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清谈中的玄学内容和言语游戏

 清谈作为一种学术研讨活动，其内容是十分丰富的。但“清谈误国”说从晋代就开始流行，时至今日仍有其影响。由于人们多将清谈和中古时代的内忧外患以及朝代兴亡联系在一起，所以往往置其学术内容于不顾，一概斥之为“空谈”、“虚谈”，而“不尊儒术”、“不遵礼法”的清谈家们的也遭到了猛烈的攻击与尖刻的批评。如东晋学者范宁对王弼、何晏的抨击： 

 时以浮虚相扇，儒雅日替，宁以为其源始于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于桀纣，乃著论曰：“……王何蔑弃典文，不遵礼度，游辞浮说，波荡后生，饰华言以翳实，骋繁文以惑世。搢绅之徒，翻然改辙，洙泗之风，缅焉将坠。遂令仁义幽沦，儒雅蒙尘，礼坏乐崩，中原倾覆。……”（《晋书》卷七五《范汪传》附《范宁传》） 

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卷一八“清谈”条中指出： 

魏晋人言老庄，清谈也；宋明人言心性，亦清谈也。孔子言吾道一以贯之，忠恕而已矣；孟子言良知良能，孝弟而已矣。故曰道不远人。后之言道者，以孝弟忠信为浅近，而驰心于空虚窈远之地，与晋人清谈奚以异哉！王安石之新经义，亦清谈也。神京陆沉，其祸与晋等。赵鼎言安石以虚无之学败坏人才，今人但知新法之害百姓，不知经义取士之害士习。

《清诗铎》卷二二《格言名论》载吴世涵《杂诗》，有云： 

晋人尚任达，厥风竹林始。任达特美名，其实乃放侈。伶籍虽有托，防闲固已毁。毕盗乃卧瓮，谢淫竟折齿。纷纷澄辅辈，秽行丧廉耻。何物老妪儿，捉麈尚自喜。滔滔江河下，胥溺遂不止。诚哉右军论，虚谈恐废事。伟哉乐令言，名教有乐地。 

此类言论侯外庐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三卷第二章《魏晋南北朝思想的性格与相貌》第一节《清谈思想的历代评价》之引述颇为详尽（页26~38），此不赘论。总的来看，以往的学者多以政治原因而漠视清谈的学术价值和文化价值（陈寅恪先生是这种倾向的代表，详见《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页58~60）。但有的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如章炳麟先生说：“世人见五朝在帝位日浅，国又削弱，因遗其学术行义弗道。五朝所以不竞，由任世贵，又以言貌举人，不在玄学。”（《五朝学》，《太炎文录初编》，《文录》卷一，《章太炎全集》，第4卷，页76~77）他认为我国中古社会之衰亡不振，原因在于世袭的门阀制度和选拔人才方面的弊端，而与清谈、玄学无关，此说可谓卓见。清谈与政治的关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需要做具体、细致的研究。在这方面，缪钺先生撰有一篇专论，前面在讨论清谈的分期问题时已经提到。在本章当中，我并不想讨论清谈的是非功过（其实这个问题也很难说清楚），而只关注其中的玄学因素和游戏成份，具体说来，就是玄谈和戏谈。 

一、“三玄”之学以及与玄学有关的若干主题 

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勉学》中指出：“洎于梁世，兹风复阐，《庄》《老》《周易》，总谓‘三玄’。”三玄之学，是清谈的主要内容。关于“三玄”的著作，在中古时期层出不穷，一般思想史、哲学史多有论述，兹不详论。唯当时人之口谈，不明标“三玄”之名，而又确实属于“三玄”范围的问题，我们试撷取几例加以观察。 

（一）“圣人有情否？” 

《世说新语·文学》五七： 

僧意在瓦官寺中，王苟子来，与共语，便使其唱理。意谓王曰：“圣人有情不?”王曰：“无。”重问曰：“圣人如柱邪?”王曰：“如筹算。虽无情，运之者有情。”僧意云：“谁运圣人邪?”苟子不得答而去。 

案《庄子·德充符》：“惠子谓庄子曰：‘人故无情乎?’庄子曰：‘然。’惠子曰：‘人而无情，何以谓之人?’庄子曰：‘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恶得不谓之人？’惠子曰：‘既谓之人，恶得无情？’庄子曰：‘是非吾所谓情也。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显然，“圣人有情否”的问题，渊源于《庄子》。《三国志》卷二八《钟会传》裴松之注：“何晏以为圣人无喜怒哀乐，其论甚精，钟会等述之。弼与不同，以为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今以其无累，便谓不复应物，失之多矣。”王、何所讨论的也是这个问题。汤用彤先生著有《王弼圣人有情义释》（《汤用彤学术论文集》，页254~263）一文，对王弼的学说有详尽的阐发。 

（二）“何以正善人少，恶人多?” 

