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表不难发现，即使考虑到套语俗谀的成分，两人也像一个模子刻
出来的，这个模子就是比性德年长一岁的玄烨，即康熙帝。朱淡文曾径以
为“性德是曹寅好友，曾与曹寅同为康熙之伴读、侍卫。”（19）惜未得
见其论证此节的文章，但我以为“虽不中，不远矣”。
    
    《清史稿·文苑一·性德传》：
“康熙十四年成进士，年十六（20）。圣祖以其世家子，授三等侍卫，再
迁至一等。”按福格《听雨丛谈》卷一《侍卫》：
    “国初以八旗将士平定海内，镶黄、正黄、正白三旗皆天子自将之军。
爰选其子弟，命曰侍卫，用备宿卫侍从，视古羽林、虎贲、旅贲之职。一
等侍卫六十人（职三品），二等侍卫百五十人（职四品），三等四等共二
百七十人（均五品），蓝翎侍卫六十人……又有上驷院司鞍、司辔侍卫二
十七人。有有侍卫之秩别，充尚茶、尚膳、上虞鹰鹞房、鹘房、十五善射、
善骑射、善鹄射，悉如古人侍中给事者职。”
    又昭槤《啸亭杂录》卷四《领侍卫府》曰：
    “国初以八旗将士平定寰区，镶黄等三旗为天子自将，爰选其子弟仿
《周官》宫伯之制，命曰‘侍卫’。其日侍禁廷左右供趋走，曰‘御前侍
卫’；稍次曰‘乾清门侍卫’；其值宿宫门者，统称‘三旗侍卫’。”
    则“侍卫”一职本“备宿卫侍从”，“日侍禁廷左右供趋走”。性德
为镶黄旗，曹寅为正白旗世家子弟，充任此职，倒也名正言顺。（21）据
《明清进士题名碑录》载，性德曾中康熙十五年丙辰科彭定球榜二甲第七
名进士，（22）应该说是满洲贵族中最早以科第起家，并且得到汉族士人
认同的人（23）。但是，康熙为何要让这样一名青年才俊，新科进士，来
充当三等侍卫这样的职务呢？（24）
    徐乾学承认：“荐绅以不得上第入词馆，为容若叹息”，但又说“後
知上之所以造就者，别有在也。”韩菼亦说“今上知君才，欲引以自近，
以二甲久次，选授三等侍卫，再迁至一等。盖上方励精思治，大正于群仆
侍御之臣，欲罔非正人，以旦夕承弼。其惟君吉士，以重此选也。”（25）
韩文还说，性德是个性格十分细密谨慎的人，就任侍卫後“上有指挥，未
尝不在侧，无几微毫发过。性周防，不与外庭一事。”徐文则曰：“後容
若入侍中，禁廷严密，其言论梗概，有非外臣所以得知者。……余之所得
言者，其于容若生平，又不过什之二三而已。”“容若尝奉使觇棱龙诸羌
……于是亦知上所以属任之者，非一日矣。呜呼，容若之当官任职，其事
可得而纪者，止于是矣。余滋以其孝友忠顺之性，殷勤固结，书所不能尽
之言，言所不能传之意，虽若可仿佛其一二，而终莫能悉也，为可惜也。”
    照说诔文碑版之作，本应极力铺陈逝者的丰功伟绩，即俗所谓“谀墓”。
但比照两文，尤其是徐乾学文欲言又止，隐而未发，似有逡巡游移之言，
吞吐未尽之意。考虑到他的尚书身份，以及与当时与明珠的私交关系（26），
对性德职司当有所闻，而事涉宫廷未发之秘，故不得畅所欲言。
    我们可以看出，性德自登科领侍卫职之後，即相当活跃，不但遍交名
士，还为他们排难解纷，纾困分忧，比如顾贞观遭人攻忤，就感激他“阴
为调护”，姜宸英无钱奔丧，也念叨他“轸念贫交，施及存殁”。尤其著
名的是“贞观友吴兆骞坐科场狱戌宁古塔，赋《金缕曲》二篇寄焉，性德
读之曰：‘山阳《思旧》，都尉《河梁》，并此而三矣！’贞观因力请为
兆骞谋，得释还，士尤称之”（27）的事，为世艳称。甚至随侍南巡时，
犹至无锡与严绳孙、顾贞观等在忍草庵举行诗会，这种文坛上的活跃，与
前述性德“性周防，不与外庭一事”的性格似乎颇有矛盾。考察此中原由，
不妨把注意力转移到康熙。
    
    从性德中举到逝世的的十余年间，康熙面对的内外问题颇多，但也正
是他奋发有为之际。举其荦荦大端，即有康熙九年的太湖大水，吴中积荒
十年和尼布楚的清俄交涉，十二年至二十年三藩之乱，十八年京师大地震，
二十二年施琅收复台湾，二十四年中俄尼布楚之战，等等。实际上已进入
取得对汉族地区实施全面统治的关键阶段。其中最主要的是吴三桂反。由
于吴本明朝旧臣，与江南文士集团渊源颇深，又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
所以如何稳定江南文士集团，又凸显出来，成为明确新朝的文化政策的的
重点。且据《清史稿·圣祖本纪》，看康熙八年五月用“侍卫、拜唐阿年
少有力者”擒获鳌拜後，尤其是武力征剿三藩之乱之时，他在文化政策上
有何应对：
    康熙九年正月“予宋儒程顥程颐後裔五经博士。”性德与韩菼等中顺
天府乡试，成举人。
    康熙十年三月“诰诫年幼诸王读书习骑射，勿恃贵纵恣。癸丑，置日
讲官。”
    康熙十二年二月“上御经筵，命讲官日值。”“五月壬申，学士傅达
理等请以夏至辍讲，上曰：学问之道，宜无间断。其勿辍。”性德因病未
与会试。韩菼举第一，制科始重经义。（28）
    康熙十三年九月“上御经筵，命每日进讲如常。”
    康熙十四年四月“上谕：侍臣进讲，朕乃覆讲，互相讨论，庶有发明。”
    康熙十五年三月，“赐彭定求等二百九人进士及第。”性德成进士。
    康熙十六年三月，谕翰林院掌院学士喇里沙等：“治道首崇儒雅。前
有旨令翰林官将所作诗赋词章及真行草书不时进呈。後因吴逆反叛，军事
倥偬，遂未进呈。今四方渐定，正宜振兴文教，翰林官有长于词赋及书法
者令缮写，陆续进呈。”七月，以吏部尚书明珠，觉罗勒德洪为大学士。
十月谕大学士云：“朕不时观书写字，近侍内并无博学善书者，以致讲论
不能应对。今欲于翰林内选择二员常侍左右，讲究文义。”十一月设南书
房，择张英、高士奇供奉内廷。
    康熙十七年正月，诏曰：“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振起文运，阐发
经史，以备顾问。朕万几余暇，思得博通之士，用资典学。其有学行兼优，
文词卓越之士，勿论已仕未仕，中外臣工各举所知，朕将亲试焉。”秋七
月，召翰林学士陈廷敬、侍读叶方霭入直南书房。又诏问阁臣“在廷中博
学能文者孰为最？”李霨、冯溥、陈廷敬、张英交口荐户部郎中王士祯。
召对懋勤殿，赋诗称旨，授翰林院侍讲。部曹改词臣，自士祯始。八月，
上御经筵，以《御制诗集》赐陈廷敬等。
    青年康熙在学习上表现得异常勤奋。既然文治之事已提到议事日程上
来，那么他把以文学名世，且与江南文士建立联系并得到他们认同的性德
调到身边，甚至委托他进行相关工作，顺理成章，不足为怪。尤其是决定
征召博学鸿词科後，打开这个局面就比较容易了。
    
