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  篇  从个体到群体：中古士人生活的若干“原生态”

  第七章“殊声而合响，异翮而同飞”：
嵇康和阮籍的游仙思想与 诗歌创作 

（二）从隐逸到游仙 

 隐逸是一种躲避现实的有效方法。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也就是说，如果个人的理想不能实现，就要归隐于大自然。如上所述，嵇、阮既然在现实中找不到出路，也就很自然地向往隐逸之途。大自然是美丽动人的，没有尘世的嚣杂，也没有官场的污浊，诗人的高洁心志能够与之和谐共鸣。因此，阮籍“登山临水，经日忘归”（《晋书》本传），嵇康也“游山泽，会其得意，忽焉忘返”（同上），他们完全陶醉在大自然之中了。

 嵇康十分向往隐逸的生活。他在黑暗的社会中看不到光明，对世界的丑恶深恶痛绝，因而将一腔悲愤的意绪，化为思古之幽情和归隐的志趣。《述志诗》其二：“慷慨思古人，梦想见容辉，愿与知己遇，舒愤启其微，……。”诗人希望在古代的高人贤士中觅到知音，欲友其人于千载，以抒发其愤懑之情。《圣贤高士传赞》就是在这种动机的驱使下写出来的。《晋书》本传： 

其高情远趣，率然玄远，撰上古以来高士为之传赞，欲友其人于千载也。 

又《三国志·王粲传》裴松之注引嵇喜《嵇康传》： 

撰录上古以来圣贤隐逸，遁心遗名者，集为传赞，自混沌至于管宁，凡一百一十有九人，盖求之于宇宙之内，而发之乎千载之外者矣。 

而这部书描述的一百一十九位人物，大多是隐士。《述志诗》其二：“岩穴多隐逸，轻举求吾师。”嵇康对隐逸的行动十分赞赏。《杂诗》曰： 

有舟浮覆，绋纚是维，栝檝松棹，泛若龙微。n（子烨案：疑为“渡”字）津经险，越济不归，思友长林，抱朴山湄。守器殉业，不能奋飞。 

诗人以舟自喻，表达了归隐的志愿。他希望隐居于长林丰草，抱朴于山颠水涯，但因为“守器殉业”，像船只被绋纚系于水中一样，不能高飞远翥。《答二郭诗三首》其三： 

至人存诸己，隐璞乐玄虚，功名何足殉，乃欲列简书，…… 

在黑暗的世界里，功名已不足重，垂名青史也无意义，最佳的选择是顺着玄虚之道与世俗分道扬镳，高蹈远托。甚至在身隐囹圄的时候，他还说： 

采薇山阿，散发岩岫，永啸长吟，颐性养寿。（《幽愤诗》） 

苏东坡说：“嵇中散作《幽愤诗》，知不免矣，而卒章乃曰：‘采薇山阿，散发岩岫，永啸长吟，颐性养寿’者，悼此志之不遂也。司马景王既杀中散而悔，使悔于未杀之前，吾知其扫迹灭形于人间，如脱兔之投林也。采薇散发，岂其所难哉！”（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第一《楚汉魏六朝上》）苏东坡讲的这段话十分精彩，但并不准确。实际上，像司马昭那样的虎狼之徒，绝不会为杀掉一个嵇康而后悔的。在人类的文明史中，最具破坏力最能摧残人性的东西便是政治，而最残忍最无情的就是那些玩弄政治权柄的家伙。对他们来说，即使杀一万个嵇康，又算什么！刘宋时代的傅亮在《演慎》一文中评论嵇康说：“夫以嵇子之抗心希古，绝羁独放，五难之根既拔，立生之道无累，人患殆乎尽矣。徒以忽防于钟、吕，肆言于禹、汤，祸机发于毫端，逸翩铩于垂举。”（《宋书》卷四三本传）他深刻地指出了嵇康被害的原因。

嵇康曾经有过长期的隐居生活。他隐居山阳至少有十二年之久，后来又避世河东。《三国志·王粲传》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 

