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宋史研究

李伟国

　　十多年前，还在古籍出版社工作时，学术界的朋友们就劝我将撰写有关宋史的论著集为一编，出版行世。当时我觉得还没有到火候。

　　本世纪初，我应邀访问哈佛燕京学社和台北史语所，一头扎进他们丰富的收藏和浓浓的学术氛围中，重新感受到了集中时间读书和研究的愉悦，而彼间的同行们又一次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你的学术成果应该成书，这不是为了你，而是为了学术和读者。

　　于是，我就有了编自己的学术论著的计划，欲将有关研究宋史和敦煌学的成果各编一本，以类相从，似论文集而实为专著，形神均不散，读者面虽较窄而全部有用，购买时不致犹豫。

　　承老同事、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兴康兄厚爱，慨然应允出版我的宋史论著，而且见面时多次提起，令人感动。兴康兄、昌平兄和其他同仁，把我的母社经营得红红火火，翻开了发展史上最好的一页，而又没有忘记我等老职工，为我们做赔钱的买卖，积累学术，实是难得。

　　把大大小小的宋史论文聚集在一起，居然有四十来篇，三十几万字，大多是上世纪80年代写的，那时比较年轻，在没有电脑数据库的情况下，通过大量读书、抄卡片，在论述若干重要学术问题的时候，居然也搜集到了比较齐全的资料，得出了基本可信的结论。但以现今拥有的手段重加审视，不免存有缺憾，有些文章，须作重大修改。

　　我局部地改变了方案，先将较为成熟而又较有规模的文章改出来，其他文章以后再说。一位好心的朋友劝说我，既然古籍社答应出版，那么机会难得，不妨尽量收齐，修改是没有底的。可我不这么想，一则自己都不满意，怎能直面同行；二则学术研究不会中断，我准备撰写的文章还很多，不急于一时。

　　一部二十来万字的宋史论著编成了，其中有当年颇为同行所知的关于宋代皇家库藏内藏库、提举诸司库务司以及检校库的研究，有关于宋代文献的计钱方式和省陌制的研究，关于宋代会计方式和酒务公文的研究，这些都是比较实证的，唯有那篇原发表于《历史研究》的《论宋代经济生活中的市侩》一文，除实证以外，多有观点之阐发。还有一半的书稿，是研究宋代史籍、笔记、类书、法帖等文献的，其中关于《续资治通鉴长编》《三朝北盟会编》《名臣言行录》《归田录》《群书考索》和《淳化阁帖》的研究，最花工夫。

　　这部书稿的书名，原先的方案是《恭学集》。宋史是我求学以来的第一个专业课程，从学之初，正值改革开放，在荒废了多年的学业之后，我极其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全身心投入，如饥似渴地读书，恭恭敬敬地求教，恭学是我学习宋史的真实写照，而我在宋史方面最敬仰的老师邓广铭教授字恭三，于事暗合，颇为恰当。但这样一来，又必须写一篇序言或请师友写一篇代序加以说明，一则要麻烦别人，二则似乎落了俗套，三则又要延迟出版时间，四则读者见此书名一时难以判别其内容性质。有鉴于此，直截了当地取名《宋代财政和文献考论》，无序，也不麻烦师友题字，和盘托出，接受检验。便于同行查检、有益于学术积累而已。

2007年5月23日写于赴洛杉矶讲学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