    二，征召鸿博与性德、曹寅的文化使命
    
    《清史稿》得意的宣称：“有清以科举为抡才大典，虽初制多沿明旧，
而慎重科名，严防弊窦，立法之周，得人之盛，远轶前代。”陈怡山《海
滨外史》则透露出其初奥秘：“大清入中国，经略洪承畴教以收拾人心之
策，以为‘中国所以俯首归诚，实缘贪图富贵。若辈作八股文者，苟得富
贵，旧君固所不惜。’于是甲申即位，乙酉即行乡试。”
    清军平定江南，曾因以“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著称于史的《薙
发令》影响，激起以士人为领袖的全民性质的反抗，如著名的“扬州十日”、
“江阴守城”和“嘉定三屠”。（29）长江流域不但是明代的经济中心，
文化中心，而且是策应海外反清活动的重要基地，而士子隐然成为抗清之
中坚。故清室後来对江南汉族文士的政策，凡有三变，试略为缕述如下：
    第一变即是用洪承畴科举牢笼之策，但在军事管制的局面下，执行情
况并不理想。雷瑨《说梦》对顺治三年乡试的叙述，可谓“谑而近虐”：
    “鼎革之初，诸生多抗节不应仕者。後文宗按试出示云：‘山林隐逸，
有志进取，一体收录。’诸生乃相率而来。好事者乃为诗曰：一队夷齐下
首阳，六年观望太凄凉。顶上整齐新结束，胸中打点旧文章。当日义不食
周粟，近日翻思补鞑粮。早知薇蕨终难咽，悔煞无端谏武王。试日进院，
以桌椅限于数，仍被驱出。人又以前韵为诗，曰：失节夷齐下首阳，院门
推出太凄凉。头上打歪新结束，胸中惊乱旧文章。朝来饱饭周家粟，暮去
仍炊仲子粮。从今决意还山去，薇蕨堪嗟已吃光。”（30）
    顺治四年松江提督吴胜兆为陈子龙所策反，起兵反清，巡抚土国宝大
肆杀戮陈子龙、夏完淳、杨廷枢等著名士人，亦使这次收拾士心的努力付
之东流。稍有反抗即无情镇压，这是多尔衮的行事作风。
    
    第二变，是顺治亲政後追查科场舞弊案，以安抚士心。顺治十四年丁
酉南北闱之狱，是震动全国的特大事件。陈怡山《海滨外史》卷一：
    “十四年丁酉，南北闱关节货贿，士子鼓噪，扯破榜文。北闱房官张
我璞、李振邺（当时名为‘张千、李万’）同日腰斩。南闱主考方犹、钱
开宗（书肆刻传奇，名《万金记》，以‘方’去一点为‘万’，‘钱’去
偏旁为‘金’，指两主考之姓言之也。）及分考官并弃于市。”
    王应奎《柳南随笔》卷一：
“丁酉科场之变，凡南北中式者悉御试。是时，每举人一名，命护军二员
夹两旁，典试者俱惴惴不能下笔。”後来性德搭救的江南名士吴兆骞，就
是这次因复试时“战栗至不能握笔，审无情弊”（31），仍然被流放极北
苦寒之地的。这反映出顺治急迫融入汉人制度文化，却又存在隔膜的处理
风格。（32）
    这次科场舞弊的汉人试官，未始没有欺负满人不通翰墨，有如维持会
“糊弄鬼子”，借以中饱私囊的意思。且一直如此，相沿成习，即有文士
轰闹，料也不成气候。不料满洲政权稳定以後，已知道收拾人心远比利用
汉奸更为紧要，于是大开杀戒，迥非明廷不痛不痒之处置方式。但是投考
士子也因而喧闹成习，以後又接连发生了顺治十七年、康熙二年两次科场
狱，“人遂以典试为畏途矣”。（33）
    但转过年来，苏州诸生因巡抚朱国治追催钱粮，致使苏、松、常、镇
欠赋之文武衿绅被指为“抗粮”者达一万三千余人，被逮者三千人，斯文
扫地，江南震动。探花叶方霭仅欠一钱，亦被黜免，致有“探花不值一文
钱”之谣。于是金圣叹等千余人以吴县县令任维初滥用非刑，贪贿浮征，
于二月初四顺治遗诏下时聚哭文庙，欲逐任维初。但这次却表错了情，朱
国治以“震惊先帝之灵”申报朝廷，令“不分首从，一律凌迟处斩”，金
被腰斩。同时死者百二十人。（34）为回护汉奸而不惜杀戮士子，鳌拜等
满洲顾命大臣又回覆到睿王摄政时期崇尚武治的方针。
    
    第三变是康熙特设博学弘词，以网罗遗民。（35）关于这次征召的背
景，《清史稿·选举四》述云：
    “顺、康间，海内大师宿儒以名节相高，或廷臣交章论荐，疆吏备礼
敦促，坚卧不起，如孙奇逢、李顒、黄宗羲辈。天子知不可致，为叹息不
置，仅命督抚抄录著书送京师。康熙九年，孝康皇后升祔礼成，颁诏天下，
命有司举才品优长、山林隐逸之士。自後历朝推恩之典，虽如例行，实应
者寡。”
    当三藩败局已显，康熙决心不再给坐观成败，逡巡犹豫的遗民文士更
多考虑机会了。王庆云《熙朝纪政》卷一：“康熙十七年正月诏曰：‘自
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弘词，以备顾问著作之选。朕几余之暇，留心文翰
思得博洽之士，用资典学。如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仕未仕，
京内京外，各举所知，朕将亲试录用。于是次第举送到京，月给廪饩。十
八年，体仁阁集试诗赋，亲选彭孙遹等五十人，命阁臣稽前代制科授官故
事。”康熙严令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及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
知，范围之广，颇有一网打尽，野无遗贤之意。“康熙十八年三月丙申，
御试博学鸿词于保和殿。授彭孙遹等五十人侍读、侍讲、编修、检讨等官。
修《明史》，以学士徐元文、叶方霭，庶子张玉书为总裁。”（36）
    虽曰隆重盛举，也有马虎不周之处，据载，“应举至京者凡一百八十
六人，江浙为最多。以疆吏敦促上道，至有垂老患病不能舆马，舁以篮筥，
驰赴国门者。施愚山久于仕宦，应征而至，坐卧惟一羊裘。既抵京，且称
贷以营寒具。其他贫士或就食畿辅，或寄宿僧庐。北地苦寒，狼狈万状。”
（37）但毕竟曲终奏雅，应试时“赴体仁阁，设高桌五十张，每张设四高
椅，光禄寺设馔十二色，皆大碗高攒，相传值四百金。先赐茶二通，时果
四色，後用馒头卷子红绫饼粉汤各二套，白米饭各一大盂。又赐茶毕，复
就试”。（38）看来更象是一席盛大的国宴。对于从“庄氏史案”的文字
狱中惊魂甫定，又经历了“顺治十八年起，吴中积荒十年”的江南士子，
康熙的良苦用心无疑收到了实效，以至罢相致仕的魏裔介都听得眼热了：
“吾不羡东阁辅老，而羡公车征士。”反倒是直隶总督劝他“焉有元老而
赴制科者乎？”（39）可见一时称荣。以习举子业猎取功名的读书人，终
于真正找回了科举致仕的感觉。
    
    此次特科，醉翁之意本不在八股四六，录取之宽也属空前绝後。比如
严绳孙仅作一诗，以“文词可取”录；彭孙遹文章以虽然“语滞，意圆无
碍”录；汪琬文句指代不明，以“赋体本有‘子虚、亡是’之称，大抵皆
寓言，不必有所指也”录；朱彝尊比喻不当，以“斯人固老名士，姑略之”
录；毛奇龄引典不当，以“赋主铺张，古籍宜可用”录。潘耒、李来泰、
施闰章试卷也有叶韵不调的弊病，但都以“此缘功令久废，诗赋非家弦户
诵，所以有之”，“今但取其大焉者耳”，而忽略不计。（40）“帝亲览
试卷，取一等彭孙遹……等二十人；二等李来泰……等三十人；三、四等
俱报罢。……俱授为翰林，以光录少卿邵吴远为侍读。道员、郎中汤斌等
四人为侍讲。进士出身之主事，中、行、评、博，内阁典籍，知县及未仕
之进士彭孙遹等十八人为编修。举、贡出身之推、知、教职，革职之检讨、
知县及未仕之举、贡、荫、监、布衣倪灿等二十七人为检讨。俱入史馆，
篡修《明史》。时富平李因笃、长洲冯勗、秀水朱彝尊、吴江潘耒、无锡
严绳孙，皆以布衣入选，海内荣之。”（41）此次鸿博科，江、浙及安徽
籍文士至少中选二十八人。
    有趣的是，得选者不论已仕未仕，竟“俱入史馆，篡修《明史》。”
不是有“孤臣孽子情结”吗？索性请你们钻故纸堆，对昏庸君，忆阉党苦，
总结亡国经验，自然也就体味出新君求贤若渴的诚意来。论者以为“是时
臣民尚有不忘明代者，圣祖特开制科，冀以嘉惠士林，消弭反侧。征以
‘以天下为一家’之诗题，其或然欤？”（42）陈登原《国史旧闻》发议
论说：“清朝对博学弘词，自为有心放宽尺度，观其所取之人则彭孙遹，
观其所命之题则《璇玑玉衡》，此即孟森所谓‘卑词厚礼，以求就范’者
也。”（43）
    顾炎武是清初统治最直言不讳的批判者之一。他不但拒绝参与“博学
宏词”的征召，而且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他同辈文士的致命弱点：“凡今之
学者，为利而已，科举而已。其进于此而为文词，一切可传之业，为名而
已，有明三百年之文人而已。”（44）他又说：“人之为学，不日进，则
日退。独居无友，则孤陋而难成；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觉。不幸而在穷
僻之域，无车马之资，亦当博学审问，古人是稽，以求是非之所在。若夫
既不出户，又不读书，则是为面墙之士，虽子羔、原宪之贤，无所济天下。”
（45）这里固然有陈述他变卖家产，只身远游的理由，但也未尝不是对世
业儒而日益贫窘的同时之士，表示出无可奈何的理解。
    毫不夸张地说，这次征召鸿博是江南文士集团与满洲政权全面合作的
新开端。（46）所以“雍正十一年，诏曰：博学鸿词之科，所以待卓越淹
通之士。康熙十七年特诏荐举，得人极盛。”（47）《檐曝杂记》卷二亦
载雍正语云：“国初以美官授汉儿，汉儿尚不肯受。今汉儿营求科目，足
见人心归附，可谓有道之庆。”
    
