“其所居地名可考者，俱逐一开载。”经过123年以后的《通谱》的编撰者“考”出了曹锡远是在沈阳归附的，其当时的居住地也是在沈阳，所以就“开载”“世居沈阳地方”了。按事实来说，两篇《曹玺传》是不矛盾的。于传说曹宝（锡远）在沈阳做官，家在沈阳。唐传则说，曹玺的先辈是曹彬的后人，户籍在襄平（辽阳）。曹玺的祖父曹世选（曹锡远），在沈阳做官，声誉很好。这两段史料简合一下，就是曹锡远的籍贯在辽阳，他自己是在沈阳做官。这样看来，这几方面的材料并不矛盾，且都能合榫。所以，归根到底，曹雪芹的祖籍在辽阳，从顺治到乾隆年间的所有的公私记载，都是一致的。在这样丰富的第一手史料面前，考据家们不管有多大的本领，实在是已经无用武之地了！
三、《红楼梦》里隐含的曹家史事
〔一〕重要的“作者自云”
大家知道，曹雪芹的《红楼梦》是以他自己的家庭历史、舅祖李煦家的家庭历史以及他本人的身世经历为主要创作素材的，因此在《红楼梦》里，就隐含着曹、李两家的家庭史迹。《红楼梦》开头第一回说：
此开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甄士隐”云云。但书中所记何事何人？自又云：“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实愧则有馀，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如何之日也！当此，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谈之德，以至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我之罪固不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虽今日之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其晨夕风露，阶柳庭花，亦未有妨我之襟怀笔墨者。虽我未学，下笔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悦世之目，破人愁闷，不亦宜乎？”故曰“贾雨村”云云。此回中凡用“梦”用“幻”等字，是提醒阅者眼目，亦是此书立意本旨。
这段文字，是脂砚斋所作《石头记》第一回的回前评，但内容却是作者曹雪芹自己的话，即“作者自云”。这段“作者自云”，实际上是极为重要的话，第一，他提出了“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这句话，单从字面上看，是解释不通的，既然是“梦幻”，则何来“真事”，世人谁没有做过梦，哪有做梦做出真事来的？所以这“梦幻”两字作者是别有所指的，实际上就是说他曾经历过从富贵荣华到败落凄凉的一段经历，仿佛是黄粱一梦一样。所以这里的“梦幻”是指他的身世经历而不是指睡觉时做的梦。所谓“将真事隐去”，也就是说不将他身世经历的真事照原样写出来，而是借“通灵”之说，编撰成《石头记》这个故事。这里的关键是说他所说的“梦幻”，不是真的空无所有的梦幻，只不过是将真事隐蔽起来而已。第二，是说自己要将自己的一生经历，编成一集，以告天下之人。这前后两条看上去矛盾，实际上不矛盾，而是在特殊环境下说的隐晦曲折的话。也就是提醒读者，不要把《红楼梦》真当作一场梦来看，而要注意它隐含的从富贵繁华到贫穷凄凉的一段真事。所谓“凡用‘梦'用‘幻'等字，是提醒阅者眼目”，就是提醒读者，要注意“梦幻”背后的事实。所谓“亦是此书立意本旨”，也就是说自己要把自己所经历的一场“黄粱梦”般的真实事实写出来。所以，上述这段“作者自云”，在全书具有画龙点睛，金针度人的作用！以下，从“列位看官”起到“出则既明”止。这是全书的一段“引子”，带有“楔子”的性质。