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人物品藻的标准及其所反映的审美观念

三、“简”：一种审美观念 

对于“简”的崇尚，构成了人物品藻的又一个审美标准。在讨论“容止”的问题时，我们曾经提到“清”的审美观念与六朝人风姿神貌的关系（见本书页47~48）。其实“清”者必“简”。符合“简”的审美标准的人，必然是清明、莹洁和纯诚的人。《晋书》卷五五《张载传》附《张协传》： 

……转河间内史，在郡清简寡欲。于时天下已乱，所在寇盗，协遂弃绝人事，屏居草泽，守道不竞，以属咏自娱。…… 

“清简”的政治，也必然是透明、廉洁和受人欢迎的政治： 

初仕郡上计掾，州辟部从事、治中，举孝廉，参镇北军事。迁乐平侯相，政尚清简。（《晋书》卷四四《李胤传》）

及文帝辅政，籍尝从容言於帝曰：“籍平生曾游东平，乐其风土。”帝大悦，即拜东平相。籍乘驴到郡，坏府舍屏鄣，使内外相望，法令清简，旬日而还。（同上，卷四九《阮籍传》）

尚为政清简，始到官，郡府以布四十匹为尚造乌布帐。尚坏之，以为军士襦袴。（同上，卷七九《谢尚传》） 

所以“简”与“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而事实上，在中古时期，“简”不仅是一种重要的品藻标准，还是一个重要的美学观念。 

（一）尚“简”审美观念的历史渊源 

中古文人尚“简”的审美观念有其历史的发展过程。首先，这种审美观念发源于《周易大传》。案《周易大传·系辞上》：“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易”，指平易；“简”，谓简约。《大传》所讨论的是《周易》的卦理。它认为，只要得到“简易之理”，也就得到了《易》的卦理。《易传·系辞下》云：“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简矣。”这是对于以上论述的进一步发挥。《周易》作为“三玄”之一，乃中古士林之必读书。因而《易传》之“简易”观念必然对其时的士人发生影响。《世说新语·品藻》七四： 

王黄门兄弟三人俱诣谢公，子猷、子重多说俗事，子敬寒温而已。既出，坐客问谢公：“向三贤孰愈?”谢公曰：“小者最胜。”客曰：“何以知之?”谢公曰：“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推此知之。” 

“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语出《周易大传·系辞下》，以辞令的多少来品评人物的高下，正体现了以“简”为美的品藻倾向。谢安以《易传》之语作为衡量人物的标准，客观上已经向我们昭示了尚“简”的审美观念与《周易》的渊源关系。又《世说新语·赏誉》八三： 

王长史谓林公：“真长可谓金玉满堂。”林公曰：“金玉满堂，复何为简选?”王曰：“非为简选，直致言处自寡耳。” 

本条刘孝标注：“谓吉人之辞寡，非择言而出也。”王濛对刘惔的评论，其所持标准与谢安是完全一致的。

尚“简”之审美观念的确立，与魏晋玄学关于“言意之辩”的理论有密切的关系。汤用彤先生说：“夫玄学者，谓玄远之学。学贵玄远，则略于具体事物而究心抽象原理。论天道则不拘于构成质料（Cosmology），而进探本体存在(Ontology)。论人事则轻忽有形之粗迹，而专期神理之妙用。夫具体之迹象，可道者也，有言有名者也。抽象之本体，无名绝言而以意会者也。迹象本体之分，由于言意之辨。依言意之辨，普遍推之，而使之为一切论理之准量，则实为玄学家所发现之新眼光新方法。”（《言意之辨》，《汤用彤学术论文集》，页214）这一“新眼光新方法”（汤用彤先生语，同上）的创造者是天才少年王弼。《周易大传·系辞》：“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又《庄子·外物篇》云：“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王弼以《庄》解《易》，他说：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然则，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于象而存言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重画以尽情，而画可忘也。（《周易略例·明象》，《王弼集校释》，下册，页609） 

由王弼之说，晋人形成了重意轻言、得意忘言、寄言出意的思辩方法和心理倾向，“无论天道人事之任何方面，悉以之为权衡”（《言意之辨》，《汤用彤学术论文集》，页215）。这种“权衡”施之于人物品藻，便形成了尚“简”的审美标准。

“简”作为汉代繁琐学风的反动，乃是魏晋玄学“新眼光新方法”的具体体现。《世说新语·文学》二五： 

褚季野语孙安国云：“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闻之，曰：“圣贤固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 

