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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出版社出版
定价：14.00元
A5开本
ISBN 7-200-04305-2/I·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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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宗年间俗词创作全面兴盛，涉及的范围极其广泛。俗词的出现，是歌词俚俗性质的自然表现，是社会风尚转变的结果，而不是出于一种自觉的理论倡导，或者说也不是创作中的一种特别追求。词人们从事创作是自发的，所以，徽宗年间俗词创作的现象较为庞杂，在“俗”的旗帜下汇聚了不同风格的词人、不同类型的题材，创作目的也各不相同。本节力图对这种松散的创作现象做一个大致的梳理，从而勾画出这一时期俗词创作的概貌。
一、俗词作家队伍之广泛
北宋社会下层的歌词创作，始终没有与俚俗的倾向脱离干系。徽宗年间，一旦具有高雅情趣的帝王、文人士大夫参与到俗词创作的潮流之中，歌词俚俗之创作倾向就汇卷了社会上下层。所以，参与到俗词创作之中的作家，数量极其庞大。不同社会地位和阶层、不同政治观点、不同风格流派的作家，都被卷入到俗词创作之中，他们的歌词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从皇帝的近臣和御用文人，到一般的文人士大夫，乃至被排挤出朝的元祐党人，以及下层知识分子、歌妓乐工、释道神仙与民间艺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创作出不同内容、不同风貌的俗词。
迎合皇帝口味，阿谀取悦帝王，创作出大量俚俗词的，首先是徽宗的亲信近臣。上文言及蔡攸、王黼、李邦彦等人，出将入相，位极人臣。他们的升官秘诀就是善伺人主意，投其所好。以俗词相谑浪调笑、献媚讨好，就是诸多手段中的一种。蔡攸政和末提举大晟府，一度主持供奉朝廷的词、乐之修订与创制工作，在这方面花费了不少精力（详见《宋史》卷一百二十九《乐志》）。李邦彦等人当年“人争传之”的俗词，今天已经全部失传，这大约与他们的作为给北宋带来灭顶之灾有关，或许南宋人士对他们的唾骂、痛恨而殃及池鱼。然而，从徽宗其他近臣的作品中，依然可以窥豹一斑。
王安中（1076—1134）是徽宗幸臣之一，字履道，中山曲阳（今属山西）人。元符三年（1100）登进士第。政和间以善写阿谀颂圣文章而得徽宗擢拔，除中书舍人，迁御史中丞。宣和元年（1119）拜尚书右丞，宣和三年以尚书左丞出镇燕山府。召还，除检校太保，、大名府尹兼北京留守司公事。靖康之后，连遭贬谪。王安中为文丰润敏拔，“以文辞自显，号为杰出”（周紫芝《初寮集序》），有《初寮集》传世，其中含词一卷。他的词应制谀颂成分很浓，其审美趣味是紧随着徽宗而转移的。其《洞仙歌》云：
深庭夜寂，但凉蟾如昼。鹊起高槐露华透。听曲楼玉管，吹彻《伊州》。金钏响，轧轧朱扉暗扣。
迎人巧笑道，好个今宵，怎不相寻暂携手？见淡净晚妆残，对月偏宜，多情更、越饶纤瘦。早促分飞霎时休，便恰似阳台，云梦归后。
这首词写一次艳游的经历。上阕写所游之秦楼楚馆清幽高雅的环境和美人的歌乐一曲。在月明如昼的寂静夜晚，听美人“玉管”一曲，“吹彻《伊州》”。其间，伴以动听的“金钏响”，更觉旖旎艳丽。上阕写的是初到歌楼的一段熟悉、应酬过程，双方都还有点温文尔雅。结句“轧轧朱扉暗扣”，已经暗示着歌妓的今夜留客。下阕则转入两情相悦、携手相亲、梦入巫山云雨的艳事记载，语言风格也转为浅俗流利。“迎人巧笑道，好个今宵，怎不相寻暂携手？”是歌妓留客的直白口吻，语言由雅转俗，切合了歌妓的身份。“见淡净”三句，是词人对歌妓容貌、体态的赏识。下阕词人用口语恣意描写歌妓娇媚依人、巧笑玲珑、情意缠绵、楚楚动人的形象，以至分手之后仍时时回想。徽宗艳游李师师家，感受大概亦如此。
王安中这类艳词的创作环境，《一落索》下阕曾有过描述：“秀句银钩争妙，殷勤东道。蛮笺传与翠鬟歌，便买断、千金笑。”这样“千金”买欢、宴席应酬、当筵歌唱的创作，有时则用通俗的口语，表现世俗的情感，如“更算恼伊深处，月当楼”（《虞美人》）等。
俗词作家其次是朝廷的御用文人，即以大晟词人为代表的“宫廷词人”。这批词人的创作趣好及职能，与上述亲信近臣相似，都是以颂圣逢迎为其主旨。不过，他们的地位则远远不如徽宗的亲信近臣，他们是依靠阿谀攀附权贵进身的，如大晟词人中绝大多数都是依赖蔡京及其子蔡攸的奖拔而得一官半职。他们的词作风格，最受徽宗的审美趣向支配，徽宗审美口味的多样化，导致这些词人作品风格的多样化。徽宗为了满足自己的声色之乐，设立大晟乐府，府中网罗一批精通音乐的词人，专业从事整理古曲、创制新乐、填写新词的工作，他们对徽宗君臣的荒淫所为，屡屡起推波助澜的作用。大晟词人，既是“雅词”创作群体的主流作家，又是“俗词”创作群体的主流作家。他们在力求歌词“雅化”的同时，也创作了大量的靡曼谐俗的艳词。历代词论家都从“风雅”的角度观察大晟词人的创作，多数人故意忽略了他们大量靡曼谐俗的艳情小曲。先来读两首大晟词人的作品：
草草时间欢笑，厌厌别后情怀。留下一场烦恼去，今回不比前回。幸自一成休也，阿谁教你重来？
眠梦何曾安稳？身心没处安排。今世因缘如未断，终期他日重谐。但愿人心常在，到头天眼须开。
晁端礼《河满子》
几日来、真个醉。不知道，窗外乱红，已深半指。花影被风摇碎，拥春酲乍起。 有个人、生得济楚。来向耳畔，问道今朝醒未？情性儿，慢腾腾地，恼得人又醉。
周邦彦《红窗迥》
晁端礼，政和三年（1113）召为大晟府按协声律，未到官而卒。但他的词作则已经随同流俗，且时时依据大晟府的要求从事创作，所以，晁端礼仍然可以被归入大晟词人群。《河满子》写男女相思艳情。当年聚散匆匆，别后烦恼无限。日日盼望重逢，嘴里却要强自支撑：“阿谁教你重来”。这也是怨苦之言，相聚相恋的结果，就是“留下一场烦恼去”，想起来令人惧怕，所以，才害怕对方重来，重新招惹一场风流怨债。这种种假意掩饰，最终被苦痛所冲破。下阕写别后思量的百般苦味。思念已极，睡梦也难得安宁，身心总是飘忽不稳，牵挂着天涯游子。离人只能强自安慰：“今世因缘如未断，终期他日重谐。”结句将急切的重逢期望转为对天的祷告，表现了相思之情深、情痴。整首词都是由俗语组成，浑似备受离别煎熬的市井歌妓脱口而出的肺腑诉说。与柳永词相比，更少了一些文人化的修饰，平白朴实的口吻倾诉出满腹真情。其俚俗化程度更为彻底，将柳永的俚俗格调更向民间推进了一层。