这段文字里有几处值得注意的地方：一是文中说：“那红尘中有却有些乐事，但不能永远依恃况又有‘美中不足，好事多魔'八个字紧相连属，瞬息间则又乐极悲生，人非物换，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这段文字，实际上就是开头“梦幻”两字的注释，进一步说明所谓“梦幻”，实际就是人生。二是“原来就是无材补天，幻形入世……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的一段故事。后面又有一首偈云：‘无材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此系身前身后事，倩谁记去作奇传？'诗后便是此石坠落之乡，投胎之处，亲自经历的一段陈迹故事”。这一段文字，分明是再次告诉人们，这是一段真实的故事，是他的“身前身后事”。“身前”是指他的家庭历史，也即是他出生以前的家庭史“身后”是指他出生以后所经历的“离合悲欢，炎凉世态”。三是接下去说：“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虽其中大旨谈情，亦不过实录其事。”这就更进一步强调故事的真实性，甚至到“实录其事”的程度。最后还题了一绝，说：“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满纸荒唐言”当然是指借“通灵”之说的神话故事和后来的“假语村言”“一把辛酸泪”，是指他所经历的“离合悲欢、炎凉世态”“都云作者痴”，是说自己怀着一片真情、痴情“谁解其中味”，是深怕读者被作者的“假语村言”“梦幻通灵”等等的表象所迷惑、所掩盖，而不能解其真意。所以，《红楼梦》开头一片迷离惝恍的梦幻境界，实际上要说的就是“假语村言”是表象，“身前身后事”才是《红楼梦》的真实内涵。我们既然明白了《红楼梦》里确实包含着作者的家史和他自身所经的“黄粱梦”一样的身世经历，那末我们就可以来作一番探索了。
〔二〕《红楼梦》里隐含的曹家上世的史事
《红楼梦》第5回警幻仙姑说：今日原欲往荣府去接绛珠，适从宁府所过，偶遇宁荣二公之灵，嘱吾云：
“吾家自国朝定鼎以来，功名奕世，富贵传流，虽历百年，奈运终数尽，不可挽回者。”
《红楼梦》第十三回王熙凤梦中听秦可卿说：
常言“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又道是“登高必跌重”。如今我们家赫赫扬扬，已将百载，一日倘或乐极悲生，若应了那句“树倒猢狲散”的俗语，岂不虚称了一世的诗书旧族了！
这里两次提到“富贵传流，虽历百年”，“我们家赫赫扬扬，已将百载”。按自曹锡远、曹振彦于天命六年（1621）归附后金到雍正六年（1728）曹家被抄籍没，前后共108年，如从“国朝定鼎”，即顺治元年（1644）到雍正六年曹被抄家，则前后共85年，刚好都符合宁荣二公之灵及秦可卿托梦所说，这显然是作者有意将自己的家史暗寓其中。《红楼梦》第七回焦大醉骂说：
蓉哥儿，你别在焦大跟前使主子性儿。别说你这样儿的，就是你爹、你爷爷，也不敢和焦大挺腰子！不是焦大一个人，你们就做官儿享荣华受富贵？你祖宗九死一生挣下这家业，到如今了，不报我的恩，反和我充起主子来了。
焦大凭什么敢这样醉骂，尤氏有一段说明：只因他从小儿跟着太爷们出过三四回兵，从死人堆里把太爷背了出来，得了命自己挨着饿，却偷了东西来给主子吃，两日没得水，得了半碗水给主子喝，他自己喝马溺。这里又涉及曹家上世的一段历史。按曹锡远、曹振彦于天命六年归附后金，曹锡远当时在沈阳当官，其归附地即在沈阳，曹振彦则在辽阳军中，被俘归附后，即编入额驸佟养性的“旧汉军”，佟养性的部队是“乌真超哈”，即炮兵部队。佟养性于天聪五年试制成红衣大炮，这是后金军中拥有自制红衣大炮的开始。但在此之前，我认为佟养性部队也是有红衣大炮的，这是从明朝军中夺得，数量当然不会多，天聪五年帮助佟养性试制成红衣大炮的丁启明，就是从明军中俘获的造炮专家。