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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出版社出版
定价：14.00元
A5开本
ISBN 7-200-04305-2/I·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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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开创的"诗化"创作倾向，在北宋词坛上相对寂寞。毫无疑义，委婉缠绵的艳情词一直是北宋词的主流创作倾向。后代学者对苏轼以后词坛"诗化"倾向的发展演变，意见不一。一些学者从挖掘宋词思想意义的角度出发，弘扬苏轼豪迈奔放、极富个性的词作，或揄扬过当。另外一些学者从否定苏轼开创"豪放派"的角度立论，以简单的数字统计抹杀苏轼词的影响，同样有失公允。仔细考察北宋词坛的创作流变，就能发现苏轼词在苏轼去世之后、北宋灭亡之前这短短的二十多年里，影响是十分广泛且深远的。
这二十多年正是徽宗在位期间。徽宗本人就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在他的引导和影响下，这一时期词坛之创作也呈现出多种创作倾向并存、丰富多彩的局面。其中，苏轼词风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覆盖面极为广泛，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创作力量。南渡以后苏轼词风被发扬光大，即酝酿于此。但是，由于徽宗年间禁绝"苏学"的表面现象，词人这方面创作之松散零星，特别是众多词作没有编年的依据等等原因，词史上对这一段苏词的影响总是略而不论。今天，诸多学者已对北宋后期词人的生平和创作资料做过许多艰辛的搜集、整理工作，如钟振振先生校注编年的《东山词》、乔力先生的《晁补之词编年笺注》、王兆鹏先生的《两宋词人年谱》等等。凭借这一系列最新学术成果，结合对北宋后期词坛创作概况的梳理把握，就可以对徽宗年间词坛上的这一创作态势做一鸟瞰。
讨论苏轼词在徽宗年间的影响，首先遇到的是徽宗年间禁绝"苏学"的问题。朝廷的三令五申禁绝"苏学"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苏轼在时人心目中的地位？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苏轼词之影响为什么会越来越广泛？
一、北宋党争与徽宗年间的禁绝"苏学"
北宋自王安石变法以来，朝廷上形成新、旧两派党争。他们从政治观点、推行的政策措施之不同，逐渐演化为个人恩怨，最终堕落为小团体乃至私人之争权夺利的勾心斗角。对政敌的打击越来越残酷，所使用的手段也越来越卑劣。这一场绵延不断的党争，横亘北宋中后期，仿佛是一场慢性自杀，逐渐破坏了统治结构的稳定。"始以党败人，终以党败国"（《宋史》卷三百五十六），北宋最终也在如此不断的政局大动荡和交错复杂的频繁党争内耗中，消尽气力，奄奄一息，终于被金人所灭。
