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悦然著/吴承学、何志军译

(吴承学按：这是马悦然先生2001年11月在耶鲁大学第42届爱德华·休谟纪念研讨会上报告，原文为英文，现征得他的同意，翻译成中文，译文已发表在2002年第2期《书城》。)

我非常荣幸地受邀在第42届爱德华·休谟纪念研讨会上发表讲演，这位令人长忆的伟人一生致力于促进中国的卫生保健和医疗培训事业。我个人也把中国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我非常高兴在耶鲁这所世界名校建校300周年庆典之际有机会在这里向诸位致辞。耶鲁作为一个东亚文化各学科的研究中心，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当我考虑这次讲演的题目时，便浮现这样一个念头：我属于正在迅速从汉学领域消失的一代学者。我们这一代学者接受学术训练的环境和现在的学者们大相径庭。这一念头促使我潜心思考和梳理自20世纪初开始的汉学研究各领域所经历的巨大变化。

在这篇文章里，我将对汉学研究的初期建立进行简略的描述，并且探讨未来汉学研究在中国方言学、历史音韵学和语法方面的研究前景。最后还将涉及近古时期汉语书面语和口语之间关系的考辨。
请允许我先谈谈我的老师高本汉先生（1889－1978）及其汉学研究历程。1909年秋，高本汉先生在乌普萨拉大学获得了日尔曼语、斯拉文尼亚语和希腊语的学士学位之后，到圣彼得堡大学学了两个月汉语，翌年2月他就跟随一艘瑞典货船前往中国上海。

在货船上的两个月里，高本汉研读了狄考文（Calvin Mateer，1836－1908）的著作《北平官话教程：以方言为基础》，这是最优秀的汉语入门书之一。此后两年他住在山西太原，而其足迹遍及整个华北地区，他所调查的方言超过33种。从他寄回家的书信来看，当时高本汉对中国文化还没有产生特别的兴趣，他去中国的主要目的是对汉语方言进行田野考察。他在这段不长的时间里所收集的方言资料，后来成为他重构古代汉语语音的资源之一。

1911年12月，高本汉先生离开中国，在伦敦国王学院呆了几个月。他本意是想在美国的学术机构中谋求一个教职。当他了解到全美国只有耶鲁、哈佛、伯克利和哥伦比亚四所大学设有汉学专业，而且当时都没有空缺的教职，他便打消了原来的念头。最终，高本汉决定去巴黎，当时那里活跃着两位最伟大的汉学家：沙畹（1865-1918）及伯希（1878－1945）。

在此，我想补充说明的是，20世纪初的巴黎，在当时是欧洲汉学研究的中心。高本汉先生旅居巴黎进行的研究，对于他本人的研究影响甚大，后来他的学生也间接受到影响。1912年至1914年，高本汉在法兰西学院深造，在这里，沙畹主持汉语研究，伯希和则主持中亚语言和历史研究。那几年沙畹主讲儒家经典《书经》、《诗经》和《春秋》以及它们作为历史研究资料的重要角色。沙畹在文本分析课程中，选择了《烈女传》作为细读材料，这本书的作者是汉代博学的目录学家刘向。

伯希和几年前曾深入中亚地区和敦煌莫高窟进行考察，回到法国后，他整理并主讲了3个系列题目。其一是有关蒙古帝国的组织，其二是对蒙古时代用汉语和突厥语双语书写的碑铭进行研究，其三是考察基督教从最初传入到15世纪末在中亚地区的传播情况。1912－1914年，在实用高等教育学院的历史学和文献学部都没有任何课程。1913年，宗教学部主任由沙畹先生的学生葛兰言（Marcel Granet，1884－1941）接替。葛兰言在1913－1914年间主讲了宗教仪式中的洗礼，他本来还准备开设一门婚姻仪式的课程，其依据是中国的经典著作《仪礼》中所记载的贵族婚姻礼仪，但最终这门课还是取消了，原因很简单，唯一有能力和资格研习的学生已经去越南河内进行自己的研究了。

