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香”与“味”：《世说新语》的语言和人物

二、《世说新语》的人物 

 马瑞志先生论《世说》云：“这些故事构成的世界确实是一个异常狭窄的世界：皇帝、太子、大臣、官僚、将军、文质彬彬的隐士和温文尔雅的僧侣。尽管他们生活在极其优雅而敏感的象牙之塔中，其中大部分人还是经常涉足充斥着血流漂杵的战争和尔虞我诈的派系斗争的尘世。这是一个黑云漠漠的世界，与才智和睿识的光辉构成了鲜明的对照。”（《á世说新语ñ的世界》）作为魏晋世族文化的百科全书，《世说新语》着力刻画了当时上流社会形形色色的人物，为他们做了具体而微的艺术剪影。据马先生统计，在《世说新语》中大约出现了六百二十六个人物，他们构成了一个规模宏大、异彩纷呈的人物画廊。其中的两类人物，即世族女性和少年儿童较少为研究者所道及。他们在全书中虽然不是主角，但所占篇幅不少。他们的活跃，为《世说新语》的世界增添了一道道清新、美丽的光环。 

（一）“芝兰玉树”：《世说新语》中的男孩群像 

男孩在《世说新语》中是以群体形象的面貌出现的。在中古士族文化的汤汤流水中，他们仿佛是往来翕动的游鱼，时而浮出水面窥视一下旖旎、绚烂的烟光声色，时而潜入水中，呈现其轻灵、隽美的风姿，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令人过目不忘。

这些男孩给我我们的第一个印象是聪颖机警，富于智慧。首先，他们特别长于辞令： 

张玄之、顾敷是顾和中外孙，皆少而聪惠，和并知之，而常谓顾胜。亲重偏至，张颇不懕。于时，张年九岁，顾年七岁。和与俱至寺中，见佛般泥洹像，弟子有泣者，有不泣者。和以问二孙。玄谓：“被亲故泣，不被亲故不泣。”敷曰：“不然。当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言语》五一） 

所谓佛般泥洹像，是佛祖释迦牟尼去世前的形象，也就是卧佛。在卧佛寺中，两个孩子各自从自己的境遇出发来回答“一身二任”的老人顾和的提问，解释佛祖弟子在佛祖临终之际的不同表现。“张玄之语较浅，偏于人情；顾敷之语较深，偏于玄理。”（程章灿先生《世族与六朝文学》，页223）但足以说明他们都有过人的聪明。孩子们的智慧还通常表现为知书达理，识解明湛。如天才少年孔融的故事： 

孔文举年十岁，随父到洛。时李元礼有盛名，为司隶校尉。诣门者，皆俊才清称及中表亲戚乃通。文举至门，谓吏曰：“我是李府君亲。”既通，前坐。元礼问曰：“君与仆有何亲?”对曰：“昔先君仲尼与君先人伯阳有师资之尊，是仆与君奕世为通好也。”元礼及宾客莫不奇之。太中大夫陈韪后至，人以其语语之，韪曰：“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文举曰：“想君小时，必当了了。”韪大踧踖。（《言语》三） 

小孔融从孔子与老子的关系出发，来论证自己与大名人李膺有世代通好之谊，这已经显示了不凡的智慧；随后又采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策略，使陈韪无地自容，就更加令人叹服。从现代形式逻辑学的角度看，陈氏所说的“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是一个判断句，“小时了了”为其“前件”，“大未必佳”为其“后件”。肯定“前件”，即等于肯定“后件”；孔融谓陈氏“想君小时，必当了了”，则“君”之“大未必佳”之意自然见于言外。陈韪作茧自缚，又罹此重创，不仅无力反驳，而且难以脱身了。于是，天才少年孔融的形象便跃然纸上。《南史》卷六九《虞荔传》附《虞寄传》：“寄字次安，少聪敏。年数岁，客有造其父，遇寄于门，嘲曰：‘郎子姓虞，必当无智。’寄应声曰：‘文字不辨，岂得非愚!’客大惭。入谓其父：‘此子非常人，文举之对，不是过也。’”所谓“文举之对”就是指孔融的这个故事，由此可见中古士人对他是非常推重的。

最令人感动的是孩子的善良、纯净和天真可爱。《排调》四O： 

张苍梧是张凭之祖，尝语凭父曰：“我不如汝。”凭父末解所以，苍梧曰：“汝有佳儿。”凭时年数岁，敛手曰：“阿翁！讵宜以子戏父!” 

“孩童的动作，是清洁，是正直，都显明他的本性。”（《旧约·箴言》，第二十章）所谓“汝有佳儿”，言外之意是“我无佳儿”，其中机智深蕴的嘲戏之意被聪明的小张凭看破了，所以他敛起小手非常严肃地对祖父进行善意的劝告和委婉的批评。

《世说新语》中的男孩还特别乐于思考问题，乐于探索求知，。《文学》一四： 

卫玠总角时，问乐令梦，乐云：“是想。”卫曰：“形神所不接而梦，岂是想邪?”乐云：“因也。未尝梦乘车入鼠穴，擣    ，啖铁杵，皆无想无因故也。”卫思因经日不得，遂成病。乐闻，故命驾为剖析之，卫即小差。乐叹曰：“此儿胸中当必无膏肓之疾。” 