这一场党争所带来的政局大动荡，在北宋年间大约有五次。党争之始，起于神宗重用王安石，在朝廷里全面主持变法。反对变法的臣僚如文彦博、富弼、司马光、苏轼等，纷纷被贬谪或自求外放。苏轼先是自求外放，为杭州通判，迁知密州、徐州等地，既而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政局的第二次动荡是因为神宗英年早逝，其子哲宗以十岁幼龄登基，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高氏全面起用旧党、排挤新党，苏轼因此回到朝廷，历任要职。或出为地方大员，始终甚得太皇太后器重。在此期间，旧党对新党的迫害已经演化为无原则的意气之争，且多用"文字狱"诬陷等卑下手段，为后期更加酷烈的政治迫害种下祸根。高氏去世，哲宗亲政，哲宗愤恨垂帘期间自己形同傀儡，遂弃旧党而起用新党，带来政局的第三次动荡。苏轼也遭受了晚年的最后一次厄运，被远贬岭南、海南。哲宗亲政仅七年，便撒手西去。在太后向氏的主持下，徽宗得以继位。向氏在徽宗的坚持下，短暂垂帘听政。此时，政局比较平稳、温和，太后与皇帝欲调和两党矛盾，被贬的旧党人士纷纷内迁或复职。苏轼则在回迁途中去世。这是政局的第四次动荡。徽宗亲政后，迅速改变政治面目，对旧党实施了更大规模、更为严重的政治迫害。带来政局的第五次动荡。苏轼虽然已经不在人世，政敌们却依然不愿轻易放过苏轼，开始对苏轼的作为、影响进行全面清算。
最后一次政局动荡的具体过程以及对"苏学"的清算大约是这样的：徽宗崇宁元年（1102）七月，蔡京拜相，极力主张复追贬元祐党人，禁元祐学术。同月，"禁元祐法"；九月，"立党人碑于端礼门"，"曾任待制以上官者"苏轼被列为首恶（均见《宋史纪事本末》卷四十九《蔡京擅国》）。崇宁三年六月，"诏重定元祐、元符及上书邪等者，合为一籍，通三百九人，刻石朝堂。……待制以上官苏轼等四十九人。"（《续资治通鉴》卷八十九）且令全国各州县皆刻"党人碑"，颁布天下。于是，对"苏学"迫害打击的序幕也全面拉开。崇宁二年四月，"诏苏洵、苏轼、苏辙、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马涓文集，范祖禹《唐鉴》，范镇《东斋记事》，刘攽诗话，僧文莹《湘山野录》等，印板悉行焚毁。"（《续资治通鉴》卷八十八）而且，"天下碑碣榜额，系东坡书撰者，并一例除毁。"（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一）崇宁三年和宣和六年（1124），朝廷又两度重申除毁苏轼诸人文集的禁令。阿谀奉承之徒，投皇帝与当政大臣所好，也纷纷向朝廷进言，甚嚣尘上。《清波杂志》卷五载：
淮西宪臣霍汉英奏：欲乞应天下苏轼所撰碑刻，并一例除毁。诏从之，时崇宁三年也。明年，臣僚论列：司农卿王诏，元祐中知滁州，谄事奸臣苏轼，求轼书欧阳修所撰《醉翁亭记》，重刻于石，仍多取墨本，为之赆遗，费用公使钱。诏坐罪。汉英遗臭晚年，臣僚亦应同科。政和间，潭州倅毕渐，亦请碎元祐中诸路所刊碑，从之。
一时间，朝野谈"苏"色变，苏轼"平日门下客皆讳而自匿，惟恐人知之。"（赵鼎臣《竹隐畸士集》卷二十《书杨子耕所藏李端叔帖》）朝廷的禁令，似乎从客观上限制了"苏学"的传播，牵累到人们对苏轼文风的学习与模仿。
二、徽宗年间"苏学"的传播与影响
但是，在生活实际中，数纸禁令完全无法根除人们心目中备受崇敬的苏轼，也无法抵御苏轼创作在北宋文坛所掀起的狂风巨浪。苏轼对徽宗年间文坛的影响，由显而隐，却无处不在。苏轼诗词文章在北宋后期继续发挥其魅力，大约有三个方面原因：
