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 志 宏
第一章西方汉学早期发展脉络
一、 19 世纪以前的欧洲汉学
(一)耶稣会士的宗教精神
(二)早期的汉学与历史学
(三)欧洲中国观的转变
二、 19 世纪学院式汉学的兴起
(一)汉学讲座的建立
(二)四个主题与 19 世纪中期汉学环境的变化
三、 20 世纪初期汉学的跃进
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汉学
(一)美国汉学的兴起与区域研究
(二)欧洲先进史学带动下的汉学
五、概念与反思
第二章西方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学术基础
一、关于中国古代文献的讨论
二、关于中国历史模式的讨论
三、华裔学者的贡献
四、史学理论与汉学研究
第三章西方的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
一、皇权的实质是什么?
二、政府、官僚由什么人组成?
(一)文官制度研究的史的考察
(二)霍尔的回答
三、政府和地方组织的关系怎样?
第四章汉学领域的社会史研究(上)
一、社会史研究的兴起
二、古代社会
三、中世纪社会
(一)汉学中世纪史研究的理论资源
(二)从浦立本到以崔瑞德为代表的唐史研究
(三)姜士彬和伊沛霞的世家大族研究
(四)中国中世纪早期史研究
第五章汉学领域的社会史研究(下)
一、唐一宋近代社会说
二、明末近代社会说与清中叶近代社会说
三、帝国后期的社会精英与地方社会史
四、静态的社会史和个人史
第六章西方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
一、何炳棣的农业起源研究
二、许倬云的《汉代农业》与陈启云的批评
三、宋代的发展
四、宏观的认识、实证研究和新规范
第七章宗教史和思想史与社会史的结合
一、为什么在中国难以进行西方式的宗教统计?
二、早期宗教、民间不教和鲁惟的西汉文化研究
三、陈启云提出的哲学史两个线索
四、巫鸿与武梁祠研究
六、杜德桥的贡献:文学、宗教和社会史的整合
七、结语
作者致谢
首先感谢促使我对西方汉学产生最初兴趣的两位老师:北京大学的王树棣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龚仁鼎。 1972 年 5 、 6 月间的一次党史课上,王先生用激动的口吻告诉我们,课间见到的由周培源校长陪同参观考古陈列室的那位外宾是著名的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并在黑板上写下这三个字,不久,校园书店出售《美国与中国》第二版中文本,有些同学买了这本书,为此受到某些老师的批评。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我在科学院图书馆书目组工作,同事龚仁鼎提出编一本“馆藏中国学研究目录索引”。该目录出了六期,催生了北京图书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所合编的同类刊物及后来的《美国中国学手册》。
其次,感谢本书引用的全部论著的作者和译者。我本人阅读、翻译的能力得益于编译室老先生的帮助。耿昇同志是法文专家,他赠送我的许多作品使我获益良多。
促成我对汉学成果的理解达到目前程度的重要原因在于 1995 年英国剑桥大学之行,此行得到老同学吴加安、王育成、我所科研处处长齐克琛和社会科学院外事局马维张的帮助在剑桥学习期间,下面提到的各位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本书的构思:
鲁惟一( MichaelLoewe )博十指导我阅读《欧洲的中国研究》、《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学家》及阿克顿( LordActon )的有关论述,本书第一章和第二章第一节的构思得益于与鲁惟一的交谈。
研究中国神话的安妮·比莱尔( AnneBirrell )女士非常理解中国学者对历史分期问题的兴趣,建议我阅读《中国历史的循环模式》一书,本书第二章第二节围绕此书的线索展开。
在欧美史学理论方面得益于二位学者的帮助:全英中国学博士网络联络人、中医史博士傅克山( CartenFlohr );台湾成功大学学士、剑桥大学历史系博士张宁小姐;剑桥大学东方系陆威仪( MarkEdwardLewis )博士及妻子费思婷( KristinFryklund )。思婷夫妇几年来经常寄书、寄信,回答我的问题,给予我极大鼓励。
美国加州大学滨河分校的瑞丽( LisaRaphals )女士、牛津大学的杜德桥( GlenDudhridge , FBA )教授、剑桥大学的麦大维( DavidMcMullen )教授阅读了我的研究计划,提出了宝贵的建议。
李约瑟研究所东亚图书馆负责人莫弗特( JohnP . C . Moffett )和剑桥大学图书馆中文部主任艾超世( CharlesAylnler )给予我很大便利,特致谢意,还有东方系图书馆不知其名的馆员小姐。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是我的工作单位,多年以来我得到历届领导的支持,感谢之情不言而喻。编译室各位长者退休以后,我与史学史、思想史话同仁经常见面、讨论各种问题,虽不深涉个人课题,但这种交流的益处难以表达。
施丁、阮芳纪、谢保成三位先生在百忙中阅读了本书初稿,在此致谢。
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中心张西平博士和大象出版社的同志在出版方面提供了帮助和鼓励,一并致谢。罗世缙同志在本书排校以前精心审阅了书稿,特此致谢。
胡志宏
2000 年 6 月
来源:中华文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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