对此，宗白华先生评论道：“卫玠姿容极美，风度翩翩，而因思索玄理不得，竟至成病，这不是柏拉图所说的富有‘爱智的热情’么？”（《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确实，如果没有对真理的热爱，没有天际真人般的玄心，一个尚未成年的孩子岂能如此？

在《世说新语》中，孩子不仅是孩子，更主要的，他们首先是人¾具有独立精神的人。独立的人格意识，是由长辈的爱抚与培育滋养出来的。本书（页49）曾经援引《假谲》一四的故事，少年谢玄的装饰太女性化了，谢安以谲诈的方法来纠正他的这种不良嗜好，乃是出于对孩子的关怀；而他在为小家伙纠正错误的过程中，又能充分尊重他的人格，保护他的感情和自尊。实际上，在魏晋时期，“人的自觉”意识表现在孩子们的身上，也就是人格的独立和个性的突出。《世说新语》中的男孩大都是士族子弟，他们生活在自由而富于艺术情调的家庭里，因而得以保持其精神的独立与性情的本真。他们的自尊自爱，他们的自我个性，获得了充分表现与自由发展的空间。他们是幸运的，也是幸福的!我们看王献之： 

王子敬数岁时，尝看诸门生樗蒲蒱，见有胜负，因曰：“南风不竞。”门生辈轻其小儿，乃曰：“此郎亦管中窥豹，时见一斑。”子敬嗔目曰：“远惭荀奉倩，近愧刘真长。”遂拂衣而去。（《方正》五九） 

他对“门生”称自己为“郎”十分不满，所以将自己心目中的两个名士偶像抬出来，借以显示其不凡的心志。这样的男孩常常有丝毫也不逊色于成年人的雅量，而在日常生活中显示出穆然清恬的气度： 

庾太尉风仪伟长，不轻举止，时人皆以为假。亮有大儿数岁，雅重之质，便自如此，人知是天性。温太真尝隐幔怛之，此儿神色恬然，乃徐跪曰：“君侯何以为此?”论者谓不减亮。苏峻时遇害。或云：“见阿恭，知元规非假。”（《雅量》一七） 

父亲的美好风仪因儿子的气度得以证明，俗称“有其父必有其子”，又云“龙生龙，凤生凤”，在晋人看来，这一命题的逆向命题也是可以成立的。这种审视方式非常有趣。

世界上有孩子，自然就会有描写孩子的文学。但男孩的形象跃动于《世说新语》的“大人天地”里，却有其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只有对这种背景进行全面、深入的考察，才能理解《世说新语》所塑造的儿童群像在文化上的特殊意义。

    首先，魏晋世族对子弟培养的重视，造就了《世说新语》的男孩群像。《言语》九二： 

谢太傅问诸子侄：“子弟亦何预人事，而正欲使其佳? ”诸人莫有言者，车骑答曰：“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阶庭耳。” 

“芝兰玉树”决定着家族的未来，所以对子孙后代的培育不可轻忽。“阶庭前长满芝兰玉树，既可自傲，亦可骄人，车骑这句话正反映了世族门第对子弟成长的殷切期望。事实上，世族家族内的每一位长辈也都致力于对子侄辈的培育，言传身教，更利用各种机会和可能，不遗余力地揄扬、提拔同族的后辈，使之尽快脱颖而出。”（程章灿先生《世族与六朝文学》，页5）换言之，正是基于对家族利益的长远考虑，孩子们才受到特别的关注： 

林下诸贤，各有俊才子：籍子浑，器量弘旷；康子绍，清远雅正；涛子简，疏通高素；咸子瞻，虚夷有远志，瞻弟孚，爽朗多所遗；秀子纯、悌，并令淑有清流；戎子万子，有大成之风，苗而不秀；唯伶子无闻。凡此诸子，唯瞻为冠，绍、简亦见重当世。（《赏誉》二九） 

优秀的孩子是令人感到欣慰的，而在孩子的身上，父辈们也寄托了最真最深的情： 

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简服其言，更为之恸。（《伤逝》四） 

这是对骨肉至亲的挚爱与痛惜，其哀乐过人，不同流俗，千载以下，我们仍然可以想见王戎那痛彻肺腑的悲伤。

       其次，与上述情况相联系，从东汉以至六朝，早惠的人才观念深入人心。《梁书》卷二七《陆倕传》： 

倕少勤学，善属文。……第四子缵，早慧，十岁通经，为童子奉车郎，卒。 

又《梁书》卷四0《到溉传》： 

（到）镜子荩，早聪慧，起家著作佐郎……。 

早惠的孩子是格外受人看重的，反之，就不会见称于人。《宋书》卷六三《殷景仁传》： 

景仁少有大成之量，司徒王谧见而以女妻之。……子道矜，幼而不慧……。 

又《宋书·谢灵运传》： 

父瑍，生而不慧，为秘书郎，蚤亡。灵运幼便颖悟，玄甚异之，谓亲知曰：“我乃生瑍，瑍那得生灵运! ”灵运少好学，博览群书，文章之美，江左莫逮。 

不聪明的父亲生出了颖悟的儿子，在当时是被视为不可理解的怪异现象的。

早惠这种人才观念主要表现在七个方面：一是“才”，即富有文才。世族子弟是以文才相尚的。《晋书》卷三九《荀勖传》： 

荀勖字公曾，颍川颍阴人，汉司空爽曾孙也。……岐嶷夙成，年十余岁能属文。从外祖魏太傅钟繇曰：“此儿当及其曾祖。”…… 

《梁书》卷一五《谢朏传》： 

朏幼聪慧，庄器之，常置左右。年十岁，能属文。庄游土山赋诗，使朏命篇，朏揽笔便就。琅邪王景文谓庄曰：“贤子足称神童，复为后来特达。”庄笑，因抚朏背曰：“真吾家千金。”孝武帝游姑孰，敕庄携朏从驾，诏使为《洞井赞》，于坐奏之。帝曰：“虽小，奇童也。” 