据天聪四年《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碑阴所记，曹振彦在佟养性军中任“教官”，后来大凌河之战，佟养性的红衣大炮起了重大作用，这时曹振彦是否仍在佟养性军中，目前尚未考明，但到天聪八年，曹振彦已升到“旗鼓牛录章京”，即“旗鼓佐领”，并且已归多尔衮属下，多尔衮也是参加这次大凌河之战的。所以曹振彦如仍在佟养性军中，则肯定参加这次战斗的。这次战斗中，佟养性的大炮攻克了于子章台，明军最坚固难攻的阵地，立了大功，《清实录》说曹振彦“因有功，加半个前程”，说不定就是参加攻克于子章台立的功。曹振彦如果已到了多尔衮属下，则也肯定参加这次战斗的，因为多尔衮是参加这次战斗的。所以，无论如何，曹振彦是参加大凌河之战的。曹振彦转到多尔衮属下当“旗鼓佐领”后，就一直跟随多尔衮，多尔衮入关时，曹振彦参加了山海关战役，之后又参加了山西大同平姜的战役，而且这次是与儿子曹玺一起参加战斗的。焦大“跟着太爷们出过三四回兵”，则也可能是指从关外到关内直到大同的战斗都参加了，有的研究者还认为曹家有可能也参加攻取江南的战斗的，但这实在缺乏史证，只好存疑。不过，仅就以上这些史实来看，《红楼梦》里确实是隐含了曹家上世以军功起家的事实的。宁、荣二公之灵的托付，秦可卿对王熙凤的提醒，焦大的醉骂，都是作者故露的一点端倪，也是作者所说的“梦幻”内容之一。
〔三〕《红楼梦》里有关曹寅、李煦两家的史事
1．《红楼梦》第16回说：
赵嬷嬷道：“阿弥陀佛！原来如此。这样说，咱们家也要预备接咱们大小姐了？”贾琏道：“这何用说呢！不然，这会子忙的是什么？”凤姐笑道：“若果如此，我可也见个大世面了。可恨我小几岁年纪，若早生二三十年，如今这些老人家也不薄我没见世面了。说起当年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比一部书还热闹，我偏没造化赶上。”赵嬷嬷道：“嗳哟哟，那可是千载希逢的！那时候我才记事儿，咱们贾府正在姑苏扬州一带监造海舫，修理海塘，只预备接驾一次，把银子都花的淌海水似的！说起来……”凤姐忙接道：“我们王府也预备过一次。那时我爷爷单管各国进贡朝贺的事，凡有的外国人来，都是我们家养活。粤、闽、滇、浙所有的洋船货物都是我们家的。”赵嬷嬷道“那是谁不知道的？如今还有个口号儿呢，说‘东海少了白玉床，龙王来请江南王'，这说的就是奶奶府上了。还有如今现在江南的甄家，嗳哟哟，好势派！独他家接驾四次，若不是我们亲眼看见，告诉谁谁也不信的。别讲银子成了土泥，凭是世上所有的，没有不是堆山塞海的，‘罪过可惜'四个字竟顾不得了。”
庚辰本在此段文字之前，“凤姐忙问道，省亲的事竟准了不成”上眉批云：
大观园用省亲事出题，是大关键事，方见大手笔行文之立意。畸笏。
上面这段文字，在甲戌本里，已成为甲戌本第十六回的回前评，并在紧接这段文字之后，有一段重要文字。
借省亲事写南巡，出脱心中多少忆惜（昔）感今。
按康熙六次南巡，后四次（康熙38、42、44、46年）都由曹寅、李煦承办接驾大典并奉康熙先后驻跸于江宁织造署和苏州织造署。曹寅、李煦为此而落下巨额亏空，为后来两家的抄家败落埋下了祸根。《红楼梦》借用省亲的排场，来写当年南巡的豪华靡费，挥金如土。连“贾妃在轿内看此园内外如此豪华，因默默叹息奢华过费。”临别时还嘱咐“倘明岁天恩仍许归省，万不可如此奢华靡费了！”这些文字，虽然是小说，实际上也是史笔。当时的诗人张符骧在《竹西词》里就批评康熙南巡，曹寅的豪华接驾说：“想到繁华无尽处，宫灯巧衬梵灯红”（指曹寅、李煦捐资修建的三汊河高寺行宫），“三汊河干筑帝家，金钱滥用比泥沙”。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七《城南录》云：
“三汊河在江都县西南十五里，……寺名高旻寺，……圣祖南巡，赐名茱萸湾，行宫建于此，谓之宝塔湾行宫”。《圣驾五幸江南恭录》一书说：三汊河“行宫宝塔上灯如龙，五色彩子铺陈古董、诗画无纪其数，月夜如昼。”