    性德的朋友中，虽然顾贞观、姜宸英没有入选鸿博，（48）但他此时
结交的陈维崧、严绳孙（49）、朱彝尊、徐釚和秦松龄等人，却都顺利中
试（50）。值得注意的是，在征召活动中脱颖而出，并异常活跃的却是曹
寅。
    王朝瓛《楝亭词钞序》云：
“（寅）少时尤喜长短句。当己未、庚申岁，陈、朱两太史同就征入馆阁，
而公……每下直，辄召两太史倚声按谱，拈韵分题，含毫邈然……时又有
检讨从子次山、阳羡蒋郡丞京少、长洲黄孝廉蕺山相与赓和，所作甚多。”
周汝昌氏亦言：“自开博学鸿词科，明遗士入京，曹寅多与之游。曾屡访
施闰章，施亦见过，不值，施有诗。三月，尝过顾景星寓居，顾病虐，寅
尝有馈赠，顾有诗谢之。本年，寅葺诗成辑，名《荔轩草》；四月朔，顾
景星为作序。”（51）身为大内“銮仪卫正”的曹寅何以如此主动出访，
折节与年长之江南文士相交，求教之心如此之切，且恰好也对填词表现出
异乎寻常的兴趣，或许有性德的影响，值得推究。
    与性德文名已藉不同，曹寅的文学活动正是由此拉开序幕的。後来他
继任江南织造，又是性德病逝之後，两人交接之江南文人学士亦多有重叠
者。曹寅连年以《楝亭图》遍征大江南北文士索题，周汝昌云：“综计流
品。前明遗民颇在搜集，其次则多系戊午岁鸿博所举名流，再次则不甚显
达而文名藉甚之士。若徐乾学、王鸿绪、高士奇辈，偶厕其间，盖亦廑矣。
……于此亦可觇交游趣向，未宜置而不论也。”（52）论者或谓曹寅三代
织造江宁，由其上康熙密折看来，实为朝廷笼络江南才士之特别使节。
（53）性德始终侍卫禁中，近在天咫，自无须密折，亦可以在京师起到相
同功用。他们的重点工作对象，几乎是同一圈子中人，南北若有契合，这
究竟是偶然相符，抑或同出于康熙授意？值得探究。徐乾学所言“上之所
以造就者，别有在也。”“书所不能尽之言，言所不能传之意”，或正在
于此乎？
    
    三，文化抉择与满汉融合
    
    满人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
本非易事。盖满洲贵族入关之前，即决心改变前金破北宋，掠汴京，焚毁
图书典籍，收二帝宗室并金银妇人，回漠北受用的做法。也总结了蒙元拒
绝同化，虽兵精将猛，抚有欧亚，不足百年亦被驱回大漠的教训，决心站
稳脚跟，长远统治。清军入主中原之初，即以全面继承明朝典章制度文化
为治国之要略。顺治御极之始，即颁诏尊孔，并谕：“故明建言罢谪诸臣，
及山林隐逸怀才抱德，堪为世用者，抚按荐举，来京擢用。文武制科仍于
辰戌丑未年举行会试，子午卯酉年举行乡试。”（54）
    为了保存自己的文化，他们首先以蒙古文为蓝本，建立自己的文字。
“满洲旧无文字，其始普通用蒙古字为书信。最不便者即本国之语言，亦
必翻为蒙古语。太祖虽解蒙古文，通汉文，而部民蒙昧不解。明万历己亥
三月，太祖因命额尔德尼榜士及噶盖扎尔克齐制国语，创立满文。”（55）
满洲贵族的初衷，是用满语翻译汉文典籍，包括《三国志演义》和他们认
为实用的书籍，就可以从容“抚有”华夏了。事实证明这远不够，汉人的
图书典籍浩若烟海，韬略计谋层出不穷，远较最初“从龙”的辽东儒士，
如范文程、宁完我，甚至洪承畴之流复杂得多。照说“文化”没有先进落
後之别，满人从“肃慎”到“大清”的两千多年曾两度入主中原，长期保
持了自己强悍的民族特性。但是要成为完全的统治者，显然还有更多的东
西需要学习。到康熙亲政以後，“融满入汉”虽非情愿，但已是如箭在弦，
不得不发了。（56）
    性德是满洲亲贵中最早得江南文士认同的词人，自然而然地成为突破
满汉文化藩篱的开端。尤其是他兼有近侍和“宰相公子”的身分，与彷徨
困惑中的汉族文士相交，明确无误地向他们传递着新朝文化政策走向的信
息。有人注意到性德交往之名士，大多比他年长二、三十岁，（57）却如
此褒誉这个年甫弱冠的满洲贵胄，与其说欣赏他的不世才华，毋宁说是对
这种文化走向和态势的肯定、赞许和鼓励。（58）当然，徐乾学、韩菼以
及顾贞观、严绳孙。陈维崧诸人的没口颂扬，也有以他公子哥儿的多愁善
感，却偏生就一副侠肝义胆，令人想到贾宝玉为蒋玉菡挨打，还声称“便
是为这些人死了，也是值得的”的孤拐脾性。（59）应该指出，韩文所说
“结分义，输情愫，率单寒羁孤，侘傺困郁，守志不肯悦俗之士”一类人
中，就包含有许多江南明遗士。他死时，这些人“哭之者皆出涕，为哀挽
之词者数十百人，有生平未识面者。”（60）曹寅在江南树文坛，倡风雅
事更多，不俱述。
    经过康熙身体力行，满洲贵族习汉诗文者也蔚然成风。《清稗类钞》
有“宗潢多嗜文学”条，云：“宗潢颇多嗜文学者，自红兰主人岳端首倡
风雅，而问亭将军博尔都、紫幢居士文昭、晓亭侍郎塞尔赫、臞仙将军永
忠、樗仙将军书諴、嵩山将军永（上奎下心）遂相继起。紫幢从王文简公
士祯游，辞爵读书，为士林所重。查编修慎行序其集，称之曰‘宗室高人’。
雍正时卒。”（61）我曾考证过袭封多尔衮睿亲王爵位的淳颖一家数代沉
溺于诗文，及与江南文士交往的情形，亦可为此作注。（62）
    乾隆曾不无忧虑地说：“满洲本性淳朴，不务虚名，即欲通晓汉文，
亦不过学习清语技艺之暇，略为留心而已。近日满洲熏染汉习，每思以文
墨见长，并有与汉人较论行辈同年往来者，殊属恶习。夫弃满洲之旧业，
而攻习汉文，以求附于文人学士，不知其所学者，并未造乎汉人堂奥，而
反为汉人窃笑也。”（63）但要命的是他本人就对汉诗文浸淫甚深，或者
说爱极成癖。《啸亭杂录》卷一说：“纯庙天资聪慧，览诵精博。万几之
暇，惟以丹铅为务，御制诗文至于十万余首。自古骚人词客，未有如此之
多者。每一诗出，常命词臣注释。不得原委，即许归家涉猎。然往往有摊
破万卷而不能置答者。然後上为指示出处，以博一笑。诸臣无不佩服者。”
这正是他在臣下面前显示才华的得意之举。连跟随他多年的佞臣，以不学
无术知名的和珅，在狱中居然也不忘吟咏。（64）
    