二是“学”，即学识渊懿。中古豪族特别重视子弟学养的修炼，没有学问，便不受重视，更谈不上早惠。《南史》卷二六《袁湛传》附《袁淑传》： 

淑字阳源，少有风气。年数岁，伯父湛谓人曰：“此非凡儿。”至十余岁，为姑父王弘所赏，博涉多通，不为章句学。文采遒艳，从横有才辩。 

又《梁书》卷五0《文学列传下·陆云公》： 

云公五岁诵《论语》《毛诗》，九岁读《汉书》，略能记忆。从祖倕、沛国刘显质问十事，云公对无所失，显叹异之。 

三是“理”，即见识卓越。中古世族特别推崇富有见识、明练事理的孩子。《三国志》卷一六《杜畿传》附《杜恕传》裴松之注引《杜氏新书》曰：“恕弟理，字务仲。少而机察精要，畿奇之，故名之曰理。”这样命名，显然是为突出孩子的个性特点，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人是以明练事理为贵的。《晋书》卷四七《傅玄传》附《傅祗传》： 

祗性至孝，早知名，以才识明练称。 

又《梁书》卷五一《处士列传·刘歊》： 

歊幼有识慧，四岁丧父，与群儿同处，独不戏弄。六岁诵《论语》《毛诗》，意所不解，便能问难。十一，读《庄子·逍遥篇》，曰：“此可解耳。”客因问之，随问而答，皆有情理，家人每异之。 

四是“德”，即美好的道德情操。《晋书》卷八三《顾和传》： 

和二岁丧父，总角便有清操，族叔荣雅重之，曰：“此吾家麒麟，兴吾宗者，必此子也。”…… 

又《梁书》卷四七《孝行列传·甄恬》： 

恬数岁丧父，哀感有若成人。家人矜其小，以肉汁和饭饲之，恬不肯食。年八岁，问其母，恨生不识父，遂悲泣累日……。 

案《文心雕龙·哀吊》云：“原夫哀辞大体，情主于痛伤，而辞穷乎爱惜。幼未成德，故誉止于察惠；弱不胜务，故悼加乎肤色。”刘勰认为儿童“幼未成德”，是说他们的道德品质并未定型，随着年龄的增长会有所改变；只有到成年时，才会固定下来。中古世族子弟的道德修养成熟得比较早，所以构成了早惠的一个重要方面。五是“神”，即神情气貌不同寻常。《宋书·谢弘微传》： 

童幼时，精神端审，时然后言。所继叔父混名知人，见而异之，谓（其父）思曰：“此儿深中夙敏，方成佳器。有子如此，足矣。”年十岁出继。所继父于弘微本缌麻，亲戚中表，素不相识，率意承接，皆合礼衷。…… 

又《梁书》卷二六《傅昭传》： 

昭六岁而孤，哀毁如成人者，宗党咸异之。为外祖所养。十一，随外祖于朱雀航卖历日。为雍州刺史袁顗客，顗尝来昭所，昭读书自若，神色不改。顗叹曰：“此儿神情不凡，必成佳器。” 

六是“辩”，即口才好，能言善辩。言语的早惠是特别重要的。因为语言是思维的工具，语言能够反映思维的水准乃至心理以及其它方面的成熟程度。《世说新语》第二门《言语》即表现了对这一问题的高度重视。中古的世族子弟常常出语不凡，或义理深邃，或寓意高妙，或幽默有趣，或巧舌如簧，而皆见称于人。《三国志·管辂传》裴松之注引《辂别传》： 

琅邪太守单子春雅有材度，闻辂一黌之俊，欲得见，辂父即遣辂造之。大会宾客百余人，坐上有能言之士，辂问子春：“府君名士，加有雄贵之姿，辂既年少，胆未坚刚，若欲相观，惧失精神，请先饮三升清酒，然后言之。”子春大喜，便酌三升清酒，独使饮之。酒尽之后，问子春：“今欲与辂为对者，若府君四坐之士邪? ”子春曰：“吾欲自与卿旗鼓相当。”辂言：“始读《诗》《论》《易本》，学问微浅，未能上引圣人之道，陈秦、汉之事，但欲论金木水火土鬼神之情耳。”子春言：“此最难者，而卿以为易邪? ”于是唱大论之端，遂经于阴阳，文采葩流，枝叶横生，少引圣籍，多发天然。子春及众士互共攻劫，论难锋起，而辂人人答对，言皆有余。至日向暮，酒食不行。子春语众人曰：“此年少盛有才器，听其言论，正似司马犬子游猎之赋，何其磊落雄壮，英神以茂，必能明天文地理变化之数，不徒有言也。”于是发声徐州，号之神童。 

