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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序言 杜继文
引言
第一章 历史的变革与佛教的对策
第一节 明治维新以前的日本佛教
一 日本佛教与日本政治
二 江户时期佛教的社会地位
第二节 明治初期佛教与社会的重新调适
一 明治维新与近代天皇制的形式
二 近代天皇制的实质
三 从“神佛分离”到“废佛毁释”
四 诸宗同德会盟
五 净土真宗的武装暴动
六 佛教社会地位的自我调适
第三节 迈向军国主义时期的日本佛教
一 军国主义的确立
二 国家主义思潮的兴起
三 田中智学与国柱会的成立
四 田中智学的“国体学”
五 本多日生
六 甲午战争中的日本佛教
七 日俄战争中的日本佛教
第二章 战时体制下的日本佛教
第一节 走向法西斯深渊
一 日本法西斯主义的酝酿阶段
二 国家的法西斯化
三 法国斯体制的形成
第二节 战时宗教总动员体制与佛教
一 《宗教团体法案》与信仰新体制
二 神佛公葬问题的争论
三 日莲遗文删除问题
四 曼荼罗中迎请国神的不敬问题
五 真宗的圣典删节问题
第三节 为军国主义效力的日本佛教组织
一 皇道佛教行道会与日莲宗团
二 披着佛教外衣的法西斯分子
三 为战争服务的真宗教团
四 真宗与“思想犯改造”问题
五 杉本五郎和皇道禅迫害的佛教宗派
第三章 日本佛教与日本在韩国的殖民统治
第一节 日本帝国主义变朝鲜为其殖民地的过程
一 《江华条约》之前的朝鲜
二 《江华条约》——韩国沦为殖民地的开始
三 从《济物浦条约》到《日韩合并条约》
第二节 帝国主义的帮凶——日本佛教诸宗派
一 日本帝国主义为何选中佛教作为它的尖兵
二 日本佛教对开化派的利用
三 真宗大谷派的朝鲜布教
四 日莲宗与朝鲜佛教的入城解禁
五 其他各宗的传教情况
六 武田范之的朝鲜佛教“合并”计划及由此引起的朝鲜佛教内部的分裂
第三节 殖民统治下的韩国佛教
一 从“武断政治”到“文化政治”
二 《寺刹令》及《寺刹令实施规则》
三 反《寺刹令》运动
四 韩龙云的佛教改革思想
五 朴重彬的圆佛教
第四章 日本佛教与日本在中国台湾的殖民统治
第一节 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
一 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的殖民侵略
二 日据之前的台湾宗教概况
三 殖民政府在台湾的宗教政策
第二节 日本佛教诸宗在台湾的传教
一 日本佛教诸宗在台传教概况
二 日本曹洞宗在台湾的传教活动
三 曹洞宗与“南瀛佛教会”的成立
第三节 殖民统治下的台湾佛教
一 善慧和基隆月眉山灵泉寺派
二 本圆和观音山凌云寺派
三 高雄超峰寺和大冈山派
四 台湾佛教龙华会
第五章 日本佛教与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
第一节 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
一 日本帝国主义在关东州的殖民统治
二 伪“满州国”的建立
第二节 日本佛教在中国东北的传教活动
一 日本佛教各宗的传教概况
二 殖民当局对当地佛教的利用（上）
三 殖民当局对当地佛教的利用（下）
四 日本佛教诸宗新一轮中国大陆传教
五 日莲宗的满州传教
六 真言宗密教重兴会的活跃
七 石原莞尔与侵略战争
八 中国佛教界的正义呼声——以太虚为代表
后记
序 言
何劲松博士选了一个很重要的研究课题。这个课题涉及的历史背景，是中日两国人民，东亚各国人民，也是全世界人民永远都不能忘记，也不应该忘记的。我支持这样的研究课题，当时还有许多联想。现在看到这成果的目录，却突发了另外一个想法。
一种宗教，尤其是像佛教这种连蚁虫一类生命都慈悲有加，律禁伤害的宗教，竟会成为军国主义对内镇压，对外侵略，进行大规模屠杀的帮手和粉饰品。我们对这种现象，应该怎样评价呢？而这同一种宗教，有的或直接参与抵抗和反战运动，或不合作，保持距离，反映了人性天良、人间正义，成为战胜法西斯宏伟的历史画卷中不容遗忘的一页，我们面对这种现象又应该怎么评价？
我们学术界有过一场时间不短的争鸣：宗教的社会功能，究竟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是反动的，还是进步的？双方似乎都能找到充分的事实来支持自己的主张。这一争论所反映的意见分歧，大约最后也没有得到真正的统一，尽管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也可能有貌似的舆论一致。其不能真正统一的原因，是这两种主张都能找到历史的或现实的事实作为根据，而且这些事实是不容反驳的。像本书所提供的情况，就是如此。因此，我以为问题的关键可能不全在事实本身，而是出在观察宗教现象的方法上。
