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篇  从形骨到神明：人物品藻及其文化意蕴 

第一章 东汉、三国时代的人物品藻   

    人物品藻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我国起源甚早，而在东汉、三国之际，尤为风行。通俗地讲，人物品藻就是人物评论。其最基本的价值取向，乃是以人为着眼点，进行由表及里、由外及内，从现象到本质、从具体到抽象的观察与评价；换言之，就是对人进行从形骨到神明的审美批评和道德判断。这种文化现象，与当时的历史背景、社会思潮以及审美观念等等，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东汉的人物品藻 

（一）清议之风与人物品藻 

清议乃是东汉时期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时论。它是在东汉的桓、灵之世产生的。当时皇室腐朽，宦竖擅权，致使朝政日非，生灵涂炭。《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对清议的时代背景有这样的描述： 

……及汉祖杖剑，武夫勃兴，宪令宽赊，文礼简阔，绪余四毫之烈，人怀陵上之心，轻死重气，怨惠必雠，令行私庭，权移匹庶，任侠之方，其成俗矣。自武帝以后，崇尚儒学，怀经协术，所在雾会，至有石渠分争之论，党同伐异之说，守文之徒，盛于时矣。至王莽专伪，终于篡国，忠义之流，耻见缨绋，遂乃荣华丘壑，甘足枯槁。虽中兴在运，汉德重开，而保身怀方，弥相慕袭，去就之节，重于时矣。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 

在这里，范晔将汉代士风的发展变化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汉高祖时代，盛行“轻死重气”的任侠之风；第二个阶段是汉武帝时代，其时崇尚儒学，多“守文之徒”；第三个阶段是王莽专伪及光武中兴时期，士人追慕隐逸，明哲保身，相沿成俗；第四个阶段为桓、灵二帝时期，盛行清议之风。关于清议产生的历史原因，这段话已经讲得清清楚楚了。

       清议的内容非常广泛。而所谓“品核公卿，裁量执政”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项。但品核公卿者，并不仅限于一般的士人，有时也有最高统治者的参与。《后汉书》卷四五《韩棱传》： 

……与仆射郅寿、尚书陈宠，同时俱以才能称。肃宗尝赐诸尚书剑，唯此三人特以宝剑，自手署其名曰：“韩棱楚龙渊，郅寿蜀汉文，陈宠济南椎成。”时论者为之说：以棱渊深有谋，故得龙渊；寿明达有文章，故得汉文；宠敦朴，善不见外，故得椎成。 

评论公卿的优劣，主要看为官是否清廉，道德是否高尚，同时也要看对待人才的态度如何。《后汉书》卷四五《周荣传》附《周景传》： 

（周）景字仲飨。辟大将军梁冀府，稍迁豫州刺史、河内太守。好贤爱士，其拔才荐善，常恐不及。每至岁时，延请举吏入上后堂，与共宴会，如此数四，乃遣之。赠送什物，无不充备。既而选其父兄子弟，事相优异。常称曰：“臣子同贯，若之何不厚！”先是司徒韩演在河内，志在无私，举吏当行，一辞而已，恩亦不及其家。曰：“我举若可矣，岂可令遍积一门！”故当时论者议此二人。 

东汉时代的清议，对人物的言行往往能作出及时而准确的反映。《后汉书》卷五一《桥玄传》： 

郡人上邽姜岐，守道隐居，名闻西州。玄召以为吏，称疾不就。玄怒，敕督邮尹益逼致之，曰：“岐若不至，趣嫁其母。”益固争不能得，遽晓譬岐。岐坚卧不起。郡内士大夫亦竞往谏，玄乃止。时颇以为讥。 

因此，当时的公议是颇有力量的，某些达官贵人常常为之心惊肉跳，不得不在行为上有所收敛。《后汉书》卷五二《崔骃列传》称冀州名士崔烈“因傅母入钱五百万，得为司徒”，于是声誉衰减。过了许久，他深感不安，便询问他的儿子崔钧：“吾居三公，于议者何如？”崔钧答道：“大人少有英称，历位卿守，论者不谓不当为三公；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崔烈又问：“何为然也？”崔钧回答：“论者嫌其铜臭。”崔钧所说的论者就是清议者。《后汉书·党锢列传》谓郭林宗、贾伟节为太学诸生之冠，“并与李膺、陈蕃、王畅更相褒重”，这五个人实际上就是清议人物的代表。此外，“渤海公族进阶、扶风魏齐卿，并危言深论，不隐豪强。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显示了清议力量的强大。陈蕃和李膺是朝野清议力量的总代表，清议名士与之紧密呼应，形成了浩大的舆论声势。李膺“风格秀整，高自标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后进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为登龙门。”（《世说新语·德行》四，本书征引《世说新语》的文字，依据徐震堮先生《世说新语校笺》），陈蕃也喜爱论士。《后汉书》卷五三《徐稚传》： 