少年管辂的一举成名，显然与其杰出的辩才有关。再如： 

几卿幼清辩，当世号曰神童（《梁书》卷五0《文学列传下·谢几卿》）

恢字景度，既嫡长，少而辩慧，义宣甚爱重之。（《宋书》卷六八《武二王传·刘义宣》附《刘恢传》） 

谢几卿和刘恢都是管辂式的人物。七是“志”，即志向远大。《宋书》卷六九《刘湛传》： 

少有局力、不尚浮华。博涉史传，谙前世旧典，弱年便有宰世情，常自比管夷吾、诸葛亮，不为文章，不喜谈议。 

同书卷七六《宗悫传》： 

宗悫字元干，南阳人也。叔父炳，高尚不仕。悫年少时，炳问其志，悫曰：“愿乘长风破万里浪。”…… 

刘湛和宗悫都是心志很大的孩子，他们的早惠就表现在这里。以上七个方面就是早惠的具体表现。当然，早惠作为一种特殊的人才观念和品藻标准，常常是以其中某几方面的综合的形态出现的。早惠种种，皆来源于高度的智慧。没有智慧，就没有这一切。《三国志》卷二0《武文世王公传》记载了著名的曹冲称象的故事。小曹冲的智慧确实非常了不起。这样的孩子在《世说新语》中有许多。他们的早惠都可以从上述七个方面予以定位。长辈们对早惠的孩子不仅洞鉴明彻，而且宠爱有加： 

卫玠年五岁，神衿可爱。祖太保曰：“此儿有异，顾吾老，不见其大耳!”（《识鉴》八） 

这是“好孩子”，是绝无异议的人才¾即可能“流芳后世”（《尤悔》一三）的人。另一类男孩是“坏孩子”，是有争议的人才¾即可能“遗臭万载”（同上）的人： 

曹公少时见乔玄，玄谓曰：“天下方乱，群雄虎争，拨而理之，非君乎?然君实是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恨吾老矣，不见君富贵，当以子孙相累。”（《识鉴》一） 

但无论是哪一种人才，都会受到识鉴专家们的推崇。这些专家几乎一致认为杰出的人才在幼年时期即会有异于常童的卓越表现，并能够从上述七个方面的“异点”推断其成年以后的大致情况。《南史》卷六○《范岫传》： 

岫幼而好学，早孤，事母以孝闻。外祖颜延之早相题目，以为中外之宝。 

“早相题目”，也正是中古时期人伦鉴识的突出特点之一。事实上，中古士林推重人伦鉴识，在这方面，水平的高下，主要体现在对早惠人才的发现和预见是否准确。葛洪在《抱朴子》外篇《清鉴》中指出：“且夫所贵，贵乎见俊才于无名之中，料逸足乎吴坂之间，掇怀珠之蚌于九渊之底，指含光之珍于积石之中。”尽管其时有“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的议论，但“三岁看到老”却是士人们的共识。实际上，今人所谓“天才论”，在当时是被大家视为颠扑不破的真理的。刘卲《人物志·七缪》云：“夫人材不同，成有早晚，有早智而速成者，有晚智而晚成者；有少而无智，而终无所成者；有少有令材，遂为俊器者。……夫幼智之人，材智精达，然其在童髦，皆有端绪，故文本辞繁，辩始给口。……早智者浅虑而见速，晚成者奇识而舒迟，终暗者并困于不足，遂务者周达而有余。”刘氏认为早惠型的人才，在童稚时期即能表现出与常人不同的若干端绪和迹象，这反映了在当时的世族社会人才学家们的共同看法。《抱朴子》外篇《勖学》：“才性有优劣，思理有修短，或有夙知而早成，或有提耳而后喻。夫速悟时习者，骥騄之脚也；迟解晚觉者，鹑鹊之翼也。”“夙知而早成”的人，在中古时代最受人青睐。《赏誉》一一： 

羊长和父繇与太傅祜同堂相善，仕至车骑掾，蚤卒。长和兄弟五人，幼孤。祜来哭，见长和哀容举止，宛若成人，乃叹曰：“从兄不亡矣!” 

“宛若成人”几乎可以说是那个时代对儿童的最高评语。实际上，《世说新语》中的男孩，与其说是孩子，还不如说是“小大人”。他们有天真烂漫的的性情，也有近于成年人的或为成年人所不及的地方。《世说新语》为这一类男孩单列一门，名曰《夙惠》，足见这一人才类型的重要。            

（二）“林下风气 ”：《世说新语》塑造的魏晋新女性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以世族女性为代表的中国妇女呈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精神风貌。在世族文化的大背景下，女子的个性、人格和感情得到了充分的尊重与圆融的表达，女人的活动也格外引人注目，所以《世说新语》这部志人小说为女性人物设立了一个专篇，那就是第十九门《贤媛》。其实描写女性的文字遍布《世说新语》全书，并不仅仅局限于《贤媛》一门。《世说新语》塑造了许多形象鲜明的女性人物，特别是作者着意刻画的魏晋新女性的艺术形象，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和审美价值。

       在《世说新语》的人物画廊中，世族女性的形象是异常活跃的，同时也较少与尘世的秽浊发生联系。但是，她们并不封闭，也并不保守，在世族家庭内部，她们是十分开放而富于进取精神的。