周邦彦的这首《红窗迥》十分具有时代典型意义。《红窗迥》是徽宗年间十分流行的、适合以俚俗语言与戏谑口吻叙事抒情的一个词调。王灼曾言及曹组有大量的《红窗迥》之作，但一首也没有流传下来，周邦彦的这一首词就弥足珍贵，它保存了当时词坛创作盛行的一种风貌。全词以浅俗口语组成，写与歌妓厮混之惬意。两情相悦，相守相伴，温馨和美，不关心窗外春已老去，“花影摇碎”，乱红满地。每日再伴之以醇酒，酒不醉人人自醉。伊人善解人意，娇语解颐。结尾更因伊人之调情弄俏，再度醉入温柔乡，全词有着浓厚的色情味。这首词口语化程度同样十分彻底，如喜用对话问语、民间俗语“济楚”、儿化音句式等等，平白如话。张炎例举清真词这一类风格的作品说：“如‘为伊泪落’，如‘最苦梦魂，今宵不到伊行’，如‘天便教人，霎时得见何妨’，如‘又恐伊，寻消问息，瘦损容光’，如‘许多烦恼，只为当时，一晌留情’”等等，并且批评说：“淳厚日变成浇风也”（《词源》卷下）。刘熙载指责清真词“只是当不得一个‘贞’字”（《艺概》卷四），王国维比较欧阳修、秦观和周邦彦说：“便有淑女与娼妓之别”（《人间词话》），都是对周邦彦这类浅俗艳冶词风作品的不满。这些评语“头巾”气过浓，不足为凭。
《全宋词》只存五首《红窗迥》，有二首作者名失传，另二首作者为柳永、曹豳，都是用特别浅俗的语言、戏谑的口吻叙事抒情。由此可以揣想曹组失传《红窗迥》的风貌，以及徽宗年间词坛的创作风气之一种。而且，这五首《红窗迥》字数各不相同，分别为53字、55字、57字、58字、63字，说明《红窗迥》是流行于民间下层的一个非常活泼多变的词调。
大晟词人的俚俗词，大都专写男女艳情。他们设想歌妓“想伊家、应也背著孤灯，暗弹珠泪。”“翻思绣阁旧时，无一事，只管爱争闲气。及至恁地单栖，却千般追悔。”（晁端礼《金盏子》）“谁知此际，有人灯下，偷把归期问。”（晁端礼《御街行》）分手之后，魂牵梦萦，“别来泪滴，罗衣犹凝。料为我厌厌，日高慵起，长托春酲未醒。”（徐伸《转调二郎神》）想起在分手思念的痛苦消磨时光，又有“痛念你、平生分际，辜负我、临老风光”（晁端礼《满庭芳》）的叹息。思念至极，便会转为怨恨，“别来不寄一行书。寻常相见了，犹道不如初。”（晁冲之《临江仙》）与情人相对时，又有了千种娇媚风情，“殢娇不易当，著意要得韩郎。”（万俟咏《钿带长中腔》）面对如此情深之佳丽，男方也不免“拼今生、对花对酒，为伊泪落。”（周邦彦《解连环》）这类题材和风格的词作，大晟词人写来总是那么细腻真切、自然感人。
《碧鸡漫志》卷二认为晁端礼、万俟咏“源流从柳氏来”，况周颐《历代词人考略》卷十六评晁冲之慢词“紆徐排调，略似柳耆卿”，再加上前文所引王灼之语，个别词论家已经注意到大晟词作之靡曼谐俗一面。
御用文人并不仅仅限于供职大晟府者，在徽宗周围还聚集着一批以文字供奉朝廷的文人，他们的作为就与大晟词人一样，围绕着徽宗的喜好逢迎创作。最典型的例子是曹组。曹组字彦章，后改字元宠，颖昌（今河南禹县）人。少游庠校有名声，六举未第，著《铁砚篇》自励。宣和三年（1121），命题作赋，限一日投进。曹组援笔立就，文不加点，深得古风。徽宗特命就殿试，中五甲，赐同进士出身，徽宗在玉华阁亲自召见，赐书曰：“曹组文章之士”。任睿思殿待制，官至阁门宣赞舍人。有《箕颖集》二十卷，不传。《全宋词》录曹组词36首。关于曹组被召殿试，《名贤氏族言行类稿》卷十九载：
亳人曹元宠，善为谑词，所著《红窗迥》者百余篇，雅为时人传颂。宣和初召入宫，见于玉华阁。徽宗顾曰：“汝是曹组耶？”即以《回波词》对曰：“只臣便是曹组，会道闲言长语。写字不及杨球，爱钱过于张补。”帝大笑。球、补皆当时供奉者，因以讥之。
从这一条记载中可以看出，曹组是靠自己的才思敏捷以及投合徽宗嗜俗的审美心态而得帝王欢心的，其作用类似于朝廷弄臣。这首《回波词》《全宋词》漏收，可以让读者窥见曹组作词的风格，略略弥补百余首《红窗迥》失传的遗憾。《回波词》，又名《回波乐》，唐中宗时期开始流行，以浅俗滑稽著称。如裴谈用《回波词》自述惧内，云：“回波尔时栲栳，怕妇也是大好。外边只有裴谈，内里无过李老。”曹组喜欢用这类词调，是由其审美趣味决定的。这里的《回波词》就承袭了唐人浅俗滑稽的作风。
曹组的《红窗迥》虽然已经全部失传，但流传至今的作品中仍不乏浅俗艳冶者，大致也能展现他这方面的创作才华。以《醉花阴》为例：
九陌寒轻春尚早，灯火都门道。月下步莲人，薄薄香罗，峭窄春衫小。 梅妆浅淡风蛾袅，随路听嬉笑。无限面皮儿，虽则不同，各是一般好。
这首词写元宵灯会之夜晚出游。词人不是欣赏火树银花的灯火，而是将目光凝聚在今夜外出赏灯的千姿百态的美貌女子身上。她们颤袅的“步莲”行姿、时髦的“峭窄春衫”穿戴、适宜的“梅妆浅淡”修饰，都一一展现在词人笔下，细腻真切，令人目不暇接。结尾词人将这种浏览姿态各异、各有千秋之佳人所获得的审美愉悦，用最浅俗明白的语句来表达：“无限面皮儿，虽则不同，各是一般好”。生动活泼，与词人此时世俗的审美心态也相吻合。
曹组作品中如此以口语、俗语做生动描绘的，随处可见。如写细读佳人之来信说：“香笺细写频相问，我一句句儿都听”（《忆瑶姬》）；写窗外景致的微小变化给人带来的感触说：“窗儿外、有个梧桐树，早一叶、两叶落”（《品令》）；写奔波的无奈与归隐的念头说：“田园有计归须早，在家纵贫亦好。南来北去何日了？”（《青玉案》）等等。又如咏写蜡烛“待得灰心，陪尽千行泪”还是从李商隐《无题》中化出，而“照人欢醉，也照人无睡”，则全用口语，自铸新词，妙喻天成。曹组当时流行于词坛的，就是这种风格的作品。
浅俗的作风贯穿于曹组的各类题材作品之中。离开酒宴与歌妓，即使是柳永也能写得十分高远古雅的羁旅行役题材，在曹组手中依然多用口语，通俗流畅，如《忆少年》说：
年时酒伴，年时去处，年时春色。清明又近也，却天涯为客。 念过眼、光阴难再得。想前欢、尽成陈迹。登临恨无语，把阑干暗拍。
据《碧鸡漫志》所载，曹组是位多产作家，所作“滑稽无赖”之作甚多。这样一种迎合时俗的创作方式，难免有写得过分随意而失去艺术品味的。如其《扑蝴蝶》云：“人生一世，思量争甚底？花开十日，已随尘共水。且看欲尽花枝，未厌伤多酒盏，何须细推物理。
幸容易。有人争奈，只知名与利。朝朝日日，忙忙劫劫地。待得一晌闲时，又却三春过了，何如对花沉醉。”作品口语化程度依然很高，但仅仅是在枯燥乏味地说理，为自己的及时行乐寻找借口。词人对名与利的超脱实际上是做作的，只不过是在官场上获得太少的牢骚怨言，因此，这种乏味的说理就更缺乏艺术感染力。曹组另有一首《相思会》，表达的主旨与《扑蝴蝶》相似，有一定的形象描绘，词云：“人无百年人，刚作千年调。待把门关铁铸，鬼见失笑。多愁早老，惹尽闲烦恼。我醒也，枉劳心，谩计较。
粗衣淡饭，赢取暖和饱。住个宅儿，只要不大不小。常教洁净，不种闲花草。据见定、乐平生，便是神仙了。”过这种淡泊的生活毕竟不是词人的心愿，词里所写也不是真心话。用口语诉说心境，本来应该是十分真切感人的，然这些词却缺乏这样的魅力。
