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过一套四十种“中国文化史丛书”，来稿五花八门，文言、白话的全有；长短不一，长的必须编成两册，短的薄得只能勉强装订成一小本。质量当然不一致，一销售就看出来了，郑振铎先生的《中国俗文学史》在50年代初成为奇货可居之物，即其明证也。持以与《〈名师讲义〉丛书》相比较，有同有异。笔者不敢有所轩轾，留待研究比较出版史的专家仔细评量可也。
据业师吴小如先生说，1947年秋末，游先生方自江西老家赶回，匆匆上文学史课，中间游行罢课多次，1948年初夏匆匆结束，其间重点跳跃式选讲重要内容，刚讲到南北朝即结束。此课笔记，经“文革”而无存。
据1949年以第二志愿（第一志愿为中文系）入北大哲学系的萧豹岑学长在1950年我入系时（当时萧哥方转入中文系二年级）对我说，1949年，游先生开中国文学史课。据老学生传授说，当时北大考试采用百分制，游先生看卷子异常严格，差一点就扣1分，不及格的要补考。所以，萧哥和中文系一年级的优等生柴鹏飞暗中较劲，猛抄死背笔记。考试前，萧哥蹲在民主广场一侧，备酒一壶，背诵笔记至得意时，便抿上一口，大有以《汉书》下酒之意焉。最后，两人均得100分。我想，这可能是先师最后一两次使用自编一年制通史型讲义授课。可惜讲义无存。萧哥久逝，笔记料已不存。柴鹏飞于1952年合校前调去学习东欧语文，听说后来在驻外使馆工作，不知他的笔记尚存否？
院系调整后，在北大燕园，中文系本科中国文学史分四段讲授。游先生主讲先秦两汉这一段，使用自编讲稿。当然，这就与通史型有别了。我有幸于1952年秋至1953年夏听课一年，是为游先生首次开此种课。同学中笔记较勤者颇多，不知经过“文革”，是否尚有存留。我和山荆所记，本来就略存大意，现已不存。后来，游先生主编教育部颁《中国文学史》教科书，那是成于众手的。我听课的综合印象是，游先生是一位待学生十分和蔼但仪表威严的老师。他老人家那时不过五十二三岁，给人的印象却是一位蔼然仁者与老者。他穿毛式四兜中山装，冬棉夏单，均采灰色基调，略分深浅而已。领口永远扣着。
我虽腆颜自称是游先生的学生，可是当学生的时候自觉尚未具备“及门”的资格。先生与我熟悉起来，乃是1975—1978年间的事。彼时，游先生住在燕东园34号，我住在成府书铺胡同甲二号，居止接近。沈玉成和金开诚分别从下放地点回来，他们都是先生的老助教，就带我去晋谒。老师看我尚能尊师，又能倾听师训，颇为高兴。“文革”末期，老师找不着几个陪着聊点学术的，偏巧我是个“杂学”，能顺着老师的思路，似懂非懂地搭上几句。老师有点喜欢我了。有时还让我到北大图书馆去借书。山荆是北大图书馆文科阅览室的管理员，我收近水楼台之便。老师最讲规矩，每次借书，都让我拿着他的借书证。我说不必，用山荆和我这两个老学生的证就行。他说，要按规章制度办，你说我是你的老师，老师就要处处给学生作样子。这话对我触动极大，后来我面对自己的学生，就时时想到要作出样子来。
不久，发生了两件又令我触动极大的“小事”。“文革”后不久，我还有带学生下乡的任务。一次，老师有一阵子没见我来晋谒，竟然由二师姊（即为此书写“后记”的游宝谅女史）陪着，手持“鸠杖”，走到书铺胡同舍下来。偏偏山荆和我都外出了，家属说明情况。待我归来，一听大惊，赶紧趋谒。老师也没说什么。过几天，老师忽然说：“你还没有动过我的筷子呢？”意思是要传我和山荆到游府吃饭。我又大惊，忙去问沈玉成，他是个在北京没家的人，常在老师府上蹭饭的。据他说，老师从来只招待关系亲密的“入室”弟子。每次请客，必有一只炖鸡上桌。他会来作陪的。我想，这是老师看出那时我家太穷了，想给我们打打牙祭。可我基本吃素，不敢当老师的盛宴，因此，谦谢不遑，没敢赴宴。自经此二事后，感觉师生关系近了几层。后来，我还给老师办过几次叫出租车去中医研究院接耿鉴庭老大夫来游府出诊的事。
化文不肖，未能传先生学术于万一。面对先师遗稿，游夏何敢赞一辞！建议读者必须阅读此书《后记》，知父莫若女，下走读后的感觉是：要言不烦，尽得要领，乃是阅读此书的一把钥匙。下走奉命作文，既惭不能摹写先师音容笑貌，环顾左右，亦有“孤城落日”之感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