首先，她们全方位地介入了家族生活。重要的表现之一是她们经常参与家族内部有关文学艺术问题的讨论。如陈郡阳夏谢氏作为一个横亘数百年的家族文学集团，其中有一位重要的成员，那就是谢道蕴，其联诗咏雪的故事成为千古佳话。《言语》七一刘孝标注引《妇人集》曰：“谢夫人名道蕴，有文才，所著诗、赋、诔、颂传于世。”可见她在文学创作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她的作品在当时曾经广泛流传，可惜后来大都亡佚了。不仅如此，她们还参与了盛极一时的人物品藻和名流月旦。《贤媛》一一： 

山公与嵇、阮一面，契若金兰。山妻韩氏觉公与二人异于常交，问公，公曰：“我当年可以为友者，唯此二生耳。”妻曰：“负羁之妻亦亲观狐、赵，意欲窥之，可乎?”他日，二人来，妻劝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墉以视之，达旦忘反。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当以识度相友耳。”公曰：“伊辈亦常以我度为胜。” 

据《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晋公子重耳在遭遇祸难的时候，到达了曹国，跟从他的人有狐偃、赵衰等。曹共公听说他肋骨长得很密，就乘他洗澡，观看他裸体的样子。僖负羁之妻闻知此事，便对丈夫说：“我看晋公子的随从，都足以辅助国家，晋公子必能回晋国做国君，并得志于诸侯之间，那些对他无礼的国家肯定要受到惩罚，曹国就是第一个。你为何不向他早一点致意呢？”山涛的这位贤内助一开口就援引古代女性的事迹，显示了她的博雅，而她对嵇、阮两位名士的敬重、爱慕以及对他们精神世界的深刻洞察，更令人赞叹不已。不仅如此，韩氏对嵇、阮的观察过程，实际上就是对名士风度的欣赏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令人惊叹的是她所拥有的“达旦忘反”的观察兴趣和“达旦忘反”的欣赏自由！

       其次，她们追求独立的人格价值和幸福自由的婚姻、爱情。在《世说新语》中，出身于社会下层的妇女多是以贵族男子的玩偶或附属品的面目出现的，如大将军王敦的婢妾（《豪爽》二）、魏武帝曹操的歌伎（《忿狷》一）、在金谷园中为达官贵人们行酒的美人（《汰侈》一）和在石崇家厕中侍列的婢女（《汰侈》二）都属于此类。与这些生死由人、命途多舛的女子不同，世族妇女具有自由¾人的特征。这主要表现在男女关系方面。“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页72）由《世说新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魏晋时期在男女关系方面发生了不同于秦汉时代的重要变化。譬如，她们对自己的丈夫可以淋漓酣畅地表达内心的情和爱，《惑溺》六： 

王安丰妇常卿安丰。安丰曰：“妇人卿婿，于礼为不敬，后勿复尔。”妇曰：“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遂恒听之。 

赵翼对“卿”这个称谓有十分准确的解释：“六朝以来，大抵以卿为敌以下之称。……南齐陆慧晓见士大夫，未尝卿之，曰：‘贵人不可卿，贱者乃可卿。人生何容立轻重于怀抱!’故常呼人官位。”（《陔余丛考》卷三六）这就是王戎所说的“妇人卿婿，于礼为不敬”的文化背景。他的妻子不仅不听劝告，反而以锅炒爆豆、叮当作响的“卿卿”向丈夫发起急风暴雨般的进攻，王戎不得已就只好听之任之了。在这里，女主人公关心的是自己对丈夫的爱，她认为“卿”字足以表达她的爱，这样也就够了。至于“卿”这一称呼在世俗中的低贱意义，她是在所不顾的。

既然爱高于一切，那么有时在痴爱之际，猝然发生的通常为人们所难以忍受的尴尬对她们也丝毫发生不了影响： 

裴成公妇，王戎女。王戎晨往裴许，不通径前。裴从床南下，女从北下，相对作宾主，了无异色。（《任诞》一四） 

为了爱，她们能够赴危解难，不避刀兵，如《贤媛》二二所写的桓豁女： 

庾玉台，希之弟也。希诛，将戮玉台。玉台子妇，宣武弟桓豁女也，徒跣求进。阍禁不内，女厉声曰：“是何小人!我伯父门，不听我前!”因突入，号泣请曰：“庾玉台常因人，脚短三寸，当复能作贼不?”宣武笑曰：“婿故自急。”遂原玉台一门。 

也是为了爱，她们敢于“先时而婚，任情而动”（干宝《晋纪总论》，《全晋文》卷一二七）。“性爱常常达到这样强烈和持久的程度，如果不能结合和彼此分离，对双方来说即使不是一个最大的不幸，也是一个大不幸；仅仅为了能彼此结合，双方甘冒很大的危险，直至拿生命孤注一掷。”（《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页75）恩格斯的这段话在《惑溺》五记述的韩寿偷香的故事中可以得到充分的印证： 

韩寿美姿容，贾充辟以为掾。充每聚会，贾女于青琐中看，见寿，说之，恒怀存想，发于吟咏。后婢往寿家，具述如此，并言女光丽。寿闻之心动，遂请婢潜修音问，及期往宿。寿蹻捷绝人，逾墙而入，家中莫知。自是充觉女盛自拂拭，说畅有异于常。后会诸吏，闻寿有奇香之气，是外国所贡，一著人则历月不歇。充计武帝唯赐己及陈骞，余家无此香，疑寿与女通，而垣墙重密，门阁急峻，何由得尔?乃托言有盗，令人修墙。使反，曰：“其余无异，唯东北角如有人迹，而墙高非人所逾。”充乃取女左右婢考问，即以状对。充秘之，以女妻寿。 