选修沙畹及伯希和课程的学生屈指可数，他们主讲的题目都与自己的最新研究相关。在法兰西学院和实用高等教育学院都从未开设过最基本的语言指导课程。在那个填鸭式教育时代的课程里最接近的要算是文本分析课程了，教授们将从各种可能的角度讨论预先给出的文本，其中自然也包括语言的分析。高本汉选修了沙畹的文本分析课程，这一分析方法深刻影响了高本汉和他的弟子们。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学术训练的背景和现在大相径庭：当代各国中文系的学生在进入更深层次的语言研究之前，都会花上好几年时间接受强化的语言训练。

我很清楚地记得第一次上高本汉先生的文本分析课，那是在1946年的秋天。当时我对古汉语的唯一了解就是，它是单音节语言，每个字都有特别的声调。选修这一课程的学生大概有五、六个，讨论材料选自公元前400年的编年史巨著《左传》。当高本汉高声朗读一段材料时，我心里计算着他所念的音节的数目，然后在材料相同数目的字符后做一个小标记。过了一阵，我注意到一个现象：某个字符经常出现在我标记的位置前面。从高本汉先生的讲解中我意识到，古代汉语所具有的后加成分指示不同类型的句子，并且，有时候还具有表达语气的功能。渐渐地，高本汉关于语音和语法结构的解说、图表分析以及对历史文化背景的描述，对我们的影响超过了任何一本关于古代汉语的教科书。即使我们这些初学者也都意识到，我们实际上正身处这一研究的前沿。

当弟子们询问如何才能使研究更上层楼时，高本汉先生给了我们最简洁的忠告：“阅读！阅读！阅读！”——我同样把这一忠告传递给我自己的学生。获得对文本的“感觉”的唯一途径就是甘坐冷板凳，反复阅读原文。开始阶段也许进展迟缓，你不得不在辞书里翻查大量的生字词，但是不久你会获得对文本的结构、韵律和特质的感受。

1946－1948年间，高本汉的几位弟子请求他开设一门汉学研究书目课程。他勉强答应，不过仅仅给出一些西方汉学研究者的名字，他把这些名字高声念给大家：“沙畹！是的，沙畹是一个伟大的学者！读他！莱比锡的August Conrady！很棒！读他！伯希和，仔细地读他，不要忽略他的脚注，它常常比正文更加重要！你们在图书馆会找到他们的著作的！”于是我们就去图书馆找来这些学者的著作细加研读。

汉学研究初期阶段与现在的不同，其实不仅仅表现在研究主旨和方法的指导上。高本汉在1913年寄自巴黎的一封信中抱怨说，因为在巴黎找不到一本研究必需的文献资料，因此可能需要启程去伦敦或者莱顿图书馆里寻访这本书。我不知道后来他是否真的为这本书去了伦敦和莱顿，但是我知道，假如他找到了这本书，他还必须亲手抄写一份，因为当时并没有复印工具。对我们这一代学者来说，很难想象，没有便利的馆际互借对于早期研究者们意味着多大的困难，更不用说缺乏公开出版的目录、索引、大汉和辞典一类的大型辞书、数据库、复印机、传真机、互联网和电子邮件。但是，尽管没有这些现代工具，沙畹、伯希和以及他们许多天才的弟子都在各自广阔的学术领域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些学者的成就引发一个问题：“现在巨人们都到哪儿去了？”

汉语方言学

也许可以说，汉语方言的现代研究是从高本汉的博士论文开始的。这篇论文后来作为高本汉四卷本《中国音韵学研究》的第一册出版，并由中国学者赵元任、李方桂和罗常培译为中文出版（上海，商务印书馆，1940年）。

1929年，赵元任先生被任命为历史语言研究所文献部主任，史语所是蔡元培等人于1928年所创建的中央研究院重要的组成部分。赵元任不久开始组织一次大规模的汉语方言调查，其目的是描述汉语各大方言的语音结构，同时对汉语方言词汇和语法结构进行了初步考察。就我所知，这次调查所获得的资料仅仅公开出版了一本专著，主要是关于湖北省的方言，大量未发表的资料仍然存放在台北史语所的档案馆里。