第一，一小部分端正刚直的苏门子弟和士大夫并不掩饰自己对苏轼人品、文章的景仰之情，他们对抗朝廷的文化禁令，公开学习、承继苏轼文风。北宋文网相对宽松，为他们提供了一块喘息之地。其中以苏轼门人李之仪作为最为倔强。徽宗年间，李之仪屡遭贬谪，且曾身陷囹圄，依然不变初衷。赵鼎臣称赞说："如端叔之徒，始终不负公（苏轼）者，盖不过三数人。"（赵鼎臣《竹隐畸士集》卷二十《书杨子耕所藏李端叔帖》）赵鼎臣与苏轼有过诗文交往，赵文作于宣和三年（1121），正是朝廷对苏文重申禁令期间，所以，赵鼎臣对李之仪的赞赏，同样反映出部分士大夫对苏轼的崇尚态度。"苏门四学士"之一晁补之，在徽宗即位初获知苏轼病逝的消息，作祭文痛悼说："间关岭海，九死归来，何嗟及矣，梁木其摧！"（《鸡肋集》卷六十一《祭端明苏公文》）崇宁年间党论复起，晁补之便归隐金乡家园，葺归来园，超然尘外，不与世俗同流合污。"苏门四学士"中的另一位张耒，"时知颖州，闻坡卒，出己俸于荐福禅寺修供，以致师尊之哀。乃遭论列，责授房州别驾，黄州安置。"（《清波杂志》卷七）被苏轼推许为"张耒、秦观之流"的李廌，也作文祭苏轼说："皇天后土，监一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万古英灵之气。"（《宋史》卷四百四十四《李廌传》）徽宗年间，李廌便绝意进取，定居长社（在今河南长葛县）。徽宗时又"有宿儒曰徐常，持节河朔，风采隐然，重于时，然持论与时大异。"徐常有教子诗曰："词赋切宜师二宋，文章须是学三苏"（《桯史》卷十三）。当时另外一位著名诗人李商老（彭），题诗嘲讽朝廷下旨除毁东坡书撰之碑碣榜额一事，曰："笔底飓风吹海波，榜悬郁郁照岩阿。十年呵禁烦神护，奈尔焚柎灭札何？"（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一）
人们时而将对苏轼崇敬的情感转移为对其子女的呵护，苏轼之子苏过因此受惠不少。《挥麈后录》卷八载："苏叔党以党禁屏处颖昌，极无憀，有泗州招信士人李植元秀者乡风慕义，岁一过之，必迟徊以师资焉，且致馈饷甚腆，叔党怀之。宣和末，向伯恭出为淮漕，自京师枉道以访叔党，留连请委，叔党道李之义风，而属其左顾之。伯恭入境，首令访问，加礼以待"向之湮是南北宋之交的重要词人，词风深受苏轼影响。
第二，徽宗以及周围的亲信、近臣，多有喜欢苏轼诗词文章者，在不知不觉中同样接受了苏轼的影响。在他们内心深处，仍然保留着一份对苏轼的崇敬之情。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他们严厉禁绝"元祐之学"，这种决策行为并没有真正得到他们自己内心的认同，所以，在实际操作中，这些禁令就从来没有被认真贯彻实施过。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载：
政和间大臣有不能诗者，因建言诗为元祐学术，不可行。李彦章为御史，承望风旨，遂上章论陶渊明、李杜而下，皆贬之。因诋黄鲁直、张文潜、晁无咎、秦少游等，请为禁科。故事，进士闻喜宴例赐诗，以为宠。自何丞相文缜榜后，遂不复赐，易诏书，以示训诫。……是岁冬初雪，太上皇意喜，吴门下居厚首作诗三篇以献，谓之口号，上和赐之。自是圣作时出，讫不能禁。
将作诗也当成元祐之学加以禁绝，未免荒唐。徽宗自己就是一位才华出众的诗人，时时不免"技痒"，阿谀者乘机投其所好，禁令就成为一纸空文。
仔细推敲起来，徽宗本人也与元祐之学有割不断的联系。徽宗初与"王晋卿侁、宗室大年令穰往来，二人者皆善作文辞，妙图画。而大年又善黄庭坚，故祐陵（徽宗）作庭坚书体，后自成一法。"（蔡绦《铁围山丛谈》卷一）徽宗于艺术创作原有一份极高的天赋，苏、黄之作皆为当代精品，以徽宗的审美层次，自然也会趋之若骛
。