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大将军尝欲辟康。康既有绝世之言，又从子不善，避之河东，或云避世。…… 

他和当时的著名隐士孙登有密切交往，从之游三年。对此，我们在上文中已经提到了。

阮籍对隐逸的行动也十分赞赏。《咏怀诗》第七十四： 

猗欤上世士，恬淡志安贫。季叶道陵迟，驰鹜纷垢尘。宁子岂不类，杨歌谁肯殉？栖栖非我偶，徨徨非己伦。咄嗟荣辱事，去来味道真。道真信可娱，清洁存精神。巢由抗高节，从此适河滨。 

诗人指出季世末叶，大道陵迟，小人驰骛，表示要追步巢父、许由这些古代的高士，坚持高尚的志节，隐遁河滨，不涉世务。所谓“道真”，是一个玄学概念。嵇康《杂诗》曰：“婉娈名山，真人是要，齐物养生，与道逍遥。”他要遍游名山大川，与“道”结合为一，达到自由自在的境界。《述志诗二首》其一：“多念世间人，夙驾咸驱驰，冲静得自然，荣华安足为！”《杂诗一首》：“流咏太素，俯赞玄虚。”张铣注：“太素，玄虚，皆自然也。”（转引自戴氏《嵇康集校注》，页77）自然，就是“道”—主宰宇宙、弥纶万物的最高本体。《杂诗》：“仁义浇淳朴，前识丧道华，留弱丧自然，天真难可和。”嵇康所谓“道华”，也就是阮籍所说的“道真”。但阮籍并没有纯粹的隐士生活，他一生为官，并参预朝政：先后担任的官职有太尉掾、尚书郎、参军，司马氏当政，又做过从事中郎、关内侯、散骑常侍、东平相和步兵校尉。《晋书》本传说阮籍“遗落世事，虽去佐职，恒游府内，朝宴必与焉”，并于景元四年（263）作《为郑冲劝晋王笺》。由于嗣宗之平生存在这样一些情况，后人对他的品格便颇多微词。叶梦得说：“籍得全于晋，直是早附司马师，阴托其庇耳。史言礼法之士，嫉之如仇，赖司马景王全之。以此言之，籍非附司马师，未必能脱祸也。今《文选》载蒋济《劝进表》一篇，乃籍所作，籍忍至此，亦何所不可为!籍著论鄙世俗之士，以为犹虱处乎裈中；籍委身于司马氏，独非裈中乎?”（《石林诗话》卷下，《历代诗话》，页434）叶氏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但他看到的是表面现象，对阮籍并没有真正的理解。阮籍与司马氏集团虚与委蛇，这是由他所采取的特定的隐逸方式决定的。本书（页109~110）曾经谈到中古士人的“朝隐”问题。在魏晋时代，不独遁迹山林、栖身丰草为隐逸，显迹朝市、露形人间亦可视为隐逸的特殊方式。嵇喜《答嵇康诗四首》其三： 

达人与物化，无俗不可安。都邑可优游，何必栖山原。孔父策良驷，不云世路难。出处因时资，潜越无常端。保心守道居，睹变安能迁。（《全晋诗》卷一） 

长林丰草，自然是隐者的乐土，但优游都邑，以隐士的心境居于闹市之中，亦不失高人的仪度。而隐与显的区别，关键在于能否“保心守道”，与外表的形迹无涉。《晋书》本传谓嗣宗“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时人多谓之痴”，可知他是一位得意忘形的“痴”人。《世说新语·栖逸》六： 

阮光禄在东山，萧然无事，常内足于怀。有人以问王右军，右军曰：“此君近不惊宠辱，虽古之沉冥，何以过此！ ” 