1939年，赵元任应邀任耶鲁大学的客座教授。耶鲁是当时美国汉学界语言研究的中心，并有一个非正式的语言学家俱乐部，其中有天才的语言学者如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和萨丕尔（Edward Sapir）等。

在上半个世纪里，中西方学者已经调查研究了大量的汉语方言，这些研究的共同点是致力于语音结构的分析，而方言语法研究领域基本上仍是一片空白。毫无疑问，一部有深度的方言语法研究著作将会推进我们对语法历史演变的理解。我在这一领域的贡献是1961年发表的题为《四川方言造句结构的限制形式》的论文，这也许可以看作我本人有代表性的微薄成果吧。

在此，我想强调一点，方言语法的特点有时是从文学作品中发现的。巴金的三部曲《家》、《春》、《秋》分别出版于1933年、1938年和1940年，我们发现，尽管小说的叙述语言是用当时的国语写成，但小说中的对话包含了许多标准西南官话的语法特点，例如成都话。这些类似的特点都有待于深入研究，无论它们在哪里出现。

汉语语音学和音韵学

在汉语语言研究领域中，历史语音学和音韵学已经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成就。在一部中途辍笔的未完成著作中，高本汉先生依据大量的资料构拟了中古和上古汉语语音。他用现代汉语方言、公元6世纪晚期的文学语言、公元601年出版的韵书《切韵》以及宋代出现的一些韵图等作为资料，构拟了中古汉语语音；在构拟上古语音时，他使用的材料包括周代早期和中期的文学语言——主要是借助于公元前1000年出现的诗集《诗经》中的押韵，以及谐声字也就是含有同一个声符的字。高本汉的研究从清代的伟大音韵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受益匪浅，例如江永（1681－1762）和他的弟子戴震（1724－1777），清代最伟大的学者之一段玉裁（1735－1815）、王念孙（1744－1832）和他的儿子王引之（1766－1834）以及江有诰（1773－1851），他们对《诗经》韵部的分类成为高本汉和其他语言学者深入研究的重要起点。

上古语音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是由段玉裁取得的，他认为共有一个声符的谐声字可以构成一个音系，归属于《诗经》的同一个韵部。这意味着《诗经》语言的语音结构和那些谐声字的潜在创造是一样的。这条规则当然也有例外，暗示着一些谐声字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更早的语音阶段，也应当注意到，另一些谐声字的产生晚至公元前480－前221年的战国时期。
高本汉先生对上古汉语语音和中古汉语语音的构拟，在他的《古汉语字典重订本》（1957）中可以清楚地看到。Tor Ulving根据高本汉的构拟重新编写为一本非常有用的书：《上古和中古汉语字典：根据高本汉古汉语字典音序排列》。

应当注意到，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的第一册是1915年问世的，一年以后，索绪尔的遗著《普通语言学教程》出版；《中国音韵学研究》的第四册也是最后一册于1926年出版，比布龙菲尔德的先锋性著作《语言论》（1933）要早7年。高本汉是在印欧比较语言学传统的学校中接受教育的，因此，一辈子对结构语言学不感兴趣。这也非常自然地解释了，为什么他的不少研究结果被后来使用音位分析方法的学者批评和修正——代表人物是赵元任，集中在他发表于1941年第5期《哈佛亚洲研究学报》的重要论文《古汉语的特性》中。

许多学者，包括中国、日本和西方人，上半个世纪在汉语历史语音的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例如，董同龢、李方桂、罗常培、李荣、周法高、周祖谟；桥本万太郎；Paul K.Benedict, Nicholas Bodman，Andre Haudricourt，Sergej Yakhontov，Jerry Norman，Edwin Pulleyblank，Soren Egerod，Hugh Stimson白一平（William H.Baxter）。

在白一平的著作《古汉语手册》中，他列出了对古汉语语音系统的详细构拟，这一构拟比此前的所有分析都更为中肯。白一平的构拟有的跟此前的分析大相径庭，这也正说明了在这一问题上要达成一致认识的巨大困难。

