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文集汇集的是近年来发表的一些人文地理随笔，第一部分是短文，笔调较轻松。第二部分长些，口气较严肃。虽然口气不同，要讨论的问题都是一类。尽管叫地理随笔，却没有多少讲四至八到，也没有什么游记，更不是指引道路去向（一般认为地理学家最擅长指路）。文中多是一些“想法”，要么是从地理现象引发的想法，要么是在想法中找出的地理内容。

　　 能因地理而作想法，我感到很有趣味。这辈子撞到地理行当中，却也不错。我这辈子正式学过两个专业，一个是考古，一个是地理（准确地说是人文地理、历史地理）。对这两个专业，都是学时不解，不爱，学后却兴趣盎然。考古学、历史地理学很有相近之处，都是到大地上找寻人类活动的痕迹，都要脚踏实地说话，都不是无病呻吟。这两门学问的基础工作都很实，甚至实得过于“干巴”，如果凭白无故读这两门东西的原始报告（考古发掘报告、地理志书），人人都会叫苦。其实，顺着基础往上走，这两门学问都是纵横博大，都有其精彩层面。

　　拿地理来说，我们一般交谈的多是地理知识，而在其学问主题下，不仅有知识，更有观念、思想、理论；放到社会里可以是政治操作，军事部署，文化展现，历史反思；对个人来说，又牵涉情感世界、人生体验。对这方方面面，都可以展开研究，做出长短文章。

　　假地理而作文章，我们最容易想到游记一类的东西：会写作的文化人到一个“地理”里面，边走边看边感动，回来后，再追加联翩浮想，能翻书的再摘抄几句典故，然后遣派词句，或在深夜，或在凌晨，激励成篇。这类地理短文，容易走情景交融的路子，在“地理”里看到的是“景”，事后吐出的是私情美文。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国文人行为，是我们的传统，认真地说，这是我们地理文化的一个特点。但在这一流里，地理知识是“软”的，讲不出个硬道理。古人管这种地理学问叫“小识”。

　　当然，我们的地理文化中还另有些一特点，比如“体国经野”，这是讲治国平天下的韬略；还有如“天时不如地利”，这是讲因地制宜的理性。在这里，地理知识是“硬”的，道理都属于“硬道理”，可以算计。古人管这种地理学问叫“大识”。

　　无论是地理的小识还是大识，都是根据我们人的需要的紧迫程度来衡量的。我们窗外的山川大地，就是那一套，但人类竟生出那么多在其中做事的花样。光是吃住行就比动物祖先麻烦了许多，再加上社会组织要彼此较量，精神享乐要无限追求，人在地上的“发展”已经收不住闸了。如今，地，还是那个地，但人已经变得“后现代”了，据说，地理学也跟着后现代了。不用说，所谓“后现代地理学”，不是地变出来的花样，而是人“作”（读第一声）出来的花样。

　　因为我搞的是人文地理，在历史地理研究中，也侧重人文，所以总觉得不能老说地理学是“地学”。人文地理若离开了人，会顷刻烟消云散，所以人文地理正经应该算是“人学”。另外，地理，在窗户外面，而地理学却在人的脑子里，而人脑又是分时代，分阶层，分你我的，所以地理学也不是纯净学问，会随人的时代追求、价值趋向变化内涵。研究人文地理，需要先把人看透。

　　我得承认，自己对地理学的理解，是受了洋人的启发。西方人文地理学，想的很多，管得很宽，“人味儿”十足，明确划在人文社会科学一边，这是我开始喜欢地理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对人文地理的偏好，是个人问题，没有大道理。）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到 90 年代初期，我到美国希拉丘兹大学（也称雪城大学，英文作 Syracuse University ）留学一回。希拉丘兹大学是美国地理学的重镇， 80 年代末，正有几位“学术带头人”在那里，且正值旺年，应当说是“世界一流”。我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不真懂地理，英文也差），一头先撞进詹姆斯·邓肯（ James Duncan ）的课里。这位邓肯教授是加拿大人，家境富有，不再操心赚钱的事，可以坐在象牙塔里专门治学，且治的是抽象、清高的理论之学（不是直接的“生产力”之学）。他的理论研究在西方地理学界影响甚大，是“新文化地理”的旗手。我上他的头一门课叫“ Cultural Approach to Place ”，这个课的名称足足让我琢磨了好几个礼拜才大致明白，所以永远忘不了。后来我又上了他的地理学史，踏踏实实读完《地理学与地理学家》（作者是英国地理学家约翰斯顿）这本书，才终于进到西方人文地理学的庙堂里。在希拉丘兹学了几年之后，我便不再多想西方的具体事务了，脑子里盘桓的多是中国的东西，毕竟中国的东西对我来说更有血有肉，想起来容易走得深。