本条刘孝标注引 《老子》曰：“宠辱若惊，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换言之，只要能够“内足于怀”，也就合乎个人的性情了。在东晋时代，著名作家孙绰曾经对大名士刘惔作出过这样的评价：“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晋书》卷七五《刘惔传》）阮籍与阮裕、刘真长生不同时，但他也是以隐者的姿态来做官的，求为步兵校尉和东平相这两件事足以说明这一点。另一方面，“朝隐”也是阮籍躲避灾祸的好办法。嗣宗在内心深处不满于司马氏，倘若拒绝出仕，远遁山泽，则很容易与之形成对立，难免杀身之祸。而在朝廷上任职，尽管放浪形骸，蔑弃礼法，还是会得到宽容和保护的。因为阮籍在士林中声誉很高，司马氏乐于拉拢他，以显示自己的宽怀大度，阮籍由此得以善终。而嵇康绝不与司马氏合作，言辞激烈，锋芒毕露，尽管他欲扫迹灭形于人间，最后还是惨死在屠刀之下。司马昱谓叔夜“俊伤其道”（《世说新语·品藻》三一）即指此而言。尽管阮籍的性格不如嵇康那么刚烈，但其人品之境界是同样崇高、伟大的。清人方东树说：“中散以龙性被诛，阮公为司马所保，其迹不同，而人品无异。”（《昭昧詹言》卷三，四0条）此言最为深刻、公允。

然而，不论幽居山林，还是显迹朝市，都不能超越黑暗的现实，在当时的社会想做一个真正的隐士是不可能的。韩愈自称“及读阮籍陶潜诗，乃知彼虽偃蹇不欲与世接，然犹未能平其心，或为事物是非相感发，于是有托而逃焉者也”（《送王秀才序》，《韩昌黎文集校注》，页258），所言极是。换言之，嵇、阮虽然志求归隐，超越现实，其内心的痛苦却难以摆脱。因此，他们在精神上构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神仙世界，一座充满光明的象牙之塔。嵇康《答二郭三首》其二： 

……朔戒贵尚容，渔父好扬波，虽逸亦已难，非余心所嘉，岂若翔区外，餐琼漱朝霞，遗物弃鄙累，逍遥游太和，结友集灵岳，弹琴登清歌，…… 

这首诗意思是说，东方朔教子以宽容为避患之道，渔父则喜欢推波助澜，此二途都不如隐逸为佳，但隐逸毕竟十分困难，故不如有神仙生活之美好：他们遨游于人寰之外，徜徉乎太清之中，结友于灵岳之上，弹雅琴而发清歌，餐琼枝而漱朝霞。身外的牵累没有了，心中烦恼消失了，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心醉的呢?陈祚明评此诗：“慨世甚深，故决意高蹈，不能随世浮沉，虽逸亦已难，盖欲矫拂本性，此事诚甚难也。”（《嵇康集校注》，页64）从本质上讲，餐菊茹松的隐居生活是一种矫拂人性的行动，只有神仙世界的圣水才能顺应人性的需求，才能洗净心灵的痛苦，消释人类的灾难。阮籍《咏怀诗》其四十五： 

乐极消灵神，哀深伤人情。竟知忧无益，岂若归太清！ 

人生有欢乐，也有悲哀，无论欢乐或者悲哀，都会使人神疲意沮，只有皈依太清，才能祛除一切愁累。《咏怀诗》其二十八：“系累名利场，驽骏同一辀。岂若遗耳目，升遐去殷忧。”诗人要遐逝飞升，以摆脱黑白混淆、贤愚不分的名利场的羁绊，消解心中的殷忧之情，在神仙的自由世界里获得超脱与解放。因之，嵇、阮的心灵便萌生了另一种强烈的意识，那就是追慕神仙。

以上我们考察了嵇、阮思想的三个层面，阐述了其游仙情结产生的时代背景。我们对嵇、阮思想的考察，仅仅是一种粗略的剖析，并不足以涵概嵇、阮思想的全部。而入世、隐逸和游仙，这一思想脉络也并非完全依次递进，而常常呈现出一种交融的状态。嵇、阮思想的复杂性也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