徽宗年间一般文人士大夫，浸染时风，创作中明显流露出向俚俗倾斜的走势。向子諲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向子諲（1085—1152），字伯恭，自号芗林居士。宋真宗年间宰相向敏中玄孙。元符三年（1100）以恩荫补官。徽宗年间曾任开封府咸平县知县、江淮发运司主管文字、淮南转运判官、京畿路转运副使等职。有词集《酒边集》二卷，下卷为“江北旧词”，多数为徽宗年间所作。徽宗年间，词人流连于秦楼楚馆，有许多为声色歌舞所作的小词。词人多以靡曼谐俗的语言，写自己风流艳冶的生活，词风与柳永相近。《鹧鸪天》说：
浅浅妆成淡淡梅，见梅忆着旁妆台。书无鸿雁如何寄，肠断催归作么回？ 千种恨，百般猜，为伊怀抱几时开？可堪江上风头恶，不放朝云入梦来。
词写离别之后对一位心爱歌妓的思恋之情。这是一位淡淡浅妆、如梅花一样秀逸的佳人，分手以后便没有鸿雁传递书信，叫人空自肠断思念。更为可怜的是，词人期望梦中能够一见情人的愿望也落空了。无奈中，词人只好责怪“江上风头恶”，将有情人阻隔在两地。词用通俗的口语组成，浅近直白，但又娓娓说来，层层深入。向子諲“江北旧词”中甚多通俗流丽的句子，如“何曾一霎离心上，怎得而今在眼前？”（《鹧鸪天》）“而今不恨伊相误，自恨来何暮。”（《虞美人》）“取醉归来因一笑，恼人深处是横波。”（《浣溪沙》）“心事不能知，叫人直是疑。”（《菩萨蛮》）等等。
歌词俚俗的创作倾向一旦挣脱正统审美观念的束缚，便在广泛阶层的创作中体现出来。俗词作家的另一大类是在野的作家群。徽宗年间党争残酷，元祐党人纷纷被贬出京。元祐党人及门生，学术见解和政治观点与执政者完全不同，其词作的题材、格调也与“宫廷词人”的谀颂、艳情有别，但是，部分歌词的语言风貌、表现方式则依然深受时风影响。《碧鸡漫志》卷二评价说：“赵德麟、李方叔皆东坡客，其气味殊不近，赵婉而李俊，各有所长。晚年皆荒醉汝颖京洛间，时时出滑稽语。”两位风格不同的苏门弟子，徽宗年间受时风影响，居然在创作中表现出趋同的倾向。可以这两位作家为例，审视在野作家群体在俗词创作方面的作为。
赵令畤（1061—1134），初字景贶，改字德麟，自号聊复翁，太祖次子燕王德昭玄孙。元祐六年（1091）签书颖州公事，与州长官苏轼相与唱和。苏轼爱其才而荐之于朝，因此被时人目之为苏轼门下客。徽宗时坐与苏轼交通，入党籍，罚金，废罢家居。存词35首。赵令畤有写歌妓的，语言由通俗略略转雅，如《浣溪沙》云：
稳小弓鞋三寸罗，歌唇清韵一樱多。灯前秀艳总横波。 指下鸣泉清杳渺，掌中回旋小婆娑。明朝归路奈情何。
词的序言说：“刘平叔出家妓八人，绝艺，乞词赠之。脚绝、歌绝、琴绝、舞绝。”写这种市井艳俗题材，语言风格自然趋于浅俗。词的上阕写歌妓的弓样小脚、清韵歌唇、横波媚眼，皆靡漫谐俗。下阕转写琴声与舞姿，语言风格才趋雅化。结句又出以口语，保持了作品整体的通俗风貌。
赵令畤写得更加浅俗，且出之以“滑稽语”的，是被罢黜家居时抒发牢骚愤懑情绪的作品。这类作品的内容，与徽宗近臣、宫廷词人所作之俗词，明显不同。《西江月》云：
人世一场大梦，我生魔了十年。明窗千古探遗编，不救饥寒一点。 更被维摩老子，不教此处容言。炉薰清炷坐安禅，物物头头显现。
官场险恶给词人沉重的打击，他没有乃师苏轼的脱略胸襟，故牢骚满腹。词人出身高贵，自负文才，又曾得文坛领袖苏轼的赏识、奖拔，自以为可以有一番作为。岂知被卷进党争风波，罚金罢职，家居十年。回想人生种种遭遇，恍如“一场大梦”。词人哀叹自己书窗苦读千古圣贤“遗编”，却在现实生活中毫无用处，“不救饥寒一点”。下阕词人只得转向佛家参禅，寻求精神安慰。但这是失意后的无奈之举，恐怕没有多少作用，否则就不会有这样多的牢骚了。词人另一首《浣溪沙》，叹息老来处境，自我安慰，词云：
少日怀山老住山，一官休务得身闲，几年食息白云间。 似我乐来真是少，见人忙处不相关，养真高静出尘寰。
词人似乎已经完全超脱尘俗，习惯于无官身闲的生活。他终于完成了“少日怀山”的心愿，只是悠然自得地旁观他人的奔忙劳碌。然从词人故意的夸耀之中，还是能够品味出词人被迫“老住山”的苦涩与无奈。强调自己“养真高静”自在生活的目的，还是在于安慰自己受伤的心灵。
类似以通俗语句感慨生平的词句颇多，如写自己的憔悴落泊曰：“断送一生憔悴，只销几个黄昏。”（《清平乐》）写旅途的奔波、友人的离多聚少说：“人生更在艰难内，胜事年来不易逢。”（《鹧鸪天》）上述这些词都是用直白的语言抒发情感，与赵令畤“清超绝俗”的总体风格有一定的差异。
李廌（1059—1109），字方叔，号济南，华州（今陕西华县）人。元丰年间，至黄州谒见苏轼，以文章见知。苏轼说他的文章“笔墨澜翻”，有“飞沙走石之势”。为“苏门六君子”之一。应礼部试未果，苏轼与范祖禹共同荐之于朝，未得任职，遂绝意仕进。早期词清疏淡远，徽宗年间，受世风影响，逐渐创作了一些靡曼谐俗的作品。如政和年间，李廌见一善讴老翁，便戏作《品令》云：
唱歌须是，玉人檀口，皓齿冰肤。意传心事，语娇声颤，字如贯珠。 老翁虽是解歌，无奈雪鬓霜然。大家且道，是伊模样，怎如念奴？
《品令》是北宋流行的一个俚俗词调，多俳谐之作，传唱于下层歌妓、伶工之间②。《全宋词》存北宋《品令》十二首，其中八首作于徽宗年间，可见世风转移、审美趣好改变直接影响了词人对词调的选择。李廌这首词不仅从观念上坚持认为歌词须十七八女孩子持红牙板娇语曼唱，而且通篇用口语，如同对平常人做平常解说。上阕对歌女容貌、歌声、唱腔、表情的描摹，是宋代歌舞酒宴场面中的一个真实画面。词的下阕所用的戏谑嘲讽口吻，也是徽宗年间词坛所具有的共同特征。
俚俗的创作现象还出现于其他苏门弟子的作品之中。晁补之徽宗年间创作最为活跃，他作于崇宁元年（1102）的一首《惜分飞》，抒别离之情，下阕说：“不会史君匆匆至，又作匆匆去计。谁解连红袂？大家都把兰舟系。”以口语入词已经成为徽宗年间词坛的一种普遍现象。晁补之赠歌妓之词，更与柳永、以及徽宗宫廷词人的作风相近，《永遇乐》下阕说：“只你厌厌，教人竟日，一点无由诉。如今拼了，萦眠惹梦，没个顿身心处。深诚事，骖鸾解佩，是许未许。”
此外，还有其他社会各阶层的人参与到俗词的创作之中来，如民间艺人、释道神仙、下第举子、市井歌妓等等，下文在讨论题材内容方面问题时将继续涉及。
二、俗词题材内容之多样
徽宗年间的俚俗词是淫靡世风的产物，主要迎合人们贪图享乐的需求，所以，题材偏于写艳情相思，如上文所例举的多数词作都是如此。然而，俚俗词的广泛流行和普遍阶层词人的参与创作，必然带来歌词内容上的突破。部分词人已经习惯用俗词表述自己的种种情感，他们的创作往往超越艳情的范围。结合苏轼开创的“无事不可言、无意不可入”的创作传统，徽宗年间俚俗词题材内容方面的突破同样是广泛且深远的，词人们用俗词抒发了内心的多种情感。
第一，是对社会现实针砭批判的愤世之情。
徽宗年间朝政黑暗，权奸当道，民不聊生，仁人志士不得施展抱负，社会矛盾蓄积重重。用俚俗词斥责现实，有其犀利直接的优点，许多词人便借俗词抒愤，表达对现实的极端不满。沈作喆《寓简》卷十载：