不管给宗教下什么定义，也不论人们对宗教有什么样的认识，抱何种态度，但有两个方面，我以为必须分开：一是宗教的信仰，一是宗教的组织；一是个人的宗教信仰，一是信仰宗教的个人。我们不能忽视这两个方面的联系，也不能抹煞二者的差别。我们在讨论宗教的社会功能问题时，之所以会产生上述对立的意见，与将这两个方面混为一谈，有极大的关系。信仰是心理范围的事，也可能形成特定的意识形态，严格讲，是纯粹个人的私事，所以信仰基础赖以建立的宗教经验，不可能与他人共有；宗教组织则是一种把信仰者纳入必须接受其教义和戒禁约束的社会集团，信仰者个人至少在信仰层面得受控于这个集团，这也给宗教团体全面控制和支配信仰者个人，提供了方便条件。近代以来，西方不断发生反宗教的运动，实质上多数是反教会运动，即要求把信仰的权利，从教会的垄断中收归己有。这与无神论者同时也从信仰层面反对宗教，是大不相同的。
作为一种特殊的心理或意识形态，信仰只是个人精神生活中的非理性或由理性支持的非理性一面。人的精神生活还有更重要的理性一面，也会有比信仰更重要的其他非理性的，诸如本能、感情等的需要。把信仰定位为人生惟一的，或主要的需要，是一种偏见。从人的属性说，中外古今，被人们界定，屈指可数的就有许多许多，但其中恰巧没有信仰一项。也就是说，信仰并不构成普遍的人性。至于经济和政治，文化和职业，即人的社会性，对于人的影响又远大于人的其他属性。因此，作为个人的信仰，理应只限于他的精神世界和与之相应的宗教活动；而个人作为社会的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他的社会活动，他对社会的作用和影响，或可能与他的信仰有联系，或可能没有联系，二者之间，不能简单地抽象为因果关系。
宗教组织之作为一种信仰者的社会团体，信仰者个人之作为一个社会的人，从根本上是受社会历史的制约，它们和他们的社会地位、经济利益、政治立场决定他们社会活动的性质，换言之，它们或他们的社会活动、政治倾向、道德尺度，以及对社会政治、道德尺度的解释，首先与他们的社会性直接有关，与他们奉行的信仰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根据某个宗教团体或某个信仰者个人的社会作用和政治倾向，给这种信仰自身下社会政治结论，就不会是全面的；有些团体或信仰者个人，总是把自己从事的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渲染成是它或他的宗教活动，是他们信仰范围的事，甚至用宗教信仰的名义裹胁他们的信徒，去从事这些信徒并不一定愿意从事的社会政治活动，这其实是在有意把水搅浑。因此我以为，对宗教组织或信仰者个人的社会政治活动，应该从他们的社会性上考察，而不宜单纯从信仰上追究。这也是为什么同一种佛教，既会被用于战争，也会致力于和平。
众所周知，政教合一的体制，曾经是维护西方黑暗时代的主要上层建筑，也是发动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宗教战争的支柱；而教会对于教育的控制和垄断，又是导致全民愚昧、支撑封建专制主义的重要手段。资产阶级革命的伟大成果之一，就是政教分离，教育独立，宣布宗教信仰自由，让信仰变成纯属个人的私事。宗教信仰一旦成为个人的私事，个人就拥有了自由选择和自由取舍的充分权利，人们的政治主张和思想行为，再也不必经过神圣化的扭曲，听命于某个宗教组织或神职人员，而可以直诉于社会，并对社会直接负责。这意味着人本主义的胜利，人性的回归，是思想解放和个性解放的一个极重要方面。
这都是老生常谈。现在旧话重提，是因为实在有重提的必要。除了学术上的原因，更多是由现实问题引起的。二次大战以后，世界性的舆论是和平，友好。这也是宗教界参与社会活动的主流口号。而后，不少宗教团体和宗教界人士进一步提倡交流，对话，理解，让世界充满爱，总而言之，是希望消除历史遗留下来的宗教隔离，宗教歧视，宗教仇恨和宗教战争，也避免让一些别有用心的社会政治力量，继续假借宗教信仰的名义，挑动社会群体间的冲突，民族间的仇恨，以至国际间的战争。但是，近二三十年来的现实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与极端的宗教派别相结合，在世界范围里创造了种种灾难：社会暴乱，种族仇杀，地区战争，几乎没有哪种重大的血腥事件没有利用过宗教信仰的名义。一些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学术权威，也打出传统文化决定论的旗子，把世界分割为几大块，当作世界冲突不可避免的根源，而宗教观念又被视为传统文化中最稳定的因素。于是宗教信仰似乎不再是人际间理应相互尊重、和平与友好联系的纽带，倒成了相互隔离、必然成仇的理由。在我看来，这是世界的不幸，也是宗教的不幸。
关于引发社会冲突和国际战争的原因很多，性质也有极大的不同，当然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单纯的宗教信仰不是社会冲突和国际战争的根源，它们的真正原因，说到底，要从经济和政治利益上探求。为了避免纯正的宗教信仰被人恶意地歪曲和利用，或不自觉地卷入肮脏或血腥事件，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把宗教信仰当作纯粹个人的私事，从而与政治分离，与教育分离，这是一条基本出路。如果宗教信仰变成人们真的可以自由取舍，那么人们就可以不再受特定的宗教团体及其信条的束缚，人们的社会活动，包括经济和政治活动，也就有了更大的空间，享有更多的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说，宗教信仰自由，既是和平友好的一种保障，也是个人全面发展的需要。如果没有宗教信仰上的自由，所谓个性，所谓自由，大约很难实现。