帝因问蕃曰：“徐雅、袁闳、韦著谁为先后? ”蕃对曰：“闳生出公族，闻道渐训。著长于三辅礼义之俗，所谓不扶自直，不镂自雕。至于稚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杰出，宜当为先。” 

但随着陈蕃的失败，两次大规模党锢之祸的兴起，清议力量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于是清议之风便被扼杀了。《后汉书·党锢列传》： 

凡党事始自甘陵、汝南，成于李膺、张俭，海内涂炭，二十余年，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 

至中平元年（184），党锢才彻底解除。尽管如此，后汉清议家的政治建树与历史影响是不可磨灭的，范晔曾经作出过中肯的评价： 

功虽不终，然其信义足以携持民心。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后汉书》卷六六《陈蕃传·论曰》）

李膺振拔污险之中，蕴义生风，以鼓动流俗，激素行以耻威权，立廉尚以振贵执，使天下之士奋迅感慨，波荡而从之，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顾，至于子伏其死而子欢其义。壮矣哉！（《后汉书·党锢列传》“论曰”） 

值得注意的是，在清议之风盛行的时候，有个别知识分子采取了龙蟠凤逸的态度。《后汉书》卷五三《申屠蟠传》： 

先是京师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讦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节下之。太学生争慕其风，以为文学将兴，处士复用。蟠独叹曰：“昔战国之世，处士横议，列国之王，至为拥篲先驱，卒有阬儒烧书之祸，今之谓矣。”乃绝迹于梁砀之间，因树为屋，自同佣人。居二年，滂等果罹党锢，或死或刑者数百人，蟠确然免于疑论。…… 

申屠蟠是很有先见之明的人，他的做法是否高明姑且不论，他所具有的历史眼光确实与众不同。这也足以说明党锢事件本身有其历史的渊源。我们不得不承认，开明、进步的知识分子惨遭迫害的悲剧，总是在中国历史的大舞台上不断地重演。而知识分子作为中国社会的脊梁，作为中华民族的中坚力量，总是自强不息，总是奋发向上，总是不肯低头。华夏古国的生生不息的伟大力量正在于此！ 

（二）许、郭之学与人物品藻 

《后汉书》卷六八《许劭传》：“天下言拔士者，咸称许、郭。”许劭与郭林宗作为东汉时期品题人物的名家，在品评、识鉴人物方面，对当代及后世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晋书》卷七四《桓彝传》称桓彝：“性通朗，早获盛名。有人伦识鉴，拔才取士，或出于无闻，或得之孩抱，时人方之许、郭。”许、郭并称，而郭之成就实高于许，这里我们分别加以讨论。

1．许劭之人物品评

许劭字子将，汝南平舆人。“少峻名节，好人伦，多所赏识。若樊子昭、和阳士者，并显名于世”（《后汉书》本传）。所谓“好人伦”，即喜好人物识鉴与人物品评。在这方面，许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首先，许劭品鉴人物，不但人数众多，而且百发百中。《三国志》卷二三《和洽传》裴松之注引《汝南先贤传》曰： 

召陵谢子微，高才远识，见劭年十八时，乃叹息曰：“此则希世出众之伟人也。”劭始发明樊子昭于鬻帻之肆，出虞永贤于牧竖，召李淑才乡闾之间，擢郭子瑜鞍马之吏，援杨孝祖，举和阳士，兹六贤者，皆当世之令懿也。其余中流之士，或举之于淹滞，或显之乎童齿，莫不赖劭顾叹之荣。凡所拔育，显成令德者，不可殚记。其探擿伪行，抑损虚名，则周之单襄，无以尚也。 

许劭品评人物，既发掘其内在的精神，也注重其外在的美质，做到内外兼顾。《三国志》卷一0《荀彧传》裴松之注引皇甫谧《逸士传》： 

或问许子将，靖与荀爽孰贤?子将曰：“二人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内润。” 

同为璧玉一般的美质，而表现方式不同，可见许劭很善于把握人物之间的细微差别。由于他观察人物准确而细致，所以往往能够预见某些即将发生的事件。《三国志》卷四九《刘繇传》裴松之注引《献帝春秋》曰： 

