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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物品藻的若干具体方法 这里所说的方法与方式不同。方法主要是指口头的人物品藻而言,方式则口头和书面兼有。 (一)直接评论的方法 在人物品藻的过程中,直接评论的方法较为常见。这种方法也就是以口头的语言直接表达对人物的看法与评价。在评论的过程中,先有一人发问,然后另一人作答。《世说新语·品藻》三六: 抚军问孙兴公:“刘真长何如?”曰:“清蔚简令。”“王仲祖何如?”曰:“温润恬和。”“桓温何如?”曰:“高爽迈出。”“谢仁祖何如?”曰:“清易令达。”“阮思旷何如?”曰:“弘润通长。”“袁羊何如?”曰:“洮洮清便。”“殷洪远何如?”曰:“远有致思。”“卿自谓何如?”曰:“下官才能所经,悉不如诸贤;至于斟酌时宜,笼罩当世,亦多所不及。然以不才,时复托怀玄胜,远咏《老》《庄》,萧条高寄,不与时务经怀,自谓此心无所与让也。” 孙绰在答语中品评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八位人物,以简洁的语言揭示了这些人物的主要特点。 (二)间接比较的方法 比较也是人物品藻的常用方法。就人物所处的时代而言,有同时代人的比较。《世说新语·品藻》五四: 支道林问孙兴公:“君何如许掾?”孙曰:“高情远致,弟子蚤已服膺;一吟一咏,许将北面。” 孙绰认为在遁世脱俗方面,自己不如许询;但在吟诗作赋、抒发情感方面则胜过他。同门六0: 或问林公:“司州何如二谢?”林公曰:“故当攀安提万。” “攀安提万”,是说攀着谢安,拉着谢万,意谓司州(王胡之)处在谢安与谢万之间。有时以古人和今人相比较。同门六八: 庾道季云:“廉颇、蔺相如虽千载上死人,懔懔恒如有生气;曹蜍、李志虽见在,厌厌如九泉下人。人皆如此,便可结绳而治,但恐狐狸猯狢啖尽。” 本条刘孝标注:“言人皆如曹、李质鲁淳悫,则天下无奸民,可结绳致治。然才智无闻,功迹俱灭,身尽于狐狸,无擅世之名也。”庾龢认为曹、李二人平庸无为,没有雄心壮志,故虽生犹死;而廉颇、蔺相如以其不朽的功业流芳千古,虽死而犹生。欧阳修《送徐无党南归序》云:“草木鸟兽之为物,众人之为人,其为生虽异,而为死则同,一归于腐坏澌尽泯灭而已。而众人之中,有圣贤者,固亦生且死于其间;而独异于草木鸟兽众人者,虽死而不朽,逾远而弥存也。其所以为圣贤者,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见之于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欧阳永叔文》,页164~165)盖庾龢以廉颇、蔺相如为圣人,而以修身行事垂之不朽,“逾远而弥存”者。通过这样的比较,两位古人和两位今人的高下便清清楚楚了。古人本有高下之别,地位亦各有不同,士人们有时为了表明自己与他人的差异,便引述古语,从而将品藻之意寄寓在典故之中。同门五0: 刘尹谓谢仁祖曰:“自吾有四友,门人加亲。”谓许玄度曰:“自吾有由,恶言不及于耳。”二人皆受而不恨。 本条刘孝标注引《尚书大传》曰:“孔子曰:‘文王有四友。自吾得回也,门人加亲,是非胥附邪?自吾得赐也,远方之士至,是非奔走邪?自吾得师也,前有辉,后有光,是非先后邪?自吾得由也,恶言不入于耳,是非御侮邪?’”刘惔重复《尚书大传》中孔子说过的话,俨然以尼父自居,而视谢尚和许询为颜回、为子由一流的人物。 在比较人物之间的长处和短处、优点与缺点的过程中,人们常常采用“×事,×不如×;×事,×不如×”的句式。《三国志》卷四六《孙策传》: (孙策)呼(孙)权佩以印绶,谓曰:“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 同书卷六四《诸葛恪传》裴松之注引《恪别传》: ……(孙权)又问:“卿何如滕胤?