徽宗喜好文学，亲信近臣中多能文之士或文学侍臣，他们受苏轼的影响更为普遍。王安中极得徽宗信任，官至检校太保、大名府尹。然王安中少时曾师事苏轼，徽宗年间虽谄事宦官梁师成、权贵蔡攸以进，奔竞无耻，而"其诗文丰润凝重，颇不类其为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初寮集提要》）南宋初周必大也评价说："时方讳言苏学，而公（王安中）已潜启其秘钥。"并进而推许王安中为"苏学"的承继者："黄、张、晁、秦既没，系文统、接坠绪，谁出公右？岂止袭其佩、裳其环而已。"（《初寮集》卷首《序》）《艺苑雌言》也有同样的评价："宣政间，忌苏黄之学，而又暗用之。王初寮阴用东坡，韩子苍阴学山谷。"（转引自沈雄《古今词话》上卷）另一位深得徽宗欢心的文学侍臣曹组，其子曹勋追忆说："东坡谓先公深于明经、史学。"（《松隐集》卷十一）也就是说，曹组曾得苏轼奖掖，并以此为荣，告诉自己的子女。徽宗年间，曹组仍与苏轼子苏过保持密切过往关系，曹勋回顾说"宣政间，先子与叔党少尹乡契厚善。"（《松隐集》卷三十三）其渊源就来自早年苏轼对曹组的赏识。曹组的创作，也必然地受到苏轼的影响，明人杨慎《词品》卷二说："曹元宠梅词'竹外一枝斜，想佳人天寒日暮。'用东坡'竹外一枝斜更好'之句也。徽宗时禁苏学，元宠又近幸臣，而暗用苏句，其所谓掩耳盗铃者。"即使徽宗年间排击元祐党人最坚决的权相蔡京，其宠子蔡绦也与乃父大异其趣。蔡绦撰《西清诗话》，"多用苏轼、黄庭坚之说"（《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九之一三）；撰《铁围山丛谈》"至于元祐党籍，不置一语，词气之间，颇与其父异趣。于三苏尤极意推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铁围山丛谈提要》）
苏轼的文墨，经朝廷多次禁绝焚毁，物以稀为贵，反而身价百倍。尤其得徽宗内府宦官的喜爱，他们不惜重金购买，搜集的数量颇丰。《春渚纪闻》卷六《东坡事实》载：
先生翰墨之妙，既经崇宁、大观焚毁之余，人间所藏，盖一二数也。至宣和间，内府复加搜访，一纸定直万钱。而梁师成以三百千取吾族人《英州石桥铭》，谭祯以五万钱辍沈元弼"月林堂"榜名三字。至于幽人、释子所藏寸纸，皆为利诱，尽归诸贵近，及大卷轴输积天上。丙午年，金人犯阙，输运而往，疑南州无一字之余也。而绍兴初，余于中贵任源家，见其所藏几三百轴，最佳者有径寸字。
徽宗朝君臣们表面行为与真实喜好、内心认同的脱节，为苏轼文风的流播，留下了可游刃的空间。朝廷的禁令，首先是徽宗君臣自己破坏的。
第三，北宋后期，朝野逐渐形成对苏轼的崇拜之风气，这就使得苏轼的影响深入人心。《清波杂志》卷三载：徽宗即位初年，苏轼自海南贬谪"归毗陵，病暑，著小冠，披半臂坐船中，夹运河千万人随观之。坡顾坐客曰：'莫看杀我否？'"。这种风气弥漫于徽宗年间社会上下层，包围着朝廷的决策者，影响着他们的判断决策。
北宋崇文抑武，以文为贵，所以，执文坛牛耳者受到社会阶层的普遍崇拜，这已成为北宋社会的一种特征和风尚。这种崇拜和迷恋，有点类似今天"追星族"的痴迷。加上苏轼高尚人格的巨大魅力，这一崇拜愈益深入人心。各阶层对徽宗年间朝政黑暗腐败的不满，使他们对朝廷的禁令更有一种逆反心理。对苏轼的继续崇拜就是他们对抗朝廷的某种表现方式。徽宗年间虽禁"苏学"，然"四海文章慕东坡，皆画其像事之。"
东坡诗文在当时士大夫中间依然悄悄盛行，达到家喻户晓的地步，甚至以公开的方式主宰着文坛的创作风气，人们对苏轼文学创作的喜爱，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朱弁《风月堂诗话》说：