张诗还说：“欲奉宸游未乏人，两淮办事一盐臣”。“用尽泥沙全不恨”，这是对康熙南巡，曹寅、李煦挥金如土地豪华接待以邀圣宠的尖锐讽刺，也是当时的实录。雪芹巧妙地借用元妃自己的话来批评省亲——实际上是批评南巡的豪华靡费。甲戌本脂评说：
“借省亲事写南巡，出脱心中多少忆昔感今。”
康熙的南巡，曹、李两家的豪华接驾，是曹、李两家败落的根本，40多年以后的曹雪芹，回忆当年的这一场“黄粱梦”，写到了“南巡”这件令人惨伤的往事，怎么能不“忆昔感今”呢？怎么能不追念往日的繁华和感伤今天的凄凉呢？所以元妃省亲这回文字，确实隐括着曹家和李家的一桩“兴衰际遇”的泼天大事。但是在上引这一大段文字里，还隐括着李煦家的另外一段往事，这就是王熙凤说的“那时我爷爷单管各国进贡朝贺的事，凡有的外国人来，都是我们家养活。粤、闽、滇、浙所有的洋船货物都是我们家的”这段话。原来康熙二十三年，李煦曾任宁波府知府，这是向外商开放的口岸，当然会与外国商人接触。康熙二十四年，开放海禁，设置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江海关四处机构。李煦之父李士桢于康熙二十一年任广东巡抚，此时正在广东巡抚任上，当时的对外通商口岸，以广州为第一，许多外国货物，大都经粤海关入，所以李士桢、李煦父子两人，与外商接触较多[27]。上引王熙凤的这段话，实际就是以李家父子的事实为素材的。
2．《红楼梦》第十七至十八回说：
原来贾蔷已从姑苏买了十二个女孩子并聘了教习，以及行头等事来了。那时薛姨妈另迁于东北上一所幽静房舍居住，将梨香院早已腾挪出来，另行修理了，就令教习在此教演女戏。又另派家中旧有曾演学过歌唱的女人们——如今皆已皤然老妪了，着他们带领管理。
这段文字里，涉及曹、李两家旧有的戏班子和为接驾而新组的戏班子这两件事情。曹、李两家原本都是有家庭戏班子的。尤侗《艮斋倦稿》题曹寅《北红拂记》说：
荔轩越游五日，倚舟脱禾高，归授家伶演之，予从曲宴得寓目焉。
传说雪芹少年时常在舅祖李煦家观剧，乾隆时人有纪：雪芹“不得志，遂放浪形骸，杂优伶中，时演剧以为乐”[28]。特别是庚辰本第十七、十八回“龄官执意要演‘相约相骂'”二出下，有一段脂批云：
按近之俗语云：能养千军不养一戏，盖甚言优伶之不可养之意也。大抵一班之中，此一人技业稍优出众，此一人则拿腔作势，辖众恃能，种种可恶，使主人逐之不舍，责之不可，虽不欲不怜而实不能不怜，虽欲不爱而实不能不爱。予历梨园子弟广矣，各各（个个）皆然，亦曾与惯养梨园诸世家兄弟谈议及此，众皆知其事而皆不能言，今阅《石头记》至“原非本角之戏，执意不作”二语，便见其恃能压众，乔酸姣妒，淋漓满纸矣。复至“情悟梨香院”一回，更将和盘托出，与予三十年前目睹身亲之人，现形于纸上，使言《石头记》之为书，情之至极，言之至恰，然非领略过乃事，迷陷过乃情，即观此茫然嚼蜡，亦不知其神妙也。
脂砚斋究竟是谁，目前尚无确论，但他是最亲近雪芹的曹家人这是共同的认识，这一长段批语，反映了他对伶角生活的熟悉之深，若非自蓄优伶，“领略过乃事，迷陷过乃情”，哪能说得出来？这里再引一段《红楼梦》第五十四回的文字：
因有媳妇回说开戏，贾母笑道：“我们娘儿们正说的兴头，又要吵起来。况且那孩子们熬夜怪冷的，也罢，叫他们且歇歇，把咱们的女孩子们叫了来，就在这台上唱两出给他们瞧瞧。”媳妇听了，答应了出来，忙的一面着人往大观园去传人，一面二门口去传小厮们伺候。小厮们忙至戏房将班中所有的大人一概带出，只留下小孩子们。一时，梨香院的教习带了文官等十二个人，从游廊角门出来。婆子们抱着几个软包，因不及抬箱，估料着贾母爱听的三五出戏的彩衣包了来。婆子们带了文官等进去见过，只垂手站着。贾母笑道：“大正月里，你师父也不放你们出来逛逛。你等唱什么？刚才八出《八义》闹得我头疼，咱们清淡些好。你瞧瞧，薛姨太太这李亲家太太都是有戏的人家，不知听过多少好戏的。这些姑娘都比咱们家姑娘见过好戏，听过好曲子。如今这小戏子又是那有名玩戏家的班子，虽是小孩子们，却比大班还强。咱们好歹别落了褒贬，少不得弄个新样儿的。