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讀書報 2003年5月21日

　　對國外漢學的研究是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學術在其恢復和重建中最重要的努力之一，我們應該如何看待這個學術現象？如何把其放入中國學術的流變和發展的歷史脈絡中進行分析？如何提高我們對這一學科研究的自覺性？這都是需要我們認真考慮的問題。

漢學和近代中國學術的轉變

　　如果把日本宋學作為日本漢學的獨立形態，日本傳統漢學當形成於14—15世紀，它已有近600年的歷史；如果把利瑪竇入華作為西方早期漢學，即“傳教士漢學”開始的標誌，它已有近400年的歷史；如果把1814年12月11日法國法蘭西學院正式任命雷慕沙為“漢、韃靼、滿語言文學教授”作為“西方專業漢學”誕生的標誌，西方專業漢學也已走過了189年的歷程。

　　海外漢學從其誕生起就同中國學術界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在一定意義上講中國近現代學術的產生和近現代西方漢學的發展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也就是說她是中國近現代以來的學者與漢學家們互動的結果。利瑪竇與徐光啟，理雅格與王韜，王韜與儒蓮，伯希和與羅振玉，胡適與夏德、鋼和泰，高本漢與趙元任等等……，漢學家與中國學人的交往我們還可舉出許多例子，正是在這種交往中雙方的學術都發生了變化，互為影響，相互推動。戴密微在廈門大學任教，衛禮賢執教於北大講壇，陳寅恪受聘於牛津、康橋，在20世紀20、30年代雙方的交往比今天還要頻繁。就中國來說，正是在這種交往中中國學術逐步地向現代化形態發展。

　　當年傅斯年在談到伯希和的學問時說：“本來中國學在中國在西洋原有不同的憑藉，自當有不同的趨勢。中國學人，經籍之訓練本精，故治純粹中國之問題易於制勝，而談及所謂四裔，每以無較材料而隔膜。外國學人，能使用西方的比較材料，故善談中國之四裔。而純粹的漢學題目，或不易捉住。今伯先生能溝通此風氣，而充分利用中國學人成就，吾人又安可不倣此典型，以擴充吾人之範圍乎。”這說明了當時漢學對中國學人的啟示。實際上近現代以來，中國學術對西域的研究日益加強，引起許多學者感興趣，這顯然是受到了西方漢學家的影響。胡適在1916年4月5日的日記中說：“西人之治漢學者，名Sinologists or Sinoloques，其用功甚苦，而成效殊微。然其人多不為吾國古代成見陋說所拘束，故其所著書往往有啟發吾人思想之處，不可一筆抹煞也。”

　　這裡胡適已認識到漢學的特點，以後胡適在與漢學家鋼和泰交往中改變了原來認為漢學家治學“成效殊微”的看法，而是直接向鋼氏求教於梵文。而他對瑞典漢學家高本漢的評價更說明西方近代漢學對中國學術的影響，高本漢以治音韻學而著稱，胡適說：“近年一位瑞典學者珂羅倔倫（即高本漢）費了幾年工夫研究《切韻》，把260部的古音弄的（原文如此）清清楚楚。林語堂先生說：‘珂先生是《切韻》專家，對中國音韻學的貢獻發明，比中外過去的任何音韻學家還重要。'（《語絲》第四卷第二十七期）珂先生成績何以能這樣大呢？他有西洋音韻學原理作工具，又很充分地運用方言的材料，用廣東方言作底子，用日本的漢音吳音作參證，所以他幾年的成績便可以推倒顧炎武以來300年的中國學者的紙上功夫。”鑒於西方漢學的這一成就，他號召青年人要掌握新的研究方法，那時再來重新整理國故，便可“一拳打倒顧亭林，兩腳踢翻錢竹江”。

　　當時海外漢學對中國學界的衝擊非常之大，以致陳垣先生說：“現在中外學者談論漢學，不是說巴黎如何，就是說日本如何，沒有提到中國的，我們應當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奪回北京”。其實中國近代學術從傳統的注經轉變為現代社會科學的方法，一個重要因素是受啟於海外漢學。陳寅恪任教清華之初，遵循地道的歐洲漢學及東方學方法，講授歐洲東方學研究之目錄學。對於這段歷史桑兵先生的《國學與漢學：近代中外學者交往錄》一書有詳細的研究和介紹，這裡我不過摘其一二而述之，說明在20、30年代伯希和、高本漢等海外漢學家的中譯本著作對當時學界的影響，說明漢學和我們自己的學術傳統的內在聯繫。

