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观照下的唐诗学思考
——评张红《元代唐诗学研究》

向敬之

　　唐诗学研究，指的是研究唐代诗歌、诗学在一个时期为人们解读其阅读、批评与写作的特定接受过程，其中有这一时间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也有经受唐诗语言、思维与思想等数重内质熏染的成分。在传统阅读视野中，唐诗、宋词、元曲以及明清小说的说法，紧密地把某一历史时期和特定文学体裁进行了联系，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前代文化基因在后续创作中依存着很大的影响和意义。张红女士综观元代唐诗学的研究与元代诗歌、诗学的互动作用，把作为唐诗学重要部分的元代唐诗学作了有效思考及理性把握，以史识与智识的视角观照了元代唐诗学的发展历程和具体状况。

　　虽说明人李东阳说：“诗太拙则近于文，太巧则近于词。宋之拙者，皆文也；元之巧者，皆词也。”胡应麟亦称：“宋人调甚驳，而材具纵横，浩瀚过于元；元人调颇纯，而材具局促，卑陬劣于宋”，元诗“其词太绮缛而厌老苍”。而元末杨维桢认为：“我朝古文殊未迈韩、柳、欧、曾、苏、王，而诗则过之。” 明代诗人对元诗创虽有微词，但是，元时诗人“举世宗唐”的诗歌创作观，在宋、明两朝的唐诗创造观念的转折上，使得元代唐诗学成为了由宋返唐的通道与自唐入明的门户，也成就了元代诗人创作诗歌、研究诗学的成绩斐然。宋、明两朝的观念相差很大，元人却以“举世宗唐”的诗学理念在文化意义和社会价值上完成了审慎的理性对接。《元代唐诗学研究》以元代唐诗学的研究现况和研究构想，以及受蒙元统治时期的汉化政策、文化教育、理学思考与文学创作关系影响的政治、文化背景，作为思考切入点纵深地对元代唐诗学进行了历史性的梳理。

　　元人“举世宗唐”的诗学意义和文化意义，于数百年后的今天观照蒙元时期诗歌创作与诗学研究有着导引性价值。作者综观元代唐诗学所呈现出的地域性特征，努力辨析分别以大都、江浙、江西为中心的三大文化圈中不同宗唐派别的异同，发现宗唐教化派、宗唐格调派、折衷唐宋派以及宗唐性灵派虽在唐诗观念以唐为宗，但又在宗唐的角度与目的等诸多方面分别延续和发扬自己对唐诗认识与理解。文学艺术的创造和接受，是一次见仁见智的二度创作，不同的悟识，不同的解读，留给传承者的不仅仅是繁荣和昌明，还有衰退与弱化。正是基于此，潜在地影响着元代唐诗学的阶段性发展，为系统考察元代唐诗观念流变的形成期、鼎盛期、蜕变期的特征及宗唐诸派具体演化提供了分期材料，同时为重点把握各个阶段重点诗论家的唐诗学思想作了一次较大视野的思考。

　　元代虽是中国历史上一度统一的一个时期，但属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经受孔儒学说与华夏思想浸染深厚的汉民族在骨子里的排外情结日益强硬化，蒙元统治者与中原以汉人为首的各族人民总是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与斗争。从而，致使后世史家与读者认为元代文治逊色于武功，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学术研究，除了杂剧能独有斐然成就，其他只是零星点缀。其实不然，在中国文学史的发展历程中，元时文学以雅文学的一统转向雅俗分流，于其文人群里产生了一种自觉趋俗的倾向，同时又兴起一种崇尚典雅、复归文雅的诗文思潮。作者不以元代杂剧、散曲的制作以及话本、讲史的搜采与编集为研究对象，而是紧紧抓住元代诗文创作和评论在“宗唐得古”的思想影响下的具体表现，在时人尚未开发的课题中尽可能充分对元人评论与研究唐诗方方面面的材料进行理性思索与认真考察。