    就儒家文化而言，诗文仅为其“表”，经义才是其“里”；诗文其肉，
经义其骨。康熙亲政後不久，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宋人理学为价值中心，尤
宗朱熹之说。我以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康、乾盛世”正是“理学盛世”。
人谓“圣祖笃信程、朱，所著《几暇余编》、其穷尽性处，虽宿儒耆学如
李文贞公、汤文正公等，皆莫能测。尝出《性理大全》、《朱子全书》等
书，特命朱子升祀十哲之例。”（65）即是说此。他後来还以充满朱学观
念的《圣谕广训》颁行于世，作为新朝价值观念的基准。性德本好诗词，
也一头扎进经学之中（66），亦正为此。
    性德是在与梁佩兰、顾贞观、姜宸英、吴天章、朱彝尊等聚会饮宴，
分题吟咏《夜合花》後罹病，七日即逝的。康熙青年丧友，何况得力心腹，
干练能臣？所以对性德猝死表现得格外沉痛，就有更深意味在内了（67）。
曹寅身为包衣，自然等而下之。不但未预科举，且未治经学，所以仅止于
吟诗弄曲，树坛东南，倡导风雅。
    乾隆以後，理学甚至有所谓“八旗学派”（68），代表人物“首推简
仪亲王德沛”，其人为济尔哈朗四世孙，乾隆初年任国子监祭酒。以後又
陆续有倭仁（69）、崇绮（70）和徐桐（71）等等，累世为理学重臣。可
知理学之风习染之深。
    与此相关的是女子裹足。九钟山人《清宫词》（清人说荟本）说：
“华风纤小束双缠，好舞争夸贴地莲。何似珠宫垂厉禁，防微早在入关年。”
原注“顺治元年孝庄皇后有谕，以缠足女子入宫者斩，此旨旧悬神武门内。”
但是到嘉庆时，风气已截然不同。《东华录·道光十八年十一月上谕》云：
“朕恭阅皇考仁宗睿皇帝实录，嘉庆元年二月，钦奉上谕，镶黄旗都统查
出该管秀女内有缠足者，并该秀女等衣袖宽大，竟如汉人装束，着各该旗
严行晓谕禁止。”上三旗供选秀女已然如此，余事可知矣。
    
    又本文再三申说江南文士集团与清代文化政策密切相关，或谓过甚其
词之说。以其事涉甚广，姑赘数语。江南本膏腴之地，古国之邦，三国六
朝亦称风流，但自唐宋以来，未闻文风特盛。自张士诚称王苏州，对抗朱
氏。明朝建立，为报复吴民，赋税数倍于他所，也因此激发了吴人不赖地
力，转而读书经商的风习。是以中明以後，三吴科第甲于天下，渐及浙、
闽。尤其是晚明东林、复社相继而起，文士竞以经济天下为任，设有社章、
社魁和年度之社会，以科举为纽带，前赴後继，相率跻身仕林，且预军机
要政（72），隐然有号令天下之势。其“兼济天下”之志，恰与清末之湖
南仿佛。骂阉党书生意气，攻马阮挥斥方遒，把个明末闹的沸沸扬扬，不
亦乐乎。近二百年後，乾隆时状元石韫玉序《复社姓氏传略》，描摹当时
风气，犹豪气干城，云：
    “我朝大兵南下，福王出奔，而其（按指复社）狱始解。夫士君子生
当否运，隐而不见，以庶几明哲之义，谁曰不可！然食毛践土，身受国家
培养之恩，忠义激发，不能自已，而又同志之士声气相孚，则虽千百人，
又何疑其为党哉！复社诸君子正以结有明二百余年养士之局，此复社之所
以异于汉唐也。”（73）
    三吴是清初反清斗争最为惨烈之处，而士子或待时而动，或联络海外，
反反覆覆，始终不稳。除了瞿式耜在南明永历帝处坚持抗清外，降清诸公
也首鼠两端，怀抱异志。《柳如是别传》为义宁陈氏晚年力作。是书虽托
为勾稽考证钱谦益、柳如是之姻缘家事，实藉以披露清初江南文士集团围
绕反清及复明大业之幽隐，及降清“贰臣”心态之曲委，以至以钱牧斋率
先输诚之“汉奸”，却私下“通海”与闽南郑氏联络，犹望于“复明”之
有成。此为学术界共知，毋庸再论。
    所以稳定中原，必须稳定江南，而稳定江南必须安抚士子。新朝政权
与江南遗老的契合点，就是保持和发展以理学为根本的礼义文化，这也是
康熙不遗余力寻求的政权基础。《柳如是别传》云：“寅恪尝论北朝胡汉
之分，在文化不在种族。”（74）亦此中转折之关键。中国向无种族殄域，
无论是“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者则中国之”的古训，还是
“中国有礼义之大，故称之夏；有服章之美，故谓之华。”（孔颖达疏）
的续议，都可以证实中华文化特有的开放胸襟和包纳特色。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一语，今之世几乎人人能道之。但顾炎武初
为此语，尚有意义更深者，这就是“亡国”虽痛，犹不如“亡天下”也。
顾氏原话为：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
仁义充塞，至于率兽食人，人亦相食，谓之亡天下。魏、晋人之清谈何以
亡天下？是《孟子》所谓杨、墨之言，至于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
者也。昔者稽绍之父康被杀于晋文王，至武帝革命之时，而山涛荐之入仕。
绍时屏居私门，欲辞不就。涛谓之曰：‘为君思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
息，而况于人乎？’一时传诵，以为名言，而不知其败义伤教，至于率天
下而无父也。夫绍之于晋，非其君也。忘其父而事非其君，当其未死三十
余年之间，为无父之人，亦已久矣。而荡阴之死，何足以赎其罪乎？且其
入仕之初，弃知必有乘舆败绩之事，而可树其忠名以盖于晚也？自正始以
来，而大义之不明遍于天下，如山涛者，既为邪说之魁，遂使稽绍之贤，
且犯天下之大不韪，而不顾夫邪正之说不能两立。使谓绍为忠，则必谓王
裒为不忠，而後可也，何怪其相率臣于刘聪、石勒，观其故主青衣行酒，
而不以动其心者乎？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
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职者与焉。”（75）
    稽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乃史之名篇，“为稽侍中血”为文天祥《正
气歌》所咏之名事。顾氏以此立论，无疑是故择峭崖起伏而为，以收振聋
发聩之效，亦藉以指斥当时之无父无君，不顾廉耻的变节士人。
    以今日观念视之，顾之所谓“天下”，实际上是价值观念及其体系。
如果能够保存、延续和发展这种价值体系，朝代鼎革不过是“易姓改号”，
成功与否是君臣职官等“肉食者”的事，与百姓无关。但如果变乱维系社
会的价值体系（大义），包括由于因异族统治带来的剧烈文化变革，就会
残害人民和引起社会的相互残害（“率兽”与“食人”当然是比喻语），
那么每个百姓都有与职官同等的责任，来捍卫抗争之。这段话一方面为江
南各地士民一体的反清武装斗争及时提供了理论依据，另一方面未尝不是
指出消弭这种激烈抗争的解决之道，这就是确立承袭明制的文化政策，或
者说把“武化”统治转变到“文化”的轨道上来。顾氏对著作《日知录》
经世济民的主旨毫不含混，道是“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
世。”（76）并一再表示“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
一知于後王。”（77）“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
（78）
    顾炎武的观念是否达于天听，亦属“查无实据”。不过有一则记载似
乎透露了一些消息。李光地《榕村语录》续集卷七：
    “余阁学时，上（按指康熙）一日忽问：‘《续纲目》如何？’余曰：
‘臣生平极不喜此书。朱子《纲目》义例，有以主天下者，便以统归之。
秦、隋之无道，尚为正统，而况元乎？舜东夷，文王西夷，惟其德耳！’
不谓此语与上意合，余遂升掌院。东海（按指徐乾学）由此深嫉，而扬言
于上曰：‘李某窃听余论而剿之。’”
    李氏之论，无非也就是一统之道“在文化不在种族”的意思。如果我
们知道徐乾学三兄弟正是顾炎武的亲外甥，可以“扬言于上”的自然有成
套理论，肯定不止李光地自鸣得意的这几句了。
    