”恪答曰:“登阶蹑履,臣不如胤;回筹转策,胤不如臣。”…… 又如《世说新语·品藻》三: 顾劭尝与庞士元宿语,问曰:“闻子名知人,吾与足下孰愈?”曰:“陶冶世俗,与时浮沉,吾不如子;论王霸之余策,览倚伏之要害,吾似有一日之长。”劭亦安其言。 本条刘孝标注引《吴志》曰:“劭好乐人伦,自州郡庶几及四方人事,往来相见,或讽议而去,或结友而别,风声流闻,远近称之。”这种品藻模式也有变格。同门六七: 郗嘉宾问谢太傅曰:“林公谈何如嵇公?”谢云:“嵇公勤著脚,裁可得去耳。”又问:“殷何如支?”谢曰:“正尔有超拔,支乃过殷;然舋舋论辩,恐口欲制支。” 间接比较这种评论人物的方法在《论语》已有所表现。经过比较,人物的主要特点都被揭示出来了,所以能够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三)题目人物的“比兴之体” 中古士人之品藻,常用比喻式的辞令。余嘉锡先生说:“凡题目人者,必亲见其人,挹其风流,听其言论,观其气宇,察其度量,然后为之品题。其言多用比兴之体,以极其形容。”(《世说新语笺疏》,页449)“比兴之体”,即借比兴以达意,其中包孕着比喻的意义。这在名流雅士们日常的口头品藻中比较常见,而有关人物品藻的著述也常常采用这种方法。在这方面,孔子也是肇始者。《论语·公冶长》: 子贡问曰:“赐也何如?
”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 ”曰:“瑚琏也。” “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新约·提摩太后书》)孔子以祭祀用的瑚琏之器来比喻自己的学生端木赐,认为他高雅不凡。东晋时代的谢混与羊孚曾就此事加以讨论: 谢混问羊孚:“何以器举瑚琏?”羊曰:“故当以为接神之器。”(《世说新语·言语》一0五) 本条刘孝标注引《论语》之文,又引郑玄注曰 :“黍稷器。夏曰瑚,殷曰琏。”由此可见孔子对中古士人的影响。两晋至南朝的人物品藻,正是汲取了前人的语言成果才发展起来的。 其实后汉时代,士林于品评人物之际,就已经开始大量使用比喻性的辞藻了。《世说新语·赏誉》一: 陈仲举尝叹曰:“若周子居者,真治国之器。譬诸宝剑,则世之干将。” 本条刘孝标注引《吴越春秋》曰:“吴王阖闾请干将作剑。干将者,吴人,其妻曰莫邪。干将采五山之精,六金之英,候天地,伺阴阳,百神临视,而金铁之精未流,夫妻乃剪发及爪而投之炉中,金铁乃濡,遂成二剑。阳曰‘干将’,而作龟文;阴曰‘莫邪’,而作漫理。干将匿其阳,出其阴以献阖闾,阖闾甚宝重之。”这就是“干将”之喻的文化背景。同门二: 世目李元礼“谡谡如劲松下风。” 本条刘孝标注引《李氏家传》曰:“膺岳峙渊清,峻貌贵重,华夏称曰:‘颍川李府君,頵頵如玉山。汝南陈仲举,轩轩如千里马。南阳朱公叔,飂飂如行松柏之下。”又《世说新语·德行》七: 客有问陈季方:“足下家君太丘有何功德而荷天下重名?”季方曰:“吾家君譬如桂树生泰山之阿,上有万仞之高,下有不测之深;上为甘露所沾,下为渊泉所润。当斯之时,桂树焉知泰山之高,渊泉之深?不知有功德与无也。” 以上或以“宝剑”喻人,或以“松下风”喻人,或以“桂树”喻人,均取喻新颖。《三国志》卷三七《庞统传》裴松之注引《襄阳记》曰: 诸葛孔明为卧龙,庞士元为凤雏,司马德操为水镜,皆庞德公语也。 庞德公是庞统的从父,他以三个不同的喻辞来称呼三位大名士,简洁而含蓄地表明了对他们的看法。《世说新语·品藻》四: 诸葛瑾弟亮,及从弟诞,并有盛名,各在一国。于时以为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诞在魏,与夏侯玄齐名;瑾在吴,吴朝服其弘量。 “龙”、“虎”、“狗”之喻,将诸葛三兄弟才能的高下、名望的大小作了生动的概括和准确的区分,言简而意赅。其中“狗”的喻辞,也是赞美之意。正如余嘉锡先生所说:“此所谓狗,乃功狗之狗,谓如韩卢宋鹊之类。虽非龙虎之比,亦甚有功于人。故曰‘并有盛名’,非鄙薄之称也。