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学者，研究科举之专门学问也。

　　“科举学”是一个古老而新鲜的词语。自从北宋逐渐以“科举”取代“贡举”一词之后，就已开始出现“科举学”的用法，一直到清末，人们经常提到“科举学”或“科举之学”。只是古代的“科举学”是指备考科举的学问，存在时间近千年；而现代的科举学则是指研究科举的学问，出现时间不过十余年。古今“科举学”的含义虽然起了变化，目的也不尽相同，但其中也有一以贯之的地方，即钻研的对象都是科举。

　　从隋唐以后，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仕学生涯中，科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科场成为传统社会人文活动的首要场域。科举对中国社会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影响至为复杂，无论是其光彩照人的正面，或是其阴暗灰蒙的背面，都反映出科举时代的政治、教育、文学、社会等各个方面的种种光色。科举制对古代东亚世界和近代西方文官考试制度也曾产生过深刻的影响。曾经在中国历史上波澜壮阔 1300 年的科举制，在 1905 年 9 月 2 日走到了生命的尽头。随着科举制百年祭成为一个愈来愈近的话题，学术界日益重视反思科举制的功过和废科举的影响。 100 年来，众多中外学者从不同学科角度对科举进行研究，并逐渐形成了科举学这一国际性的专门学问。

　　因为中国语言文字的习惯，中国人向来有称“学”的传统，往往将较重要的、研究得较多的对象称之为“学”。如研究《文选》有选学、研究《红楼梦》有红学、研究朱熹有朱子学，还有策学、汉学、宋学、闽学、关学之类。这种“学”并非严格意义的学科，而只是中国传统学术中的专门之学。现代科举学便是在科举研究历史悠久、研究对象重要、研究人员众多、研究成果丰硕的情况下逐渐形成的一门专学，是实至而名归，是在学显之后蔚然成学的。它的出现并非任意的生造，而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也是势在必行的。

　　以往的科举研究一般是分门别类进行的，历史学、教育学、政治学、文学、社会学、文化史学界都有不少科举研究成果。各学科多侧重各自专门史的贯通，虽然专精，但较少兴趣关注其他学科领域的科举研究，相对缺少会通。而科举是一个“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制度，如果只从某一种特定的角度去观察，就可能会出现盲人摸象、各说各话的情况。科举学则尝试用一种新的格局、新的构架来论述科举，力求有所创新。同时从多学科的视野，对科举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就像根据原先不同侧面拍摄的平面图像，重构出一尊立体的雕塑。

　　科举学不仅是一个知识体系，而且是一个理论体系。因此本书与一般的科举研究著作不同，主要不是面面俱到地介绍科举知识或研究科举制度，而是在探讨科举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或者说带有普遍性和根本性的问题。本书重在科举学学理的阐发和学术史的梳理。自 1992 年提出科举学之后，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一些学者已发表了许多科举学论文，分别从不同的侧面论述科举学。本书则在以往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写成一本结构较为完善、逻辑更加严密的专著。

　　“学”是一个含义非常丰富汉字。“学者如禾如稻，不学者如蒿如草，”这里的“学”是指学习。“学乃身之宝，儒为席上珍”中的“学”字，则是指学问、才学。 与金钱、权力、地位等身外之物不同，学问与健康是一个人的内在财富，是身内之物，或曰“身之宝”。 治学譬如练功，学力有如棋力。一个人的内功强大了，一招一式都自然会体现出力量来。我觉得，“学力”这个词很有意思，既然我们经常用“同等学力”这种表达方法，如说某人等同于本科、硕士生或博士生的学力，则表明学力是可以衡量的。我认为，学力也包含有学术能力或学问功力的内涵，在等同于学历之上，还可以有等同于副教授、教授等层次，在中国还可以有等同于院士等层次。这就像围棋手的段位一样，高段棋手的棋力与初段的棋力是大不相同的，可以明显地感觉出来。九段偶尔可能下出低水平的棋，业余初段也可能有超水平的发挥，但通常九段让数子给业余初段最终还是可以赢棋。