    康熙二十一年正月，“上元节，赐廷臣宴，观灯，用柏梁体赋诗。上
首唱曰：‘丽日和风被万方。’廷臣以此属赋。上为制《升平嘉宴诗序》，
刊石翰林院。”（79）可叹的是，自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
誓师告天，兴兵反明；天启七年陕西澄城因饥民苛政爆发农民大起义以来，
京师已有六十余年没有洋溢过“天下太平”，雍雍穆穆的景象了。
    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戊寅，上次曲阜。己卯，上诣先师庙，入大成
门，行九叩礼。至诗礼堂，讲《易经》。上大成殿，瞻先圣像，观礼器。
至圣迹殿，览图书。至杏坛，观植桧。入承圣门，汲孔井水尝之。顾问鲁
壁遗迹，博士孔毓圻占对甚祥，赐官助教。诣孔林墓前酹酒。书‘万世师
表’额。留曲柄黄盖。赐衍圣公孔毓埏以次日讲诸经各一。免曲阜明年租
赋。庚寅，上还京。”
    孔府的仪门不知有多少年，多少代没有能“今始为君开”了。这既是
新朝皇帝的君临，又是宗儒弟子的朝圣。既是皈依华夏的典礼，又是文化
指向的抉择。三十一岁的康熙在三孔典礼上的作为，显得胸有成竹，从容
不迫，一板一眼，认真老到，显然经过精心准备。这也许预示着“马上得
天下”的满洲贵族，亦与历代征服者如拓跋鲜卑、契丹等民族一样，从此
踏上融合于中原文化的不归路。也类于以宗奉喇嘛教赢得蒙、藏贵族的合
作。这都是换取统治权必要的文化代价。满族最终消融了自己的特质，偃
武修文。以至今日满文已成专学，而满语惟有“萨其马”等词汇和卷舌音
还保留在老北京的口语中，满族文士反而以对中华传统文化之笃信、热诚
和精纯著称，也就毫不奇怪了。
    我相信，在这两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典礼上，性德和曹寅就站在康熙的
身後。（80）
    这样，康熙终于顺利地为“武功文治，盛世明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清史稿·圣祖本纪》赞论曰：
    “圣祖仁孝性成，智勇天锡。早承大业，勤政爱民。经文纬武，寰宇
一统。虽曰守成，实同开创焉。……久道化成，风移俗移。天下和乐，克
致太平。其雍熙景象，使後世想望流连，至今不能已。”
    那么，康熙是否就是顾炎武期待的“後王”，“有王者起，将以见诸
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呢？我想读者诸君仁智互见，自不须在下饶
舌了。
    
    余论
    
    正如大家知道的，当今天说起老舍、启功、侯宝林等等大师时，都是
在列举现代中国文化的顶尖代表人物了。推求这种大趋势“起于青萍之末”
初始，还应归到性德。他不但是满洲贵族中最早得到汉族文士认同的文人，
还和曹寅兼有“文化使节”的身份。过去说法每被称为“笼络”甚至“文
化特务”，其实应该视作满汉文化融合的功臣。说到《红楼梦》，那已是
中国古典小说的压卷之作，以致满汉人士中造出“开谈不说《红楼梦》，
读尽诗书也枉然”的说法，在白话长篇小说摘取了文学桂冠上钻石的今天，
《红楼梦》对于每个中国人的文化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红楼梦》的
诞生，标志着满汉文化融合的高峰。
    所以，自“纳兰词”的逼真模仿，到《红楼梦》的全面创新（81），
实质上标志着满族完成了从主动融入到共同创造中华主流文化的过程。吾
尝言：
    “‘康、乾盛世’是中国传统社会最後一个盛世，也是近世中西文化
冲突交流以来的最近一个盛世，这种成就其实和康、乾二帝的文化雄心相
匹配。从《古今图书集成》到《康熙字典》、《佩文韵府》、《全唐诗》
及《四库全书》等大型和超大型书籍的编辑汇刊，都可以看作是一种相当
及时的文化总结。作为皈依了中国文化的最後一代异族君主，他们自觉不
自觉地仿效历代英主，希望在‘文治’上，包括文化建设上超迈前人。”
（82）
    《清稗类钞·文学类》开首解说“文学最盛之原因”时说：
    “爱新觉罗氏自太祖肇基东土，至世祖入主中夏，传十帝，历二百六
十八年。一朝文学之盛，所以能轶明超元，上驾唐、宋，追踪两汉者，盖
有六大原因焉。一，由于开国之初，创制满洲文字，译述汉人典籍，而满
人文化开。二，由于信任汉人，用范文程之议，特选士于盛京，而汉人之
文教行。三，由于入关以後，一时文学大家，不特改仕新朝者多明之遗老，
即世祖、圣祖两朝正科所取士，及康熙丙午年博学宏词科诸人，其人以理
学、经学、史学、诗词、骈、散文名家者，亦率为明代所遗，而孙奇逢、
顾炎武诸儒隐匿山林，又复勤于撰著，模范後学。四，由于列祖列宗之稽
古右文，而圣祖尤聪明天亲，著述宏富，足以丕振儒风。五，由于诏天下
设立书院，作育人才。六，由于秘府广储书籍，并建七阁分贮，嘉惠士林。
有此六原因，是以前古所有之文学，至是而遂极其盛也。”
    出于题目的原因，作者在这里隐恶扬善，忽略了几代文字狱的厉禁和
其中充满的血腥，活像现今的官方悼词。我想，除了康熙亲政以前的庄廷
鑨《明史》案等，是属于“文伥”如吴之荣之流汉奸作祟而外，中期一直
延续到乾隆朝的文字狱案，亦是这种“文化磨合期”的表征。（83）汉字
词语的多义和歧义特点，加上诗文修辞的丰富复杂，对于热情高涨的满洲
新学生来说，更象是一种容易迷恋其中的汉文字游戏，可以积极发挥此中
的想象力。所以他们怀着极大的兴趣，努力发掘、挑剔有意或无意的文字
疑点。宜乎鲁迅有《隔膜》一文揭此底蕴。（84）“磨合”或者“隔膜”
这样的用语，对于成千上万的文字狱受害者来说，也许太嫌轻飘，这毕竟
是中华文化史最黑暗的部分，通常它们只是在历史的注脚中出现。
    整体来说，《清稗类钞》的这个总结还是相当及时，而且发人深省的。
尤其是其中二、三、四诸点，攸关本文题旨，故录之以为终篇，不知识者
以为然否？