是岁，繇屯彭泽，又使融助皓讨刘表所用太守诸葛玄。许子将谓繇曰：“笮融出军，不顾名义者也。朱文明善推诚以信人，宜使密防之。”融到，果诈杀皓，代领郡事。 

其次，许劭创造了“月旦评”这一独特的人物品藻形式。《后汉书》本传： 

初，劭与（许）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 

“月旦评”在品鉴人物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使评论人物由自发的行动变成自觉的行动，同时由于每月更换题目，所以形成了有组织的人物品鉴会议。“月旦评”体现了民主的精神，大家可以充分发表意见，避免了个人品论的偏颇。

由于许劭善长鉴别人物，故名重当世，朝野士人唯恐交攀不及。《三国志》卷一《魏武帝纪》裴松之注引《世语》曰： 

（桥）玄谓太祖曰：“君未有名，可交许子将。”太祖乃造子将，子将纳焉，由是知名。 

此文下裴松之注又引孙盛《异同杂语》： 

（曹操）尝问许子将：“我何如人？”子将不答。固问之，子将曰：“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太祖大笑。 

《后汉书》本传亦称： 

曹操微时，常卑辞厚礼，求为己目。劭鄙其人而不肯对，操乃伺隙胁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操大悦而去。 

如前所述，“英雄”是汉晋间人物品藻的一个名目，许劭为曹操立此目，当然会使他万分高兴，只要是英雄就足矣，至于“奸雄”和“奸贼”的贬词，曹操是在所不顾的。《三国志》卷一四《刘晔传》：“汝南许劭名知人，避地扬州，称晔有佐世之才。”一经许劭品题，便会见重于世人，足见其声望之隆与信誉之高。

许劭在东汉时期是人人宗仰的一代名流，但后人对他却颇多讥贬之辞。此类议论，从三国以至两晋，几乎代不绝音。这类批评意见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品鉴人物有欠公允。以曹魏蒋济的《万机论》为代表。《三国志》卷三七《庞统传》裴松之注： 

蒋济《万机论》云许子将褒贬不平，以拔樊子昭而抑许文休。刘晔曰：“子昭拔自贾竖，年至耳顺，退能守静，进能不苟。”济答曰：“子昭诚自长幼完洁，然观其臿齿牙，树颊胲，吐唇吻，自非文休敌也。” 

又同书卷三八“评曰”裴松之注引《万机论》：

 许文休者，大较廊庙器也，而子将贬之。若实不贵之，是不明也；诚令知之，盖善人也。 

据《三国志》卷三八《许靖传》载，靖“少与从弟劭俱知名，并有人伦臧否之称，而私情不胁。劭为郡功曹，排摈靖不得齿叙，以马磨自给”。又《太平御览》卷四九六引曹丕《典论》曰：“汝南许劭与族兄靖俱避地江东，保吴郡。争论于太守许贡座，至于手足相及。”可知他们兄弟的感情一向不好，性格亦多冲突。在这种情况下，许劭自然难以客观地评价许靖。《后汉书》本传称许劭“与从兄靖不睦，时议以此少之”。但若执此一端，便谓许劭评论所有的人物都是从主观好恶出发的，恐怕也不合事实，故蒋济说许劭“褒贬不平”有失偏颇。

二是指斥他人，却不能严于律己。诸葛恪《与丞相陆逊书》： 

……自汉末以来，中国士大夫如许子将辈，所以更相谤讪，或至于祸，原其本起，非为大雠。惟坐克己不能尽如礼，而责人专以正义。……（《全三国文》卷六五） 

关于许劭的为人，史书无详细的记载，但观其力贬从兄一事，固非君子之所为，诸葛恪的看法应当是有根据的。

三是关于“月旦评”的问题。《晋书》卷六二《祖逖传》附《祖纳传》： 

纳尝问梅陶曰：“君乡里立月旦评，何如? ”陶曰：“善褒恶贬，则佳法也。”纳曰：“未益。”时王隐在坐，因曰：“《尚书》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何得一月便行褒贬! ” 陶曰：“此官法也。月旦，私法也。”隐曰：“《易》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称家者岂不是官?必须积久，善恶乃著，公私何异!古人有言，贞良而亡，先人之殃；酷烈而存，先人之勋。累世乃著，岂但一月!若必月旦，则颜回食埃，不免贪污；盗蹠引少，则为清廉。朝种暮获，善恶未定矣。”…… 

祖纳认为人物的善恶与长短，需要经过长期的考查才能够充分揭示出来，而“月旦”之品人，仅限于一月之间，难以作出准确的判断，因而这种品评方法不可据信。他的看法有一定道理。但“月旦评”是一种及时而迅速的人物评论活动，能够比较集中地反映各方面的意见，其作用不可完全抹杀。与祖纳不同，葛洪则将“月旦评”视为一种“弊俗”。《抱朴子》外篇《自叙》说： 