汴京时，有戚里子邢俊臣者，涉猎文史，诵唐律五言数千首，多俚俗语。性滑稽，喜嘲讽，常出入禁中。善作《临江仙》词，末章必用唐律两句为谑，以调时人之一笑。徽皇朝，置花石纲，取江淮奇卉石竹，虽远必致。石之大者曰神运石，大舟排联数十尾，仅能胜载。既至，上皇大喜，置之艮岳万岁山下，命俊臣为《临江仙》词，以“高”字为韵。再拜词已成，末句云：“巍峨万丈与天高。物轻人意重，千里送鹅毛。”又令赋陈朝桧，以“陈”字为韵。桧亦高五六丈，围九尺余，枝柯覆地几百步。词末云：“远来犹自忆梁陈。江南无好物，聊赠一枝春。”其规讽似可喜，上皇忍之不怒也。内侍梁师成，位两府，甚尊显，用事。以文学自命，尤自矜为诗。因进诗，上皇称善，顾谓俊臣曰：“汝可为好词，以咏师成诗句之美。”且命押“诗”字韵。俊臣口占，末云：“用心勤苦是新诗。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髭。”
邢俊臣以词曲为武器，对现实与权臣进行辛辣的讽刺，言人所不敢言。他嘲讽徽宗为满足一己的奢欲而劳民伤财，正话反说。梁师成在徽宗年间更是权倾一时的宦官，连宰相王黼也是依赖阿谀梁师成而获取职务的，对梁师成俯首帖耳。平日梁师成自称是苏轼的出子，喜作诗附庸风雅。邢俊臣则敢揪住其没有胡须的生理缺陷肆意讥刺，并对其所作的诗歌也投以不屑。由于徽宗喜爱这种格调的作品，所以就不会“龙颜大怒”，在逗趣一乐中邢俊臣也逃脱了朝廷的惩罚与权贵的报复。这种寓庄于谑的进言方式要比直言进谏相对安全，因此也从另一个方面鼓励了俗词的创作。
徽宗年间，民间词人更善于用通俗滑稽的政治讽刺词抨击社会弊端和腐败政局。这些民间文学的作者，不留姓名，其创作不是为了博取个人名声，而只是因为看不惯现实，不平则鸣，有的放矢。所以，民间俗词针对性更强，往往一词讥讽一事，锋芒毕露，其作风与白居易的《新乐府》诗相似。
例如，徽宗即位初，为了平衡朝廷多种政治势力，坐稳龙椅，曾做出虚心纳谏的开明姿态，下诏求直言。于是，臣僚纷纷上言讨论新旧两党相争是非，议论朝廷施政大纲，其主旨大约是为旧党辩护。徽宗因此决定次年改元“建中靖国”，“欲以大公至正，消释朋党”（《宋史纪事本末》卷四十八《建中初政》）。崇宁元年，政局又变，“绍述”之说再起，徽宗的态度完全倒向新党，且起用奸佞小人蔡京为相。蔡京趁机将元符末言事者一并打入党籍，这段时间里上书直言者俱得罪，都被贬谪出京。京师便流传俗词《滴滴金》，辛辣嘲讽当政者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诡诈手段，词云：
当初亲下求言诏，引得都来胡道。人人招是骆宾王，并洛阳年少。 自讼监宫并岳庙，都一时闲了。误人多是误人多，误了人多少？
龚明之《中吴纪闻》卷五
词人以唐比宋，以极诙谐的口吻，似乎是在嘲弄那些不知好歹的上书言事者，事实上矛头直指朝廷。上阕讥讽上书言事者自以为象骆宾王与“洛阳年少”一样才高、耿直、忠诚，没有认清皇帝与朝臣的真实嘴脸，对牛弹琴，那岂不是“胡道”？下阕写直言进谏的可悲下场。“监宫并岳庙”都是指祠禄官，无职事而有俸禄，朝廷原来用以优宠士大夫。神宗熙宁二年以后，朝廷用以安排政见不同者，实际上就成为贬窜官的一类。忠心为国，却落入“一时闲了”的无奈境地。“误人多是误人多，误了人多少”，反复强调，是留给轻信皇帝诚意者的沉痛教训。政局如此变幻莫测，还能叫人有什么指望呢？
徽宗还有许多随心所欲的怪诞举动，也是民间作者嘲弄的对象。徽宗崇信道教，排斥释佛，宣和元年正月乙卯，诏：“佛改号大觉金仙，余为仙人、大士之号。僧为德士，易服饰，称姓氏。寺为宫，院为观，即住持之人为知宫观事。所有僧录司可改作德士司，左右街道录院可改作道德院。德士司隶属道德院，蔡攸通行提举。天下州府僧正司可并为德士司。”（《续资治通鉴》卷九十三）洪迈《夷坚志》卷七也记载说：“政和间改僧为德士，以皂帛裹头项，冠于上”（按：“政和”当为“宣和”之误）。这种称呼与服饰的改变不伦不类，纯粹是无事生非，有无名氏作词两首讥刺说：
因被吾皇手诏，把天下寺来改了。大觉金仙也不小，德士道：却我甚头脑。 道袍须索要。冠儿戴，恁且休笑？最是一种祥瑞好。古来少，葫芦上面生芝草。
《夜遊宫》
早岁轻衫短帽，中间圆顶方袍。忽然天赐降辰毫，接引私心入道。 可谓一身三教，如今且得逍遥。擎拳稽首拜云霄，有分长生不老。
《西江月》
和尚光头，道士蓄发，将和尚改为道士，就得掩饰如此尴尬景况。朝廷居然能够异想天开，让和尚用皂帛裹头，将光秃秃的脑袋遮盖起来。《夜遊宫》就抓住这一滑稽可笑的举止，尽情嘲讽。徽宗年间君臣为了证明当今确实是太平盛世，圣王再出，便大量编造祥瑞事迹，如甘露降、黄河清、玉圭出、嘉禾芝草同本生、瑞麦连野、野蚕成茧等等，史不绝书。词人在结尾便抓住这一点，让和尚蓄发，如同“葫芦上面生芝草”，也不是旷世难遇的“祥瑞”？这里，庄重神圣的“吾皇”就成了昏庸可笑的小丑，其荒诞无稽，令人捧腹。这样的嘲讽，真够犀利辛辣的。这与文人士大夫只敢将朝政腐败黑暗的原因归之于奸佞小人当道的作风，截然不同，词中对皇帝已经没有丝毫尊重。
《西江月》所描写的对象，身份经历数次变化：最初是“轻衫短帽”的秀才，后削发为“圆顶方袍”的和尚，最终又因“天赐降辰毫”而被迫改作道士。这一对象的选择非常具有典型意义。中原自唐朝武则天时开始，讨论儒、道、佛三教合一的问题，屡有争议。想不到在这首词的主人公身上轻易的解决了三教合一的问题。作者好象是在讥讽这位摇身数变的士人，矛头依然指向举止荒唐的帝王。“天赐”云云，直接将帝王揪出来示众。下阕进一步说：拜君王所赐，词中主人公居然也有了长生不老的希望。当时朝廷将道教吹嘘得神乎其神，妖孽左道兴风作浪，甚得皇帝宠信，如王老志被赐封为“洞微先生”、王仔昔被赐封为“通妙先生”、林灵素被赐封为“通真达灵先生”等等。词中的“长生不老”是正话反说，是对这一系列丑恶现象的揶揄嘲讽。
宣和时，徽宗又下旨逼迫“士人结带巾，否则以违制论，士人甚苦之”（《中吴纪闻》卷六），士人便作词讥刺说：“头巾带，谁理会？三千贯赏钱，新行条例。不得向后长垂，与胡服相类。
法甚严，人尽畏。便缝阔大带向前面系。和我太学前辈，被人叫保义。”（失调名）朝廷政务甚多，不去理会正事，却在这些小事上斤斤计较，且大动干戈，悬赏奖惩，严法苛求，确实可笑。其新装饰“与胡服相类”，也非常不成体统。只要将这些可笑现象罗列出来，就是最辛辣的针砭。
宣和三年，宋廷以金帛交换，侥幸收复部分燕云失地。当政大臣瞒败为胜，趁机自我吹嘘，朝廷内外一片升平歌颂之声，不知灭顶之灾将至。于是，都门盛唱小词说：“喜则喜，得入手。愁则愁，不长久。忻则忻，我两个厮守。怕则怕，人来破斗。”（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卷三十九）民间已经看出宋廷色厉内荏的虚弱本质，预感到前景堪忧，以俗词的方式传达了这一份冷峻与忧虑。
这些词浅俗易懂，无所顾忌，容易流传人口，体现了民间的智慧，有很强的战斗力，能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南渡后，词人们时而用俗词讥讽、批判现实，形成一个良好的创作传统。如醴陵士人所作的《一剪梅》说：“宰相巍巍坐庙堂，说着经量，便要经量。那个臣僚上一章，头说经量，尾说经量。