叫芳官唱一出《寻梦》，只提琴至管箫合，笙笛一概不用。”……文官等听了出来，忙去扮演上台，先是《寻梦》，次是《下书》。众人都鸦雀无闻，薛姨妈因笑道：“实在亏他，戏也看过几百班，从没见用箫管的。”贾母道：“也有，只是像方才《西楼·楚江晴》一支，多有小生吹箫和的。这大套的实在少，这也在主人讲究不讲究罢了。这算什么出奇？”指湘云道：“我像他这么大的时节，他爷爷有一班小戏，偏有一个弹琴的凑了来，即如《西厢记》的《听琴》，《玉簪记》的《琴挑》，《续琵琶》的《胡笳十八拍》，竟成了真的了，比这个更如何？”众人都道：“这更难得了。”贾母便命个媳妇来，吩咐文官等叫他们吹一套《灯月圆》。媳妇领命而去。
在这一大段的叙述里，就提到有两个戏班，一个是从外面请来的戏班，刚刚演过《八义》，另一个是贾府为迎接元妃而从姑苏买来十二个女孩子新组的戏班，住在梨香院里。另外，贾母还说到“薛姨太太、这李亲家太太都是有戏的人家。”这说明当时的大官僚家庭里大都是有戏班子的，所以曹、李两家家里也是有戏班子的，《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54号《八贝勒等奏查报讯问曹寅、李煦家人等取付款项情形折》说：
据讯问曹寅之家人黑子，回称：四十四年，由我主人曹寅那里，取银二万两，四十六年，取银二万两，……又每月给戏子、工匠等银两，自四十四年三月起，至四十七年九月止，共银二千九百零四两，都交给他们本人了。……又讯问李煦之家人蒋德，回称：……每月给戏子、工匠等银两，自四十五年三月起，至四十七年九月止，共银二千八百五十六两，都交给他们本人了。……由两家总共取银八万五千七百六十两中，除给戏子、工匠之五千七百六十两，既皆照给本人，可以不查外，……[29]
从这件档案史料里，看得清清楚楚，两家每月都有一笔付戏子的钱，则可证两家都有家庭戏班。《红楼梦》第十七、十八回在安顿从苏州买来的十二个女孩子住梨香院后说：“又另派家中旧有曾演学过歌唱的女人们——如今皆已皤然老妪了，着他们带领管理”。这就是贾府家中原有的戏班子的人员“皆已皤然老妪了”，说明贾府的戏班子已成立有几十年了，从上引曹、李两家付戏班子的费用可知家庭戏班子已是他们的日常开支，又清顾公燮的《顾丹五笔记》说：李煦的“公子（按李鼎）性奢华、好串戏，延名师以教习，梨园演《长生殿》传奇，衣装费至数万。”李鼎这样喜欢演戏，可知他家里有戏班子就更为可信了。所以《红楼梦》里多处提到演戏，也是曹、李两家家史的鳞爪之现。
3．“树倒猢狲散”这句话的内涵
前引《红楼梦》第十三回凤姐梦中听秦可卿说：“……若应了那句‘树倒猢狲散'的俗语”。在此句之上，脂砚斋有眉批云：
“树倒猢狲散”之语，今犹在耳，屈指三十五年矣，哀哉伤哉，宁不痛杀！
“树倒猢狲散”这句话，据施《隋村先生遗集》卷六《病中杂赋》云：楝子花开满院香。幽魂夜夜楝亭旁。廿年树倒西堂闭，不待西州泪万行。曹楝亭公时拈佛语对坐客云：
“树倒猢狲散”，今忆斯言，车轮腹转，以受公知最深也。楝亭、西堂皆署中斋名。
可见这句话是曹寅常说的，也可见曹寅对这潜伏着的家庭危机早有预见，而且估计到康熙这棵大树一倒，他们这一群“猢狲”（包括李煦）也都要“散”了！这句预言非常准确，果然在康熙死后，雍正一上台，雍正元年就从李煦开刀，以亏空国帑的“罪名”，流放到东北极边，不久冻饿而死。而曹家也在雍正五年底，雍正六年初抄家败落，罪名也是亏空国帑。曹雪芹把这句话写进书里，无异是把自己家庭伤心史曲的一个音符暗藏在书里了。
4．“寅”字的避讳
《红楼梦》第五十二回，庚辰本在“一时只听自鸣钟已敲了四下”句下有双行夹批云：按四下乃寅正初刻，“寅”此样（写）法，避讳也。脂批特意指出，作者不写“寅正初刻”而写“一时只听自鸣钟已敲了四下”，是为了避“寅”字的讳。脂砚的这个提示是很重要的，要不是他的提示，后世的读者很难觉察。这无异又是在书里藏下了一个曹家和雪芹自己的特殊标记。
5．曹寅的《续琵琶》