　　做学问需要时间，慢功出细活。赶出来的成果就像催肥的猪或速生的树，质量或密度总是要差一些。而要有充分的时间来凝炼学术含量，就必须静下心来治学。大学教职必须教学与科研相结合，也就是兼顾讲学与治学。 据说朱熹他老人家是一日不讲学，一日不快乐。我却不是很喜欢讲学，而喜欢做学问，乐意坐下来写作，或者说是一日不治学，一日不快乐。“人生得法，犹度二世”。能够天天在学问中沉浸醲郁，含英咀华，岂不快哉！

　　“海到无处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我很喜欢这句对联，不仅因为其中隐藏着自己的名字，而且表达出一种宏大气魄和凌云壮志。就我的主观努力而言，试图将本书写成一部内容颖异、构思别致的创新力作。也希望本书对“学”的辨析、对专学与学科的异同与分野之探讨，对其他传统文化领域中的专学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至于客观上是否实现初衷，则有待读者翻阅本书之后作出判断。

　　老子有言：“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做学问会日日精进，科举学也会渐渐成长。相信再过几十年之后，或者在一百年之后，科举学必将进入一个更为壮阔的境界。

刘海峰

2005 年 5 月 17 日

后 记

　　从某种意义上说， 2005 年是中国学术界的“科举年”。

　　今年，不仅在大学中首次开设了“科举学导论”的课程，而且将于 9 月 2 日这一科举百年祭的日子，在厦门大学召开“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不仅许多刊物开辟了科举百年专栏，发表众多论文，还出版一批科举研究著作，形成一个科举研究高潮。本书便是为此高潮推波助澜的一朵浪花。

　　自 1984 年硕士毕业开始研究科举以来，我逐渐发现科举研究具有很强的挑战性。尤其是从 1990 年以后，随着对科举研究的深入，日益觉得科举研究实在是一个广阔而专门的研究领域，具有重要性、独特性、广博性和现实性。为了进一步深入研究科举并使之理论化和系统化，经过郑重的思考，遂于 1992 年提出建立“科举学”的构想。当时撰写了《“科举学”刍议》一文，于 1992 年 11 月在全国第四届教育考试科研讨论会上作了大会发言，并在《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 1992 年第 4 期刊出该文，引起了一定的反响与共鸣。 1994 年，又在《厦门大学学报》第 1 期上发表了《科举学发凡》一文。特别是近几年来，连续发表了一系列的科举学论文，并组织其他学者和博士生撰写科举学笔谈等论文，这些论文多被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或《新华文摘》所转载，《“科举学”—— 21 世纪的显学》一文还于 2000 年获得福建省第四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科举学日渐为人们所知晓，随着时间的推移，相信科举学的价值还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

　　一门关于历史制度、人物或著作的专学能否成立是由其内在因素和外在条件所决定的。中国人虽向来有爱称“学”的传统习惯，但我也反对随便乱贴“学”字标签。若只是某一小圈子的研究者或本地人自以为问题重要就将其研究对象加上“学”字，那么有多少著名人物和著作，有多少个著名地方便可能叫出多少个“学”来。但这些所谓“学”能否形成气候、是否具有长远生命力则还需要时间的考验。然而，由于科举研究已经逐渐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问，且比一般的专学更有理由称之为“学”，因此科举学的出现并非任意的生造，而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也是势在必行的。因为科举学研究对象重要、研究者众多、研究历史悠久、研究成果丰富，又有将各方面的研究加以理论概括和总结升华的必要，科举学自然应运而生。这本是学术研究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客观规律。