日本军国主义屐的侵略战争失败以后，宗教领域发生的最大变化，是被迫废除了神道教的国教地位，在宪法里规定政教分离，实行宗教自由。这使许多被压制的宗教派别得以解放，也使曾经被拴到军国主义战车上的一些宗教团体得以解脱，这是值得庆幸的。不过，当宗教信仰真的成为个人的私事时，又会出现许多新的问题。即以日本为例，新兴宗教层出不穷，其中相当一批，实行的是家长制，搞人身依附，以至骗财骗色，时有所闻，同时也为邪教培植了适宜的土壤。于是，人们又被禁锢到另一种形态的宗教牢狱中，难以自拔。这是维护宗教信仰自由的最新课题，此中的前景，亟待观察。但这已经超出了本书讨论的范围，只好打住。
杜继文
2001年1月
后 记
本书原课题的名称为“侵略战争期间的日本佛教”，后因实际内容已超出日本范围，涉及到韩国、中国台湾和东北地区的佛教，因而出版时改称“近代东晋佛教”。但是，原课题的写作意图没有变，所以又加上副标题“以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为线索”。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特别是在当前日本右翼势力十分猖獗的时候，更显出它的时代意义。不过，我不得不承认，这并不是我喜欢的课题。因为在我的印象中，佛教是一个和平的宗教，信奉“和平养无限天机”这条格言，和平、平等、慈悲是佛教的基本理论。但是，通过这个课题的研究，我看到佛教在日本扮演了本来不该扮演的另一种角色。正如书中所介绍的，日本佛教的绝大部分宗派都曾不同程度地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服务过。这些佛教宗派不仅为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提供理论依据，同时还充当起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的帮凶。不过，我以为宗教信仰和教团组织有时是要区别对待的。像日本佛教在侵略战争期间的所作所为，我觉得责任在教团的组织者，而不在佛教本身。这些教团的组织者虽然披着佛教外衣，但实质上和军国主义者是一丘之路。
大概是因为研究这个课题的缘故，我不知不觉地养成了这样一个习惯：即每天谈起日本某个宗教派别，我首先就会考察它在侵略战争中的表现如何，它对这场侵略战争是如何认识和反思的。中国人普遍认为，日本人对战争的反思不如德国人彻底。从一般意义上讲，我认为是这样的。正因为如此，凡是见到对战争作出深刻反思的日本人，我都会在情感上产生共鸣，甚至引以为知己。
我所尊敬的池田大作先生可以说就是一位这样的“知己”。池田先生领导的创价学会（战前称“创价教育学会”）在二战期间就是反战的少数宗教团体之一，当时的会长牧口常三郎和理事长户田城圣两位先生因为拒绝同政府合作而身陷囹圄，最后牧口先生以身殉教，死于狱中。在我所接触的日本人当中，池田先生对战争的认识极其深刻。他的长篇小说《人的革命》开篇第一句话就是“没有比战争更残酷！没有比战争更悲惨！”这是他发自肺腑的呐喊。在一次次大型活动上，我都听到过他强烈抨击侵略战争的言论。比如有一次在接见韩国代表团时，他就明确表示：“在反对战争这个问题上，我是站在韩国人这一边的。”
池田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20世纪70年代中日邦交的恢复就离不开他的努力。他所信奉的佛教传承于中国，所以从内心热爱中国文化，并给予极高的评价。1999年我应邀至日本作学术访问，回国前曾同池田先生话别。当我表示回国后一定要将他的优秀思想介绍给中国人民时，池田先生立即回答说：“相对于中国文化来说，日本只是孙子。我今后也只有将中国文化向日本和世界宣扬。”（谦虚的日本人一般将汉文化的发源地中国称作“爷爷”，将传承汉文化的韩国比作“儿子”，日本的文化又传自韩国，所以就是“孙子”了）
中国领导人访问日本时讲过这样几句话：“不忘老朋友，广交新朋友，永做好朋友。”我们只有和日本广大的新老朋友紧密地团结在一起，结成广泛的反战统一战线，同军国主义阴魂附体的右翼势力作不懈的斗争，中日两国人民才能世世代代永做好朋友。
何劲松
2001年1月节
我们为什么关注文学创作中的历史精神？ 第四节 开拓性视野中的方法论与文学的历史观 第二章 全球化中文学选择的历史悖论 第一节 全球化中文学批评的困惑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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