这是一个令后世许多青年男女为之倾倒的爱情故事。在这个故事中，贾女（名贾午）的痴情、主动，比韩寿的矫捷、果敢更为引人注目。李商隐《无题》诗曰：“贾氏窥帘韩掾少，宓妃留枕魏王才。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玉谿生诗集笺注》卷二）贾女的相思并未成灰，而是获得了圆满的结局。与《西厢记》中的崔莺莺相比，她显得更为自信、直率和恣肆（需要说明的是，陈寅恪先生认为，“‘子女秽行’是西晋统治阶级风俗淫僻的表现……，贾充的两个女儿也是如此。”见《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页21。子烨案：贾充的长女贾南风“荒淫放恣”，事见《晋书》卷三一《惠贾皇后传》；次女贾午与她不同，若目为“荒淫”，未必妥当，但史家的论断与文学的评析不同，陈先生之说自有其道理）。令人欣慰的是，在对爱情的追求中，贾女赢得了韩寿的平等的尊重。平等是现代男女关系的主要特点。这种关系为《世说新语》的作者所津津乐道。例如，岳母可以通过女儿之口要求女婿为她进行马术表演： 

庾小征西尝出未还，妇母阮，是刘万安妻，与女上安陵城楼上。俄顷，翼归，策良马，盛舆卫。阮语女：“闻庾郎能骑，我何由得见?”妇告翼，翼便为于道开卤簿盘马，……。（《雅量》二四） 

妻子对丈夫可以进行规谏： 

谢公夫人帏诸婢，使在前作伎，使太傅暂见便下帏。太傅索更开，夫人云：“恐伤盛德。”（《贤媛》二三） 

也可以对丈夫出言不逊、痛加责骂，《惑溺》四： 

孙秀降晋，晋武帝厚存宠之，妻以姨妹蒯氏，室家甚笃。妻尝妒，乃骂秀为貉子。…… 

甚至可以开一个在现代人的看来也有点过分的玩笑： 

王浑与妇钟氏共坐，见武子从庭过，浑欣然谓妇曰：“生儿如此，足慰人意。”妇笑曰：“若使新妇得配参军，生儿故可不啻如此。”（《排调》八） 

奇丑的女士也能以贤德和智慧征服爱美的夫君： 

许允妇是阮卫尉女，德如妹，奇丑。交礼竟，允无复入理，家人深以为忧。会允有客至，妇令婢视之，还，答曰：“是桓郎。”桓郎者，桓范也。妇云：“无忧，桓必劝入。”桓果语许云：“阮家既嫁丑女与卿，故当有意，卿宜察之。”许便回入内，既见妇，即欲出。妇料其此出无复入理，便捉裾停之。许因谓曰：“妇有四德，卿有其几?”妇曰：“新妇所乏唯容尔。然士有百行，君有几?”许云：“皆备。”妇曰：“夫百行以德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谓皆备?”允有惭色，遂相敬重。（《贤媛》六） 

说她们“有理”也罢，说她们“无理”也罢，这些敢于表露自我的女性形象在魏晋以前的中国妇女史中都是极为罕见的。但我们应该看到，魏晋时代的门第观念是根深蒂固的。就一般情况而言，她们的婚姻“决不是个人性爱的结果，它同个人性爱绝对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因为婚姻和以前一样仍然是权衡利害的婚姻”（《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页62），“婚姻的缔结都是由父母包办，当事人则安心顺从”（同上，页74），如美丽的姑娘李络秀出于门户之计而屈节作妾、联姻周氏的故事（《贤媛》一八）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证。恩格斯的这一观点在王羲之的一纸手书中也可以得到清晰的印证： 

十一月四日右将军、会稽内史、琅琊王羲之，敢致书司空、高平郗公足下：上祖舒，散骑常侍、抚军将军、会稽内史、镇军仪同三司。夫人右将军刘n女，诞晏之、允之。允之，建威将军、钱塘令、会稽都尉、义兴太守、南中郎将、江州刺史、卫将军。夫人，散骑常侍荀文女，诞希之、仲之。及尊叔廙，平南将军、荆州刺史、侍中、骠骑将军、武陵康侯。夫人，雍州刺史济阴郗说女，诞颐之、胡之、耆之、美之。胡之，侍中、丹阳尹、西中郎将、司州刺史。妻，常侍谯国夏侯女，诞茂之、承之。羲之妻，太宰高平郗鉴女，诞玄之、凝之、肃之、徽之、操之、献之。肃之，授中书郎、骠骑咨议、太子左率，不就。徽之，黄门郎。献之，字子敬，少有清誉，善隶书，咄咄逼人。仰与公宿旧通家，光阴相接，承公贤女淑质直亮，确懿纯美，敢欲使子敬为门闾之宾，故具书祖宗职讳。可否之言，进退唯命。羲之再拜。（《法书要录》卷一0《右军书记》） 