《世说新语·文学》四六： 

殷中军问：“自然无心于禀受，何以正善人少，恶人多?”诸人莫有言者。刘尹答曰：“譬如写水著地，正自纵横流漫，略无正方圆者。”一时绝叹，以为名通。 

本条刘孝标注引《庄子》曰：“天籁者，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又引郭象注曰：“无既无矣，则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为生。然则生生者谁哉?块然而自生耳，非我生也。我不生物，物不生我，则自然而已，然谓之天然，天然非为也。故以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故也。”可见殷浩之所问，也属于《庄子》的课题。准确地说，殷、刘研讨的是《庄子·胠箧》中的命题，原文说：“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则圣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在中古时代，这是人们经常谈论的话题。如王坦之《废庄论》云：“然则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庄子之利天下也少，害天下也多。”（《全晋文》卷二九）《颜氏家训·归心》：“开辟已来，不善人多而善人少，……”关于晋人清谈之内容，《世说新语》往往只写一、两句话，有时甚至无一言道及。因之，我们可以推测这类口谈，多是以“三玄”之书中的某一句话，或某一个命题为研讨内容的。《南史·张讥传》： 

梁武帝尝于文德殿释《乾》《坤》《文言》，讥与陈郡袁宪等预焉。敕令论议，诸儒莫敢先出，讥乃整容而进，咨审循环，辞令温雅。……陈天嘉中，为国子助教。时周弘正在国学，发《周易》题，弘正第四弟弘直亦在讲席。讥与弘正论议，弘正屈，弘直危坐厉声，助其申理。讥乃正色谓弘直曰：“今日义集，辩正名理，虽知兄弟急难，四公不得有助。”弘直谓曰：“仆助君师，何为不可？”举坐以为笑乐。 

像这样明确标示题目的口谈在中古清谈史上太少，即使如此，其具体的论述和具体的观点我们也不得而知。如果当时人将清谈家的口谈全部记录下来，编成一部类似于西方的“谈话录”之类的东西，那将具有不可估量的学术价值，可惜没有人这样做。至于笔谈之内容则比较明确。如关于《周易》的研究，阮籍有《通易论》（《全三国文》卷四五），庾阐有《著龟论》（《全晋文》卷三八），殷浩有《易象论》（同上，卷一二九）等等。这些笔谈文字的内容一望即知，而口谈的内容往往模糊不清（参看本书页80~82）。《三国志·管辂传》裴松之注引《辂别传》：“辂为何晏所请，果共论《易》九事，九事皆明。晏曰：‘君论阴阳，此世无双。’”我们由这一段记载可以推知管、何讨论《周易》的大致范围，至于“九事”究竟包括那些内容，管辂的观点是怎样的，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由三玄派生出许多具体的主题，中古士人的研讨是非常热烈的，如“有无之争”，“名教与自然”，“才性问题”和“言意之辨”等等。刘永济先生在阐述“魏晋之际论著文之盛况”这一问题时指出： 

逮魏之初霸，武好法术，文慕通达。天下之士，闻风改观。人竞自致于青云，学不因循于前轨。于是才智美赡者，不复专以染翰为能。尤必资夫口舌之妙，言语文章，始并重矣，建安之初，萌蘖已见。正始而后，风会遂成，钟、傅、王、何，为其称首；荀、裴、嵇、阮，相得益彰。或据刑名为骨干，或托庄、老为营魄。据刑名者，以校练为家。托庄、老者，用玄远取胜。虽宗致无殊，而偏到为异矣。大氐此标新义，彼出攻难，既著篇章，更申酬对。苟片言赏会，则举世称奇，战国游谈，无其盛也。其间虽亦杂有儒家之言，然议礼制者，博名疑似，则近于刑名；谈易象者，阐发幽微，则邻于庄、老。苟核其实，固二家之所浸润矣。斯风既扇，论题遂宽。综其条流，则有臧否人物者焉。有商榷礼制者焉。有驳难刑法者焉，有阐明乐理者焉，有品评文艺者焉，有针砭时俗者焉，有研讨天文者焉，而辨析玄理之论，尤为繁博。综其大体，固不出聃周之指归。析其枝条，则或穷有无，或言才性，或辨力命，或论养生，或评出处，或研易象，或敌我往复，而精义泉涌，或数家同作，而妙绪纷披。虽胜劣不同，妍媸互见，而穷理致之玄微，极思辨之精妙。晚周而下，殆无伦比。世之徒以清谈病之者，盖犹未察夫此也。至其文体，虽难尽同，而后之论者，莫不以事义圆通，锋颖精密，为此体正宗。丽辞枝义，无取焉尔。宋齐而下，流风未沫。重以佛教东来，此土才士，喜其旨义幽深，颇类道家玄致，于是附会援引，辨难遂多：或以较儒道之异同优劣，或以究形神之生灭变迁，或以辨果报之有无虚实，虽亦篇论重叠，酬答殷勤，而于时佛教初来，大乘玄文，既秘而未畅；老庄名理，又畅而将歇。于是各据影响之谈，用相訾应。义不出于小乘，辞多近于缴绕，而正始遗风，亦稍衰矣。（《十四朝文学要略》，页143～153） 

刘先生讲的这段话，清谈的研究者很少提及，其实他对中古清谈的发展历程和清谈的具体内容做了简明而准确的概括，故特为摘出，以期唤起人们的关注。他没有谈到的还有文艺欣赏、山水赏会、学风评论以及梦境解析等等，这几方面的材料亦多见于《世说新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