……太公《六韬》以文、武、龙、虎、豹、犬为次,知古人之视犬,仅下龙虎一等。……”(《世说新语笺疏》,页504~505)晋人取喻范围特别广泛,如以柳树比喻士人之清秀婀娜: 有人叹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世说新语·容止》三九) 王恭始与王建武甚有情,后遇袁悦之间,遂致疑隙,然每至兴会,故有相思时。恭尝行散至京口射堂,于时清露晨流,新桐初引。恭目之,曰:“王大故自濯濯。”(同上,《赏誉》一五三) “濯濯”,形容茂盛、清美,加以“春月柳”之喻,愈见其高雅不俗。《南史》卷三一《张裕传》附《张绪传》: 绪吐纳风流,听者皆忘饥疲,见者肃然如在宗庙。虽终日与居,莫能测焉。刘悛之为益州,献蜀柳数珠,枝条甚长,状若丝缕。时旧宫芳林苑始成,武帝以植于太昌灵和殿前,常赏玩咨嗟,曰:“此杨柳风流可爱,似张绪当年时。”其见赏爱如此。 所谓“张绪柳”,是我国中古史上的一个著名掌故。由此我们很容易想到北齐诗人萧悫的《秋思诗》:“清波收潦日,华林鸣籁初。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全北齐诗》卷二)其中“芙蓉”、“杨柳”二句,传诵千古。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兰陵萧悫,梁室上黄侯之子,工於篇什。尝有《秋诗》云:‘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时人未之赏也。吾爱其萧散,宛然在目。”这萧散、自然的佳句,写景极为优美动人。而细味齐武帝之语,可知人如柳,柳似人,于是张绪的翩翩美少年的形象便呼之欲出了。《晋书》卷五二《郤诜传》: 累迁雍州刺史。武帝于东堂会送,问诜曰:“卿自以为何如?”诜对曰:“臣举贤良对策,为天下第一,犹桂林之一枝,昆山之片玉。”帝笑。 郤诜以桂林一枝、昆山片玉比喻自己的一技之长,恰如其分地肯定了个人的优点,既非自吹自擂,亦非自贬自抑。还有以“社树”喻人者,《世说新语·排调》一五: 谢幼舆谓周侯曰:“卿类社树,远望之,峨峨拂青天;就而视之,其根则群狐所托,下聚溷而已。”答曰:“枝条拂青天,不以为高;群狐乱其下,不以为浊。聚溷之秽,卿之所保,何足自称!” 谢鲲之喻,意谓周顗外表壮美,内里肮脏;周顗却反其意而答之,表现出一种“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世说新语·品藻》三五)的态度。有以牛喻人者,《世说新语·排调》一七: 明帝问周伯仁:“真长何如人?”答曰:“故是千斤犗特。”王公笑其言。伯仁曰:“不如卷角牸,有盘辟之好。” “犗特”,指阉割过的公牛,比喻能够善始善终的人;“卷角牸”,指老母牛,喻指无所作为的人,这里暗指王导。周顗借牛喻人,巧妙地表达了对王导的看法。 南朝士人特别喜欢用喻辞品评人物。刘宋时代的著名史学家范晔所作《和香方》即是一个显例。《宋书》卷六九本传载: 晔性精微有思致,……。撰《和香方》,其序之曰:“麝本多忌,过分必害;沉实易和,盈斤无伤。零藿虚燥,詹唐黏湿。甘松、苏合、安息、郁金、柰多、和罗之属,并被珍于外国,无取于中土。又枣膏昏钝,甲煎浅俗,非唯无助于馨烈,乃当弥增于尤疾也。”此序所言,悉以比类朝士:“麝本多忌”,比庾炳之;“零藿虚燥”,比何尚之;“詹唐黏温”,比沈演之;“枣膏昏钝”,比羊玄保;“甲煎浅俗”,比徐湛之;“甘松、苏合”,比慧林道人;“沉实易和”,以自比也。 范晔用中草药比拟时人,这种作法可谓古今无二。沈约去宋未远,他对《和香方》的本意的解说应当是有根据的。《南齐书》三九《陆澄传》: [澄]当世称为硕学,读《易》三年不解文义,欲撰《宋书》竟不成,王俭戏之曰:“陆公,书橱也。”家多坟籍,人所罕见。…… “书橱”之喻,说明陆氏读书广博、学识渊懿,与后世“腰笥”、“书簏”之类的话意思差不多。又《南齐书》卷五二《文学列传·卞彬》: ……彬又目禽兽云:“羊性淫而狠,猪性卑而率,鹅性顽而傲,狗性险而出。”皆指斥贵势。…… “羊”、“猪”、“鹅”、“狗”四语皆为借喻之辞,当时的人可能明白其所指的具体人物,今天我们就难以知晓了。