　　前朝宋人学习唐诗，以故为新，辟出属于自己的诗歌门径，使得宋调与唐音有着一定的歧异。虽于南宋中后期意欲复倡唐音弥补宋诗弊习，但只是进入有元一代才以 “宗唐得古”之风劲吹诗坛达成共识坚实唐诗传统的典范形象。作者认真辨读元代诗人与诗歌内容，解析元代唐诗学内涵，把元时代宗唐的四大流派（宗唐教化派、宗唐格调派、折衷唐宋派和宗唐性灵派）、三大地区（北方文化圈、江浙文化圈、江西文化圈）在元代“宗唐得古”思潮影响的进程下按三个时期一一详论，以自己较为真实与谨严的思维和思想为元代唐诗学发展的风貌及质性作了一次史的说明。中统、至元时期是元代唐诗学的形成期，天下一统，统治者开始了由漠视汉文化到吸纳汉文化的政治转变，儒士们经历了由“华夷大防”向“以华变夷”的命运转化；但，汉化政策的推行使得儒户免除了俘籍与兵役，恢复了一定的社会地位，拥有了从事学术思考与文艺实践的些许时间和精力。时任帝王世祖忽必烈尊崇儒学、倾心汉文化，是蒙元时期第一位全面实行汉化的君主，积极引领儒者文士为实行汉化、推行文治而殚精竭虑。是时三大文化圈与四个宗唐派于学唐风盛的机会中形成，一边诋斥江西诗弊与矫正四灵、江湖褊狭趣味，一边强调“情”“兴”回归诗歌发抒情怀功能推动“宗唐得右”的诗学思想全面展开。以郝经、王恽、姚燧、刘因为代表的宗唐教化派因其理学背景和政治身份的缘故，为“宗唐”提出了“以音观世”建立大元盛世之音与“宗经”以述王道、美教化、厚人伦的正统儒学诗教思想；以江南文士戴表元、仇远、牟巘、赵孟頫为主将的宗唐格调派有感于宋末诗歌弊习，更多地从诗歌艺术的角度推崇唐诗风范，内重风骨、精神与性情，外循声律、格式和辞章，以唐诗为一种典正的艺术模式深加标举；以王义山、刘壎、吴澄为精英的折衷唐宋派多系江西文化浸染良久的诗人学者，经受江西诗坛衍流余风与宗唐得古诗潮时风双重轻拂，不主一格，不拘一师，试图于唐诗、宋诗之间找寻到深层次的因革关系；而以赵文、刘将孙、杨维桢以及倪瓒为传承的宗唐性灵派尚情尊己，通于唐诗精神，取法唐人重性情、重感兴的创作方式，而无意于追摹唐诗“雅正”的风格来规范自己的情怀与诗意，在对唐诗的解读和接受上倾向于获得诗中活跃而流动的生命力。元代唐诗学的鼎盛期是大德、延祐至天历时期。其间统治者如仁宗雅好文学、崇尚儒术、昌行文教，促成元代理学兴起并与文学融合，导引时人于审视“理”的同时注重文学艺术的具体内涵和独特价值。延祐之治，暂时间地消解了遗民的情绪，推动了文道合一、南北融合的文化进程。“雅正、升平之音”彻鸣寰中，“宗唐得古”达至极盛，“雅正”“宗唐”相倡，形成了元代特有的诗歌艺术风格。虽然此时一代“元音”尚未得以最终确立，然上至朝廷馆阁文臣下讫民间布衣文人，无以不是以推动唐诗学研究开拓更为广阔的空间。袁桷、元四家（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和欧阳玄之流以自己的见解和视角寻思大都“雅正”之音，而以折衷唐宋派与宗唐性灵派为代表的江南儒者文士集团也在不同程度上寻找唐诗学现时代的最佳研究和发展。作为元代唐诗学的蜕变期，元统、大正时期，君王昏庸，政治腐败，战事频仍。身处衰离乱世，元末诗人的情感世界与唐诗观念随之改变，是时对唐诗学的研究与思考已不能很好地进行了。前时在诗学上的倡雅正、鸣太平已是一个远去的梦。虽然在东南一隅，文人雅集，杨维桢、顾瑛、倪瓒及玉山诗人等人坚持在文学趣味和诗学观念上追寻唐诗雅正遗踪，在艺术化人生和性灵化人生的写真中创造一影回光返照，为明清性灵派乃至宗唐思潮发生了深远影响。

　　正是由于元代不同时期南北诗坛文臣逸士从各自立场和角度“宗唐抑宋”，促使“宗唐得古”的思潮与主张不断完善以至风行全国，更好地影响和推进了当代诗歌创作与研究的发展。在揭示元代唐诗学的基本特征及在整个唐诗学史上的特殊地位的同时，作者对江西诗派的唐宋诗选本 《瀛奎律髓》倡“一祖三宗”与嗜“瘦硬枯硬”的尊杜意识，第一部唐诗专史《唐才子传》的思想渊源和美学趣味，宗唐派唐诗学最早范本《唐音》的刊刻、流通、体例、内容等一一作了具体的专题探讨。作者把元代诗法类著作的盛行、唐诗观与宗唐内容，以及在唐诗学史上的价值与意义进行有效把握，同时认真爬梳了元代唐诗学中唐诗史观、正变观、性情观的特点与意义。张红女士本着勤于观察与乐于思考的唯物立场方法，坚持性灵飘逸和智勇并茂的创造性品格，在深究细研浩繁厚重的元代唐诗文化历史积淀中，精炼感性的发现与理性的辨析、当下的临场感与久远的穿透力、文化的历史烟云与个体的生命感悟等贯通融会。曾经以为《元代唐诗学研究》难免诗歌史料和学术研究的枯燥堆砌，却于遑遑的阅读中感受了作者丰富与拓新元代唐诗学表现领域中的题材的探索性与开创新。能坚持以“宗唐得古”为研究和行文主线，既以独特的学术心态拾遗不同于漫谈的轶趣和格调，又有对以元代诗人为前列的先贤风范的当下意义与现时价值的罗列建构，还有作者对推进中国学术研究现代化进程的情感体验和理性观照。

　　每一个风雨时代，每一个扰攘区域，也会因些时代人物的独创性思考与研究或多或少地形成一道独行特立的文化风景，尽情凸现其傲然宇内空绝前后的时代精神和历史底蕴。熟知西方文化的读者都知道，西绪弗斯不倦地轮回推进巨石，为古希腊神话增添了执著的色彩。今时，张红女士无怨地用青春和精力捡索元代唐诗学发展脉络及其承前启后的关系，悉心阐释和考察元人在评判与接受唐诗的同时对唐诗的种种借鉴及研究，以物质形态的诗歌与诗人研究作为“阿基米德支点”撑起了精神形态的元代唐诗学术研究品牌。也许《元代唐诗学研究》的问世，在某种意义上开启了现代人具体研究元代唐诗学术思想和思维。作者一边使其多情的才力积极从事对元代唐诗学作品和人品的感性洞察，一边仰其流利的文笔努力吟唱中国传统诗歌学术的理性思考，终于以一部融会灵慧心性和谨严文章的元代唐诗学研究新作庋藏机心与睿智，引领世人在忧郁的市场经济时空中重新发现一份清美的诗歌情怀和学术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