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学之渊薮在焉
——读《历代文话》
傅璇琮 《中华读书报》2008年3月
王水照先生所编《历代文话》的出版，成为第一部大规模全面整理存世文章理论的资料总集，厥功甚伟。此书为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修辞学史、中国语言学史等学科提供基础性的文献资料，并将带动一个研究领域的发展与成熟。
王水照先生所编《历代文话》的出版，实在是学术界的一大盛事。这部耗时十馀年的著作，对存世文章评论资料广作蒐讨，精心结撰，成为第一部大规模全面整理文章理论的资料总集，厥功甚伟。在我国传统的诗文评系统当中，文章的地位似乎尤为重要，作为经国大业、不朽盛事，其在文人日常生活中的作用与地位自不待言。正因为此，文章与科举、士风等社会文化层面的交涉也更为突出，从而导致文章本身的复杂与文章理论的难于梳理。现在十巨册的《历代文话》就摆在书架上，它自身的静穆就昭示了这一工作的厚重。
《历代文话》的完成首先显示了它的文章理论集成意义。诗、词、文体制各殊，此书与《历代诗话》、《词话丛编》等适成鼎足，成为各自领域内的批评文献代表性总集。单从篇幅而论，《历代文话》已收录文话著作143种，六百馀万字，其整理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检览全书，细勘版本，即可发现编者的匠心独运之处。作为一种总集，它首先强调的应是对文献的广泛搜罗。文章评论材料过去一直缺少学界关注，得到校点出版的多为《文章精义》之类声名尤著者，甚至大家研究文章批评之际常常浩叹资料枯窘，批评史中多有存批评家之目而实际可见资料仅三两条的现象。而实际上此类文献甚为浩繁，仅单独成卷、成书的就不下百馀种，经过王水照先生对历代书目著录的排检和对全国各大藏书机构的调查，终于将这些文献编排整理，公之于众。由于资源意识的增强，在如今的图书馆翻阅古籍似亦非易事；若求复制样本，更近难能。而《历代文话》一举集中众多文话，对于大家的使用与研究，其便利实在是毋庸多言了。同样，作为资料总集，并非以求全为终极追求，对资料的甄别与衡鉴实际上更能反映学者的眼光，体现出对文章理论的熟稔与全面把握。如第1册所收《云庄四六馀话》一卷，经甄别，特选宋刻本，叙作者为“杨囦道深仲”（国家图书馆藏），这就纠正了《直斋书录解题》所记著者“杨渊”、《说郛》所记著者“宋相国道”之误，可见编纂工作的广博与精细结合之功。综括而言，这部大书选所当选，摒所当无，在全面汇集资料的同时，又对一些陈陈相因、芜杂简陋的文话作了舍弃，体现了对资料的学术别择，从而提高了文献的可用度与学术含量。可以说，《历代文话》的重要贡献在于它为学界提供了大量可靠而又珍贵的文章评论材料，成为文章学研究的渊薮。
但此书的价值绝不仅在于文献整理，非但在编纂方面有体大思精的特点，且又体现了编者学术方面的积极探讨，从而为学术发展指引出向上一路。这在书中的前言及各书提要中有鲜明的体现。前言实际上反映出编者多年以来对文章学的关注与深入了解，其中对文章学发展阶段的概括，对近现代之交的文章学争论的评述，对文话体制特点与缺失的论断，都胜义纷披，精见迭出。而书中提要尤可视作此类著作中的创例，为其区别于《历代诗话》与《词话丛编》的显著特点。书目提要源于刘向《别录》，大成于《四库提要》，其辩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用历来为学界所重视。此书当中的提要约分三端：明作者、述著作、究版本，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多有平允切当之论。约而言之，如作者生平方面，此书考定《文章精义》实为李淦之作、考述王文禄生平，皆为新见；对于著作的把握，更能体现在整理的基础上的研究意识，如对林纾文章理论的合理评述、对王葆心及刘咸α等人的标举，都可视作对当前研究现状的一种提醒与反拨；版本别择中，东瀛刻本自然价值颇高，而国内古籍版本的择用也值得称许，如《云庄四六馀话》纠正了读画斋丛书诸本的错页，且又据他本另辑数条附补，堪称最善之本，又如《唐宋八大家文钞评文》综合了诸本优善，皆体现了甄别的努力。这些工作使得此书在传统的整理工作基础上更进一步，力创新境，具有为学术研究指示途辙的功用。