轻狂太守在吾邦，闻说经量，星夜经量。山东河北久抛荒，好去经量，胡不经量？”南宋度宗咸淳年间，朝廷实行田地“经量”。进一步搜刮民脂民膏，供统治者奢侈无度的挥霍。而对外，统治者则一味卑躬屈膝，不思收复北方大片国土。于是醴陵的下层知识分子便在墙壁上题写此词，辛辣地讽刺和有力地鞭挞了当时的统治阶层。围绕着“经量”一事，通篇采用重辞叠句的修辞方法。短短篇幅，连用八个“经量”，主语不同，含义亦不同。刻画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的丑恶面目。又如杨佥判所作的《一剪梅》说：“襄樊四载弄干戈，不见渔歌，不见樵歌。试问如今事若何？金也消磨，谷也消磨。
柘枝不用舞婆娑，丑也能多，恶也能多。朱门日日贾朱娥，军事如何？民事如何？”襄樊攻守之战是南宋末年抗击元兵南侵斗争中最壮烈的一幕。当时襄樊军民数年浴血苦战，粮尽援绝，频频告急。而独揽朝政的贾似道却隐瞒军情，置之不理，继续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暗中并输金纳币，卑躬求和。目睹耳闻这一切，下层便出现了这样一首辛辣的讽刺词。它抨击贾似道之流的祸国殃民，深忧襄樊的战事和国家的安危。作品对比鲜明、大胆激烈。巧妙地运用了该调重叠的章法，加强语气和情感的深度，富有民歌风味。虽然语意直露，但入木三分的揭露，刚劲泼辣的风格，皆新人耳目。这些词皆承继了徽宗年间民间俗词的传统，这是徽宗年间俚俗词留给后世最光辉的一章。
第二，是友人间戏谑取乐的朋友之情。
宋人喜幽默，友人之间经常开开玩笑，以博轻松一笑，抖落生活的沉重，同时表现相互间融洽的情感。苏轼、黄庭坚等等显示这种个性特征的趣事，在宋人笔记中俯拾皆是。所以，宋诗多幽默，江西诗派、诚斋体等都以此为显著创作特征之一。宋人的这种个性特征，到了徽宗年间，结合俗词盛行的环境，才进入词的创作领域。徽宗年间的政治黑暗，许多士大夫看不到出路何在，他们需要以幽默来减轻现实的苦闷。可以陈瓘、邹浩为例。
陈瓘（1057—1124），字莹中，号了翁，又号了斋、了堂，南剑州沙县（今属福建）人。元丰间进士，调湖州掌书记，签书越州判官，历秘书省校书郎，出通判沧州，知卫州。徽宗时，召为左正言，迁左司谏。极论蔡卞、章惇、安惇、邢恕等人的罪状，是元符末积极上书直言时事者之一。崇宁中因得罪蔡京入党籍，除名远窜，安置通州，徙台州、楚州等。卒谥忠肃，学者称了斋先生。《全宋词》录陈瓘词22首。陈瓘为官以端正持重著称，以尚气节闻名。徽宗年间任谏职时，抨击蔡京兄弟，不遗余力。因此屡遭迫害，被贬远方，但又始终不屈。贬谪期间，与友人邹浩“以长短句相谐乐”（《苕溪渔隐丛话》卷三十九引《复斋漫录》）。有《蝶恋花》嘲戏邹浩长髭，词曰：
有个胡儿模样别。满颔髭发，生得浑如漆。见说近来头也白，髭须那得长长黑。 （落一句）籋子镊来，须有千堆雪。莫向细君容易说，恐他嫌你将伊摘。
邹浩（1060—1111），字志完，常州晋陵（今江苏常州）人。元丰五年（1082）进士。累官至右正言。哲宗亲政时因直言谪新州。徽宗立，复召为右正言，累迁左司谏。也是元符末积极言事者之一。后坐党籍，谪永州。有《道乡集》，存词二首。邹浩与陈瓘交情甚笃。徽宗即位初年，故作开明姿态，下诏求言，陈瓘立即上书为邹浩的罢职鸣不平。后来两人又同遭贬谪，彼此关心呵护。这首词以老友的黑髯长须为戏谑题材，由须发的色泽黑而变白，揣摩友人贬居期间抑郁的心情。用“千堆雪”的极度夸张，写友人苦痛之深沉，与对友人身心的摧残。这种揣摩，事实上是以自己为原型的，所以，同时表现的是陈瓘贬居期间的处境与心境。词中流露出对友人的款款深情。在艰难的岁月里，友人间相互戏谑，逗得开怀一笑，也是保持精神乐观的一种方法。这样的戏谑词，是词人不屈服于环境的一种表示。
邹浩有《临江仙》回赠，词云：
有个头陀修苦行，头上头发毵毵。身披一副□裙衫，紧缠双脚，苦苦要游南。 闻说度牒朝夕到，并除颔下髭须。钵中无粥住无庵，摩登伽处，只恐却重参。
邹浩此词，《苕溪渔隐丛话》卷三十九引《复斋漫录》说是“谓莹中多欲也”。陈瓘不能忘怀现实，被贬谪以后仍念念不忘政局的变化，曾作《尊尧集》，讨论王安石新法的是非，一再招致政敌的残酷迫害。邹浩故意以出家苦修的头陀比拟友人，词中所叙述皆为虚构。既是善意的玩笑，实际上又是在婉言劝说陈瓘超脱一些，避免招来杀身之祸。这番苦心，友人间当能够会意一笑。
当时有广陵马推官往来于陈瓘、邹浩之间，陈瓘又有《减字木兰花》相赠，词云：
一尊薄酒，满酌劝君君举手。不是亲朋，谁肯相从寂寞滨？ 人生如梦，梦里惺惺何处用？盏到休辞，醉后全胜未醉时。
依然用口语化的语言直抒胸臆，然情绪略略转向颓唐。一方面，词人感谢友人在自己寂寞中的来访，举杯相属，聊以自慰。另一方面，则企图借酒浇愁，一醉方休。
第三，是抒发个人生活感受的复杂感情。
宋人用小词所抒写的一己私情，最多的是与歌妓缠绵往来的艳情，徽宗年间俗词更擅长这类情感的描写，这是属于传统题材范围之内的。这里所介绍的抒情之突破，是指艳情之外的复杂情绪，如思乡、隐逸、被贬挫折、人生体验、参禅等等。
这类作品，以陈瓘的创作最为出色。陈瓘在做官或著述立说方面是非常严肃的，但他小词的总体作风却是诙谐幽默，浅俗流畅。除了友人间的戏谑赠答以外，陈瓘还有许多俗词，涉及到自己一己私情的诸多侧面。如《卜算子》云：
只解劝人归，都不留人住。南北东西总是家，劝我归何处？ 去住总由天，天意人难阻。若得归时我自归，何必闲言语。
这是词人听杜鹃啼鸣声，借题发挥，有感而发。据说，杜鹃啼声，似“不如归去”，于是，词人对“劝归”之说发表己见。北宋士大夫最可贵的品质之一是在逆境中始终保持乐观的态度与进取的精神。北宋帝王重用、信任文人士大夫，特别有意识地从贫寒阶层选拔人材。这一大批出身贫寒、门第卑微的知识分子能够进入官僚集团，他们能够肩负起“治国平天下”的历史使命，完全依靠朝廷的大力提拔，因此他们对宋王室感恩戴德、誓死效忠，即使仕途屡遭挫折，也此心不变。这是他们乐观态度与进取精神的根源所在。陈瓘在徽宗年间频频遭遇挫折，却不愿轻言归去。“南北东西总是家”的开阔胸襟，使得词人执着于现实社会。歌词以轻松的语调拒绝了“劝归”，表现了北宋文人士大夫的传统品质。
另一首《卜算子》则写还乡之乐，词云：
黄了旧皮肤，最是风流处。多少纷纷陌上人，不听春鹃语。 触目是家山，到了须拈取。云散长空月满天，好个还乡路。
家乡是永远让人牵挂的，还乡总是难以抑制喜悦之情。在“云散长空月满天”的爽朗日子里，在“纷纷陌上”的人群中，自己是一个回家的幸运者，词人情不自禁地歌唱起“好个还乡路”。而写他乡的蹉跎，用“黄了旧皮肤”的幽默表达，同样可以看出词人在困境中的乐观，也是为下面还乡的喜悦做铺垫。
用幽默浅俗的词笔，构成流畅轻快的格调，是陈瓘词的突出特征。如写自己日常生活，则说：“一腹便便，也读春秋也爱眠。”（《减字木兰花》）写参禅者只知道在细节上纠缠不休说：“世间多少老婆禅，犹苦问，台山路。”（《一落索》）用药材说理云：“世间药院，只爱大黄干草贱。急急加工，更靠硫黄与鹿茸。”（《减字木兰花》）写现实处境的险恶说：“问著总无言，有口番成哑。荆棘林中自在身，即是知音者。”（《卜算子》）这些词共同体现了词人在不同的境遇中的复杂情感。