王羲之为儿子王献之求婚于郗氏之女，竟然连祖宗八代都开列出来，而这却是其时世家大族缔结门第婚姻的首要一环!处于这样一种格局当中，《世说新语》的女性人物，特别是寒族女性，在婚姻、爱情方面便戴上了牢不可破的桎梏。因此，《世说新语》中的女性，尽管个别人的婚恋具有现代性爱的某些因素，但是与真正的现代性爱的距离还十分遥远。

       不过，相对于秦汉以前的女性而言，《世说新语》塑造的女性形象确实是崭新的，这一点只要我们翻开刘向的《列女传》对比一下就清清楚楚了。就其“新”的意义而言，我们可以称之为“魏晋新女性”。但是，这些“新女性”并没有脱离中国文化的固有传统。因此，传统的文化品格和道德观念，在他们身上也表现得十分强烈。一是爱憎分明，气节贞刚。如《德行》四三写罗企生因拒绝与其顶头上司殷仲堪断绝关系，而被平日待他不薄的桓玄斩首，尽管桓玄留下了企生的弟弟以奉养罗母胡氏，但胡氏在获悉噩耗之后，当天就把桓玄过去送给自己的羔裘烧毁了。二是崇尚德义，雍睦持家： 

王司徒妇，钟氏女，太傅曾孙，亦有俊才女德。钟、郝为娣姒，雅相亲重：钟不以贵陵郝，郝亦不以贱下钟。东海家内则郝夫人之法，京陵家内范钟夫人之礼。（《贤媛》一六） 

三是头脑睿智，见识超卓： 

王经少贫苦，仕至二千石，母语之曰：“汝本寒家子，仕至二千石，此可以止乎!”经不能用。为尚书，助魏，不忠于晋，被收，涕泣辞母曰：“不从母敕，以至今日。”母都无慽容，语之曰：“为子则孝，为臣则忠，有孝有忠，何负吾邪?”（同上，一0） 

这些女性形象都鲜明生动，各具神采，令人过目不忘。她们身上闪烁的耀眼光彩，显然是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所赋予的。四是富有唯美主义的情怀。她们富于音乐艺术的胜赏。《任诞》一七： 

刘道真少时，常渔草泽，善歌啸，闻者莫不留连。有一老妪，识其非常人，甚乐其歌啸，乃杀豚进之。道真食豚尽，了不谢。妪见不饱，又进一豚。…… 

刘宝以优美的“啸”声换得两头小乳猪的美味享受，的确不失为名士风流所创造的奇迹，而淳朴的老妇人乐于付出这样的物质代价以满足她对音乐艺术的欣赏需求，更足以显示其热爱艺术的的美好情怀。像这样富有爱美之心的女士在《世说新语》多有其人，我们看《容止》七：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 

女士们喜欢翩翩的美少年，所以包围了风姿濯濯的潘郎。如果说女人们欣赏“小男人”的美尚属平淡无奇的话，那么，女人痴迷于女人（而非“小女人”）的美就完全超凡脱俗了： 

桓宣武平蜀，以李势妹为妾，甚有宠，常著斋后。主始不知，既闻，与数十婢拔白刃袭之。正值李梳头，发委藉地，肤色玉曜，不为动容，徐曰：“国破家亡，无心至此，今日若能见杀，乃是本怀。”主惭而退。（《贤媛》二一） 

据本条刘孝标注引《续晋阳秋》，桓温的妻子是晋明帝之女南康长公主，其家族地位当然是极其显赫的。此条刘孝标注又引《妒记》曰： 

温平蜀，以李势女为妾。郡主凶妒，不即知之。后知，乃拔刃往李所，因欲斫之。见李在窗梳头，姿貌端丽，徐徐结发，敛手向主，神色闲正，辞甚凄惋。主于是掷刀前抱之，曰：“阿子！我见汝亦怜，何况老奴！”遂善之。 

爱美之心，战胜了妒忌之情，也驱除了感情受到伤害之后的暴怒，最终由利刃相加骤变为对美的拥抱和友善。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女性的历史上，确乎是不多见的，如果我们与汉朝的吕雉以及诸如此类的权贵妇女略作对比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南康长公主真不啻为一位女神！而以唯美主义的态度对待世界和人生，对待男人和女人，也确乎是当时的世族女性所独有的。魏晋新女性所秉持的这种态度，使他们超脱了功利，超越了自我，摆脱了与生俱来的种种局限¾女人之间的不同情乃至狭隘、嫉恨和憎恶等等，而向我们呈现出绚烂的人性的光辉，而不仅仅是女人的美。

当时女性的审美标准，与时代潮流的波动和走向也是完全一致的。然而，在美的标准的寻绎和表达方面，她们似乎比男人们做得更为细致。我们看《贤媛》三一： 

王尚书惠尝看王右军夫人，问：“眼耳未觉恶不?”答曰：“发白齿落，属乎形    骸；至于眼耳，关于神明，那可便与人隔!” 