在过去，学者们都注意到《说文解字》（公元121年）中小篆的谐声现象，并广泛用作周代早期语音构拟的材料。由于20世纪古文字学的发展，许多金文文字——跟后来的小篆形态大不相同——都已经得到认定和分析，毫无疑问，古文字学界和历史音韵学界学者之间的进一步紧密合作将会取得重要的成果。

汉语的分期

按照纯粹的语音标准，我们可以把现代之前的汉语发展历史分期分为如下几个阶段：(1)上古汉语时期，大概在周代早期和中期，公元前1000年的前一半时间。(2)中古汉语早期，在公元601年的韵书《切韵》中定型化，是6世纪晚期的标准文学语言。(3)中古汉语晚期，晚唐时代（公元9世纪）的语言，在宋代的韵图中定型化。(4)古代官话时期，在1324年出版的《中原音韵》中得到体现，从这一时期戏曲作品的用韵看，反映了13世纪中叶的语音状况。这一语音阶段的构拟成果主要体现在Hugh Stimson的深入研究中。

未来的研究可能会更好地揭示出公元前206－219年的汉代标准文学语音结构，从而架起沟通上古汉语和中古汉语之间的桥梁。在罗常培和周祖谟两先生令人印象深刻的著作《两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之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第一分册中，已经给这一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一著作中，基于汉代早期和晚期的诗歌韵律，作者已经考察了两个时期诗歌韵部之间的差异，并且详细说明了当时许多方言都偏离于标准语言。根据周祖谟的口信，计划中本书第一分册的续集早已完成了，但非常遗憾的是，其他分册依然没有出版。

语法研究

这是一个奇怪的而令人窘迫的事实：甲柏连孜（Georg von der Gabelentz）在1881年出版的著作《汉语语法》至今依然被视为古汉语语法最全面可靠的描述。

传统语法研究的主要集中在编撰程度不同的综合性语法书、虚词功能概论、个别的虚词或句法结构的专著和文章。

现代已经大量出现程度不同的综合性语法书，尤其是本世纪40年代及此前。大多数此类著作的通病是采用完全不同时代的材料作为例证；语助词概论的用处也被这样一个事实所抵消，其例证是脱离上下文的。比较有价值的是研究虚词或句法具体个案的专著和文章，代表人物有Joseph Mullie，Walter Simon, George Kenned，Angus Graham。我希望借此机会向耶鲁大学前任教授George Kennedy表达我的敬意，他对许多汉学论题天才的贡献使我个人受益匪浅。

先秦著作如《孟子》、《庄子》、《左传》等的语法和文体互相之间差异颇大，就像恺撒、塔西佗和李维的拉丁语著作之间的差异一样。假如我们想要真正理解古汉语语法，我们所要做的首先是深入分析大量重要作品的特殊语法和文体：《孟子》语法、《庄子》语法、《左传》语法。在这些具体的语法研究之外，我们还需要大量探讨虚词和句法结构的专著，考察所研究的文本中每一个特殊虚词或每个出现的句法结构。在这些个案研究基础上，我们最终也许可以比较充分地了解古汉语语法的演变。

我对近古时期的《左传》文本和白话文巨著《西游记》语法形态的研究，或许对于进一步理解这一被忽视的现象会有所裨益。

书面语和口语之间的关系

这些年来引发学界重大争论的一个问题是：周代晚期的大师们所写的巨著，比如《孟子》、《庄子》和作者未详的《左传》，究竟是反映了当时的口语还是完全脱离口语习惯的人为创造。高本汉认为，如果忽略音调差异的话，现代的中国国语只有不超过420个不同的音节，而他所构拟的上古汉语则有多达2250个不同的音节。这意味着上古汉语同音字词素的数量也许并不比现在的英语高出许多。高本汉写道：