这种比较的品藻方法,对中古时期的文学批评有一定的影响。我们看《诗品》: ……方陈思(曹植)不足,比魏文(曹丕)有余。(《魏侍中王粲》,《诗品注》,页22) 气少于公干(刘桢),文劣于仲宣(王粲)。(《晋平原相陆机》,同上,页24) ……雄于潘岳,靡于太冲(左思)。(《晋黄门郎张协》,同上,页26) 虽野于陆机,而深于潘岳。(《晋记室左思》,同上,页28) 骨节强于谢混,驱迈疾于颜延。(《宋参军鲍照》,同上,页47) ……故当词密于范(云),意浅于江(淹)矣。(《梁左光禄沈约》,同上,页53) 钟嵘对于诗人创作特点的比较,正是人物品藻的比较方法在诗歌评论方面的渗透。 人物品藻之大量使用喻辞,对中古文学批评的形象化的特点形成也有积极的影响。我们再看《诗品》的若干具体表述: 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干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魏陈思王植》,同上,页20) 然其咀嚼荣华,厌饫膏泽,文章之渊泉也。(《晋平原相陆机》) 余常言:陆才如海,潘才如江。(《晋黄门郎潘岳》,同上,页26) 然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丽典新声,络绎奔会。譬犹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未足贬其高洁也。(《宋临川太守谢灵运》,同上,页29) ……季鹰(张翰)黄华之唱,正叔(潘尼)绿蘩之章,虽不具美,而文采高丽,并得虬龙片甲,凤皇一毛。(同上,页34) 范(云)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丘(迟)诗点缀映媚,似落花依草。故当浅于江淹,而秀于任昉。(同上,页51) 钟嵘对诗人创作特点的阐述,不是建立在条分缕析、逻辑严密的科学论证基础之上的,他采取了一系列形象化的比喻,以感性的形象来描绘诗人的独特风采。在《文心雕龙》的各篇中,比喻性的论述更是随处可见,例如: 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 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情采》) 对偶、声律和辞藻,是自然形成的,但若将文章写得出色,则必须进行修饰和润色。“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言文之本源也。”通过形象的比喻,刘勰生动地说明了内容(质)与形式(文)的关系。他认为铅黛是用来修饰容貌的,但真正的美丽来自美好的容姿,文采是用来修饰语言的,而真正的“辩丽”本于自然的情性。这一观点是非常深刻的。再如《声律》: 凡声有飞沉,响有双叠,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离]句而必睽;沉则响发而断,飞则声扬不还:并辘轳交往,逆鳞相比,[迕]其际会,则往蹇来连,其为疾病,亦文家之吃也。 鳞片的密切相连,比喻声调的升沉密切衔接;井上辘轳的回转,比喻语言音节的回环无穷。由上举诸例我们可以看出,采取形象化的批评方式确是《诗品》和《文心雕龙》的突出特点之一。 实际上,比喻已经成为钟嵘和刘勰阐述问题与评论作家的一种重要的方法。显然,他们汲取了人物品藻在遣词设喻方面的丰富成果,又融合了时代赋予的新思维新理念,从而使他们的著作成为我国古典文艺批评领域的典范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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