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孙家洲（人大国学院常务副院长、博士生导师）
在“国学热”方兴未艾的形势下，任士英教授主编的《学苑春秋——20世纪国学大师档案》一书，应时出版，值得庆贺。
士英教授命我作序，我本该谢绝——人贵有自知之明，不具备写序的资格而厚颜为之，难免贻笑大方。但是，在与士英教授几番交谈之后，我还是斗胆应承了下来。这里有两个原因：其一，我尊敬士英教授和他的学术责任感。士英教授与我是相交多年的朋友，我敬重他对学术的敏感和执着。他慨然谈及《学苑春秋——20世纪国学大师档案》的编写宗旨“向大众普及国学大师的有关知识，传承大师的精神和思想，弘扬大师的道德和文章，唤起社会尤其是青少年对文化的温情与敬意”。这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对愿意用心做这一工作的学者，我们应该表示感谢。其二，本书的内容与我的工作密切相关。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成立之后，我被任命为常务副院长，在学校领导和冯其庸院长的信任与支持之下，主持国学院的日常工作。转眼就是一年的光景，其中的酸甜苦辣，诚不足为外人道。我相信，对“国学”的体悟，是因人而异的。对我而言，它意味着深奥精妙的知识体系，背景各异的学术论争，不容推卸的社会责任。即以后者而言，我在中国教育电视台所做的一个节目中，现场曾经有人提问：“你对国学院学生毕业之后找工作的前景如何判断？”应该说这是一个有挑战性和预测性的问题。我当时有大意如下的答复：“这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首先是社会上对国学重要性的认知程度，其次是我们的教育质量。如果大多数人认定国学是当今中国人非常重要的人文素养，如果人大国学院的学生被认定为这个学科领域最好的学生，那么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他们的择业前景将是一片光明。”作为建立自信的两个前提之一，国学的社会认知程度如何得以提升？显然，需要有人孜孜不倦而又扎扎实实地做好国学知识的普及和宣传工作。
同样的话题还出现在“百度国学频道开启仪式”之上。我以嘉宾身份参加了这一仪式。主持人发问“可不可以把国学办成一个类似于汉堡包似的东西”，我接过话题说：“我理解我们的主持人是在调侃，其实他要表达的是国学知识普及化的诉求，希望国学能够走出学术的象牙塔，而为社会大众所喜闻乐见。我个人认为，现在推广国学应该是有不同层次的，精深的专业研究当然不可或缺，同样我们也有责任让更多的人了解国学。”
我之所以较为强调面向社会宣传国学的重要性，是因为我们必须承认一个基本事实：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冷落之后，国学作为一门整体的学问，在国人的视野中已经被淡忘了，甚至受到部分人士的排拒。在这一背景之下，如果真正有志于振兴国学，就必须从引导国人重新接触国学、接纳国学开始。在这个意义上说来，普及是精深研究的基础和前提。
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成立为契机，教育界、文化界形成了讨论国学的热潮，并引起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有媒体因此而将2005年称之为“国学年”。进入2006年之后，关注国学的热情仍有增无减。《光明日报》开辟了《国学》专栏，作为一种意蕴深刻的文化信息，受到海内外的广泛关注，本在情理之中；若干与国学研究相关的论著出版之后销量大增；已经有多所大学准备兴办国学专业；多位原被称为“文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书画家”的著名学者，被改称为“国学家”乃至于“国学大师”；由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联合举办的“国学与和谐社会”学术讨论会，在上海浦东举行，其关注国学与现实问题的价值取向引人注目；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主办的“国学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学术讨论会上，来自不同学府的多位教授，在发言中呼吁有关领导部门尽快批准设立国学专业，以适应国学教育发展的需要；“北大乾元国学教室”的高额收费以及报名者依然踊跃，一度引发议论纷纭；不久前，上海市教委叫停上海“孟母堂”的读经之举以及被诉诸法律；新浪网“乾元国学博客圈”的推出，给国学讨论提供了一个开放的网络平台。上述文化现象足以证明，国学继续是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问题，是不争的事实。
与《学苑春秋——20世纪国学大师档案》一书关联最为密切的文化事项，大概应该首推由国学网、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百度网联合主办的“我心目中的国学大师”网上评选活动。这一活动吸引了包括台湾、香港及海外华人学者在内的广大网友参与讨论，共收到来自两岸三地以及海外华人的120多万张选票。我注意到，在网上的讨论中出现了几个较为集中的问题：什么是国学？国学是否就是儒学？国学大师的标准是什么？某些人物（如鲁迅）被称为国学大师是否合适？这些问题的学术底蕴都是很丰厚的。在一个崇尚理性思考、尊重多元文化的社会中，我们应该欢迎在这些问题上的见仁见智。我无意求证《学苑春秋——20世纪国学大师档案》的编写与此次网上评选活动是否有内在的联系，但我相信，编写者对以上讨论意见，应该是有所思考、有所借鉴的。一为网络世界的开放式讨论，一为传统出版物，两者相得益彰，是否可以称之为2006年国学知识普及教育的两件盛事？
今天，对抱憾传统学术的中衰和有志追慕前贤的人而言，了解上个世纪的国学大师的治学特点、人格魅力、传记资料、乃至于轶闻趣事，都是富有意义的。我认为，可以与读者一道用“开卷有益”来表达对《学苑春秋——20世纪国学大师档案》的期望。它对读者的启迪应该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其中也可以包括对本书的内容所引发的思考。如，鲁迅先生是否应该入选“国学大师”，就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如果从其学术旨趣而言，鲁迅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抨击之激烈，是学者所熟知的，从这一角度说来，假如鲁迅先生地下有知，得知他被列为“国学大师”，也许他会“吹胡子瞪眼”；如果从其研究对象与研究水准而言，仅凭《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字史纲要》两部名著，鲁迅先生被尊为国学大师也有足够的理由。由此一例可见，提出一个明晰而无争议的“国学大师”标准，似乎并非易事。
借着关于鲁迅先生的话题，我愿再赘数语。当年的鲁迅先生，曾经对部分以传承传统文化自命的学人出语讥讽，但对王国维先生却另有一番评价：“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作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00页）这里面最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不是鲁迅先生对王国维个人的评价，而是他的学术眼光——重视运用新出简牍资料来重新认识传统文化的人，才是真正的国学栋梁。如果我们认可鲁迅的思路，就应该得出一个观点：那些仅仅把整理传世文献视为国学之业的人，视野与胸襟均难免褊狭之讥。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对国学的态度，应该是充满理性的。国学应该是我们的研究对象，而非崇拜对象。国学当然是中国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基因，更是中国学人应该具备的素养，但只有把它置于文化多元的格局之下才有意义，如果有人意图把国学与当代文明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则是愚蠢的举动。研究国学的具体方法，则应该是与时俱进的。只有站在学术前沿的研究，才是有价值的。
我们这一代人，对于国学存在着“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重大缺陷，这是以否定传统为荣、甚至宣称要与传统“决裂”的时代所造成的悲哀。但愿年轻的一代，可以在宽松、宽容的气氛中，自由地学习国学，从中汲取为人处世的精神财富。
借鉴前辈学术大师的治学经验，可以使后人在学习和探索的过程中有所遵循，减少失误。仅从这一意义上说来，《学苑春秋——20世纪国学大师档案》也是应该向广大读者真诚推荐的。当然，本书的价值，应该由潜心读过的人加以评说。
2006年8月于北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