汉末俗弊，朋党分部。许子将之徒，以口舌取戒，争讼论议，门宗成雠，故汝南人士无复定价，而有月旦之评。魏武帝深亦疾之，欲取其首，尔乃奔波亡走，殆至屠灭。 

他认为“月旦评”是结党营私的表现，后汉时期党人的形成与此有密切关系。它导致了士人的不团结，即所谓“朋党分部”。《后汉书·党锢列传》云：“初，桓帝为蠡吾侯，受学于甘陵周福，及即帝位，擢福为尚书。时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当朝，乡人为之谣曰：‘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二家宾客，互相讥揣，遂各树朋徒，渐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党人之议，自此始矣。”对党人的历史功过，我们姑且不论，“党人”产生的社会背景是非常复杂的，“月旦评”确实与之有关，尽管这不是主要原因。显然，葛洪的看法也是不准确的。《三国志》卷一三《钟繇传》裴松之注引《魏略》： 

孙权称臣，斩送关羽。太子书报繇，繇答书曰：“臣同郡故司空荀爽言：‘人当道情，爱我者一何可爱!憎我者亦何可憎!’顾念孙权，了更娬媚。”太子又书曰：“得报，知喜南方。……若权复黠，当折以汝南许劭月旦之评。权优游二国，俯仰荀、许，亦已足矣。” 

可见对于许劭创造的“月旦评”，有识之士还是颇为看重的。

2．郭林宗之人物品藻

郭林宗品鉴人物的成就远远高于许劭，其影响力也比他大得多。葛洪《抱朴子》外篇有《正郭》一文专论郭林宗。案《后汉书》卷六八《郭林宗传》： 

郭太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家世贫贱。早孤，母欲使给事县廷。林宗曰：“大丈夫焉能处斗筲之役乎?”遂辞。就成皋屈伯彦学，三年业毕，博通坟籍。……性明知人，好奖训士类。…… 

本传又说：“其奖拔士人，皆如所鉴。”他所甄拔的人物有左原、茅容、孟敏、庾乘、宋果、贾淑、史叔宾、黄允、谢甄和王柔等等，“又识张孝仲刍牧之中，知范特祖邮置之役，召公子、许伟康并出屠酤，司马子威拔自卒伍，及同郡郭长信、王长文、韩文布、李子政、曹子元、定襄周康子、西河王季然、云中丘季智、郝礼真等六十人，并以成名”。郭林宗之人物品鉴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善于发现人物的独特之处。《后汉书》本传附《孟敏传》： 

孟敏字叔达，钜鹿杨氏人也。客居太原。荷甑堕地，不顾而去。林宗见而问其意。对曰：“甑以破矣，视之何益？”林宗以此异之，因劝令游学。十年知名，三公俱辟，并不屈云。 

同书卷七六《循吏列传·仇览》： 

……览入太学。时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与览比宇，宾客盈室。览常自守，不与融言。融观其容止，心独奇之，乃谓曰：“与先生同郡壤，邻房牖。今京师英雄四集，志士交结之秋，虽务经学，守之何固? ”览乃正色曰：“天子修设太学，岂但使人游谈其中!”高揖而去，不复与言。后融以告郭林宗，林宗因与融赍刺就房谒之，遂请留宿。林宗嗟叹，下床为拜。 

孟敏和仇览都是特立独行之士，因而见重于郭林宗。

第二，崇尚美好的道德情操。《后汉书》本传附《茅容传》： 

茅容字季伟，陈留人也。年四十余，耕于野，时与等辈避雨树下，众皆夷踞相对，容独危坐愈恭。林宗行见之而奇其异，遂与共言，因请寓宿。旦日，容杀鸡为馔，林宗谓为己设，既而以供其母，自以草蔬与客同饭。林宗起拜之曰：“卿贤乎哉! ”因劝令学，卒以成德。 

对于美德的崇尚，乃是郭林宗的一贯作风。

第三，善于透过现象，捕捉人物的本质特征。《后汉书》本传附《谢甄传》： 

谢甄字子微，汝南召陵人也。与陈留边让并善谈论，俱有盛名。每共候林宗，未尝不连日达夜。林宗谓门人曰：“二子英才有余，而并不入道，惜乎！”甄后不拘细行，为时所毁。让以轻侮曹操，操杀之。 