第四，是宣扬宗教的出世之情。
释、道二教为了使自己的宗教理论为广大民众所接受，常常用白话俗语说理，力求通俗易懂。他们利用多种民间文学形式传播学说，如变文、说书、俗讲、鼓子词、诸宫调等等。徽宗佞道，北宋末年道教因此异常兴盛，小词又是当时人们所喜闻乐见的文学样式，部分道士就用歌词布道。流传词作最多的是张继先。
张继先，字家闻，嗣汉36代天师，崇宁四年（1105）赐号虚靖先生，有《虚靖词》，存词56首。其词多写道家修炼之术。为了宣扬自己的学说，张继先词中有许多浅俗的作品。宗教劝世，其目的是劝说广大阶层的普遍接受，所以语言的通俗易懂是最为关键的。唐代的俗讲、变文，乃至敦煌出土的与宗教相关的诗词，都以浅俗平易为其语言特征。张继先在这一方面有非常好的继承，在徽宗年间俗词创作的大环境中，更是如鱼得水。如徽宗曾戏问张继先所带的葫芦为何不开口，张继先便作《点绛唇》答之，词曰：
小小葫芦，生来不大身材矮。子儿在内，无口如何怪？ 藏得乾坤，此理谁人会？腰间带，臣今偏爱，胜挂金鱼袋。
这首词从题材分类应该是咏物词，所咏之物又是针对徽宗的提问。其实，徽宗的问话就带戏谑成分，词人以同样语调作答，最能博取皇帝欢心。道家讲究炼取丹药，以求长生。腰间葫芦时常是盛放这类丹药的。葫芦身材矮小，质朴无华，木讷无言，腹中却“藏得乾坤”，道家修炼功夫内敛其中。葫芦似乎真正懂得了潜藏隐退之道，这就是道家修炼的境界。张继先能借咏物，巧妙地说明道家学说。而且是即席写作，可见作者对小词形式的熟练掌握。
张继先又回答他人有关修炼的提问时说：
长生之话口相传，求丹金液全。混成一物作神仙，丁宁说与贤。 休噎气，莫胡言，岂知造化玄。用铅投汞汞投铅，分明颠倒颠。
作者在语气之间对道家的炼丹也有隐隐的不信任。恐怕张继先身在其中，最能明白个中奥秘，故以此戏谑口吻劝说世人不必过于固执。修道修身，不在执着于长生丹药的提炼，那是一种有所图的急功近利的做法，作者并不同意。作者的旨意恐怕是劝世人应该真正做到身心修炼，超脱尘俗。其它如写自己的日常生活：“独自行兮独自坐，独自歌兮独自和。日日街头走一过，我不识吾谁识我。”（《度清霄》）这是一种修道寂寞的生活，修炼到一定境界，已经物我两忘，不知己身为何物。写降魔的结果说：“立活化民，摄邪归正，生息熙熙享太平。”（《沁园春》）自神其说，煞有其事，同时也捎带谀颂了徽宗年间的太平盛世，与“宫廷御用文人”殊途同归。写修炼过程说：“调理三关，安和四体，静无忧扰相煎。太微冥契，元始语诸仙。”（《满庭芳》）其说渐入玄境。
释、道修行，必须超脱尘世之外，其生活方式与隐士类似。当他们将宗教说理与隐逸生活环境结合起来描写，就具有了一定的形象性。净端，字明表，自号安闲和尚。崇宁二年（1103），一日辞众，歌“渔夫”数声坐化。存《渔家傲》四首，其一云：
斗转星移天渐晓，蓦然听得鹈鹕叫。山寺钟声人浩浩。木鱼噪，渡船过岸行官道。 轻舟再奈长江讨，重添香饵为钩钓。钓得锦鳞船里跳，呵呵笑。思量天下渔家好。
清晨时刻，鸟鸣声、木鱼声、山寺钟声，浑融成一片和谐的自然音响，反衬出环境的清幽静谧。词人轻舟垂钓，无拘无束，摆脱尘累。“呵呵笑”之际，显示了佛门清修生活给词人所带来的愉悦。词人是比较喜欢用景物来烘托自己的心境的，如“浪静西溪澄似练，片帆高挂乘风便”等。词人在另一首《渔家傲》里归结这种随意垂钓的乐趣之根源时说：“不是修行何得到？一般好，西方净土无烦恼。”还是在劝说人们修行出家，但是，词人在词中所描述的生活方式，不象一位苦行僧，更象一位传统的隐士。
释、道之外，士大夫也有用小词的形式诉说宗教悟道心得的。如邹浩的《渔家傲》说：“慧眼舒光无不见，尘中一一藏经卷。闻说大千摊已遍。门方便，法轮尽向毫端转。
月挂烛笼知再见，西方可履休回盼。要与老岑同掣电。酬所愿，欣逢十二观音面。”这首词与张继先及其他释道的小词一样，更多的是抽象说理，语言枯燥乏味，不堪卒读。虽然直白如话，却依然不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张继先《沁园春》上阕说：“急急修行，细算人生，能有几时？任万般千种风流好，奈一朝身死，不免抛离。蓦地思量，死生事大，使我心如刀剑挥。难留住，那金乌箭疾，玉兔梭飞。”写人生苦短，光阴飞逝，难以摆脱生死的纠葛，其间没有太多的形象。与其说是文学创作，不如说是有韵的说教文字。
三、俗词艺术表达之成就
相对而言，俗词在语言运用、结构安排、修辞手法使用等诸多方面要粗糙一些，词人大都是率意而为，未做精心构思组织。但是，俗词在艺术表达方面依然有自己的优势，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以下分别论述。
其一，俗词脱口而出，率真自然，能够比较真实地表现词人的内心世界与情感活动，反映词人现实生活中不加掩饰的世俗的一面。叶嘉莹先生将周邦彦之前的北宋词归纳为以“自然直接的感发之力量为作品中之主要质素”，而周邦彦则“是一种以思索安排为写作之推动力的新的质素的出现”（
《灵谿词说·论周邦彦词》），这也是北宋词向南宋词转移的关键点。上面讨论大晟雅词创作时已经有详细涉及。这几乎已经成为徽宗年间词坛创作的主流倾向。在这种创作大的走势之中，俗词却一定程度地保持了“自然感发”的纯真，读来时常有清新可亲的感受。
这种创作优势突出表现在大晟词人的作品中。大晟词人创作俗词，不必象谀颂词那样以僵硬的格式，在狭小的范围内，应制敷衍。而是可以结合个人的情感体验，作真切的抒写，充分发挥词的文体特长。以周邦彦的《大有》为例：
仙骨清羸，沈腰憔悴，见傍人、惊怪消瘦。柳无言，双眉尽日齐斗。都缘薄幸赋情浅，许多时、不成欢偶。幸自也，总由他，何须负这心口。
令人恨、行坐儿断了更思量，没心求守。前日相逢，又早见伊仍旧。却更被温存后。都忘了、当时僝僽。便搊撮、九百身心，依前待有。
这首词始见周邦彦的《片玉集》，写一位歌妓与情人分手后所备受的痛苦折磨与再度相逢的欢喜。事实上是在抒发词人自身的情感，却以代言的方式，假托歌妓之口说出。浅俗的语言，与歌妓的身份相称。歌词从伊人的体态“清羸消瘦”、双眉的尽日紧锁说起，推究到叫人“憔悴”的原因，原来是“薄幸赋情浅”。于是，内心的怨苦就压抑不住，怨恨对方的“心口”不一。下阕写坐卧不安的思量以及重逢的喜悦。思念的结果，居然又得“前日相逢”，对方的体貌、温存、深情“仍旧”，刹那间，便“都忘了当时僝僽”。“九百”为宋人俗语，用来讥讽痴呆、神经不健全的人，犹如今人所说的“二百五”。用在这里，连起来指自己的一片痴情得到了回报。清人《词谱》认为周邦彦这首词“欠雅驯”，而列南宋潘希白之作。其实，这首词将内心的痛苦与喜悦和盘托出，没有了王国维所说的“隔”的感觉，真切动人。