本条刘孝标注：“支所言但譬成孙、褚之理也。然则学广则难周，难周则识暗，故如显处视月；学寡则易核，易核则智明，故如牖中窥日也。”褚、孙、支三人的讨论固然是他们有感于南北学风之不同而发的，但就整体而言，晋人之学风倾向于“简”，所谓“清通简要”，“牖中窥日”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这种学风是对汉人繁琐学风的革命。《汉书》卷三0《艺文志》论繁琐经学之弊曰： 

……后世经传即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 

桓谭也曾经指出： 

秦近君能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说，至十余万言；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桓子新论》，页12） 

又《后汉书》卷三七《桓荣传》附《桓郁传》： 

初，荣受朱普学章句四十万言，浮辞繁长，多过其实。及荣入授显宗，减为二十三万言。郁复删省定成十二万言。由是有《桓君大小太常章句》。 

汉代的经学研究虽然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但由于采取一种支离破碎的治学方法，思想渐趋僵化，经学研究本身成为束缚人们创造性的桎梏。随着汉末魏初社会的急剧变化，学林中人越来越鄙弃章句之学。至曹魏正始时期，何晏、王弼以简洁、明畅的学风一扫汉人的积习。如何晏《论语集解》，虽然杂采东汉郑冲、蔡邕、曹羲、荀顗等人的学说，而能申以己意，多有名理之谈。王弼注《易》，驱除了汉代象数之学，援《老》入《易》，专以探讨真理之终极为旨归。何、王之学，简易而不肤浅，深刻而不晦涩，力图从理性上着手，挽救名理的危机，故能取代汉代经学，成为一代学术之主流。王弼以《传》证《经》，以简驭繁，弃枝求本，整体性强，逻辑严密，更具有强大的学术生命力，因而对中古学林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其《周易略例·明彖》云： 

夫众不能治众，治众者，至寡者也。夫动不能制动，制天下之动者，贞夫一者也。……物无妄然，必由其理。统之有宗，会之有元，故繁而不乱，众而不惑。……夫少者，多之所贵也；寡者，众之所宗也。……繁而不忧乱，变而不忧惑，约以存博，简以济众，其唯《彖》乎!乱而不能惑，变而不能渝，非天下之至赜，其孰能与于此乎!故观《彖》以斯，义可见矣。（《王弼集校释》，下册，页591～592） 

王弼所说的“以寡治众”，“以一制动”，“统宗会元”、“约以存博”和“简以济众”，都体现了尚“简”的精神。《世说新语·轻诋》二四： 

……裴郎又云：”“谢安目支道林如九方皋之相马，略其玄黄，取其俊逸。”…… 

本条刘孝标注引《支遁传》曰：“遁每标举会宗，而不留心象喻，解释章句，或有所漏，文字之徒，多以为疑。谢安石闻而善之，曰：‘此九方皋之相马也，略其玄黄而取其俊逸。’”案此事又见释慧皎《高僧传》卷四。支遁的“标举会宗”而鄙薄章句的治学方法，正是魏晋时代尚“简”学风的体现。汤用彤先生说：“汉代经学依于文句，故朴实说理，而不免拘泥。魏世以后，学尚玄远，虽颇乖于圣道，而因主得意，思想言论乃较为自由。汉人所习曰章句，魏晋所尚者曰‘通’。章句多随文饰说，通者会通其义而不以辞害意。”（《言意之辨》，《汤用彤学术论文集》，页217～218）于是，对于“简”的崇尚便深深地浸润于人物品藻之中。 

（二）尚“简”审美观念的具体表现 

在中古时代的人物品藻中，“简”是重要的审美标准之一。

人生追求以“简”为美。《世说新语·德行》四四： 

王恭从会稽还，王大看之。见其坐六尺簟，因语恭：“卿东来，故应有此物，可以一领及我。”恭无言。大去后，即举所坐者送之。既无余席，便坐荐上。后大闻之，甚惊，曰：“吾本谓卿多，故求耳。”对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无长物。” 

本条刘孝标注引《恭别传》曰：“恭清廉贵峻，志存格正……。”作人身无长物，即是清廉守约的表现，这也是王恭的人生态度。这种尚“简”的人生态度与为人的真率也是密不可分的。《世说新语·赏誉》九一： 

简文道王怀祖：“才既不长，于荣利又不淡，直以真率少许，便足对人多多许。” 

本条刘孝标注引《晋阳秋》曰：“述少贫约，箪瓢陋巷，不求闻达。由是为有识所重。”又《雅量》二0： 

过江初，拜官舆饰供馔。羊曼拜丹阳尹，客来蚤者，并得佳设，日晏渐罄，不复及精，随客早晚，不问贵贱。羊固拜临海，竟日皆美供，虽晚至，亦获盛馔。时论以固之丰华，不如曼之真率。 