　　实际上，科举学的内涵和意蕴是如此之丰富，其范围是如此之广泛，其成果是如此之丰硕，以至于在一定意义上说，科举学早已是喷薄欲出。科举研究风会磅礴郁积到一定程度，必然会汇聚成“学”，促使科举研究走向理论化和系统化，亟需有人将其点破挑明。我只是在掌握充分根据的前提下，顺水推舟地提出此说，使科举学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罢了。因此，科举学的诞生，可以说是实至而名归。

　　在“学”字满天飞的当代中国，我提出创建科举学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概括地说，科举学是在全面客观评价科举制和传统文化，或者说是在为科举平反的时代大趋势下，在学术研究环境渐趋宽松自由的氛围中，在学科交融和跨学科研究的学科依托上，在借鉴参考科举的经验教训为考试改革服务的现实需要的呼唤下，应时而生的。科举学的范围涉及历史学、教育学、政治学、文学、社会学等各个学科领域，任何单一学科都无法覆盖或囊括科举研究的所有内容。我之所以会提出科举学，想到将科举的各方面整合起来作为一个专门研究领域来加以研究，是因为自己向来爱好文学，后从厦门大学历史系出身，受过十年正规的历史学教育，毕业后又在教育学界行走。正是由于具有跨学科的学习和工作背景，才会提出建立科举学这样一门综合性的专学。

　　从首次提出“科举学”这一概念以来，至今已近十四年了。本书从开始构思到完稿，也历时十四年之久。多年来，间或有人问我为什么不早点写出一本《科举学》来。我总觉得应该成熟一点再写成专著更好，因此只是发表系列论文，以及出版以专题研究为基础形成的专书《科举制与“科举学”》。确实也是，到 2002 年，也就是在提出科举学十年之后，我才发现“科举学”一词古已有之。这便使自己构建科举学更有历史依据和学术底蕴，也更为理直气壮。另外，现在对国外科举研究论著也更为了解，使自己尽可能站在巨人的肩上，继续往上努力。本书以中国的科举为主，但也力图站在东亚的全局，或以国际的眼光来论述科举学。是否达到目的，还需读者的评判。

　　书后所附《新印科举古籍目录》、《科举学著作目录》和《科举研究学位论文目录》，已是目前我尽可能收集到的信息，肯定还有不少缺漏，尤其是英语以外的外文科举学著作目录和科举研究学位论文目录，今后还需尽量补充，希望海内外识者不吝赐教。另外，数量更大的是科举学论文目录，但限于时间和本书篇幅，暂时还未完成，留待以后补充或编纂专书。科举学牵涉面至广，以我的学养和时间，对许多问题还力有不逮，本书舛误之处也在所难免，也望方家教之。

　　无情岁月增中减，有味诗书苦后甜。学问的甘苦，通常是先苦后甜、苦尽甘来的。虽然经过多年的积累，但要写出一本体系相对完整、真正称得上“学”的著作，还是感到时间不够。本书是我从走上学术道路以来已完成的著作中用力最深者，为了完成此书，数月来每日黎明即起。窗外，微风徐来，鸟雀啁啾，对“闻鸡起舞”这句成语感悟颇深。还不时有小雨点敲打着窗户，启人文思。人生有所得必有所失。为了做学问，多年来比常人少了许多休闲游乐，我妻宋方青教授也跟随我过一种单调的日子，且生活中也舍弃了许多。每念及此，感慨系之。本书的诞生，或可得到些许慰藉。人虽然无法随意延长生命的长度，但可以努力拓宽生命的宽度与厚度，并尽力追求生命的高度。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综合编辑室主任张红梅编审及社领导颇为抬爱，约请撰写拙著，这是促使我于今年完成本书的一个重要因素。为催促和审校本书，红梅主任还专程来厦门大学驻守了一个星期，倾注了许多心力，在此特表谢意。在治科举学的过程中，承蒙许多师友赐示资料，多已注明于书中，以作铭谢。

　　学无止境。治学如是，科举学之发展亦如是。

刘海峰

2005 年 5 月 28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