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永恒的悲美：中古文人的“伤逝”情结与挽歌习俗 

 中古时代是一个十分特殊的历史时代。这个时代既是残酷的、专制的，又是自由的、开放的。汉代的大一统帝国，开土封疆，功业赫赫，在思想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谶纬宿命思想和所谓博士意识支配着人们的行动。东汉末年，清议之风兴起，在万马齐喑的局面中引进一缕自由的空气。到魏晋时期，上层统治者争权夺利，导致社会的混乱和礼教的解体，在东方专制的顽石下造就了一道相对自由的裂罅。因此，在中古时期，儒道释竞相争长，清谈之风长盛不衰，人们启动感情的锁钥，打开智慧的大门，对人生对宇宙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开辟了“人的自觉”的新天地。这确乎是一个洋溢着智慧与深情的历史时代。而对这个时代的充满深情的诗意显现，便是中古士人的伤逝情结与挽歌习俗。 

               一、中古文人的“伤逝”情结 

“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出来如花，又被割下；飞去如影，不能存留。” “海中的水绝尽，江河消散干涸。人也是如此，躺下不再起来，等到天没有了，仍不得复醒，也不得从睡中唤醒。”（《旧约·约伯记》，第十四章）死亡是人的必然归宿。中古士人对于死亡的关注集中表现在《世说新语》第十七门《伤逝》中。“伤逝”的意思是指感伤逝者、哀念亡人。《伤逝》一篇在中古文化史上具有特殊的价值，那就是从一个侧面集中地表现了中古文人的生命意识—对生命的珍爱和对死亡的忧伤。 

（一）“伤逝”情结的时代背景 

中古时代，战火遍地，灾难重重。上层统治者互相倾轧，残酷斗争，人命危浅，朝不保夕。在这动荡多事之秋，许多著名的文人常常由于政治上的牵累惨遭荼毒，死于非命，《晋书·阮籍传》说：“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其实人生命运之惨烈，何止魏晋！据我观察，中古士人的死亡方式通常有两种，一是寿终正寝，二是死于他杀，而极少有死于自杀的（到目前我只发现东吴暨艳一人，见本书页10）。在这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岁月里，许多慷慨悲壮、才华横溢之士，都成了上层社会尔虞我诈的牺牲品，人们普遍产生了大化流衍、一息不停的感慨，人生无常、乐少悲多的喟叹，这正是魏晋时代人生哲学的典型音调。据日本学者高桥清编纂的《世说新语索引》，我们可以发现在《世说新语》中，“哭”字出现二十七次，“泣”字出现十八次，“哀”字出现二十四次，“亡”字出现四十一次，“死”字出现三十四次，可见这四个字均属于《世说新语》动词中的高频字。而据冉昭德先生统计，在《文选》中，被砍头的作家有三十四位，占其全体作家（130人）四分之一有强（《<文选>中惨死的作家》）。这些情况也足以说明，在中古时代，人生的悲剧太多了，死亡太普遍了。葛洪说：“永惟富贵可以渐得，而不可顿合，其间屑屑，亦足以劳人。且荣位势利，譬如寄客，既非常物，又其去不可得留也。隆隆者绝，赫赫者灭，有若春华，须臾凋落。得之不喜，失之安悲？悔吝百端，忧惧兢战，不可胜言，不足为也。”（《抱朴子》外篇《自序》）葛稚川道出了中古文人的普遍心态。

在中国人的生活史中，中古时代确是悲和美交相辉映的一页。 

（二）“伤逝”情结例析 

       《世说新语·伤逝》忠实地记录了魏晋士人悼亡伤逝的言语，它包括十九篇小品。这些小品笔精墨练，文辞悲怆，一往情深，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比之潘岳的《悼亡诗》和元稹的《遣悲怀》亦毫无愧色。它们共同组成了一部惊风泣鬼，如怨如慕的安魂曲，读来令人黯然神伤。我们看这段文字： 

王浚冲为尚书令，著公服，乘轺车，经黄公酒垆下过。顾谓后车客：“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饮于此垆。竹林之游，亦预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来，便为时所羁绁。今日视此虽近，邈若山河。”（本门二） 

“近”，是实际的距离；“邈”，是主观的感觉。惟其身经酒垆，咫尺相隔，故曰“近”；惟其故人已逝，不得复见，故曰“邈”。“近”与“邈”，相反相成，相映相衬，矛盾的情结在这里达到有机的统一。寥寥八个字，真不知蕴涵了多少深情厚意，其“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诗品》卷上《古诗》，《诗品注》，页17）。本门五： 

有人哭和长舆曰：“峨峨若千丈松崩。” 

死者气概之峻伟，风神之超逸，令人敬意倍增。本门九： 

庾文康亡，何扬州临葬，云：“埋玉树著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已!” 