王述的才华并不十分突出，对于荣名和利禄也并不看得很淡，然而他呈现于人们面前的是至情至性的真率，而羊曼也同样是以真率的品格赢得人们的爱戴的。庄子说：“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哭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渔父》）世界上感人的东西都离不开一个“真”字。王述与羊曼的以少胜多，其原因正在于此。这也正是“简”之所以能够成为人物品藻的审美标准的一个主要原因。由尚“简”所体现出来的真率之美与晋人以自然为美的观念也是一致的。《抱朴子》外篇《辞义》云：“乾坤方圆，非规钜之功；三辰摛景，非莹磨之力；春华粲焕，非渐染之采；茞蕙芬馥，非容气所假。知夫至真，贵乎天然也。”自然之美，必然是简洁的、洗练的，而雕琢之物，则必然是繁杂、冗琐的；自然之美是不是人工所能创造的，因而一切皆真；雕琢之物则是人为的，因而一切莫不失真。

“简”也是清谈辞令的要求之一。晋人的清谈与汉人的说经不同，必须符合“简”的标准（参见本书页84~85）。与此相联系，“简”也成为人物品藻的习用评语之一。例如： 

谢幼舆曰：“友人王眉子清通简畅……。”（同上，《赏誉》三六）

王大将军与元皇表云：“舒风概简正，……”（同上，四六）

司马文王问武陔：“陈玄伯何如其父司空?”陔曰：“……明练简至，立功立事，过之。”（同上，《品藻》五）

时人道阮思旷……简秀不如真长……（同上，三0）

抚军问孙兴公：“刘真长何如?”曰：“清蔚简令。”……（同上，三六）

（羊）绥清淳简贵，……（同上，《伤逝》一四）

性韵方质，和正沉简。（同上，《贤媛》二五刘孝标注引《郗昙别传》） 

所谓“高简”、“简畅”、“简正”、“简至”、“简秀”、“简令”、“简贵”和“沉简”等语词，都是对人物性格与为人风范的浓缩。时人既以“简”为贵，则官吏之选拔与人伦之识鉴，莫不受其影响： 

阮宣子有令闻。太尉王夷甫见而问曰：“老庄与圣教同异?”对曰：“将无同？”太尉善其言，辟之为掾。世谓“三语掾”。卫玠嘲之曰：“一言可辟，何假于三！”宣子曰：“苟是天下人望，亦可无言而辟，复何假一！”遂相与为友。（《世说新语·文学》一八）

……吏部郎阙，文帝问其人于钟会，会曰：“裴楷清通，王戎简要，皆其选也。”……（同上，《赏誉》五） 

阮修以“将无同” 三字得官，王戎以“简要”见重于人，都是晋人尚“简”风气的反映。

中古士人之丧葬更为典型地体现了对“简”的崇尚。关于丧葬以及其它方面礼仪的从“简”问题，葛洪在《抱朴子》外篇《省烦》中有专门的研讨，他说： 

自建安之后，魏之武、文，送终之制，务在俭薄。此则墨子之道，有可行矣。……其吉凶器用之物，俎豆觚觯之属，……皆可减省，务令约俭。夫约则易从，俭则用少。易从则不烦，用少则费薄。不烦，则涖事者无过矣；费薄，则调求者无苛矣。 

对此，梁元帝《金楼子》卷二《终制篇四》所论更为详尽： 

……高平刘道真、京兆挚仲治，并遗令薄葬。杨王孙遗令裸葬，晋代江应元又然。樊靡卿言葬礼，唯约沐浴，并终制，令掘埳。气绝，令两人轝尸即埳，止妇人之送，禁吊祭之宾。后亡者不得入藏，不得封树。裴潜遗令曰：“墓中唯置一座，瓦器数枚。”皇甫士安言“以蘧篨裹尸，覆卷三重，麻绳约二头，置尸灵床上，择不毛之地，坑讫，去床下尸而已。”石苞曰：“死皆敛以时服，不得敛晗，不得兼重，又不得设床帐盟器，不得起坟种树。”郝昭曰：“吾为将，数见发冢，取其木为攻具，知厚葬之无益。汝必敛以时服也。”郝并敕子曰：“吾生素餐日已久矣，可葬为小槨，裁容下棺。”张奂遗令：“措尸灵床，幅巾而已。”卢植敕其子：“以单帛附身，葬于土穴。”虽制度不同，同归于薄也。赵岐画晏婴、叔向、子产、季札，生不能及死，而画之甚非，所以晋成帝曰：“山陵之事，一从节俭，陵中唯洁净而已，不得施途车刍灵。”此事虽大，又可谕小。吾之亡也，可以王服周身，示不忘臣礼。《曲礼》一卷，《孝经》一帙，《孝子传》，并陶华阳剑一口，以自随。此外珠玉不入，铜铁勿藏也。…… 