    1999年5月于京西卧看山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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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满人以名行世，故除引文外，行文中只称性德。
    (2)顾景星《荔轩草序》有“《荔轩草》者，侍中曹子清诗集也”，
“既舞象，入为近臣”。张伯行祭曹寅文亦有“比冠……擢侍卫，迁仪正，
翼翼乎豹尾螭头之恪谨，而轩轩然貂冠羽箭之高骞。”都是迭用侍卫故典，
张扬其事。
    (3)周氏据韩菼为性德著神道碑有“始君与余同出学士东海先生之门”，
又为曹寅《寿序》称“余与使君，同自出也”两语，“大胆假设”曹寅与
性德、韩菼等同为康熙壬子顺天府乡试同年。参《红楼梦新证》，页280，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下同。
    (4)据词中有“绿阴子青”句，周氏《红楼梦新证》及张草纫《纳兰
词笺》都认为是此词是南巡回京後康熙二十四年春天所题。性德死于该年
五月。
    (5)施世纶为施琅之子，为通俗小说《施公案》之主角。张见阳，名
纯修，字子敏。浭阳（今河北丰润）人，汉军正白旗。康熙十八年任江华
县令，时为庐江郡守。《饮水词》屡有赠见阳词。
    (6)韩菼《进士一等侍卫纳兰君神道碑》，《通志堂集·附录》，又
见《有怀堂集》卷一三。康熙刻本。
    (7)徐乾学《通议大夫一等侍卫进士纳兰君神道墓铭》。《通志堂集
·附录》，康熙刻本。
    (8)徐乾学《通议大夫一等侍卫进士纳兰君神道墓文》。《憺园集》
卷二四。康熙刻本。
    (9)张伯行《祭织造曹使君文》。《正谊堂文集》
    (10)韩菼《织造曹使君寿序》，《有怀堂文稿》卷六。
    (11)《清史稿》本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年。
    (12)阎若璩《潜丘杂记·赠曹子猶》诗亦有“骨肉谁兼笔墨欢（令兄
子清织造有‘恭惟骨肉爱，永奉笔墨欢’之句）羡君兄弟信才难。”但因
曹寅《放愁诗》有“南山有松，鶺鴒于飞”句，有红学家周纳脂批“鶺鴒
之悲，棠棣之威”的典故，怀疑曹氏兄弟不合。但事实是曹寅确曾抚育诸
侄，子曹顒逝後，亦由侄曹頫继任织造。
    (13)《清史列传·曹寅传》。中华书局点校本，下同。
    (14)王式丹《楼春诗集·柬曹楝亭》
    (15)施瑮《随村先生遗集·四君吟·曹通政楝亭》。
    (16)《清史列传·性德传》。
    (17)《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
    (18)同上，曹頫《代母陈情折》。
    (19)参《曹宣小考》，《曹学论丛》，页46，群众出版社，1986年。
    (20)性德实为十八岁中乡试，参徐乾学《纳兰碑文》：“十七补诸生，
贡太学有声，十八登贤书。”所以传说乾隆会认为《红楼梦》所述“盖为
明珠家事作”，最容易附会的事，是性德是清初少有的贵胄举人、进士，
恰与百廿回本《红楼梦》结末写贾宝玉中“顺天府乡试”相似。晚清俞樾
《小浮梅闲话》也凑热闹说：“（性德）中举人正十五岁，与（《红楼梦》）
书中所述（贾宝玉十五岁中举）颇合也。”
    (21)事实上明珠居官之初，也是以次子身份，“由侍卫授銮仪卫治议
正，迁内务府郎中”的。见《清史稿》本传。
    (22)俞樾《小浮梅闲话》曾云：“乾隆五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上谕：
‘成德（注：即性德，康熙时为避太子胤礽名讳而改）于康熙十一年壬子
科中式举人，十二年癸丑科中式进士，年甫十六。’”恐怕有误记。但癸
丑科状元韩菼确实为性德写过墓铭，见韩《进士一等侍卫进士纳兰君神道
碑》，其中有“年十八九，联举京兆礼部试，又三年而当丙辰廷对，劲直
切劘，累累数千言，一时惊叹。今上知君才，欲引以自进，以二甲久次，
选授三等侍卫”等语，可知他癸丑未选，丙辰才中。
    (23)《清史稿·文苑传》有阿什坦，“字金龙，完颜氏，满洲正白旗
人。顺治九年进士，授刑科给事中。”曾被康熙目为“我朝大儒“，但其
事迹主要是“翻译《大学》、《中庸》、《孝经》诸书，诏刊行。”顺治
曾两次特开满洲科考，後又停止，“礼部议定，满洲、蒙古识汉字者，翻
汉文一篇；不识汉字者，则作满文一篇。”（《清稗类钞·考试类·八旗
科举始于天聪》，中华书局点校本，1984年。下皆同。）尽管照顾之意明
豁，毕竟水准要求太低，显然不能服科考汉人之众。
    (24)《纳兰墓志》。又鄂尔泰曾以举人充侍卫，犹不安于位。《四十
初度》诗有句云：“四十犹如此，百年待如何？”雍正朝年至七十，以大
学士充翰林院掌院学士。见《清稗类钞·文学类》。可以比照这个任命的
特殊性。
    (25)韩菼《纳兰神道碑》。
    (26)明珠亦有“好士”之称，徐与高士奇、王鸿绪等康熙宠信文臣，
就是他罗致来的。但性德死後两家反目，康熙二十七年，以徐乾学为首的
“南党”曾指使御史郭琇参劾以明珠为首的“北党”，结果两两败俱伤。
後话不表。
    (27)《清史稿》本传。案赦吴兆骞是翻先帝定谳之成案，非仅靠性德
甚至明珠权势所可轻易改变的。考虑到吴在江南文士中的广泛关系，以及
他康熙二十年赦还回京的时间，人谓他“以科场事遭冤狱，投荒二十四年，
垂老赐还，当时人莫不怜其才，悲其遇，而以生入玉门，张为幸事”
（《清稗类钞·文学类·吴汉搓为师塞外》），作为“征鸿博”的後续，
这一处理的确取得了不错效果。“赐还”二字，证明幕後批准人正是康熙。
《清史稿·圣祖本纪》载康熙二十一年回乡谒祖陵，望祭长白山时，“流
人王廷试子德麟叩阍乞代父戍，部议不准。上谕：王德麟所言，情甚可悯。
遇朕来此，亦难得之遭。其父子俱读书人，可均释回。”顺水人情又作了
一次。五月还京後，康熙又“诏宁古塔地方苦寒，流人改发辽阳。”索性
一并宽免。但这个赦令恐怕主要针对江南士人。同年十二月“前广西巡抚
陈洪起从贼论死，命流宁古塔。”
    (28)《清稗类钞·考试类·韩文懿为会元》：“康熙癸丑会试，值釐
正文体之时。长洲韩文懿公菼举南宫第一，遂以经义开风气之先，骎骎乎
有起衰之功焉。”
    (29)清兵入关，原不以薙发易服为既定方针，蓄发与否，姑听自便。
史载降官孙之獬主动薙发以讨好新朝，并上书要求颁令薙发。这在江南士
人中引起极大震憾，不啻“天崩地解”。史可法与多尔衮书即要求罢薙发
令，《清史稿》本传载陈名夏言“留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矣。”。《小
腆纪年》谓黄道周死前犹嘲劝降者“幸从薙发国来，若从穿心国来，君亦
穿心耶？”杨廷枢临刑言“砍头事极小，辫发事极大。”《三冈识略》载
李雯薙发前有《答发文》，以为“亡国遗族”之叹。盖薙发令为明清易代，
文化传承中的特大败笔，亦为清初文化政策中最残酷者，对一向重视“衣
冠文物”为文化标志的知识分子打击也最大，且近代国人又因此备受西人
耻骂嘲戏，是“剪辫”又成为反清意志最明确的标志。一发之系，血泪相
合，故治清史者，多厌恶当今影视充斥之“辫子戏”也。此为题外之话，
姑系于此。当时士人于髡发一事的愤怒、怨恨、彷徨以至种种无奈，可参
《管锥编》1289页，中华书局，1994年。又张慧剑编著之《明清江苏文人
年表》之相关部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人大清史所编有《辫发风
云》一书，略可参考。
    (30)《坚瓠五集》卷三亦云：“皇朝初定鼎，诸生有养高行遁者。顺
治丙戌再行乡试，其报病观望诸生，悉报名与考。滑稽者作诗以刺曰：
‘圣朝特旨试贤良，一对夷齐下首阳。家里安排新雀帽，胸中打点旧文章。
当时深自愧周粟，今日翻思吃国粮。非是一朝思改节，西山薇蕨已吃光。”
文字及词意均稍平和。但亦可见江南士人于此甚耻。
    (31)《制义丛话》卷九。
    (32)顺治丁酉科场南闱案的闹事者是尤侗，受害者是吴兆骞，受惠者
则是叶方霭。《清稗类钞》叙：“顺治丁酉，世祖既诛方犹、李振邺、张
我朴，南榜举人不得会试。已而覆试，江南举人第一叶方霭，第二某。世
祖悔而惜之，每谓江南举人被累之困。己亥八月，会试榜发，世祖顾问礼
部：‘江南覆试举人中式几人？’礼部以已中十七人对。又问：‘叶方霭