《红楼梦》第五十四回，贾母在听戏时，还提到《续琵琶》的《胡笳十八拍》（见前引）。这个《续琵琶》，就是曹寅的作品，至今尚有抄本流传，《胡笳十八拍》就是此剧第二十七出《制拍》。这无异又是一处曹家的暗记。
〔四〕《红楼梦》里曹頫时代的史事
1．脂批有关抄家的文字、曹頫时代曹家的史事，其最重要的，当然就是雍正五年底到六年初的抄家败落，但是《红楼梦》只有八十回流传，据脂批及故事情节的发展，抄家当在八十回以后。庚辰本第二十七回有畸批云：
此系未见抄没、狱神庙诸事，故有是批。丁亥夏 畸笏叟
此批明确提出贾家后来“抄没”的事。关于“狱神庙”，也是与抄家紧密相连的事，而且是极为重要的情节，故多次见于畸笏批语，如庚辰本第二十回写李嬷嬷因赌输了钱，迁怒于人，有一段眉批云：
茜雪至狱神庙方呈正文，袭人正文标昌（按应是“目曰”两字），花袭人有始有终，予只见有一次誊清时与狱神庙慰宝玉等五六回被借阅者迷失，叹叹！丁亥夏 畸笏叟
又四十二回刘姥姥为巧姐取名，靖本有一段批语：
应了这话固好，批书人焉能不心伤！狱庙相逢之日，始知遇难成祥，逢凶化吉，实伏线于千里。哀哉伤哉！此后文字，不忍卒读。辛卯冬日
另外，庚辰本、甲戌本第二十六回，写红玉与佳蕙一段对话时，也有一段眉批：
《狱神庙》回有茜雪、红玉一大回文字，惜迷失无禾高，叹叹！丁亥夏 畸笏叟
甲戌本上还有数处有关“狱神庙”和红玉的批，不再引录。按以上这些批语来看，曹雪芹已经写出了抄家、“狱神庙”等文字，非常可惜的是这些极为重要的文字竟已失落了，真是令人叹息。但曹雪芹的文章有如一张巨网，首尾照应，脉络贯通，虽然后部正面写抄家的文字已见不到了，但前面雪芹早有暗示。
2．第十七、十八回元妃省亲演戏，元妃点戏的预示：
第一出：《豪宴》：《一捧雪》中，伏贾家之败。第二出：《乞巧》：《长生殿》中，伏元妃之死。第三出：《仙缘》：《邯郸梦》中，伏甄宝玉送玉。
第四出：《离魂》：《牡丹亭》中，伏黛玉死。所点之戏剧伏四事，乃通部书之大过节、大关键。
3．第七十四回抄拣大观园，探春说：
你们别忙，往后自然连你们一齐抄的日子还有呢！你们今日早起不曾议论甄家，自己家里好好的抄家，果然今日真抄了。咱们家也渐渐的来了。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
4．第七十五回，尤氏说：昨日听见你爷说，看邸报甄家犯了罪，现今抄没家私，调取进京治罪。……贾母歪在榻上，王夫人说甄家因何获罪，如今抄没了家产，回京治罪等语。从演戏的剧目到探春的牢骚到江南甄家的被抄，都暗示着后部的贾家是被抄家籍没的。特别是剧目《一捧雪》下脂批说：“伏贾家之败”。这句话，给了一些后部贾府被抄家的线索。按曹本身是于雍正五年底到六年初被抄家籍没的，全家数人，包括雪芹在内被遣回北京崇文门外蒜市口居住。这是史实，当然到小说里只能“假语村言”，脂批说：“《一捧雪》中，伏贾家之败”，这是《红楼梦》里贾家败落的形式。按《一捧雪》是李玉的传奇，今存，京剧“审头刺汤”，就是这个故事的主要片段。剧情是说：莫怀古的门客汤勤，善鉴书画和裱褙，莫荐汤于严世蕃。汤告世蕃莫家有玉杯一捧雪，极珍贵，世蕃即向莫索此杯，莫以赝品相送，世蕃不识。后汤知其为赝品后，即揭诸世蕃，莫遂遭抄没[30]。
从上述情节中，似可推测贾雨村或似汤勤之角色，贾府之败，除此一层外，当然还有探春所说的“自杀自灭”等种种原因，不可能像《一捧雪》那样单纯是一个原因，但贾府有奸人背主忘恩构陷主人，可能是其败落的主要原因之一。总之，曹家败落的事实，在《红楼梦》里是有所反映的，通过八十回中的暗示和脂批对后部抄家的批语，尚能仿佛知其大概。
以上，梳理了一下《红楼梦》里所隐含的曹、李两家的史事，内容还颇不少。
〔五〕《红楼梦》里曹雪芹自身生活的痕迹
那末，曹雪芹本人的生活经历有没有在《红楼梦》里留下踪迹呢？这个问题，是不言而喻的，古往今来的作家，在创作小说时，总会或多或少把自己的生活和经验写进去的，曹雪芹的《红楼梦》，曾经一度被人看作是作者的“自传”，这当然是一种误解，不足为据的，但《红楼梦》里确实有曹雪芹的生活和若干家庭身世，这是不能否认的，特别是书一开头的一段“作者自云”，反反复复交待“此系身前身后事”，则可见此书取材于曹雪芹本人及其家庭的往事是很多的，例如庚辰本第四十三回脂批云：