崇宁、大观间，东坡海外诗盛行，后生不复有言欧（阳修）公者。是时，朝廷虽尝禁止，赏钱增至八十万。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坡诗者，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
在这样的社会与文坛风气包围下，三教九流中都不乏苏轼的崇拜者。徽宗迷信道教，便有道士借鬼神进言。《贵耳集》卷上载：
徽考宝箓宫设醮。一日，尝亲临之。其道士伏章，久而方起。上问其故，对曰："适至帝所，值奎宿奏事方毕，始达。"上问曰："奎宿何神？"答曰�"即本朝苏轼也。"上大惊，因是使嫉能之臣谗言不入。
这位道士明显是苏轼的崇拜者，故借机装神弄鬼，以改变徽宗的看法。大约就是受类似这样周围人们的影响，徽宗始终对禁绝元祐学术、立元祐党人碑之事惴惴不安。崇宁五年（1106）正月，"彗出西方，其长竟天"。徽宗"以星变避殿损膳，诏求直言。刘逵请碎元祐党人碑，宽上书邪籍之禁，帝从之。夜半遣黄门至朝堂毁石刻。"（《宋史纪事本末》卷四十九《蔡京擅国》）在元祐党人中，苏轼由于文名最著而居显要位置，受到徽宗周围宠臣的关注。虽然蔡京始终将苏轼视作眼中钉，但维护苏轼的当朝新贵也不是少数。徽宗的宠信宦官高俅"本东坡先生小史，笔扎颇工"。徽宗年间皇帝"优宠之，眷渥甚厚，不次迁拜"。"然不忘苏氏，每其子弟入都，则给养问恤甚勤。"（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七）对苏轼也多有维护。另一权宦梁师成，干脆攀附苏氏，自言乃苏轼出子，且为苏轼鸣冤，诉于徽宗说："先臣何罪？""自是，轼之文乃稍出"（《宋史》卷四百六十八《梁师成传》）。梁师成的作为，甚至惠及元祐党人子弟，《齐东野语》卷八载："及梁师成用事，自谓苏氏遗体，颇招延元祐诸家子孙，若范温、秦湛之徒。"苏轼受到徽宗亲信的这等眷顾，对元祐学术的禁令于是首先从苏轼这里开始突破。
下层士子、百姓，不满朝廷所为，对禁绝"苏学"的抵触情绪更大。他们更远地离开政治旋涡中心，无所谓个人或官场得失，可以更加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乃至付诸行动。《梁溪漫志》卷七载：
宣和间，申禁东坡文字甚严。有士人窃携坡集出城，为阍者所获，执送有司。见集后有一诗云："文章落处天地泣，此老已亡吾道穷。才力谩超生仲达，功名犹忌死姚崇。人间便觉无清气，海内何曾识古风。平日万篇谁爱惜？六甲收拾上遥宫。"京尹义其人，且畏累己，因阴纵之。
《挥麈第三录》卷二亦载：
九江有碑工李仲宁，刻字甚工，黄太史（庭坚）题其居曰"瑑玉坊"。崇宁初，诏郡国刊元祐党籍姓名，太守呼仲宁使劖之。仲宁曰："小人家旧贫窭，止因刻苏内翰、黄学士词翰，遂至饱暖。今日以奸人为名，诚不忍下手。"守义之，曰："贤哉！士大夫之所不及也。"馈以酒而从其请。
凡此种种，都说明苏轼在当时声誉之隆，诗文流传之广，以及社会各阶层对朝廷禁令的普遍抵触心理。从上至下，人们口头上应付的是一套，心里所想或见于实践的是另一套，徽宗年间三令五申之禁绝"苏学"已成为一纸空文。由于禁令的反面刺激，反而促使苏轼诗文更为流行，更受普遍阶层的欢迎。所以，苏轼对徽宗年间文坛的影响，也就更加广泛而深入人心。苏轼"诗化"革新对徽宗词坛的影响，就发生、出现于这样的一种社会文化背景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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