尤其要指出的是，《历代文话》的编纂将会带动一个研究领域的发展与成熟。如南宋后期著名学者王应麟有《辞学指南》4卷，历代多附于其200卷类书《玉海》之末，未受重视。实则此书对宋博学宏词科多种文体予以精心评析。宋代词科在南宋延续，对南宋文学甚有影响，南宋骈文成就不在古文之下。现在将《辞学指南》独立辑出，对宋代科举与文学的研究，当受到极大重视。又如传统的文章学自五四之后多为人鄙弃，以为此类著述无非论及科举时文之写作手法，或故炫高论，或迂腐不堪，不值得深究。然而通过检阅此书，即可发现这实在是一偏之见。文话作为一种写作学论述，其范围远远超迈了时文写作，而具有深广的指导文章写作意义。其中不仅有普适性的文章写作规则，还有理论层面的阐释与论述，特别是晚清民国时期的诸多文话，多具有理论总结意识，在新旧文化交替的历史变动之际，对文章创作、鉴赏与批评提出了不少创设性见解，值得充分重视。这些见解对于重新建构有中国文化特质的文章评论体系具有重要价值，也是应当引起学界关注的新的学术增长点。
《历代文话》是一部倾注了大量心血的精心之作，据称全面的校核即有四次之多，底本与历次校样本堆满整个工作室，其学术价值实非戋戋数言所能尽述。随着学界对文章学的日益关注，对此书的利用必将日渐充分，对新的学术领域的开拓也将渐趋深广，相信这才是编者的初衷。对于此，我抱有乐观的期望。
气象恢宏的文话总汇
——读王水照先生编《历代文话》有感
陈尚君 文汇报
王水照先生所编《历代文话》，是一部学界期盼甚殷的著作。就我所知，这部书的编纂开始于二十多年前，初稿在十年前已经交付出版社。当时由于程千帆先生等前辈大力提倡展开文章学的研究，不少学者都表赞同，认为这是开拓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方向。但文章学研究资料虽然极其丰富，似乎始终没有人做过系统汇编和整理的工作，能够有一部集文话大成的著作，给学者以研究的基本文献，是包括笔者在内许多学人的共愿。虽然承担出版的复旦大学出版社多次表示，只要完成定稿，随时可以出版，但王水照先生一直觉得还不够完善，不断增补和改订文本，最近两三年更放下手边的所有工作，与他的学生们反复校订文本，终于得以在近日正式出版。这是王先生为中国学术所做的又一重要贡献，是近年古代文学和古代文论资料建设的一项重大成果，可望带动古代文章学研究的深入拓展，确实可喜可贺。
文话肇始于宋代，出现的时间比最早的《六一诗话》仅晚几十年，历代著作也极其丰富，但却一直没有人像编《历代诗话》那样加以编录。近代以来文体剧变，一句“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几乎把汉魏到清末的所有文章都作了否定，讲究传统文章作法的文话很少人问津，文学史上虽然也介绍古代骈散文的成就，大致是以现代文学标准来加以衡定，较少考虑古代评价文章的绳尺。王水照先生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作《宋代散文选注》，八十年代作北宋欧曾苏王各家散文的研究，就特别注意站在传统文章学的立场上来研究宋人文章，为此而搜集资料，并进而有汇编文话的设想。在他以前，文话的研究很少人涉及，有关文本的调查和记录，前人也没有显著的积累。王先生几乎完全以一己的力量，穷搜旁求，日积月累，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巨大努力，才得以编成这部多达六百二十万言的具有恢宏气象的大书。
本书在入选书目的选择上，虽然以努力保存从宋到民国初期全部文话为学术目标，但有鉴于文话外缘的不确定性，加上相关著作之精芜纷杂，没有必要也很难做到求全求备。在编例上，确定以论古文者为主，亦选取论评骈文、时文的代表性著作，赋话一概不收，制艺话仅略收以示例，都是合适的取舍。宋以后杂家类笔记中，经常论评诗文和叙事杂论并陈，虽也有精到之见，但要加以摘选，也一般不收。而下限放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收录了在新旧文化交替时期遵循传统而已具变化的研究评讲古文的二三十种著作，王先生在序中称为“我国文评发展史上的最重要成果”，是恰当的评价。这批著作的整理刊布，可以看到传统文章学的最后总结，相信也会为二十世纪前期文学史学的研究者所重视。