看书者已忘，批书者亦已忘了，作者竟未忘，忽写此事，真忙中愈忙，紧处愈紧也。
庚辰本七十四回脂批云：
盖此等事作者曾经，批者曾经，实系一写往事，非特造出，故弄新笔。
庚辰本七十七回脂批云：
（前略）况此亦此（是）予旧日目睹亲问（闻），作者身历之现成文字，非搜造而成者，故迥不与小说之离合悲欢窠旧（臼）相对。（下略）。
庚辰本第二十八回脂批云：
“有是语”。“真有是事”等等。
以上这些批语，略略透露了一点本书故事情节的生活依据。有人说，贾宝玉的思想实际上就是曹雪芹的思想。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看，这句话是有道理的。任何一个作家所创造的正面形象，都应该是作者自己思想的反映，所以贾宝玉的许多主要的思想，如要求走自由人生的道路，反对走读书做官的仕途经济之路要求婚姻自择自主，反对封建包办的“金玉良缘”要求重视妇女，提出了女子地位高于男子的主张，实际上就是矫枉过正的男女平等思想的反映要求人与人之间的仁爱、平等，不赞成贵贱等级的限制，特别是反对孔孟之道、反对程朱理学，认为这些都是“杜撰”，他把“四书”以外的书都烧了。他还反对忠君思想，认为“文死谏”“武死战”都是愚蠢等等，这些主要思想，当然是作者自己的思想。所以《红楼梦》这部书，它所表达的反传统的社会政治理想，是继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在国内的资本主义萌芽经济的蓬勃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一思想，并不是孤立的，它与自明后期到清前期一直在国内思想界存在发展的启蒙思潮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是这一时期历史的自然产物。而且曹雪芹通过贾宝玉所表达的思想，是一种大大超前的思想，我曾说过，曹雪芹的批判是属于他自己时代的，而他的理想却是属于未来社会的。
由此可知，《红楼梦》这部书里，隐含着曹、李两家的某些史事是客观事实，这是这部书的独特的地方，对于这些，我们只能客观地、历史地去认识它，而不能抹煞它、曲解它。
四、结论
所以，曹雪芹祖籍之争，并不是简单地曹雪芹的祖籍在哪里的争论，而是涉及到曹家发迹史和《红楼梦》一书的诞生、《红楼梦》一书的内涵等等重要的问题。曹雪芹的祖籍如果不在辽阳，那末，他们就没有了这种特殊的发迹机遇，也就没有了后来飞黄腾达的曹家，也就没有了最后“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结局，那末，也就没有了这部伟大的奇书《红楼梦》！
注释：
[1]胡适《曹雪芹家的籍贯》。见《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三辑。1976年人民文学社版。
[2]原文见拙著《曹雪芹家世新考》附录三，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
[3]按这里所说的“辽东人”，也就是“辽阳人”，因为明代的辽东都司设在辽阳，辽阳又是全辽的“首府”，所以也用“辽东”来代指“辽阳”，例子甚多，这里不再列举。
[4]《曹雪芹祖籍在丰润》，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
[5]《中国文物报》，1993年8月15日。
[6]《人民日报》，1993年7月5日。
[7]《文汇报》，1993年11月1日。
[8]按：“统”误，当作“纪”，见《史记》：《高祖功臣候者年表》第六。
[9]据近代考古，知汉以前即称襄平，远在公元前290年，即有燕国古城，为燕辽东首府。