《孟子》这部书，如果根据我在《古汉语字典》里构拟的语音系统用西方字母写出来，并且用同样的方法在书后列出词汇表，就是不用汉字表达，对于古代汉语初学者还是很好懂的、最好用的教科书。因此，毫无疑问，《论语》中所记载的孔子的发音，如果几十年以后大声读给弟子们听，尽管已有语音差异，仍然是很好懂的。个别字词发生了语音的变异，但书中所记录的孔子的讲演依然很好地体现了他那有教养的标准的口语。（《汉语语法探索》，1951年）

1994年9月16日，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一次题为“什么是最小语法：近古汉语中的例证”的讲演中，加里福利亚大学的Charles Li教授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无可置疑的是，近古时期汉语书面语和口语之间的差异，不应比我们所知的当代书面语和口语形态之间的差异更大。特别是《论语》，作为一本对话的记录，理当比其他近古著作更准确地反映当时的口语形态。

让我们来看看《左传》中的例子，《左传》的文本很可能在2300年前就已经成文了，对于一个现代读者来说，《左传》的文体可能显得非常简洁而古奥。但它所记录的对话段落是如此的真实、生动、自然，以至于我个人深信它们反映了当时的口语形态。我选自《左传·成公十六年》中的一段对话就是最佳的例证。楚王正准备和晋国打仗，楚王登上巢车观察晋军动静，了解其意图。从晋国逃亡到楚国的太宰伯州犁站在巢车边，对话就发生在楚王和伯州犁之间。对话以“王曰”开头，伯州犁答以“曰”，楚王的观察和伯州犁的解释交替出现，对话如下：

王曰：“骋而左右，何也？”
曰：“召军吏也。”
“皆聚于中军矣。”
曰：“合谋也。”
“张幕矣。”
曰：“虔卜于先君也。”
“撤幕矣。”
曰：“将发命也。”
“甚嚣且尘上矣。”
曰：“将塞井夷灶而为行也。”
“皆乘矣，左右执兵而下矣。”
曰：“听誓也。”
“战乎？”
曰：“未可知也。”
“乘而左右，皆下矣。”
曰：“战祷也。”

这段对话如果用现代汉语语音来读，会有许多同音词，听起来不易明白。但是，如果以高本汉构拟的古汉语语音来读，我们将发现同音词会大幅减少，这段对话中的几个词素在语音上是非常独特的。根据对《左传》同音现象的仔细研究，我坚信这段话如果念给当时的人听，一定是非常容易明白的。长久以来我有这种直觉，不过此前尚未深入研究过。我认为，无论是谁尝试把《左传》翻译成西方文字，都应当注意其中的一些对话中所包含的口语特质。（我认为《左传》是挺立于世界文学之林中的最伟大的著作之一。如果我的生命还能重来一次的话，我最乐于把部分生命贡献给《左传》的翻译。）

在欧洲和美国或者其它地方，有偏见的学者们常对翻译皱眉蹙额。他们主张，学者应当致力于研究而不应把时间浪费在翻译上。在过去40年里，我已经付出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把中国文学作品翻译为我的母语瑞典语。我坚信，无论是用古文、早期白话文还是用现代汉语所写成中国文学作品都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理应如此对待。我有幸熟悉中文并从中受益匪浅，这使我觉得有责任花时间把汉语作品翻译给我的国人，让他们至少可以从中享受到我自己曾经得到的美感怡悦。
布拉格已故的教授Jaroslav Prusek曾经极力主张，文学研究和翻译应当尽力手挽手并肩前行。他在1970年出版的《中国的历史和文学》序言中写道：

翻译一部作品会唤醒我内心对作者和作品更浓的兴趣，同时发现有待解决的问题。这是一种通例。我也发现，一个本来只对某部外国文学作品主旨略有所知的人，当他开始翻译时，也就与这部作品的结构和风格发生了更深入切实的接触。

我还记得，当我第一次读到这段话时是多么惊奇。但是，长期把汉语文学作品翻译为瑞典语的经验告诉我，此语确是真知灼见。
我非常高兴地发现，过去十年中，汉语文学作品被翻译为西方语言的数量激增。我希望这一趋势保持下去，希望大陆、台湾与海外华人的汉语文学作品最终成为公认的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怀着这个虔诚的希望，我将结束我的讲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