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学史序言

　　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历史与文学始终有着不解之缘。无论哪种形式的文学，总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说起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文学，我们也总是习惯于按朝代或时代来对其进行划分，如先秦文学、两汉文学、唐宋文学、近代文学等等。中国人早就认识到了文学的发展和时代变化之间的关系，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中说得好：“时运交移，质文代变”，自“昔在陶唐”到“皇齐驭宝”，“蔚映十代，辞采九变”，于是，“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说法，就不仅仅是人们描述中国文学发展史的常用话语，同时也成为对其进行研究的重要思想指导。
　　但是要说起文学与历史的关系，还远远不是如此简单。文学的产生与发展不但受制于历史的变化，其内容和形式有时竟也与史学不分，亦文亦史，亦史亦文。在中国的上古时期亦即先秦时期，以《春秋》、《左传》等为代表的中国早期的历史著作，同时也被我们称之为“历史散文”或曰“史传文学”；反过来，像《诗经》这样的文学作品，也被历史研究者视为最珍贵最可靠的上古历史文献，其中有些作品就直接被后世称之为“史诗”，正所谓“六经皆史”、“六经皆文”。到了汉代以后，虽然随着学术的分化而使中国的正统史学与文学的关系越来越远，但是用文学来演绎历史或者把历史作为文学题材的现象并没有消失。从远在先秦的《穆天子传》、《晏子春秋》开始而形成的杂史杂传传统，到汉代以后则蔚为大观，出现了袁康、吴平的《越绝书》、赵晔的《吴越春秋》、佚名的《汉武帝故事》、刘向的《列女传》等一系列著作。由此而往，魏晋南北朝有轶事类小说；隋唐以后有历史人物传奇；宋代有讲史话本；元代有历史戏剧；明代有历史演义小说；清代有历史题材的说唱；现当代有历史回忆录、历史题材的电影和电视剧等等。它们的内容是“历史”的，形式是“文学”的，“文”与“史”在它们身上如水乳交融一般，永远也不可能分开，这无疑是一种重要的中国文化现象。
　　遗憾的是，多年来我们虽然在断代文学史和分体文学史的研究中不断地涉及这种现象，其中一些作品，也是传统文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可是我们并没有把它们当成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来认识，自然也没有人来揭示它的艺术特质，对它的发生发展过程进行详细的考察。这对于全面地认识中国文学传统来讲，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树增教授以其敏锐的学术眼光，看到了这一文学现象的重要性，并率先对它展开了系统的研究。他把这一类型的文学统称之为“历史文学”，第一次对它的特质进行了具有科学意义的界定，对其发生发展的历史进行了粗线条的描述，并写出了第一部中国《历史文学史》（先秦两汉卷），这无疑是一项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工作。
　　“中国历史文学”是中国历史与文学的完美结合，它既是以文学的笔法书写的历史，又是以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它在先秦时期就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这正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特征：由于自夏商周三代以来中国就逐步进入了“理性社会”，原本十分丰富的中国神话传说被过早地湮灭；而史官文化的发达则使中国人很早就形成了重史的传统。这使先秦时期的中国没有产生像古希腊那样长篇的史诗，可是却产生了希腊人无法企及的历史著作。如果说，正因为古希腊的神话与史诗的出现才会给西方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和武库”，从而奠定了西方文学的文化传统；那么在中国，也正因为史官文化的发达，才使得先秦的历史文学成为中国后世小说、戏曲等的重要文化源头，使历史文学成为中国文学的一种主流。我以为，树增教授以此为切入点来研究中国文学，其意义是相当重要的。他不仅为中国历史文学的本质给予定性，写出了第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中国历史文学史，而且还从一个新的角度揭示了中国文学独特的发生过程、发展规律，有利于从世界文化的范围内来更好地认识中国文学的内容形式以及其鲜明的民族特色，确立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独特地位。
　　我们知道，中国文学史作为一门新的学科，是在西方文学史观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因而对中国文学史规律的认识，在不知不觉中也受到了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影响，这使得我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习惯于按西方文学史的发展之路来评价和衡量中国文学史的发展。例如关于史诗，曾经有许多学者以古希腊的长篇史诗为标准，认定中国古代没有史诗，这甚至被看成是中国古代文学不发达的标志。这种论断自然是错误的，因而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诗经》中的《生民》、《公刘》、《玄鸟》、《长发》等诗，就是中国古代的史诗，它们虽然没有古希腊史诗的长度，但是却具备史诗的全部要素。这种解释自然是有道理的。但不容讳言，《生民》、《公刘》等史诗在规模的宏伟和内容的丰富上远不能与荷马史诗相比，若以此来进行比较，仍然不能说中国的古代史诗与同时期的古希腊的史诗一样伟大。但我们并不能以此作为评价中国古代文学是否发达的标准，这是不公平的。因为在这种比较中，人们还是在不自觉中受制于西方文学的评判体系，仍然没有脱离西方文学中心论的偏见。而树增教授的研究则完全立足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实际，他以充分的事实说明，中国文学是在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文化传统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有着独特的发生发展之路。