[10]《明经世文编》第6册，第5315页。
[11]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第四卷十二页。
[12]《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七，104-105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13]《满文老档·太祖》第21册，天命六年四月初十一日。中华书局1990年版。
[14]《清太祖实录》卷七，105、107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15]请参见附图。
[16]此处记载有误，应是60里，下引程启光文就说60里。
[17]《清太宗实录》卷八，109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18]《清太宗实录》卷八，109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19]《满汉名臣传》卷五，130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0]《清太宗实录》卷八，112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21]按此庙重建成于天聪四年九月，《实录》载于天聪五年。碑文说玉皇庙在“襄平西关西门外”，《实录》说在“辽阳城南”，《实录》后修，当是《实录》之误差。
[22]请详见拙著《曹雪芹家世史料的新发现》。载拙著《曹雪芹家世新考》。上海古籍1980年初版，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增订再版。
[23]福格《听雨丛谈》卷一，页23。中华书局1959年版。
[24]见拙著《曹雪芹家世史料的新发现》，载拙著《曹雪芹家世新考》。一九八○年上海古籍社出版。一九九七年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增订再版。
[25]见拙著《曹雪芹家世史料的新发现》，载拙著《曹雪芹家世新考》。一九八○年上海古籍社出版。一九九七年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增订再版。
[26]《满汉名臣传》卷四，四四一六页《孔有德传》。一九九一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按孔有德的原籍，就是辽阳，《满汉名臣传》说“孔有德，辽东人”。昭《啸亭杂录》卷九载履端亲王永《孔王祠》诗说：“支分辽水东”这里的“辽东”“辽水东”都是指辽阳。因辽阳是“辽东都司治所”的所在地。
[27]参见王利器《李士桢李煦父子年谱》。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
[28]见周绍良先生藏善因楼版《批评新大奇书红楼梦》上乾隆间人批语，此书现归杜春耕先生收藏。此批语在“满纸荒唐言”诗的眉端。
[29]见《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60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
[30]按此剧情节曲折，以上只是述其最主要之点。
2002年3月27日病中写毕
于京东且住草堂之解蔽轩，时年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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