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中国图书商报》
作者:张西平

　　如果把日本宋学作为日本汉学的独立形态，日本传统汉学当“形成于14－15世纪”（严绍《日本中国学史》），它已有近600年的历史；如果把利玛窦入华作为西方早期汉学，即“传教士汉学”开始的标志，它已有近400年的历史；如果把1814年12月11日法国法兰西学院正式任命雷慕沙为“汉、鞑靼、满语言文学教授”作为“西方专业汉学”诞生的标志，西方专业汉学也已走过了187年的历程。

　　海外汉学从其诞生起就同中国学术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讲中国近现代学术的产生和近现代西方汉学的发展就是中国近代学者与汉学家互动的结果。利玛窦与徐光启，理雅格与王韬，伯希和与罗振玉、张元济，胡适与夏德和钢和泰……，汉学家与中国学人的交往我们还可举出许多例子，正是在这种交往中双方的学术都发生了变化，互为影响，相互推动。戴密微在厦门大学任教，卫礼贤执教于北大讲坛，陈寅恪受聘于牛津、剑桥，在二三十年代双方的交往比今还要频繁。就中国来说，正是在这种交往中中国学术逐步地向现代化形态发展。

　　当年傅斯年在谈到伯希和的学问时说：“本来中国学在中国在西洋原有不同的凭借，自当有不同的趋势。中国学人，经籍之训练本精，故治纯粹中国之问题易于制胜，而谈及所谓四裔，每以无比较材料而隔膜。外国学人，能使用西方的比较材料，故善谈中国之四裔。而纯粹的汉学题目，或不易捉住。今伯先生能沟通此风气，而充分利用中国学人成就，吾人又安可不仿此典型，以扩充吾人之范围乎。”这说明了当时汉学对中国学人的启示。胡适在1916年4月5日的日记中说：“西人之治汉学者，名SinologistsorSinoloques，其用功甚苦，而成效殊微。然其人多不为吾国古代成见陋说所拘束，故其所著书往往有启发吾人思想之处，不可一笔抹煞也。”这里胡适已认识到汉学的特点，以后胡适在与汉学家钢和泰交往中改变了原来认为汉学家治学“成效殊微”的看法，而是直接向钢氏求教于梵文。而他对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评价更说明西方近代汉学对中国学术的影响，高本汉以治音韵学而著称，胡适说：“近年一位瑞典学者珂罗倔伦（即高本汉）费了几年工夫研究《切韵》，把二百六十部的古音弄的清清楚楚。林语堂先生说：‘珂先生是《切韵》专家，对中国音韵学的贡献发明，比中外过去的任何音韵学家还重要。'（《语丝》第四卷第二十七期））珂先生成绩何以能这样大呢？他有西洋音韵学原理作工具，又很充分地运用方言的材料，用广东方言作底子，用日本的汉音吴音作参证，所以他几年的成绩便可以推倒顾炎武以来三百年的中国学者的纸上功夫。”鉴于西方汉学的这一成就，他号召青年人要掌握新的研究方法，那时再来重新整理国故，便可“一拳打倒顾亭林，两脚踢翻钱竹江”。

　　当时海外汉学对中国学界的冲击非常之大，以致陈垣先生说：“现在中外学者谈论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日本如何，没有提到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其实中国近代学术从传统的注经转变为现代社会科学的方法，一个重要因素是受启于海外汉学，陈寅恪“任教清华之初，遵循地道的欧洲汉学及东方学方法，讲授欧洲东方学研究之目录学”。对于这段历史桑兵先生的《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者交往录》一书有详细的研究和介绍，这里我不过摘其一二而述之，说明在二三十年代伯希和、高本汉等海外汉学家的中译本著作对当时学界的影响。

　　自80年代以来学界又开始注意对海外汉学的翻译与研究，王元化主编的《海外汉学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刘东主编的《海外中国学研究丛书》（江苏人民出版社），任继愈主编的《国际汉学研究书糸》（大象出版社），李学勤、葛兆光主编的《当代汉学家论著译丛》相继问世，西方汉学的鸿篇大作《剑桥中国史》甚至有了多种译本。但问题是中国学界，尤其是传统的文、史、哲领域对这些译本的研读，对海外汉学成果的批判性吸收，若同二三十年代相比相差甚远。就其大多数人来说仍旧在中国自己的传统学术模式中言说，“洋人做中国的学问，有什么好看”，持有这种心态的人为数不少。当然，我们也应承认西方汉学是西方知识结构中的一部分，它必然受其本身文化与知识的影响，萨伊德的《东方学》已说明这种“东方学”的特征，它包含有福柯所说的那种“话语霸权”的因素。西方汉学的这一特征使我们必须“批判地阅读”，不能在与西方汉学的对话中失去“本土意识”。但这些并不能作为对海外汉学不屑一顾的理由，看一看严绍先生对日本汉籍调查的书文，读一读哈佛燕京的藏书目录，我们便可知道这些外国同行们所拥有的中国文献并不比我们少，至今在有些领域在文献上他们仍拥有优势，如中西交通史、明清天主教史研究等。在理论构架和问题意识上，海外汉学更能给我们一些启示。令人欣慰的是已有一批中青年学者在坚守“本土意识”的基础上开始卓有成效地同西方汉学展开了对话，读一读陈来的《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李零的《中国方术考》我们便能感到他们宽阔的理论视野和与西方汉学有效对话的积极态度。当年傅斯年在谈到法国汉学时曾说：“此日学术之进步，甚赖国际间之合作影响与竞胜，各学皆然，汉学亦未能除外。国人如愿此后文史学之光大，固应存战胜外国人之心，而努力赴之，亦应借镜于西方汉学之特长，此非自贬实自广也。二十年来日本东方学进步，大体为师巴黎学派之故。吾国人似不应取抹杀之态度，自添障碍以落人后。”此言极是！海外汉学的存在揭示了中国学术已是一项国际性的学术事业，它是我们在从事研究中所必须考虑的一个参照系，一个对话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