中式否？’，则奏曰：‘已中式。’……及廷试，遂拔方霭一甲第三人。”
（《考试类·世祖念南榜举人之会试》）叶方霭以一文钱被巡抚折辱，分
明是顾命武臣轻视科第，不恤文治的结果，康熙亲政後叶始被重用。又按
吴、叶虽同为性德友人，但早年不睦，顺治六年吴兆骞与尤侗、严绳孙等
数十人在吴中结慎交社，而叶方霭等则以同声社与其对抗。（参《社事始
末》）十年，两社各在虎丘举行集会，连舟二十余，以酒食征逐争胜。
（参《吴梅村年谱》）
    (33)章鹤鸣《谷水遗闻补》语。这股风潮在康熙五十年还闹了一次，
《槐厅载笔》卷一三：“康熙辛卯乡试，左必晋、赵蕃典江南试。必晋者，
广东举人；蕃则少年科甲，任意妄为，视左有如木偶。榜发，多取盐商子
弟，遂有‘左邱明双目无珠，赵子龙一身是胆’之语。‘贡院’改作‘买
定’。（一作‘卖完’）。于是总督噶礼具奏，逮至扬州质讯。左以不知
情论戍，赵即伏法。”江南士人善恶谑，闹事者例应有诗。《客舍偶闻》
记此事时，还载有嵌以其四书题的《题目诗》：“能行五者是门生（金子、
银子、珠子、绸缎、古玩），赂贿功名在此行。但愿宦囊夸博厚，不须贡
院说高明。登山有竹书贪迹，观海无波洗恶名。一榜难为言皂白，圣门弟
子尽遭坑。”又据材料：康熙五十年南闱科场一案引出督抚互参案中案，
结局轰动全国。当时两江总督噶礼称错在考生，而江苏巡抚张伯行则称弊
在考官，二人借此大生攻讦。噶礼之母与曹寅之母同为康熙保姆，在皇帝
向其讨教时，非但未偏袒其子，相反斥之为贪官，促使康熙最终黜督留抚，
赢得江南民心。现西单路口东南角有噶礼胡同，故老传即其宅所在，而其
母于抄家後以浆洗为生，至死不悔。
    (34)详见《痛史》第二种无名氏《哭庙纪略》，。
    (35)有趣的是，长洲尤侗是能贯串这几次考试的人。他于顺治乙酉以
明秀才应清吏考试，入清学籍。（《悔庵年谱》），一度任永平府推官，
因“刑责投人被究”丢官。丁酉科场南闱案，又是因他写《钧天乐》传奇，
讥讽主试官人而发。（《钧天乐自记》）康熙鸿博科，此老居然又靦然入
选。
    (36)《清史稿·圣祖纪》。
    (37)《清稗类钞·考试类·圣祖优礼宏博举子》。
    (38)同前。
    (39)见《清稗类钞·考试类·魏文毅羡康熙制科》。案这次“征士”
范围之广，动静之大，都是空前的。不仅各省督抚十分卖力，为此动心奔
走者亦不乏其人。如顾景星就赶紧入京，并作《王程》诗自矜。（《白茅
堂集》卷一九）。也有坚拒不与的，如陕西官员已将李顒舁至西安，但他
“坚不屈，放还。”（《李二曲历年记略》）傅山甚至被“强舁之至京”，
仍然拒不入试。顾炎武曾函阻潘耒，要他“自保出处”（《亭林余集》），
杜濬亦阻止孙枝蔚赴试，要他“思痛忍痒”。（《变雅堂文集》四）但科
举之“痒”，的确使很多士子忘记了亡国之痛。孙枝蔚、阎若璩这次都落
了榜，不过孙仍“以年老得内阁中书头衔归。”（《己未词科录》）围绕
这次科考，不啻一场无形的政治交锋，大大加速了遗民文士集团的分化。
    (40)各例俱见《清稗类钞·考试类·康熙朝试宏博之宽》。
    (41)《清史稿·选举四》。
    (42)《清稗类钞·考试类·圣祖优礼宏博举子》。
    (43)《国史旧闻》第三册，页594。中华书局，1980年。
    (44)《与潘次耕书》。《顾亭林诗文集·亭林余集》，166页。中华
书局点校本，1983年。
    (45)《与人书一》。同上《亭林文集》卷之四，90页。
    (46)江南文士自中明以来，即在科第上峭然独出，而以康熙朝为最盛。
全部二十一名状元（含癸巳恩科）中，仅苏州府一地就出过九人（丁未科
吴县缪彤、癸丑科长洲韩菼、丙辰科长洲彭定求、己未科常熟归允肃、乙
丑长洲陆肯堂、甲辰常熟汪铎、壬辰长洲王世琛、乙未昆山徐陶璋、戊戌
常熟汪应铨），榜眼两人（丁丑常熟严虞惇、乙未吴县缪曰藻），探花五
人（庚戌昆山徐乾学、癸丑昆山徐秉义、丙辰常熟翁叔元、壬戌长洲彭宁
求、壬辰吴江徐葆光）。（参《清稗类钞·考试类·苏人殿试多鼎甲》）
不可谓不极盛。鉴于殿试是皇帝钦点，这个事实可以肯定是与康熙本人对
江南文风及文人，有一种特殊的喜爱有关，以至他们有信心侵占北闱名额。
“康熙二十三年，都御史徐元文子树声，侍讲学士徐乾学之子树屏同中顺
天府试，上以是科南皿悉中江浙籍，命严勘。斥革五人，树声、树屏俱黜。”
（《清史稿·选举三》）
    (47)《清史稿·选举四》。
    (48)姜宸英就是此时结识性德的。他依靠着叶方霭和韩菼的力荐，兴
致勃勃地参加了考试，但最终还是落第了，据说是高士奇从中使坏的缘故。
参《清稗类钞·考试类·姜西溟不获举制科》。有趣的是，姜後来终于科
举得第，却又因任主考时纳贿而得罪。据《养吉斋余录》卷之四载：“康
熙己卯京闱，以贿赂公行，士子为文揭于市，逮治主考姜宸英、李蟠。姜
瘐死，李谪戌。”《养吉斋丛录》，305页。北京古籍出版社点校本，1983
年。士子的揭文指斥有据，也是一份难得的文字。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参看。
    (49)《通志堂集》卷三《送荪友（严绳孙字）》：“人生何如不相识！
君老江南我燕北。何如相逢不相合！更无别恨横胸臆。”钱锺书氏曾谓龚
自珍等文士多慨叹“遇而不合”，而性德此咏既已“相逢”，又复“相合”，
只是“人事好乖，销魂惟‘别’，仍归于‘回肠荡气’而已。两叹‘何如’，
犹黛玉之言‘不如倒是’也。”即林黛玉“喜散不喜聚”之言论。参《管
锥编》第五册，82页。于此可知性德虽身居“燕北”，犹与“江南”若比
邻矣。
    (50)《清稗类钞·师友类·成容若有师友》：“容若有徐健庵、查初
白、姜西溟为师，朱竹垞、高淡人、顾梁汾、徐电发为友，名章俊语，价
重鸡林，不假《通志堂经传》为重也。”其中查慎行其实是容若之幼弟揆
叙的业师，不过待到查登第时，揆叙已贵为翰林院掌院学士，还“面奏查
某为臣业师，请免除教习，特旨允之。”初白有《奉旨免赴教习厅赋呈恺
功（揆叙字）》诗，云‘第二厅前逐队过，北扉咫尺接鸾坡。诏恩已免春
秋课，馆职犹充弟子科。变白果能生黑否？出蓝其奈谢青何！回思东阁传
经地，老厕门墙媿自多。’”揆叙有《隙光亭杂志》祖述兄志，他擢升之
快，其为对性德早逝之补偿乎？
    (51)周汝昌新版《红楼梦新证》292页。
    (52)《红楼梦新证》页374。
    (53)《红楼梦新证》页313言：曹寅“以
诗文风雅联络东南遗民以至一般文士，乃寅为织造所兼负政治使命之一”，
并见《光明日报》1962年周汝昌《曹雪芹家世生平丛话（六）》。周论向
以“政治”观点视之，本文主旨有所不同。
    (54)《清史稿·世祖本纪一》。
    (55)《清稗类钞·文学类·满文》。
    (56)满洲贵族别无选择。即或放眼世界，当时的中华文明也拥有显而
易见的优势，就连西洋鬼子也正在通过耶稣会士的通信描述，对这种“几
近完美”的制度文化仰慕赞叹不已。顺治、康熙都自幼接受汉族正统文化
的教育，也都表现出极大的勤奋和热情。这种热情甚至转化为皇室教育的
范本，一直贯穿至清末。
    (57)事实上，陈康祺《燕下乡脞录》就是注意到这点，才附会以为
“金钗十二，皆影纳兰侍御所奉为上客者”，并一一对号入座，如以高士
奇为宝钗，姜宸英为妙玉，实在是穿凿过甚，不屑深论。以康熙十八年论，
陈维崧55岁，朱彝尊51岁，严绳孙57岁，顾贞观43岁，姜宸英52岁，顾景
星59岁、毛奇龄57岁，王士祯45岁，彭孙遹48岁。而性德26岁、曹寅才22
岁，却与他们平辈论交，兄弟相称。甚至“顾梁汾、陈其年皆低首交称之”
（吴梅《词学通论》），两相比照，新朝贵少与文学宿老结交之实，可以
得其概矣。
    (58)当时文士对性德词作的赞扬中，含有宽容和鼓励的意味，多少有
点对“满人竟能如此”的惊异。後世处境有别，遂有于性德词讥谭者，如
陈廷灼《白雨斋词话》谓“意境不厚，措词浅显”，李慈铭《越缦堂日记》
言“根柢太浅……此不读书之故。”盖缘评议名家，却不把性德当作“外
人”。二来已无利害关系，故可率意评论之。王国维《人间词话》曰：“
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
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请留意“未染汉人风气”六字，
才是评论之要点。《通志堂经解》亦然，吴振棫《养吉斋余录》略谓徐乾
学为性德“刊刻《经解》，饰为学问渊博之名，以阿附明（珠）意。实则
童年幼学，焉能如是之精熟贯通，发挥精蕴，突过于老生宿儒也。”则又
因时过境迁而贬抑过甚。