周邦彦以口语、俗语写现实生活的真实体验与内心情感的佳句甚多，除了上述《词源》所引以外，其它如：“除共天公说，不成也还，似伊无个分别。”（《满路花》）“佳约人未知，背地伊先变。恶会称停事，看深浅。”（《归去难》）“为甚月中归，长是他、随车后。”（《迎春乐》）“去即十分去也，如何向、千种思量。”（《满庭芳》）“酒罢歌阑人散后，琵琶轻放，语声低颤，灭烛来相就。”（《青玉案》）“马如飞，归未归？谁在河桥见别离。”（《长相思》）“我爱深如你，我心在、个人心里。”（《万里春》）“几回相见，见了还休，争如不见。”（《烛影摇红》）对大晟词人来说，俗词不是偶一染指，而是花费了大量的笔墨与精力在此上面的。
大晟词人中除了周邦彦，就数晁端礼流传的作品最多，俗词保留得也最多，成就颇高。如其《摊破浣溪沙》说：
一见郎来双眼明，春风楼上玉箫声。谁信同心双结子、苦难成。 瑶佩空传张好好，钿筝谁继薛琼琼？若是今生无此分、有来生。
词写男欢女爱之欢情与誓死相恋之坚贞。这位女子十分真诚，见意中郎君来到，便喜不自禁，明眸炯炯。“春风楼上玉箫声”，周围的一切都变得如此美好。岂知好事多磨，“同心结子”，违背人意而落空。“张好好”与“薛琼琼”都是代指意中的歌妓，词人已经由上阕的代歌妓言情转为下阕的直抒己情。“若是今生无此分、有来生”，这样的心愿，是对现实的无奈，也是对爱情坚贞的表达。这首词中的口语皆经词人提炼，显得纯净明了。然诚挚的喜怒哀乐情感，扑面而来，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晁端礼的慢词中也多俚俗佳作，如《安公子》云：
渐渐东风暖，杏梢梅萼红深浅。正好花前携素手，却云飞雨散。是即是、从来好事多磨难。就中我与你才相见，便世间烦恼，受了千千万万。
回首空肠断，甚时与你同欢宴？但得人心长在了，管天须开眼。又只恐、日疏日远衷肠变，便忘了、当本深深愿。待寄封书去，更与丁宁一遍。
这首词从欢聚一直说到分手，以及分手后的丁宁嘱咐。当年在东风渐暖、梅杏盛开的季节里，花前携手，有无限欢情。及至好事多磨，云飞雨散，好因缘又叹息过于短暂。“世间烦恼，受了千千万万”，最平常的语言，说出恋爱中男女所遭受的无休止折磨。下阕写别后“肠断”之思念，盼望能再度相逢。词人祈求上天“开眼”，让有情人相聚。但终究又对情人疑心不定，恐怕对方因时日的久隔而改变衷肠，忘记了当初的“深深”许愿。因此，期待寄书一封，再度丁宁对方。恋爱中或惊或疑的微妙复杂心理变化，被表现的淋漓尽致。语言虽然浅俗，回味却无穷。
晁端礼留传至今的俗词还有30首之多，占其现存词作的20%。尤其是赵万里从赵辑宁星凤阁抄本《闲斋琴趣外编》补录的二十一首半，全部是俚俗之作，显示出明确的创作意图。所以，晁端礼以俗语述说私情的佳句更多。除上述所引之外，如“料得那里、千僝万僽，嗔我也思量我。”（《上林春》）“眼来眼去，未肯分明道。有意于人甚不早，谩教我、心下终日悬悬。”（《洞仙歌》）“枕畔耳边都悄悄，忆伊模样声音。些儿年纪正难禁，盟言虽在，只恐我痴心。”（《临江仙》）“不言不语只偎人，满眼里、汪汪地。”（《一落索》）“所恨不能飞上路，书书只怪迟归去。”（《一斛珠》）“从来因被，薄情相误，误得人来已怕。”（《鹊桥仙》）“天天若许，长长偎傍，顶戴著、一生也即不枉。”（《殢人娇》）“人前不敢分明语，暗里频回顾。罗襟滴泪无数，匆匆又是空归去。”（《梁州令》）从语言方面，晁端礼词时而还能比较显著地看出柳永词影响，如《菩萨蛮》说：“薄衾小枕重门闭，孤灯照著人无寐。”脱胎于柳永的《忆帝京》“薄衾小枕天气，乍觉别离滋味。展转数寒更，起了还重睡。毕竟不成眠，一夜长如岁。”
当然，俗词许多时候写得十分粗糙率意，也有个别作品流于无聊恶俗。晁端礼《滴滴金》上阕说：“庞儿周正心儿得，眼儿单，鼻儿直。口儿香，发儿黑，脚儿一折。”雕琢过分，已失去俗语的天然韵趣。有的作品完全是色情表现，如晁端礼的《殢人娇》上阕说：“旋剔银灯，高搴斗帐，孜孜地、看伊模样。端相一饷，揉搓一饷，不会得、知他甚家娘养。”迹近卑俗下流。这些都是淫靡世风在歌词中的自然表现。
大晟之外，以俗词写艳情而佳者可举阮阅为例。阮阅，字闳休，自号散翁，又号松菊道人，舒城（今属安徽）人。存词六首。“政和间，官于宜春。官妓有赵佛奴，籍中之铮铮者。尝为《洞仙歌》赠之。”（《能改斋漫录》卷十七）词云：
赵家姊妹，合在昭阳殿。因甚人间有飞燕？见伊底，尽道独步江南，便江北、也何曾惯见？ 惜伊情性好，不解嗔人，长带桃花笑时脸。向尊前酒底，得见些时，似恁地、能得几回细看？待不眨眼儿、觑著伊，将眨眼地工夫，剩看几遍。
将赵佛奴比作汉代赵飞燕姊妹，据说赵飞燕身轻能做掌上舞，上阕就是夸奖赵佛奴舞姿出众，独步江南江北。下阕称赞赵佛奴的温柔与美艳。“将眨眼地工夫，剩看几遍”，说明词人喜欢到了极点，而赵佛奴的美艳也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其构思非常新颖别致。《词林纪事》卷九引《宜春遗事》称：“此词已为元曲开山矣。”而《能改斋漫录》又称阮阅“他词皆类此”，可见阮阅也是以俗词写艳情的能手。
其二，与以往的俚俗词不同，徽宗年间的俗词创作具有自己特有的表达方式，这就是上文屡屡涉及的以戏谑入词。常见的方式有：幽默、讽刺、揶揄、俏皮、自嘲、滑稽等等，有时多种戏谑方式掺杂在一起，共同获得审美效果。这是与新的社会环境与审美需求相适应的，是徽宗年间俗词不同于柳永词的新变。
徽宗年间俗词这种特殊表达方式之获得，首先与宋人喜欢戏谑调笑的行为举止密切相关。宋代出身贫寒、门第卑微之来自中下阶层的知识分子得到朝廷的充分重视，他们通过相对公正的科举考试选拔，纷纷进入仕途，甚至进入领导核心层。他们出将入相，真正肩负起“治国平天下”的历史使命。他们一方面对改变他们人生命运的赵宋王朝感恩戴德、誓死效忠，即使仕途屡遭挫折，也此心不变；另一方面，宋代为文人士大夫提供的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和较高的社会地位，也使他们感觉到可以有所作为。因此，传统的“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贯彻落实到士大夫的思想和行动中，就进一步发展成为“进亦忧，退亦忧”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换句话说，与前代文人或士大夫相比，宋代文人的精神面貌是倔强的、轻松的、乐观的。而他们平日言行举止喜欢戏谑调笑，就是这种新的精神面貌之外在的表现。潇洒风趣的言行举止几乎成了宋代文人的一种共同行为特征，而绷着面孔做人的理学家在宋代则是绝对少数。翻检宋人笔记，友人、师生、同僚、亲人之间，时时有幽默乃至不失善意的玩笑。现举《邵氏闻见后录》卷三十的几条载录，以见一斑：
秦少游在东坡坐中，或调其多髯者。少游曰：“君子多乎哉！”东坡笑曰：“小人樊须也。”