漢學對當代中國學術發展的意義

　　為什麼在上個世紀80年代中國學術界開始逐步關注海外漢學的發展呢？其實這裡有著深刻的文化和學術的背景。從大處說，從那時開始學術界開始了一種深刻的反思，檢討以往的學術，試圖跳出長期以來制約學術發展的那種教條主義的體系和方法，尋求一種新的理論和方法。這是80年代西學熱的基本背景。海外漢學當時是作為西學的一部分而介紹到中國學術界的。這種狂飆式的介紹和學習還是給學術界帶來了許多新的東西，不管今天人們怎麼評價80年代的西學熱，我對那段歷史一直心存敬意。不可否認當時所介紹進來的一些理論和方法還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產生了影響，例如，雅斯貝爾斯的“軸心期理論”，幾乎幾天成為我們解釋中國文化的一個基本視角，以法國歷史學家布羅代爾為代表的“法國年鑒派”的理論和方法也已經成為新一代學者構建自己學術體系的基本依據。

　　但到80年代後期人們已經感到，僅僅西學的介紹對中國文化的研究是不夠的。特別是90年代初加大了對中國文化的研究，學術界需要有關如何研究中國本土學問的新方法，如李學勤先生講“國際漢學研究對於中國學術界來說，有著特殊的重要性”，而作為西學一部分的漢學以研究中國歷史和文化為其對象，她所提供的一些方法和理論對以中國本土文化為學術研究對象的學者來說更為直接和便利。這就是為什麼“海外中國學叢書”當時受歡迎的原因之一。而漢學家們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對中國學術界的影響，我們只要提一下費正清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和李約瑟的中國科技史研究就足夠了。

　　國外漢學家的一些研究為什麼會在一些方面高於國內同行的研究呢？這是我們國內學者要認真反思的，這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認為有二點較為重要。

　　第一，有些研究方向的文獻，海外優於國內。例如長期以來敦煌在國內，敦煌學在國外，但這並非國內學者不努力，而是絕大多數敦煌文獻藏於國外，國內學者無法使用。類似的情況還有不少，如明清中國基督教研究，至今最優秀的學者、最有影響的著作大多是漢學家的而不是國內學者的。因為大多數傳教士的文獻藏於國外。

　　第二，研究方法漢學家高於國內學者。高本漢用現代語音學的理論研究中國古代音韻，從而使這一研究走出了中國傳統語言學研究的老路。李約瑟運用現代科技思想整理中國歷史，從而開創了中國科學技術史這一新的學科。費正清用現代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研究中國近代社會，從而開創了西方漢學的新路，使美國漢學從此有別於歐洲漢學。目前，國內文科研究中許多人採取社會學、人類學的方法，這同樣受啟於漢學家。在中國歷史文化研究面臨範式轉換的今天，漢學家對中國學術界在方法論上的影響日益增大。

　　漢學家的研究水準並非整齊化一，他們中許多人的研究隔靴抓癢，文不對題。他們的許多研究方法和成果也應深入討論，但這些都不能作為我們輕視海外漢學家的理由，他們的存在已是無可爭辯的事實，我們應了解他們、研究他們並與其積極對話，以此促進中國學術的發展。在這個意義上，加強對漢學的研究是推動中國學術發展的一條重要措施。

　　在更大的意義上看，漢學的存在標誌著中國自己的學問，無論是傳統的文史哲，還是當代有關中國的社會科學的各個門類已經不再是中國學者自己獨有的專利，中國學術已成為一門世界性的學問。漢學的存在日益揭示出了中國文化的世界性意義。近20年來在西方的傳統文科中，漢學成為發展最快的學科，全球範圍內學習漢語的人數每年以15％的速度發展。隨著中國加入WTO，域外漢學還將會有大的發展。在這個意義上，漢學的發展是中國發展的表現，漢學的強大是中國強大的表徵，它是中國文化走向世界的標誌。正像人們所說的語言與文化的強大是民族昌盛的特徵。現在全球有近萬名專業漢學家，僅美國就有6000多名職業漢學家，每年畢業的漢學博士有近千名，每年海外出版的漢學著作有幾百部，面對這個龐大的群體，我們不能採取鴕鳥政策，無視他們的存在。中國學術走向世界首要一步就是要了解海外漢學，中國文化要顯示其世界文化的意義，最重要的就是要做好與漢學的溝通與互動。

