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面对青山绿水，瞻宏品细，生出大量的诗歌散文佳作。我们进小学念书，用不了几年，就会读到那些佳作。在日后的阅读中，更会接触大量脍治人口的游览诗文。我们留连山水的性情因以油然而生，代代相传。

我国传统的地理文化中，包含着对自然景物的审美积累，这种积累的结果，一方面是大量颂扬景物的诗歌书画，另一方面则造就了山水林石的文化品格。古代地理知识的记录，也包括着山水审美知识，翻一翻各地志书的罗列内容，常有风景名胜一门。记录美景当然要用美文，山水审美也促进了文学辞章的繁盛。

南宋时成书的《舆地记胜》和《方舆胜览》，都是地理志书，而书名上都突出了“胜”字。《方舆胜览》卷首吕午的序说，本书与“泛滥于著述而不能含咀其英华”的著作大不相同，“端坐窗几而欲周知天下”者，“操弄翰墨而欲得助江山”者，均可受益于本书。他的意思是，看地理书可以有两得，一是周知天下各地之事，二是借江山之秀丽支助自己的文采。《舆地记胜》的作者王象之也说：“收拾山川之精华以借助于笔端”，也强调了欣赏景观与文采的关系。《舆地记胜》中设立了“诗”和“四六”(骈文，以四字六字为对偶)两门。《方舆胜览》也含有“题咏”和“四六”，前者辑录描写地方人情景物的前人诗句，“四六”则以骈文的形式对各地方的地理进行撮要。

《舆地记胜》和《方舆胜览》的文人气很重。《方舆胜览》在行世后广泛流传了数十年，“学士大夫家有其书”。到了清代，程晋芳还说：“地理宜分识大识小，各自为书。”“识大”是知天下形势郡国利弊，“识小”是“以资词人学士歌咏文字之用”。看来古人言地理，一直重景观感受以及对这种感受的文学表述。地理与文学的紧密结合，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个强项。它影响着传统地理知识的特点，也提升了中国人对山水的审美水平、特色。

中国人热爱青山绿水，热爱大自然，而稍通文辞，又必定要去写景。这种情感传统、文辞习性即使在“史无前例”的时代，也没有多少退减。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表面上看，寄情山水被纳入阶级斗争的范畴，受到批判。那时的说法是：不干活，不生产，游青山玩绿水，是剥削阶级的行径。“革命者”只应欣赏烟筒林立的工厂和点缀着旗帜的农田。在“阶级斗争”的高潮，“全国山河一片红”，城市的街巷被刷成“红海洋”，环境是革命的环境，人地关系是革命的人地关系，对自然山水，不该有“无缘无故的爱”，树木被划了成分：松树是革命阶级，柳树是小资产阶级，公园关门，美人蕉受鞭笞，等等。

不过，山水旅游到底是人们压抑不住的欲望。文革期间的“大串联”，许多“革命师生”并不是去“煽风点火”，而是以此为名，行游山玩水之实，那实在是一场旅游大高潮。在名义上，大家很会巧妙设计，去庐山、北戴河、桔子洲，理直气壮，因为毛主席去过。去苏杭、桂林，也有办法，因为去嘉兴、遵义要“路过”那里。在文化产品贫乏的年月，旅游、观赏自然风景是我们最自主的、最自在的精神享受。游过风景，“革命师生”们又会填词作诗，交换欣赏，自有一番乐趣。

随着改革开放，改变了在旅游方面不提倡、不鼓励、不宣传的政策。旅游文化、旅游地理、旅游产业成了热门话题。中国旅游业， 1978年居世界第 41 位，到1997年，已前进到第 8 位。终于，中国人又可以名正言顺地走向青山绿水，以祖先留给我们的优雅的心态去面对自然。孟浩然诗曰：“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记，我辈复登临。”

今日，登临中国江山的不但有“我辈”，还有各大洲的外来客人。但是，说一句狭隘的真心话：中国山水的“英华”恐怕只有中国人才能欣赏。因为，与中国山水相对应的还有中国的风景文学，中国山水的这块美学“勋章”，有山水自身的一半，也有文学表述的一半。如果不会吟“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只会说“它从山的高处流下来”，那庐山瀑布还有什么意思 ?

附图：《方舆胜览》中的“题咏”和“四六”影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