死者内质的美好，品格的高尚，宛然如见。本门一一： 

支道林丧法虔之后，精神霣丧，风味转坠。常谓人曰：“昔匠石废斤于郢人，牙生辍弦于钟子，推己外求，良不虚也。冥契既逝，发言莫赏，中心蕴结，余其亡矣!”却后一年，支遂殒。 

据本条刘孝标注所引《支遁传》，法虔是支道林的同学，“俊朗有理义，遁甚重之”。支道林借《庄子·徐无鬼》所述郢人与匠石以及《韩诗外传》卷九所载伯牙与钟子期的故事，深切表达了对知音好友的热爱、怀念与悲悼。本门一八： 

羊孚年三十一卒，桓玄与羊欣书曰：“贤从情所信寄，暴疾而殒，祝予之叹，如何可言!” 

本条刘孝标注引《公羊传》曰：“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子路亡，子曰：‘噫，天祝予!’”又引何休注曰：“祝者，断也；天将亡夫子耳。”桓玄借用这个典故，也深切表达了对亡友的如海深情和一腔哀思。

其实，在动乱的时代，无论是病死，还是被人杀死，在人们心理上都不是不能承受的。就死亡而言，最重要的是对正常的死亡顺序的遵守，直白地讲，那就是祖死于父前，父死于子前。然而，中古时代偏偏有很多生命的倒序，真是让人无法忍受。顾雍之悲悼顾邵（《雅量》一），王戎之痛哭万子（《伤逝》四），庾亮之感念亡儿（同上，八），都足以催人泪下。《世说·德行》二九： 

王长豫为人谨顺，事亲尽色养之孝。丞相见长豫辄喜，见敬豫则嗔。长豫与丞相语，恒以慎密为端。丞相还台，及行，未尝不送至车后。恒与曹夫人并当箱箧。长豫亡后，丞相还台，登车后，哭至台门；曹夫人作簏，封而不忍开。 

本条刘孝标注引《中兴书》：“王悦字长豫，丞相导长子也。仕至中书侍郎。”再如《伤逝》一二： 

郗嘉宾丧，左右白郗公：“郎丧。”既闻不悲，因语左右：“殡时可道。”公往临殡，一恸几绝。 

儿子死在父亲的前面，所谓白发送黑发，这种生命顺序的倒置给生者带来的悲哀是何等深重！

生命是可贵的，每个人只有一次，因而更需要倍加珍惜。《伤逝》门十分明显地反映了士人从爱惜自身为起点，到关心他人生命的这样一个过程。本门一五： 

王东亭与谢公交恶。王在东闻谢丧，便出都，诣子敬，道欲哭谢公。子敬始卧，闻其言，使惊起曰：“所望于法护。”王于是往哭。督帅刁约不听前，曰：“官平生在时，不见此客。”王亦不与语，直前哭，甚恸，不执末婢手而退。 

王珣没有为冤家的死亡而欢快，而是为之深感痛惜。平生交恶的人，竟然成为倾情哭悼的对象，这确实很值得深味。显然，晋人的感情表达已经超出了功利的苑囿，因为他们对生命的珍爱是一种普遍的情怀。只要是人，只要有生命的不幸发生在人的身上，就会立刻唤起他们对生命本身的同情与关注，而并不留意生命之主体与自己的关系如何。《晋书·阮籍传》： 

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识其父兄，径往哭之，尽哀而还。 

这就是美！这就是人类的感情美和人性美！《圣经》说“往遭丧的家去，强如往往宴乐的家去”，“智慧人的心，在遭丧之家”（《旧约·传道书》，第七章）。这是一种关心人类自身的伟大意旨，一种博爱万物的崇高情怀，人类在既往的历史进程中所创造的一切语言辞令，都不足以传达它的美。而人类的相亲相爱，生命的生生不息与夫世界的周流无已，全在于此！ 