这种简易的丧葬之风，与汉代巨棺厚椁、堆金积玉的丧葬习俗正好相反。这一方面是由在连绵不断的战乱中，汉墓多被盗发的历史事实所决定的，另一方面也与中古士人对生命的体悟以及对“简”的审美追求有关。《庄子·列御寇》云： 

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庄子曰：“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吾葬具岂不备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乌鸢之食夫子也。”庄子曰：“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 

应该看到，庄子的这种丧葬观念对晋人丧葬从“简”风尚的形成有很大影响。庄子是一位参透了生命真谛的伟大哲人，他齐万物，一生死，等贵贱，中古士人几乎都受过庄周式的人生哲学的熏陶。既然死亡是人类生命的必然归宿，自然就应该以正确的态度来对待它。既然人在活着的时候追求“简”之美，那么，在死亡之后又何必求“烦”呢？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中古士人丧葬之从“简”，乃是对于个人生命的实际而高雅的把握，因为这表现了崇尚自然、无拘无束的生活态度。 

（三）尚“简”审美观念与中古文学理论的关系 

尚“简”的审美观念对中古时代的文学理论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文心雕龙·炼字》云：“自晋来用字，率从简易。时并习易，人谁取难？”“简易”是晋人文章语言风格的主要特点之一。西晋太康时期，著名作家陆机诗赋华美，精工绚烂，《世说新语·文学》八四： 

孙兴公云：“潘文烂若披锦，无处不善； 陆文若排沙简金，往往见宝。” 

本条刘孝标注引《续文章志》曰：“岳为文，选言简章，清绮绝伦。”又引《文章传》曰：“机善属文，司空张华见其文章，篇篇称善，犹讥其作文大治。谓曰：‘人之作文，患于不才；至子为文，乃患太多也。’”张华所谓“乃患太多”，意谓其文多累句，不够简洁凝炼，而潘岳“选言简章”，则取得了“清纶绝伦”的艺术效果。《世说新语》“烂若披锦”、“排沙简金”之比喻，说明潘、陆之创作风格有很大不同。针对陆机诗文的缺点，陆云提出了文贵“清省”的观点。张溥说：“士龙与兄书，称论文章，颇贵‘清省’，妙若《文赋》，尚嫌‘绮语’未尽。”（《陆清河集》题辞，《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题辞注》，页135）“文贵清省”，是陆云论文的一个重要观点。《陆云集》卷八《与兄平原书》： 

……《文赋》甚有辞，绮语颇多，文适多体，便欲不清。……

……云今意视文，乃好清省，欲无以尚，意之至此，乃出自然。……

……张公文无他异，正自情省无烦长，作文正尔自复佳。…… 

“清省”是简洁省净的意思，与“繁多”正好相反。陆云认为“文适多体，便欲不清”，所以他特别反对文章的繁芜庞杂： 

兄文章之高远绝异，不可复称言。然犹皆欲微多，但清新相接，不以此为病耳。若复令小省，恐其妙欲不见，可复称极，不审兄由以为尔不?

兄文方当日多，但文实无贵于为多。

有作文惟尚多，而家多猪羊之徒。作《蝉赋》二千余言，《隐士赋》三千余言，既无藻伟体，都自不似事。文章实自不当多。

兄《丞相箴》小多，不如《女史》清约耳。 

陆云认为文章以简洁为上乘，不贵繁多。文章表面上的辉煌与富丽，往往掩盖着内容的浅薄和空虚，显示出病态的臃肿，自然会使文学创作走上歧途。显然，陆云的“文贵清省”说对当时文坛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文心雕龙·熔载》云：“至如士衡才优，而缀辞尤繁；士龙思劣，而雅好清省。及云之论机，亟恨其多，而称清新相接，不以为病，盖崇友于耳。”对于陆云的这一美学观点，刘勰是非常重视的。而其渊源正是晋人尚“简”的审美观。自晋代以后，“简”已成为中国文学批评所特有的审美标准和基本概念之一。与之有关的表述在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中比比皆是。“简”这一审美观念已经普遍被后世的文学理论家接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