又《史叔宾传》： 

史叔宾者，陈留人也。少有盛名。林宗见而告人曰：“墙高基下，虽得必失。”后果以论议阿枉败名云。 

林宗不为谢、边、史三人的“盛名”所迷惑，他的与流俗迥异的独到看法，均被后来的事实所证明，可见他是很善于洞见人物的本质的。

第四，胸怀宽广，“不绝恶人”（《后汉书》本传附《左原传》）。《后汉书》本传附《贾淑传》： 

贾淑字子厚，林宗乡人也。虽世有冠冕，而性险害，邑里患之。林宗遭母忧，淑来修吊，既而钜鹿孙威直亦至。威直以林宗贤而受恶人吊，心怪之，不进而去。林宗追而谢之曰：“贾子厚诚实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乡，故吾许其进也。”淑闻之，改过自厉，终成善士。乡里有忧患者，淑辄倾身营救，为州闾所称。 

贾淑是犯过错误的青年人，林宗并没有把他一棍子打死，而是褒奖其善良的倾向，最终使之成为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才。儒者的博大情怀，在郭林宗的身上表现得极为充分。

第四，重视人物内在的精神。《后汉书·党锢列传·刘儒》： 

刘儒字叔林，东郡阳平人也。郭林宗常谓儒口讷心辩，有珪璋之质。察孝廉，举高第，三迁侍中。 

《后汉书》本传注引《谢承书》曰： 

泰之所名，人品乃定，先言后验，众皆服之。故适陈留则友符伟明，游太学则师仇季智，之陈国则亲魏德公，入汝南则交黄叔度。初，太始至南州，过袁奉高，不宿而去；从叔度，累日不去。或以问太。太曰：“奉高之器，譬之泛滥，虽清而易挹。叔度之器，汪汪若千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不可量也。”已而果然，太以是名闻天下。 

林宗对刘儒、黄宪二人洞见深明，因而作出了准确的评价。《后汉书》卷四三《朱晖传》：“朱晖字文季，南阳宛人也。家世衣冠。晖早孤，有气决。年十三，王莽败，天下乱，与外氏家属从田间奔入宛城。道遇群贼，白刃劫诸妇女，略夺衣服。昆弟宾客皆惶迫，伏地莫敢动。晖拔剑前曰：‘财物皆可取耳，诸母衣不可得。今日朱晖死日也！’贼见其小，壮其志，笑曰：‘童子内刀。’遂舍之而去。”“内刀”，是说朱晖的精神、性格锋利如刀，所以面对贼人手中的“外刃”，他毫无惧色。这说明当时的人非常看重人的精神。而郭林宗之论人举士正体现这种审视人物的倾向。

由于林宗善于品评人物，言不虚发，故驰誉当世，声望极高。《后汉书》卷六八本传载： 

（林宗）身长八尺，容貌魁伟，襃衣博带，周游郡国。尝于陈梁间行遇雨，巾一角垫，时人乃故折巾一角，以为“林宗巾”。其见慕皆如此。 

当时人爱屋及乌，竟然连郭林宗不经意的服饰打扮都加以模仿。不仅如此，郭林宗还有一言九鼎、左右朝野舆论的威力。某些有争议的人，在得到他的褒扬之后，人们往往对其过去的所作所为刮目相看。《后汉书》卷三一《苏章传》附《苏不韦传》说“不韦后遇赦还家，乃始改葬，行丧。士大夫多讥其发掘冢墓，归罪枯骨，不合古义，唯任城何休方之伍员。”郭林宗闻而论之，以为胜过伍员，“议者于是贵之”。而某些素有高名的人，本来是无意中犯了错误，而一旦受到郭林宗批评，便会马上遭到人们冷落。《世说新语·规箴》三： 

陈元方遭父丧，哭泣哀恸，躯体骨立，其母愍之，窃以锦被蒙上。郭林宗吊而见之，谓曰：“卿海内之俊才，四方是则，如何当丧，锦被蒙上?孔子曰：‘衣夫锦也，食夫稻也，于汝安乎?’吾不取也。”奋衣而去。自后宾客绝百所日。 

这个故事足以说明郭林宗在当时的影响力是何等之大。他在品鉴人物方面不仅有出色的实践，同时在理论上也作了深刻的总结。《世说新语·政事》一七刘孝标注引《泰别传》： 

泰字林宗，有人伦鉴识，题品海内之士，或在幼童，或在里肆，后皆成英彦，六十余人。自著书一卷，论取士之本，未行，遭乱亡失。 

这条材料非常重要。据此，我们知道郭林宗著有一部关于品藻人物、选择人才问题的理论著作，只是还没有流传，便遭乱亡失了。尽管如此，他在甄拔与识鉴人才方面的卓越实践，对三国之际的人才学还是有很大影响的。明乎此，我们对刘卲《人物志》这部人才学杰作的诞生，就不会感到惊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