王右军夫人并不在意“发白齿落”一类的“属乎形骸”的问题，她所关心的是永恒的神明，所以重视眼睛和耳朵，因为这是与人的神明息息相关的。王右军夫人的话很容易使人想起耶稣的名言：“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了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新约·马太福音》，第六章）与基督思想的暗合，难道不足以证明这位女性的伟大么?而女性之间的品题也反映了同样的审美思想，《贤媛》三0： 

谢遏绝重其姊。张玄常称其妹，欲以敌之。有济尼者，并游张、谢二家，人问其优劣，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风气；顾家妇清心玉映，自是闺房之秀。” 

谢遏的姐姐就是上文提到过的谢道蕴，张玄是当时的大名士顾和的外孙，他的妹妹嫁到了顾家，所以称为“顾家妇”。这里涉及的谢氏、张氏和顾氏，都是东晋时代难分高下的世家大族。济尼是一位姓济的尼姑。在她看来，谢道蕴具有一种散朗的神情，即无拘无束、任心自得而又高雅自信的神态和气质，体现了一种与竹林名士相近似的风范与气度；而“顾家妇”具有纯洁无暇的心灵，像美玉一样闪闪发光，自然不失为闺房中的优秀人才。济尼的意思是说王夫人胜于顾家妇，但在这里她并没有谈及两位女士的优劣，而其间的高下却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了。此中的诀奥，关键在于“神情”与“清心”的不同。“神情”之美当然是要高于“清心”之美的，因为它代表的是永恒的神明。这反映了当时对于女性的审美标准，即以形神兼备的神明之美为美的极至。而《世说新语》中的世族女性，也确实是以高雅脱俗、澄洁明澈和内蕴深厚的神明征服我们的。

尽管《世说新语》记述了一些像剪发待宾（《贤媛》一九）、陶母教子（同上，二0）、之类的关于寒族女性的动人故事，尽管在士族女性中还有“聚敛无厌，干豫人事”，“贪浊”成性的王衍妻（《规箴》八、一0）和凶狠残暴、酷妒杀人的贾充妻（《惑溺》三）一类的人物，但是在作者的笔下，士族女性的美是主流。实际上，《世说新语》塑造的若干丑恶的女性形象，主要是那些出身下层和寒族的女性。如招权纳货的王导妾：“王丞相有幸妾姓雷，颇预政事，纳货。蔡公谓之‘雷尚书’。”（《惑溺》七）其所做所为当然是对女性美的极大破坏。

《世说新语》所刻画的魏晋女性形象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当时的一些礼法之士曾经站在名教的立场上对她们的行为加以激烈的抨击。葛洪说： 

……《诗》美雎鸠，贵其有别。在《礼》：男女无行媒，不相见；不杂坐，不通问，不同衣物，不得亲授。姊妹出适而反，兄弟不共席而坐。外言不入，内言不出。妇人送迎不出门，行必拥蔽其面。道路男由左，女由右。此圣人重别杜渐之明制也。且夫妇之间可谓昵矣，而犹男子非疾病不昼居于内，将终不死妇人之手，况于他乎?……而今俗妇女，休其蚕织之业，废其玄紞之务。不绩其麻，市也婆娑。舍中馈之事，修周旋之好。更相从诣，之适亲戚，承星举火，不已于行。多将侍从，暐晔盈路。婢使吏卒，错杂如市，寻道亵谑，可憎可恶。或宿于他门，或冒夜而反。游戏佛寺，观视渔畋，登高临水，出境庆吊。开车褰帏，周章城邑，杯觞路酌，弦歌行奏。转相高尚，习非成俗，……（《抱朴子》外篇《疾谬》） 

干宝说： 

其妇女庄栉织纴皆取成于婢仆，未尝知女工丝枲之业、中馈酒食之事也。先时而婚，任情而动，故皆不耻淫逸之过，不拘妒忌之恶。有逆于舅姑，有反易刚柔，有杀戮妾媵，有黩乱上下，父兄弗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况责之闻四教于古，修贞顺于今，辅佐君子者哉! （《晋纪总论》） 

而唐代史臣也随声附和这种论调： 

……白晋政陵夷，罕树风检，亏闲爽操，相趋成俗，荐之以刘石，汩之以苻姚。三月歌胡，唯见争新之饰；一朝辞汉，曾微恋旧之情。驰鹜风埃，脱落名教，颓纵忘反，于兹为极。……（《晋书》卷九六《列女传》“史臣曰”） 

其实，魏晋时代的总体氛围是自由而开放的。当时的世族男子，大都追求率真自然、潇洒脱俗的艺术化人生，特别富于唯美主义的情味。在这样的时代氛围里，世族女性渴望获得精神自由，挣脱生命的枷锁，捍卫人生的尊严。《世说新语》着眼于这一社会历史背景，因而创造了一个鲜活的富于人性美和艺术美的女性形象群体。《世说新语》塑造的魏晋新女性的群像，是时代风气的必然结晶，它同时也构成了《世说新语》复杂而庞大的人物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世说新语》对于女性的重视与塑造，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朱自清先生说：“最宜于艺术的国土的，物中有杨柳与燕子，人中便有儿童和女子。”（《〈子恺画集〉跋》，《朱自清散文全集》，页247）毫无疑问，《世说新语》的作者是深谙此中三昧的。因之，活泼、灵动、天真的男孩与具有林下风范的女士共同构成了这部古典名著的特殊艺术形象系列。《世说新语》创造的的男孩群像和女性形象，在中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明代作家赵瑜有一部专门记述儿童故事的作品《儿世说》（子烨案：《儿世说》，今存一卷，见《续说郛》卷二三，题曰“天水赵瑜撰”。据《中国丛书综录》，知其为明人），即由此发展而来。在中国儿童文学和女性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世说新语》自然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