把海外漢學作為學術史去研究——一個新的研究領域

　　90年代中國學術界的一道亮麗的風景線是對海外漢學研究的興起，王元化主編的“海外漢學叢書”已有十幾本之多；劉東主編的“海外中國學”洋洋灑灑已有近30多本；任繼愈主編的“國際漢學研究書係”後來居上，注重學科建設，葛兆光主編的《當代漢學家論著譯叢》相繼問世，西方漢學的鴻篇大作《康橋中國史》甚至有了多種譯本，許多譯著受到好評；李學勤主編的《國際漢學著作提要》、《國際漢學漫步》備受歡迎；季羨林主編的《中學西傳》叢書側重研究，引起學界注意。在這些叢書之外，為推動對漢學的研究各類學術性輯刊紛紛出版，劉夢溪主編的《世界漢學》、閻純德主編的《漢學研究》、任繼愈主編的《國際漢學》、李學勤主編的《法國漢學》等已成為推動這一學科發展的重要陣地，尤其是《國際漢學》創辦最早、出版穩定，它已開始受到國內外同行的關注。與此同時一些大學也成立了專門的研究機構，如北京外國語大學的海外漢學研究中心、清華大學的漢學研究所、北京語言文化大學的漢學研究所、四川外國語學院的國外中國學研究所都已成為這一學科的有影響的機構。

　　在學術界已涌現出一些對漢學研究頗有成就的學者，中國社會科學院情報中心已故的孫越生先生是這一學科最早的推動者，他主編的《美國中國學手冊》、《世界漢學家手冊》、《蘇俄中國學手冊》、《國外中國學研究》（4冊）等著作，至今仍是學者們的案頭必備之書。北大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所所長嚴紹�菇淌诘娜毡緷h學研究成果卓著，他的以《日本中國學》為代表的一系列著作向學界展示了漢學研究的廣闊空間。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的耿升研究員以翻譯法國漢學為其主業，近20年來他所翻譯的法國漢學著作範圍之廣、難度之大令人驚嘆，被學界譽為當代馮承鈞。另外李明濱對俄國漢學的研究、侯且岸對美國漢學的研究、張國剛對德國漢學的研究都是近年來的重要成果。

　　這表明國內學界已不僅僅在各個相關學科中汲取漢學的成果，而且開始把漢學作為一個學術研究的對象來加以把握，正如李學勤先生所言“我認為研究國際漢學，應當採取學術史研究的理論和方法，最重要的是將漢學的遞嬗演變放在社會與思想的歷史背景中去考察。”如果沿著這個思路，對漢學的態度就不僅僅是把他們的成果拿來就可以的。因為漢學是發生在域外學術傳統中的一種學問，它必然受到其發生與發展的學術環境的影響和制約，你不了解其學術傳統就很難真正知道它的問題所在，它的運思特點。以西方漢學為例，傳教士時代的漢學，19世紀的漢學和今天的漢學有著極大差別，如果你不了解西方漢學近400年的傳統，取其一點加以評論，恐怕會出問題。

　　進一步講，西方漢學是西學的一部分，雖然它以中國為其研究的內容，但理論的框架，文獻背後的解釋方法都是西方的。按薩義德的理論，整個西方的東方學都是在歐洲中心主義的背景下發展起來的，這就需要我們用比較文化的方法來審視國外漢學。同時在研究中我們又要考察漢學家們是如何獲得中國的知識的，在不同的時代，他們獲得的中國知識又是不同的，摸清這種知識傳播的途徑，這就需要我們進入中外關係史研究領域。因此，一旦我們採取一種學術史的辦法來研究漢學，就發現這使自己處在一個各個學科的交叉之中。

　　對海外漢學進行研究的基本方法和理論目前都在摸索之中，這是一個亟待開拓的學術研究領域。一旦從學術史的角度對漢學研究取得進展，我們的各個專業學科對漢學的吸收和借鑒就會更加自覺，就會突破那種僅僅停留在知識側面同漢學家的交流，而從跨文化的角度，在比較文化的側面上對其審視和吸收，展開交流與對話，推動中國本土學術的發展。

　　其實，以這種方法治海外漢學也不是今天才有，早在上個世紀30年代，當中西交通史這個學科漸漸成熟時，就有一些前輩學者開始了這種研究。例如，陳受頤先生對西方早期漢學的研究，閻宗臨先生對法國漢學的研究，方豪對傳教士漢學的研究在當時都較有影響，日本學者石田幹之助的《歐人之漢學研究》的翻譯出版和莫東寅《漢學發達史》的出版是當時的代表性成果。今天，我們不過沿著前輩的做法重新開始，雖然耽誤了許多時間，我想只要沿著這個方法慢慢去做，注意學術積累和學術基本建設，在基本文獻的整理、翻譯和解釋理論上同時著力，這個研究領域會出一些好的成果，我們期待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