    (59)曹寅也有类似急公好义的行为。钱仪《陈恪勤公鹏年行状》：“
乙酉下诏南巡。制府阿山……欲抉去公矣。未几车驾驻江宁，行宫规制颇
草创，欲抉去之者即藉是激怒侍从左右，阴以陷公。圣祖心知为公，不为
动。会致大学士张英来朝，奏称公贤。而织造使曹寅亦免冠叩头为公请，
良久至血被额，阶有声，竟得解。”（《碑传集》卷七十五）据说曹寅与
鹏年本不睦，如此叩首，显见康熙已盛怒。“圣祖心知为公，不为动”云
云，为尊者讳也。
    (60)朱彝尊挽词“斯人不可作，知己更谁怜。”陈维崧和词亦有“昨
夜知音才握手，笛里飘零曾诉。长太息，锺期难遇。”以“知己”、“知
音”视之，不全是词学中语，应包含对其“优秀学生”兼“统战工作”的
充分肯定。
    (61)亦参《清史稿·文苑传》。
    (62)参《一首新发现的早期题红诗--睿恭亲王淳颖《读〈石头记〉偶
成》诗考析》，载《红楼梦研究集刊》十四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又《睿亲王淳颖题红诗与《红楼梦》钞本的早期流传》--兼评关於《红楼
梦》曾在清代遭禁的几种说法》，载《红楼梦学刊》1996年第四期。满洲
贵胄对包括制义八股试帖的科举文化，都表现出极其浓厚的兴趣，以致不
恰当地生出了“制义至本朝而极盛”的自负。（参《清稗类钞·文学类》，
并《德宗拟作试帖》等条）明人有以“八股生”具名，向满洲“奉送大明
江山一座”的至痛之文，可惜没有引起清人警觉，最终重蹈覆辙。
    (63)《东华录·乾隆二十年五月上谕》。
    (64)参《清稗类钞·文学类·和珅在狱吟诗》。
    (65)《清稗类钞·性理类》。
    (66)人谓“（顾）炎武之学，出于朱子而实事求是，遂开东南汉学之
先。。”“徐乾学为炎武甥，所著为《读礼通考》。”（《清稗类钞·经
学类》）则性德治经，亦出朱熹之学。不谓无因。
    (67)姜宸英哭性德诗曰：“禁方亲赐与，天语更缠绵。”其哀可知。
康熙二十一年性德曾衔命与郎谈、彭春赴外兴安岭精奇里河一带，“宣抚”
索伦部（今达斡尔、鄂伦春及鄂温克族），“劳苦万状”，为清俄尼布楚
之战作前期准备，甚得眷睐。性德卒时恰巧索伦诸部来京输款，“上遣宫
使拊其几筵，哭而告之。”颇有“出师未捷身先死”之悲痛。徐、韩墓文
均暗示“上亦有意将大用之”，“中外咸谓君将不久于宿卫，行付以政事，
以展其中之所欲施。君亦自感励，思竭所以报者。”
    (68)据说德沛之额驸彭楚克林沁，为蒙古敖汉部落台吉，“通文艺，
熟习辽、金、元事。尝与裘文达公曰修谈三史，裘为瞠目……既习汉俗，
不乐居本土，典宿卫数十年，卒于京师。”均见《清稗类钞·文学类》。
    (69)蒙古正红旗人，道光己丑进士，曾任文华殿大学士。《清史稿》
有传。
    (70)蒙古族，咸丰状元，同治岳丈，曾要求其女殉夫。《清史稿》有
传。
    (71)汉军旗人。《清史稿》有传。
    (72)钱谦益《初学记·东征二士录》记叙万历二十年倭酋平秀吉侵朝
鲜，明廷命兵部侍郎宋应京率军往援，嘉善人袁黄（了凡）赞画，并访得
山阴冯仲缨、吴县金相为“奇士”退倭。明大将李如柏屡败，冯、金设计，
亲率“健卒二千人，分伏南山观音洞，邀其师归，杀九十余人，生擒倭将
一人，曰叶实。”其中金相得异僧授武功诀，为皂隶所围捕，“诱而之旷
野，以老僧所授诀试之，数十人应手而倒。”又“从袁职方论天文、历法；
从徐阁学论屯田、海运；从李中丞论复旧辽阳。按图画地，历历如指掌。”
（《牧斋初学集》，80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1985年。）事实上，
三吴文士一直在辽东襄赞军机，出谋划策，一直到清军大举入关。这也是
顾炎武等人作为的先导。明末吴地文人并不都孱弱冬烘，此即一例。
    (73)这当然是在乾隆四十一年上谕“钦定前朝殉节诸臣”，且“即天
戈迅扫，抗颜拒命者，亦令一例褒扬”之後，石状元才敢如此豪情满怀。
这应当是抚慰江南士心的政策延续，同时也证明二百年後，士心犹有憾焉。
太平天国一役，三吴迭经战火蹂躏，加之西人入据上海，风气为之一变，
今之习俗，已与明末大有区别。姑置不论。
    (74)《柳如是别传》，98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75)《日知录》卷一三论风俗之《正始》。《日知录集释》，河北花
山文艺出版社点校本，1990年。
    (76)《初刻日知录自序》。《顾亭林诗文集·亭林文集》卷之二，27
页。
    (77)《与杨雪臣》。同上《亭林文集》卷之六，页139。
    (78)《与人书二十五》。同上《亭林文集》卷之四，70页。
    (79)《养吉斋余录》卷三记叙此次康熙赋诗活动时说，“次及大学士
勒德洪、明珠，皆辞不能。上连代二句曰：‘卿云烂漫弥紫阊，一堂喜起
歌朋良。’且戏曰：‘二卿当各釂一觞，以酬朕劳。’二臣捧觞叩首谢，
君臣相悦，千古仅有。”（《养吉斋丛录》，298页。）撇去这层浮光，
或许康熙知道这两位满洲大学士不善“柏梁体”这种汉诗的花样，亦有意
避免他们的临场的窘迫，以顾恤大臣的体面，求得“盛举”的圆满。
    (80)徐乾学《纳兰墓文》曰：“上所巡幸，南北数千里外，登岱幸鲁，
君常佩刀革随从，虔恭祗栗。每导行，在上骑前，却视恒不失尺寸。”可
以为证。
    (81)性德词中屡有“人在小红楼，离情唱石洲”（《菩萨蛮》）、
“此夜红楼，天上人间一样愁。”（《减字木兰花·新月》）、“望里家
山云漠漠，似有红楼一角”（《清平乐·发汉儿家题壁》）“因听紫塞三
更雨，却忆红楼半夜灯。”（《鹧鸪天》）“只休隔梦里红楼，望个人儿
见。”（《雨霖淋·种柳》）“彩云易向秋空散，燕子怜长叹。”（《虞
美人》）“此恨何时已。滴空阶，寒更雨歇，葬花天气”（《金缕曲·亡
妇忌日有感》），等等，遂令後世之人，不信雪芹未读过《饮水词》。
    (82)《中华五千年，名诗一万首》序言《文化：中国诗歌史的大视野》，
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
    (83)“磨合”期内例有“隔膜”，其中重要表征之一，是语言文字的
理解偏差。《管锥编》972页曾引岳珂《桯史》卷一二记叙云：“金熙宗亶
以龙见厌禳肆赦，‘召当制学士张钧视草，其中有“顾兹寡昧”及”眇余
小子”之言，译者不晓其退托谦冲之义，乃曰：“汉儿强知识，托文字以
詈我主上耳！”亶惊问故，译释其义曰：“寡者孤独无亲，昧者不晓其事，
眇为瞎眼，小子为小孩儿。”亶大怒，亟召钧至，诘其说，未及对，以手
剑剺其口，棘而醢之，竟不知译之为愚为奸也。”……谈迁《北游录·纪
闻》卷下《诰敕》条云：‘或用“麒麟阁”，满人不怿曰：“禽兽比我邪？”’”。
可见语言隔膜造成的理解差异，不啻云泥。翰墨文人以遣词造句为生活，
卖弄臭拽为习尚，这不单会引起异族统治者的误解，未受翰墨濡染的汉族
君主亦动辄嗔怒。也是钱锺书先生举证：明太祖多疑，“臣工表奏颂圣，
每犯触忌讳：‘一人有道，万寿无疆’则疑隐寓‘强盗’，‘体法乾坤’
则隐寓‘发髡’，‘作则’嫌于‘作贼’，‘生’、‘扉’谐音‘僧’、
‘匪’，‘殊’拆字‘歹朱’，皆科以大逆谤讪，当时有‘撰表墓志’之
谣。”这同样是文化隔膜的後果，不必视为异族统治之专利也。
    (84)该文以故宫《清代文字狱档》为据，举例乾隆时山西临汾生员冯
起炎“身怀著作”，意图趁皇上谒陵时呈进“以《易》解《诗》”，实则
信口开河的东西，结末要求皇上将“张三姨母家”和“杜五姨母家”的两
个表妹赐他成婚。被罪“从重发往黑龙江等处给披甲人为奴。”鲁迅说他
“大约终于单身出关做西崽去了”。且言“此外的案情，虽然没有这么风
雅，但并非反动的还不少。有的是卤莽；有的是发疯；有的是乡曲迂腐；
有的是草野愚民，实在关心皇家。而运命大概很悲惨，不是凌迟，灭族，
便是立刻杀头，或者‘斩监候’，也仍然活不出。”“凡这等事，粗略的
一看，先使我们觉得清朝的凶虐，其次，是死者的可怜。但再来一想，事
情是并不这么简单的。这些惨案的来由，都只为了‘隔膜’。”（《且介
亭杂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
    原载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明清论丛》1999年12月创刊号，
    又北京出版社2000年2月《纳兰性德丛话》。本文略有订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