这正如同树增教授所说：我国古代神话史诗的不发达，“这与其说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短处’，不如将它视为我们民族文化的一个特点。中国文学有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中国不曾发展出繁荣的神话文学、在荷马史诗的时期也没有产生出具有大型规模的叙事诗，但中国在当时却找到了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它那种全面、详尽地反映历史大变革的能力，甚至超过了荷马史诗。”因此，我们不必要为中国没有产生古希腊那样的长篇史诗而自卑，而应该为中国有如此悠久的历史文学传统而骄傲。这对于站在世界范围内全面而又正确地认识中国文学特色，其启示意义是极大的。
　　中国历史文学史是把“文”与“史”融为一体的具有综合形态的一种新的文学史，它包含着蓄积久远的文化内容，有着旺盛不衰的生命活力，因而对它的研究也就必须从民族文化的大背景方面着眼，从中国文化特征的早期探源开始，从文学与史学以及其它意识形态的网状联系中理出头绪，从纷繁复杂的中国文化现象中去把握其发展脉络。可以说，中国历史文学史的撰写既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也是一个较大的系统工程，其难度可想而知。树增教授经过四年的勤奋研究，数易其稿，终于写出了这部五十万字的巨著。全书分为“中国历史文学的萌生”、“中国历史文学的发达”、“中国历史文学的成熟”三编，并在“导言”中就中国历史文学的特质及其发展脉络进行了科学的界定与简要清晰的描述。书中的许多问题，都是树增教授首先提出来并在历史文学史的框架下第一次展开论述的。如树增教授认为：“历史文学的基本特质是既有历史科学的真实性与概括性，又有文学的典型性与艺术性。它是艺术地表现历史，同时又在表现历史的过程中体现出作者对历史以及现实的思想情感与审美观。”这一定性既讲明了什么是历史文学，同时也界定了全书论述的范围，并为其进行史的表述和理论的分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树增教授还指出：“中国历史文学发展的内在脉络是中国历史文学特质的形成及其演化，只有把所握了这一点，才能清理出一条清晰的中国历史文学自身发展的轨迹，这条轨迹要合乎中国历史文学内在的发展逻辑。当我们将中国历史文学特质的形成、演化置于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去加以观照时，便会发现：中国历史文学特质的形成不仅与社会的发展相联系，也与中国文学形体的演进相联系。”以此为线索，树增教授把中国历史文学的发展大致划分为四个大的历史阶段：从上古到汉为第一个阶段，从魏晋到宋为第二个阶段，从元至清为第三个阶段，“五四”运动以后至今为第四个阶段。并根据每个阶段的不同特点，分别把它们称之为“文隐于史的阶段”、“文史偏流的阶段”、“史隐于文的阶段”和“文史兼容的阶段”，我以为，树增教授的这一论述和历史分段是符合中国历史文学发展规律的，其概括也是相当准确简明并具有学术启发意义的，它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历史文学的发展过程，并为以后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有了这样的理论指导和史的框架，树增教授自然就把过去文学研究中难以涉及到、或者虽有涉及却因为难以纳入传统的文学系统因而不可能进行深入研究的一些著作，如《山海经》、《穆天子传》、《晏子春秋》、《燕丹子》等纳入了一个完整的中国历史文学的范畴，并给它们设定了一个准确的文学史位置，同时得出了一些前人所未发的结论。此外，全书丰富的内容、翔实的资料，析理的深刻透辟，以及一些富有理论创见的论述，都会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它的出现，是近年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里可喜的新收获，也是著者献给21世纪学术界的一份厚礼。
　　树增教授是我的师兄。1984年底，我们共同考入东北师范大学杨公骥教授门下攻读博士学位，并同处一室。树增兄不但在学业上给我以巨大的帮助，在生活上更如同亲兄长一样给我以热情的关怀。我们共同读书，共同讨论问题，共同跑步和打球，也共同去欣赏长春五月的飞花和十月的瑞雪。三年多的朝夕相处，结下了无比深厚的友谊，也留下了许许多多难忘的回忆。博士毕业后，我先去了青岛，又来到北京，他则去了大连。虽然两地相隔，但我们之间一直没有中断学术上的合作与互助，一起参予策划并编写了《先秦大文学史》、《两汉大文学史》，共同撰写了《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在青岛和大连美丽的海滨，我们数不清有多少次的长夜漫谈，共诉别后的相思，共析学问上的疑难，共话人生中的困惑，也共同在海边捡拾美丽的贝壳，追逐那雪白的浪花。在这些年中，他在学术上的勤奋，更给我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十几年来，除了我们共同的合作之外，他自己还撰写了多部学术著作和教材，为部队院校的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自然，在这些年的学术研究中，他最投入的还是关于中国历史文学的思考。早在攻读博士学位之时，他就把自己的学术主攻方向定在了以《春秋》、《左传》和《史记》等为代表的先秦两汉的历史文学上。这部著作，正是他十多年来在中国历史文学方面研究和思考的结晶。多年的辛勤耕耘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成果，做为他最亲密的学弟，我怎能不为他的丰收而感动！
　　在新世纪的第一年，在一个明媚的春日，树增教授托人给我捎来了这部书稿，并瞩我写几句话为序。 全书中丰富的内容和精辟的论述，已非我这支拙笔所能尽言，相信它能够经受住读者的评判和历史的考验。在此，仅能写几句赘言，以表达我先睹为快的感受和心情，一来为我的学兄所取得的成果表示祝贺，二来也为学术界在新世纪的开始就产生了这样具有创新意识的新著而高兴，并愿树增教授再接再厉，写出一部贯通古今的历史文学史。

赵 敏 俐
2001年3月15日于北京花园村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