（三）“伤逝”情结与士人深情 

李泽厚先生说：“魏晋时代的‘情’的抒发由于总与人生—生死—存在的意向、探询、疑惑相交织，而常常达到一种哲理的高层。这倒正是以‘无’为寂然本体的老庄哲学以及它所高扬着的思辩智慧，已活生生地渗透和转化为热烈的情绪、敏锐的感受和对生活的顽强执着的原故。从而，一切情都具有着智慧的光辉，有限的人生感伤总富有无限宇宙的含义。扩而充之，不仅对死亡，而且对人事、对风景、对自然，也都可以兴发起这种情感、情怀、情调来而变得非常美丽。”（《古典文学札记一则》）在士人看来，人生是痛苦的，而造物主所缔造的自然风物却是美好的。当它与一定的人生际遇密切相联的时候，就更富有诗意的美，更加销魂夺魄。《世说新语·言语》三二： 

卫洗马初欲渡江，形神惨顇，语左右云：“见此芒芒，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 

这是因江水的茫茫无际而想到人生的短暂？还是因江水的波涛汹涌而想到人生的险恶？抑或是因江水的长流不已而想到覆亡的故国？或许都有。读了这段文字，我们很容易联想到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以及《论语·子罕》里的一段话：“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子烨案：此即《世说新语·伤逝》篇名之所本）孔子、卫玠和陈子昂生活在三个迥然不同的时代，但他们表现了十分相近的情感。他们对时间和空间，对人生和宇宙都表现了深沉的感慨和执着的思索。孔子重在惊叹，卫玠偏于感伤，陈子昂也带着浓郁的感伤色彩，但他所抒发的感情更为深邃，更为幽渺，更富有哲理性的启迪，体现了更为强烈的时空意识¾上摩日月星辰，下瞰山河大地，仿佛具有包举宇宙、戡破万象的伟力。千余年来，文人学子们心摹手追，传唱不已，其原因也就在于此吧。曹丕在《柳赋》中写道： 

昔建安五年，上与袁绍战于官渡，是时余始植斯柳，自彼迄今，十有五载矣。左右僕御已多亡，感物伤怀，乃作斯赋曰： 伊中域之伟木兮，瑰姿妙其可珍。稟灵祇之笃施兮，与造化乎相因。四气迈而代运兮，去冬节而涉春。彼庶卉之未动兮，固战萌而先辰。盛德迁而南移兮，星鸟正而司分。应隆时而繁育兮，扬翠叶之青纯。修干偃蹇以虹指兮，柔条阿那而虵伸。上枎疏而孛散兮，下交错而龙鳞。在余年之二七，植斯柳乎中庭。始围寸而高尺，今连拱而九成。嗟日月之逝迈，忽舋舋以遄征。昔周游而处此，今倏忽而弗形。感遗物而怀故，俛惆怅以伤情。……（《全三国文》卷四）  

而桓温面对其所植的故柳，也抒发了与子桓类似的情怀。《世说新语·言语》五五： 

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邪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 

世事如浮云，岁月如流水，树木尚且不堪衰老，人又如何经得起日月的消磨呢！一介武夫，居然对人生有如此深切的体察！（关于以上两个《世说》故事的阐释，可参看宗白华先生《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

       在《世说新语》中，有的人物常常直抒胸臆，针对人生的某一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抒发自己的怀抱，感情真挚，耐人寻味。如谢安曾经对王羲之说： 

中年伤于哀乐，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 

王羲之答道： 

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赖丝竹陶写，恒恐儿辈觉损欣乐之趣。（《世说新语·言语》六二） 

“觉损”意为减少，乃六朝常语（徐震堮先生《世说新语校笺》将此二字分开标点，而成两句，误甚，见徐书页68）。人在童年的时候，咿呀学语，纯真无邪，到了青年时代，往往把人间事象看得过于美好，理想的憧憬多于现实的努力。人，只有中年人，才会对人生的喜怒哀乐有比较深切的体验，才能真正认识到生命的价值。

      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价值。因为人类不同于动物，人不仅具有一切生物式的本能，而且更主要的使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是人不断地探究自身的存在，在人生存的每时每刻都要查问和审视自身的生存状况。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就存在于这种审视中，存在于这种对人类生活的批判态度中。从《世说新语》一书，我们看到中古时代的知识分子对人生的真谛进行了深刻的省察，他们的目光由外在的功利事物转向自己的内心世界，因而发现了自我的价值，所谓“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世说新语·品藻》三五），这种自信的态度和任真的风格使他们创写了中国文人生活史上的一个璀璨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