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该怎样编写思想史教科书，我们该怎样编写教科书”
——“历史教学与历史教材编撰座谈会”近日召开

　　
　　 2006年3月25日，清华大学与清华大学出版社联合召开“历史教学与历史教材编撰座谈会”，清华大学、清华大学出版社等单位的领导参加会议并致词，会议由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主持。
　　 清华大学思想与文化研究所葛兆光教授首先作了主题发言。来自《历史教学》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语言大学等地的专家学者，围绕新出版的三卷本《中国思想史参考资料集》，就历史教科书的编撰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肯定了此套教科书的编撰方式，并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进而探讨了中国教科书编撰的现状及未来走向。　　

　　葛兆光：
　　学校工作最重要的是教书，历史教科书关乎国本。
　　现代教学用上了声光电化，但是，教学效果很差。除了教师个人不能用心之外，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教材的缺陷。目前的教材存在如下问题：
一， 概论式，充满了强加于人的框架，限制了学生对历史的理解。
二， 教科书没有故事，实际上，就是没有历史，受某种观念表达的约束。
三， 没有国际视野，不清楚外人如何理解我们。
目前，学术界轻视教科书，实际上，国际学界一直很重视教科书，如日本，实际上，教科书的表现的是强烈的民族认同感，以色列有一句话“为了证明我们是一个国家，我们必须写一本教科书”。历史教科书的编撰关乎国本，我们必须慎重对待。

　　葛兆光：
　　《中国思想史参考资料集》四种形式相结合
此次的编撰的《中国思想史参考资料集》体现了四种形式的结合：
一，非概论式的，不限制学生对历史的理解
二，使学生精读部分文献
三， 学生有疑虑，还可以读宽泛文献，读原典。
四， 开参考书，开参考论著，有进一步兴趣的学生可以按图索骥。
　　　　　　　

聚焦教科书

　　　　　　　
　　“问题意识”为学界所推崇，问题是，意识到了问题之后呢？教科书因其特殊性（国民教育之依据），必然带有特定的国家意志与意识形态色彩，我们能否在此范围内，突破壁垒，最大限度地“松开辫子”（葛兆光先生语）、实现自由呢？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与会专家就教科书的编撰提出了如下问题，我们在此仍画上问号，谨献讨论。　　　　　　　
教科书合何时有用？
教科书的目的是考试么？
资料集可以代替教科书么？
教科书是否可能实现“无框架”？
读本和教本如才能统一？
研究历史是从已有观念出发，还有从史料出发？
历史教科书的编写是否要代表国家意志？
大学教科书的内容是否允许学生争论？

编者按：

　　从小到大，我们接受的教育载体是教科书，但是，教科书的面目一直不是和蔼可亲的，在应试教育的模式下，我们读教科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应付考试。考试以后，我们将教科书束之高阁。在以后的学习中，我们渐渐认识到教科书并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的，教科书也是某种特定的人群编写的。这时候，我们又要为他人编写教科书，选择教科书。我们的头脑中对教科书的权威性越来越产生质疑，质疑的同时，作为教育者，我们还是应该给出一定的规则与规范。尤其是历史教科书，关乎国本，关乎一个民族对自己历史的认识、认同，关乎民族的未来，也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动力之源。
　　想想《左传》，想想《史记》，想想这些生动鲜活的历史。历史不是僵硬的过去，是充满着种种可能、种种感情的，如何在知识教育与能力培养之间取得平衡，让我们既从知识层面上认识历史，又能在历史的纷繁迷雾中找出以资借鉴的力量。
　　《中国思想史参考资料集》代表了一种新的方向，鼓励学生阅读原典，通过自己的思考寻绎出“思想史”的脉络。该教材尽量避免框架式的概论，同时注意吸收海外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成果，相信并祝愿此书会起到如编者期望的“导夫先路”的作用。
　　与会的专家就教科书的编撰各抒己见，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大多数是根据自己的实践而得来的问题，某些问题目前是无法取得平衡，也没有答案的。对于编写教科书的讨论，反映了我们的教育开始反思，即使这种反思仅仅只停留于反思，但是，也开始有了自己的力量。　　
　　链接：有感于历史的教科书陈旧，各大学纷纷出台自己的教科书，北京大学历史系编撰了《中国古代史读本》，精选了古代史研究论文，于2006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