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挽救中医》编馀手记
龙子仲 文汇读书周报 2006年4月
大约两年前,在北京见到吕嘉戈先生,聊起中医管理体制和管理制度的话题,在座者心里都有些忿忿。当时我曾约他,应该把这些问题编成一本书。否则,我们外行人光觉得中医现状存在着大问题,只从文化上去思考原因,说一些漫无边际的话,却不知道问题具体出在什么地方。——我一向觉得,宴谈文化本身其实是一件挺虚的事情,因为在文化观念实施成组织行为和个体行为的过程中,已经没有纯文化的东西了。是各种权和利的杂质,左右着这个过程……
到今年元旦,收到吕先生的来信,说书编出来了,让我去北京取。我即去了一趟北京。取回来一看,可谓编得颇详实,而我也看得渐渐地有些义愤了。
过年耽搁了半个月,过完年发排,拿到校样,又更仔细地看了一遍,这才觉得它其实是一本对很多问题的理解都有启发的书。
这里面展示的中医与资本、与观念、与制度、与科学文化之间的微妙关系,可以视为一个很典型的个案——一种传统如何在“现代性”的挤压下披枷戴锁、气喘吁吁、灵魂出窍的个案。这样观察起来,是很有趣的。
比如说资本阴谋吧,其实由马列主义武装过的我们对它并不陌生。马克思毕生所做的工作,可以说就是揭露这种阴谋。但我们往往会忽略它的另一个层面的问题,那就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也是资本制造出来的,或者说,资本最大的制造其实就是文化。而且这种制造,还能够产生这样的效果:它会使资本的吞噬变得更隐蔽、更文雅。我觉得,西方马克思主义后来探讨的一个主要命题其实就是这个。
资本的文化制造成功之后,历史就开始变得吊诡了。
这种吊诡体现在中医遭受的两次制度性的打击上。第一次发生在1929年初,民国政府通过“废止旧医案”。这事闹得沸沸扬扬,后来也有点不了了之。这里面有意思的是,它还有过一个跟语言有关的细节,那就是“旧医”这个名称的确立。当时对中医究竟该称为“国医”还是“旧医”,有过讨论。国粹派主张称“国医”;科学派主张称“旧医”。结果科学派占了上风。这一字之差,透出了很深的历史意味。——“旧”意味着它是不新的、过时的。因此也就是应该被否定的。把“过时”跟“否定”等同起来,这是20世纪中国观念中的一种基本迷信。这种基本迷信跟“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迷信只是在时间矢度上有所区分,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其实都缺乏真正的科学精神。但是迷信泛滥开来,就一发不可收,发展到后来,就是极端化的所谓“破四旧”运动了(某种意义上,我认为“破四旧”在信仰力上终是一件挺豪迈的事儿),它们是一脉相连的。这种一脉相连,甚至超越了政权更替所带来的历史清算。
于是,第二次打击就发生了。这是1951年,新中国的第一届卫生会议。那次会议的重要成果,就是完成了一套对中医的管理制度。今天回过头来仔细分析那套制度,可以看出,那样实施下去,中医是必死无疑的。因为那套管理制度一个最主要的核心就是:消灭“人”。——消灭什么人呢?就是要消灭以“中医”作为生存身份的人。这一手其实是非常高明的,因为在一手那么去做的时候,嘴巴里还可以高呼“要保护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遗产”,一点也不得罪人的样子。……可是,人没了,遗产搁哪儿呢?保护,其实是一种权力。有权力才会去保护。人没了,遗产没有了具体的产权归属者,那么实际的结果就是,没有人会去保护它。所以人的问题很重要。 孔子 当年就很明白这个道理,他在说完兴灭继绝之后,还专门加了一句“举逸民”。我看,中医最后恐怕也得弄到“举逸民”的地步不可。这事儿也挺吊诡的。
中医混到这步田地,剩下的,也只好是一副花架子了。
这就是这个个案给我的某种启发。
我觉得这本书的不足之处,是对中医教育的问题涉及太少了。这其实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它恰好涉及到“人的问题”。如果说,今天的大学教育大多在生产来料组装的产品的话,那么中医教育生产的也许就可以称作组装的伪劣产品。说它“伪劣”,是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它的学习模式出了问题,而它的学习内容本身也已经变味儿了。许多中医学院的教授自己就说:中医学院在培养中医的掘墓人。——这些资料我也是在这本书里看见的,可惜内容还是不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