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二

                                季羡林

    欣值《汤用彤全集》出版之际，特向读者推荐这部书。

    这部《全集》包括作者早年到老年的论著，写作时限跨度较大。汤先生几乎讲授过旧大学哲学系的大多数课程。1934年，我考上北大，汤先生为一年级讲授《哲学概论》，这门课讲得生动深入。如果能把这类听课笔记整理出来，很有出版价值。据我所知，汤先生教学的讲义，学生听课的笔记，如果把其中一部分搜集起来，数量相当可观。

    汤先生不大写信，但遇到学生请教有关学术问题，他也回信。我曾保存汤先生写的关于宋明理学的信。1939年在昆明北大文科研究所读书时，汤先生看过我的日记，并在日记上写了多处批语，长短不一，长的一百多字，短的一两句话。这些手迹可惜毁于"文化大革命"。如果这类文字资料搜集全，这部《全集》的字数会不止这些。

    《全集》中的《隋唐佛教史稿》是汤先生在北大的讲义。新中国建国后，中华书局曾请求将此讲义出版，以应社会急需。汤先生不允，说还要补充、修改。可惜先生逝世，此稿无从修订，只能照原稿出版。前辈学者对待学术著作标准很高，要求很严。这种学风，今已罕见。

    汤先生生活的时代，正当新学、旧学并存的时代。他们这一辈学者，自幼受过严格的旧学训练。上一辈的文化人，如王国维、陈寅恪、范文澜、郭沫若等差不多都接受过严格的中国传统教育，文、史、哲三个领域没有过早的分科。古文，作为一种工具，运用得比较纯熟，对经、史、子、集有广泛的接触，又有古汉语的坚实基础。同时，他们又是现代人，广泛接触到近现代科学方法的训练，对世界历史文化知识有广泛的了解，专业领域外的知识和工具也运用自如，这些条件是清代乾嘉诸儒所欠缺的。汤先生自幼学习英语，后来又学习梵文、巴利文，还通晓法文、日文。他也是我国第一代经过近代科学方法训练的专业学者，对古代圣贤经传不那么迷信，敢于怀疑，善于推敲，他治学的条件比前代有优势。这新旧文化的结合点，在汤先生的学术著作中有很好的体现。这是他们这一辈学人特具的优势，因而他们治文史之学可左右逢源。

    汤先生治学，落脚点在中国佛教史，对佛教史投入了大量精力。他并不局限于佛教史，他也精研魏晋玄学、印度哲学、道教思想。他对道教的关心不下于佛教，只是没有写成著作，他的功力鲜为人知。他写的《读太平经书所见》已透露了坚实的功力。抗战期间，他指导研究生王明，论文题目为《太平经合校》。《太平经》这部道教最古老的经典，经过整理，现已成为国际国内公认的定本。我当时看到这部《合校》是汤先生手把手带着王明作出的，如果说它是师生合著也不为过。

    汤先生的治学，既广博又精专，细心的读者从中可以得到文章以外的收获。汤先生的学术著作，受到同行的尊重，有人惊叹其渊博，有人心折其谨严，有人欣赏其考订精审，不论从哪一方面接触汤先生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印象，认为他的著作使人信得过，好像和一个纯朴忠厚的长者交朋友，使人对他信赖，听他的话不会使人上当。我接触过不过中外中国佛教史的学者，他们来自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世界观，竟不约而同地对汤先生的著作有类似的感受和评价，这不能认为是偶然的巧合。原因是汤先生的著作贯串着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20世纪对中华民族来说是个多灾多难的时代，全国人民受尽外来侵略势力的凌辱、压迫，大多数人民群众挣扎在死亡线上。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中国的首都北京，中华民族带着耻辱跨进20世纪。

    "多难兴邦"这句古训，在中国得到完全的应验。多灾多难的中国人从中受到刺激，从各个方面使中华儿女奋发图强，立志作一个无愧于时代的中国人。与20世纪先后同龄的有志人士，从各自的角度，迸发出激越的呼喊，焕发出智慧的光芒。这是个多灾多难的时代，又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他们的成就，从不同的领域表现出中华民族的聪明智慧，显示了中华民族跻身于世界民族大国之林的气慨。适应时代的要求，中国出现了军事家，与外来侵略者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最终把外来侵略者赶走；中国出现了卓越的政治家，把积贫积弱的旧中国，改变成丰衣足食的新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即使在历史上最繁荣、最富强的汉唐盛世，还有死于饥寒的百姓。新中国成立后，到了世纪之末，中国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正向更高的生活水平迈进。

