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说黄土高原培育了华夏文化，但就在黄土高原培育华夏儿女的时候，它还培育了戎狄的儿女。戎狄，是古代与华夏不同的族群，长期生活在黄土高原的北部地区，华夏文人称他们为“蛮族”，因为他们不行“礼乐”，不修文字，不念诗书，却养太多的牲口。

华夏的文明人，庙堂列鼎中盛满了牲口肉做的肉腊、肉糜，但他们从来低视养牲口的戎狄。戎狄是黄土高原的另一种居民，但被把持历史记录大权的汉族士大夫给抹杀了。我们今人，也受了古代文人的影响，歌颂黄土高原是“大地母亲”的时候，却忘了黄土高原上的另一个兄弟。

在新石器时代，气候比今天温湿，整个黄土高原是原始农业的“一统天下”。后来气候变的干冷，黄土高原的南部问题不大，先民照样种地。但黄土高原的北部，环境逐渐恶劣，庄稼生长得越来越差。家猪要吃人的剩饭，而人已经没有剩饭了，所以猪这类东西也不易喂养了。这里的先民，在艰苦的环境中摸爬，终于找到另外一种维持生活的方式：多养到野外食草的牲畜，这些牲畜不与人争食，人还可以从其浑身索取生活资料。于是，人们一手握锄，一手执鞭，开创了大范围的半农半牧的生活方式。

由于大范围的半农半牧的生活方式的出现，在黄土高原的人文地理格局上，便出现了两个不同的区域。这两个区域，用现在的话说，是两类不同的生态系统。在南部地区，水热条件好，农业持续发展，人口与时俱增，城郭壮大，文人滋生。而在北部地区，人们要艰苦得多。他们 “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咸食畜肉衣其皮革”，“各分散居蹊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 处在这种状态下，社会进化当然缓慢得多。于是，南、北之间在政治、文化方面的差别日益增大。后来，南部的人叫作华夏，而北部的人称为戎狄，相互反目，关系紧张了很久。

在华夏人撰写的史书中，戎狄主要是“反面角色”，除了侵犯抢掠，祸乱华夏，便没有什么正面的历史贡献。我们说，这种看法是不公平的。

戎狄正是古代处于中国北方的过渡地带、或曰边缘地带、或曰生态敏感 地带的一个主角，而戎狄的起源与自然环境变化引起的整个生态变化有关，戎狄起源的过程就是中国古代北方畜牧业大面积产生的过程，我们关于戎狄的概念离不开畜牧业。戎狄的兴起反映了人类对环境变化的一种适应方式，在“适应”中也伴随着创造，畜牧业就是一个创造性的成果。 司马迁称赞北方许多地方是“畜牧为天下饶”。这里面就包含了戎狄的历史贡献，

古代汉族文人看不起戎狄的人，却盛赞戎狄的马。有名的“駃騠”，就是指戎狄的骏马。《 左传》记载：“冀之北土，马之所生”，有“ 屈产之乘”，乘就是驷马。汉族文人忘了，马是人喂出来的。没有戎狄的养马技术，哪里来的北方良马。

在中国历史上，戎狄社会的贡献不仅是发展了畜牧业的规模、技术，将其抬升到生活的主要基础的地位，它还为后来草原大规模游牧经济的产生打下了必要的基础，做好了历史准备。如果说在中国北方，农畜混合经济是环境变化的推动，而草原游牧经济的出现，则主要是人类畜牧技术发展的推动。当对牲畜的控制能力增强、骑马的技术出现之后，人们就有条件彻底抛开农业，而到新的更广阔的地理空间中，大规模开展游牧活动，并建立一种新的依托大规模游牧经济的社会组织。

跳出农业社会历史的局限，放眼中国北方的辽阔大地，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人文发展的丰富性。这些人文的丰富性，是对多样地理环境的适应的结果。而所谓“适应”，对人类来说决不是消极的。人类文明中的许多重要内容，都是在能动地适应环境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农业是一种创造，畜牧业也是一种创造。

中国古代戎狄在地域上分布很广，黄土高原北部只是其分布地域的一部分。戎狄在地域上与华夏相邻，两方的交流其实是不可避免的。别看华夏人在观念上把戎狄贬得很低，但在实际生活中，却对他们相当“实事求是”。除了想要戎狄的马，华夏国君还想要戎狄的兵士，另外，大概戎狄女子有妖美的一面，华夏国君还要戎女来作妃子。上层是这样，社会基层恐怕更多。想到这一点，我们如果到黄土高原，缅怀它的“摇篮”历史时，就更不要忘了古代北边那些放牲口的人们，我们不少人其实都是他们的后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