　　时隔八、九年，我回到北大。北京大学前辈学者的风范一直是我景仰的。这时的北大也正聚拢一批有才华的青年地理学家。我也陆续结识了北师大、科学院地理所、商务印书馆地理编辑室、以及外地的一些年轻地理学家。这些人积极敏锐有才气，使我感到国内的地理学很有生气。

　　在历史地理方面，时隔数年一看，带头人虽然还是那几位，但下面的层次已经十分丰厚。以后新的带头人是谁，正很难说呢。历史地理学在我国，应该是大发展的一个特色学科，中国的了不起之处（也有说是遗存问题之处）不但在历史，也在地理。前面说了，人文地理是每代各有内涵的人事，中国的空间这么大，任凭创造，在祖先的人文地理经验里，修造长城只是一个小例而已。

　　我感到在中国的漫长的人文地理经验之中，颇有些东西是洋人难于理解的。洋人的人文地理经验，以及在此经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人文地理之学，是西方的一份说明书，虽然尽力要把它做成一种普遍适用的“科学”，但能办得到吗？中国的人文地理，特别是文明形成期的人文地理行为，曾奠定我们文明的空间框架，它恐怕在世界上是独一份的。中国的说明书要另写才是。（把人文地理问题放到历史中去观察，是很有乐趣的事情。因为有这种乐趣，才写出这么一些轻松短文。）

　　西方人素来爱谈哲学，这是他们各类学问的总根子，博士多称“哲学博士”（ Ph.D. ）。人文地理学也同样与哲学挂钩紧密，我得的地理学学位也称“哲学博士”。我在希拉丘兹大学念地理时常被逼着读哲学著作，并常向同屋一个真正读哲学系的复旦同学请教，弄得他大为惊异，问我“你到底是念什么专业的？”哲学也是“人文”学科，与人文地理学有联系，理所当然。前面说了，人文地理学在脑子里，而哲学也在脑子里，人就一个脑子，怎么能不在里面勾结呢？

　　在我们脑子里常有些“暗藏”着的勾结关系，我们自己却意识不到，而一经启示，思路顿活。所谓学习，要紧处不在向脑子里塞多少地名，而是在激活思路。我在读地理书籍或出外考察时，对于激活思路这件事相当用心。（本书汇集的长短文，就是这方面的深浅不一的记录。）

　　我在“土”插队时（相对于“洋”插队），第一次感到天地之大，感到星光的逼人。后来学历史地理，常常回想在农村的那种感受，以为“人”的地理应当从那种天地感受出发。在农村干活，从土里挖出活脱脱一堆土豆，这种感受也很奇妙。汉代人说“地不爱宝”，是指土里出铜鼎，但我总觉得那与出土豆没什么两样。人类对土地的认知，首先是出萝卜土豆。我们说，人文地理是人的经验，没错。这种经验又是形形色色的。当初坐在希拉丘兹大学那位邓肯教授（现在已坐在英国剑桥了），想过各种在地理方面的人文体验，但挖土豆的大地体验，他肯定不如我，更不如我土插队时的那些乡亲。“人地关系”不是空的、抽象的，一定有文化、历史的具体背景与内涵。

　　不了解中国人的生活，想要研究中国的人文地理，这是不可能的。而不了解一颗“中国心”，只考察中国人的四肢和腰臀，也是不可行的。中国人的四肢并不粗壮，却能打造出万里长城，靠的主要是中国心。在中国心里面，不光是萝卜土豆，还有“五岳四渎”、“芒芒九州”。中国古代的农耕社会可以有“天下一体”的宏观，这是洋人难以理解的。因此，关于中国夏商周时代的人文地理，中外学者间有不小的争论。

　　不过，人文地理的样数很多，在这一领域，真是大千世界。争论归争论，地理世界的基本事实则告诉我们，丰富性是其永恒的本质，没有谁是唯一的“发言人”。只有汇合起来，“一个都不能少”，才叫世界。

　　上面所述，都是老大的问题，而这个文集里多是短小的文章。因为我常常感到心里有两三句短话憋着要说，将它们拉为长话，没有必要。所以短话就短说吧，这比短话长说要好得多。

唐晓峰　　　　

2003 年 11 月 28 日

于北大中关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