    中华民族的内在精神，还在于它既有优良的文史传统，又有深厚的人文科学的积累。正是依靠这些文化遗产，给人们提供了精神动力、精神食粮。我们的文学家、史学家、哲学家善于究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使中华民族无愧于世界上任何优秀民族。他们建树的文化事业，流传于子孙后代。他们提供的精神食粮，不但有利于中华民族自身，也充实了世界精神文明的宝库。

    办一所大学要有众多大师来支撑，一个伟大民族的振兴也离不开文化大师们的支撑。汤用彤先生就是我国学术界众多支撑文化大夏的梁柱之一。

    《汤用彤全集》的出版，不仅是中国学术界的一桩盛事，也为世界文化宝库添加了新库藏。事实上，在几十年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中，他的有些著作已成为该专业的必读的重要著作，经历了半个世纪，历久不衰。

    汤先生治史，重视史料的甄别，又不限于繁琐考订，而是站在应有的高度来纵览所考订的对象。30年代他指导的研究生王维诚完成了《老子化胡考》，取材详备，论据周密，曾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他的考订方法不只是考订了《老子化胡经》为伪书，这是一般考据家应当做到的，而且进一步指出此伪经出现的社会原因，并从中清理出佛、道两教斗争的背景。如佛教史学者争论的《牟子理惑论》，汤先生顺利地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论据，证明此书不伪，这个结论把多年来聚讼纷纭的问题划上了句号。

    汤先生治学，总是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由于他视野开阔，才不会局限于具体问题不能自拔，他所作出的结论，基本上经得起时间考验。注意从历史的前因后果，从发展的观点考察历史事件，同时又注意结合地理、社会环境来考察历史现象。这是史学研究者的基本要求，这也是汤先生大量著作常用的一种方法。读者可以从中得到文字以外的收获。

    汤先生著作中还可以看到大家名家治学的风格。学术界从事历史学、考据学的学者往往以占有别人未见过的资料自炫，沾沾自喜。汤先生和一些有成就的治史学者，却不是这样。他们主要依据的是《五经》、《二十四史》、《高僧传》、《资治通鉴》、《大藏经》等摆在大路边上人人能得到的资料，而立论平实、朴素，不自诩有什么惊世骇俗的发现，却在平实朴素中见功力，经得起历史考验。以汤先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为例，虽已逾半个世纪，仍然被海内外学术界所重视。后来出版的有关这一方面的著述，有不少优秀作品，多半是在汤著原来的框架上有所增益，没有重大的突破。原因在于其考订谨严，资料扎实，为后来人提供了继续前进的基础。

    汤先生自幼患高血压，写字手颤，写文章也不像有些作家那样，下笔万言，一挥而就，而是反复斟酌，日积月累，逐渐完成的。内行人都佩服他的文章古朴、厚重、寓高华于简古，深具魏晋风骨。

    汤先生治学从早年到晚年，一贯细致严谨。他治学一字一句也不轻易放过。早年写的《大林书评》收到《往日杂稿》中，对日本某些著名学者的著作提出批评，平心静气地说道理，并严肃指出他们对古代汉籍断句标点的错误。汤先生老年在札记中指出中国佛教无十宗，否定了多年来中国学人照搬日本佛教宗派划分方法的谬误。汤先生作为一个功底深厚的中国学者，最有发言权，并善于利用我们的发言权，为国争光。反观我们学术界有些学人，生就一副奴颜媚骨，在洋人面前不敢争是非，这种恶劣影响今天还有待于肃清。

    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20世纪，人们对人生、对社会的认识，并没有从根本上有所提高。人们看到并感到现代科技的巨大作用，但人们却没有看到，由于人文科学的相对滞后，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不幸，甚至灾难。

    生活在21世纪的人们，都要根据新形势重新审视面对的社会和人生。这一任务只有依靠人文科学来承担。作为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既有丰富的历史经历，又有丰富的人文科学文化遗产。

    指示人类前进的方向，构划未来生活的蓝图的重任，只有靠人文科学担当。只有人文科学有资格根据人类社会过去、现在的经验，对未来社会提供参考性的设计。缺了人文科学，人类的知识是残缺不全的，必将陷于历史的"近视"，将患"社会夜盲症"。

    《汤用彤全集》反映了一代学人从一个专业学术领域总结历史经验的成果，鉴于前人兴衰发展的道路，为今后作参考。比如，从佛教史中中印文化交流的过程，预测今后中外文化交流的前景和措施；可以从历代废佛政令的失败，进一步认识宗教的社会性，并悟出行政命令并不能取消宗教信仰；从隋唐佛教文化的发展过程，瞻望未来新文化的创造特色，等等。

    谨以殷切的希望、欣慰的心情看到《全集》的问世，看到了老一辈专家学者爱祖国、爱文化的成果将在构建新中国文化大夏中起到它应起的作用。

                                         1999年10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