在文本搜集和版本校勘方面，本书作了许多可贵的努力。王先生在序中说，在日本所得的稀见传本，即有元陈绎曾《古文欧冶》（元禄刊本）、明曾鼎《文式》（内阁文库旧钞本）、高崎《文章一贯》（宽永刊本）、王世贞《文章九命》（元文刊本）、王守谦《古今文评》（享保刊本）、左培《书文式·文式》（享保刊本）等，都是国人以往较少知道的著作。如陈绎曾，以往各种文学批评史著作很少提到他，本书收录他的两种文话，特别是《古文欧冶》，王宜瑗解题述其要旨云：“此书涉及古文、骈文、赋、诗等多种门类，对文学本体、修养、创作、鉴赏、文体、风格悉有论列，视野开阔，框架完整，论述详备细密，多有体悟有得之见。如《古文谱》论为文之道，大抵由辨体以定范型，养心以涵内情，积学以明道理，研阅以广识见，秉术以习智巧。”是一部体大思精的文论专著。王水照先生认为他的一系列专著，“确定了他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即元代文学批评领域中重要的、甚至是第一位大家”。我很赞同。以往学者盛誉的《二十四诗品》，现在大致可以确定是元代的作品，因此而对元一代文学批评的成就，真有重新审视的必要。
其他入收的各种著作，在底本确定和参校本的选择方面，也颇为讲究。如《四六话》和《四六谈麈》均用《百川学海》本，《仕学规范》用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刊本，《荆溪林下偶谈》用万历刊本，《怀古录》用明钞本，都可以确信是各书现存最好的文本。对于一书有多种传本，特别是内容方面有较大不同者，都曾作过认真的调查和校勘，且在各书书前提要中作了明确交待。在底本以外，他本有多出文字者，也一一作了补录。
在书首《编例》中，王先生特别说明：“因受目前条件所限制，少许善本未能复印利用，有待继续完善。”这是做大型文献集的学者，努力追求完美，但又难以在所有细节上都达到极致的遗憾。比如本书各卷都没有逐一保留校勘记，即可能引起一些学者的疑问。就我了解，本书在文本复制和校勘方面做过大量仔细认真的工作，但因为所涉太多，无法逐一保存校勘记录，但所录文本读者是可以信任的。这样处置，是根据本书规模和性质决定的。几年前我的《全唐文补编》出版，也有朋友提出为什么不保留校勘记，我即径告，已经是四百万字的篇幅，校勘记还要数倍于此，超过千万字，谁家肯出？我对所有异文作了认真取舍，所据文本也都有说明，读者有必要，可以逐一覆按的，没有必要逐一列出。对本书，我也作如是观。
与近年刊布的一些所谓诗话全编比较，本书尽可能地保存古籍原书的面貌，尽可能地避免今人人为另拟书名、拼凑文本的做法，提供的文本忠实可靠，读者可以放心地加以引用。我这里用“尽可能地”一词，是因为文话有单独成书者，也有仅为专著中之一部分，编录文话，显然不能全书登录，只能截取有关论文的部分。如日本人编录论诗语为《莹雪轩丛书》，出自《老学庵笔记》者称为《老学庵诗话》，出自《容斋随笔》者称为《容斋诗话》，杜撰书名，不足为训。郭绍虞先生辑《宋诗话辑佚》，录自《仕学规范》者题作《诗学规范》，亦沿此失。本书仅取专著中有专门论文专卷的著作，保持原次第，书名也以《朱子语类·论文》一卷、《仕学归范·作文》一卷、《履斋示儿编·文说》三卷之类标目，明确交待为某书中的论文部分，学者利用时可以有所了解，也方便去覆案原书。至如《唐宋八大家文钞评文》一卷，收录茅坤对八家文章的评语，原文则一概不取，也是值得肯定的工作。虽然原著属总集而非笔记体的文话，但其在文章学史上影响巨大，原书篇幅又太大，八家文集又很常见，这样处理考虑很恰当。当然，如果能把见于原书之卷次注出，对读者可以更方便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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