郭忠絮嘲聂崇义曰：“近贵全为聩，攀龙即作龙。虽然三个耳，其奈不成聪。”崇义曰：“吾不能诗，姑以二言为谢：勿笑有三耳，全胜畜二心。”陈亚、蔡襄亦云：“陈亚有心终是恶，蔡襄无口便成衰。”王汾、刘攽亦曰：“早朝殿内须呼汝，寒食原头尽拜君。”攽又嘲王觌云：“汝何故见卖？”觌曰：“卖汝直甚分文。”其滑稽皆可书也。
孙传师名览，人有投诗者曰：“伏惟笑览。”传师曰：“君无笑览，览合笑君。”
士人口吃，刘贡父嘲之曰：“本是昌徒，又为非类，虽无雄才，却有艾气。”盖周昌、韩非、扬雄、邓艾皆口吃也。
王荆公好言利，有小人谄曰：“决梁山泊八百里水以为田，其利大矣。”荆公喜甚，徐曰：“策固善矣。决水何地可容？”刘贡父在坐中曰：“自其旁别凿一八百里泊则可容矣。”荆公笑而止。予以与优旃滑稽“漆城难为阴室”之语合，故书之。
这些戏谑幽默，既有平常随意的，也有涉及重大现实问题的。这种行为特征，首先在宋人的诗歌创作中有了明显的表现。江西诗派的作风之一就是喜欢诙谐幽默的“打猛诨入，打猛诨出”。黄庭坚将自己的诗歌创作与老师苏轼的诗歌创作相比较，说：“小儿未可知，客或许敦庬。诚堪婿般，买红缠酒缸。”（《子瞻诗句妙一世，乃云效庭坚体，次韵道之》）以自己的儿子只能与苏轼的孙女般相配，诙谐地表示自己的创作不如苏轼。南宋杨万里诗歌创作从江西诗派变化而来，“诚斋体”的特征之一就是富于幽默诙谐的风趣。如《戏笔》说：“野菊荒苔各铸钱，金黄铜绿两争妍。天公支与穷诗客，只买清愁不买田。”宋人这种行为特征在小词中的普遍表现，则一直待到徽宗年间的俗词创作才形成一定规模。
俗词这种新的表现方式之出现，同时也是迎合了徽宗喜调侃逗乐的寻欢作乐之本性， “皆可助尊俎间掀髯捧腹”（
《夷坚三志》卷七）。历代宫廷都有以幽默诙谐的小丑似的言行举止曲意劝谏君王的传统， “批龙鳞于谈笑，息蜗争于顷刻，而悟主解纷。”（郭子章《谐语序》）即使君主执迷不悟，这种轻松诙谐中寓针砭讥刺的方式也不会招惹杀身之祸，如汉代的东方朔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北宋时期，这种宫廷特殊讽谏传统得以沿袭。如神宗年间，王安石主持变法，台谏反对，纷纷被贬官出去。而当时的教坊使丁仙现，“于戏场中乃便作为嘲诨，肆其诮难，辄有为人笑传。”王安石发怒，丁仙现则屡次得皇帝庇护。故当时谚语说：“台官不如伶官。”（详见《铁围山丛谈》卷三）到了徽宗时期，朝政黑暗，政治斗争残酷，朝廷中容不得不同政见者。人们只能将对现实社会、对当政者的不满，化为嬉笑怒骂，以戏谑嘲讽的方式表现出来。徽宗在政治方面从本质上来说是肤浅的，他在获得愉悦快乐之际，往往不顾及对方批评的矛头指向，在哈哈大笑中对讥刺者多加庇护。《清波杂志》卷六载：
宣和间，钧天乐部焦德者，以谐谑被遇，时借以讽谏。一日，从幸禁苑，指花竹草木以询其名。德曰：“皆芭蕉也。”上诘之，乃曰：“禁苑花竹，皆取于四方。在涂之远，巴至上林，则已焦矣。”上大笑。亦犹“鍬、浇、焦、烧”四字之戏：掘以鍬，水以浇，既而焦，焦而烧也。其后毁艮岳，任百姓取花木以充薪，亦其谶也。
焦德亦曾用戏谑方式，辛辣嘲讽蔡京，《清波杂志》卷六又载：
蔡京罢政，赐邻地以为西园，毁民屋数百间。一日，京在园中，顾焦德曰：“西园与东园景致如何？”德曰：“太师公相，东园嘉木繁阴，望之如云；西园人民起离，泪下如雨。可谓‘东园如云，西园如雨’也。”
艺人还以这种方式嘲谑徽宗年间得意的宦官童贯，《齐东野语》卷十三亦载：
宣和中，童贯用兵燕蓟，败而窜。一日内宴，教坊进伎为三四婢，首饰皆不同。其一当额为髻，曰蔡太师家人也；其二髻偏坠，曰郑太宰家人也；又一人满头为髻如小儿，曰童大王家人也。问其故，蔡氏曰：“太师觐清光，此名朝天髻。”郑氏者曰：“吾太宰奉祠就第，此懒梳髻。”至童氏则曰：“大王方用兵，此三十六髻也。”
民间俗文学善幽默讽刺，以戏谑方式入俗词，讥刺朝政、朝贵，便有顺理成章、得心应手之妙。因此，徽宗年间部分俗词自觉地继承了中国古代滑稽文学“谈言微中”的传统，嬉笑怒骂，锋芒毕露，无所顾忌。上文所言邢俊臣所为即是突出事例。他不仅讥刺徽宗“花石纲”之扰民，甚至揪住梁师成的生理缺陷肆意嘲讽。
再举侯彭老为例。侯彭老，字思孺，长沙人，大观年间进士登第。“建中靖国以太学生上书得罪，诏归本贯，缀小词别同舍。”（《清波杂志》卷十二）调寄《浣溪沙》，词云：
十二封章，三千里路，当年走遍东西府。时人莫讶出都忙，官家送我归乡去。 三诏出山，一言悟主，古人料得非虚语。太平朝野总多欢，江湖幸有宽闲处。
词人反语讥讽，对自己因直言而被遣归乡深表愤慨。“十二封章，三千里路”，意同韩愈“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官家送我归乡去”，则是幽他一默。归乡隐逸总是文人挂在嘴上的口号，词人居然无意中获得“官家”送归的“殊荣”，难怪词人要以此为“夸耀”资本了。下阙揭露“三诏出山，一言悟主”的虚伪性。词人言正值“太平”盛世，“朝野总多欢”，朝廷清闲无事，自己理当置闲，归隐江湖。针对当时朝政之黑暗，明显是正话反说。据说“此词即传，斋各厚赆其行。亦传入禁中，即降旨令改正。属同获谴者不一，乃格。”（同前）词人竟然差一点因此词而改变命运前程，亦可见徽宗对做诙谐俗词者的欢喜与宽容。
宣和年间，朱勔以花石纲得徽宗宠幸，“弟侄数人，皆结姻于帝族，因缘得至显官者甚众。”（《中吴纪闻》卷六）而后身败名裂，家破人亡，民间有作谑词二首讥刺，皆失调名，词云：
做园子，得数载。栽培得那花木，就中堪爱。时将介，保义酬劳，反做了，今日殃害。 诏书下来索金带，这官诰看看毁坏。放牙笏便担屎担，却依旧种菜。
叠假山，得保义。幞头上、带着百般村气。做模样，偏得人憎，又识甚条制？ 今日伏惟安置，官诰又来索气。不如更叠个盆山，卖八文十二。
两首词都抓住朱勔的出身卑贱肆意嘲讽。讥刺朱勔虽然靠阿谀徽宗得享高官厚禄，但仍然摆脱不了“百般村气”。一旦失势，不免重新“放牙笏便担屎担，却依旧种菜”。以出身论人的做法今人不能同意，然词人着眼于“花石纲”给百姓与国家带来的骚乱、祸害，痛斥朱勔之流的无耻，立足点还是正确的。词当做于靖康年间，依然是徽宗词坛风气的延续。
文人们对自己日常生活的窘境，有时也出之以戏谑，以化解自身的无奈。《苕溪渔隐丛书》卷三十九引《上庠录》说：“政和元年，尚书蔡薿为知贡举，尤严挟书。是时有街市词曰《侍香书童》，方盛行，举人因其词加改十五字，作‘挟怀’词。”歌词如下：
喜叶叶地，手把怀儿摸。甚恰恨出题厮撞著，内臣过得不住脚。忙里只是，看得班驳。 骇这一身冷汗，都如云雾薄。比似年时头势恶，待检又还猛想度。只恐根底，有人寻著。
试场挟带作弊，心里忐忑不安。偷看“挟书”时则“喜叶叶地”，被“厮撞著”，不免“骇这一身冷汗”。作弊者终究心里不塌实，“只恐根底，有人寻著”。词人以诙谐调笑的语言，活灵活现地写出试场作弊、做贼心虚的特殊心理状态。
再以《夷坚三志》卷七所载的一首《青玉案》为例，词作描绘了政和间举子赴试的可怜相，词曰：
钉鞋踏破祥符路，似白鹭，纷纷去。试盠幞头谁与度？八厢儿事，两员直殿，怀挟无藏处。 时辰报尽天将暮，把笔胡填备员句。试问闲愁知几许？两条脂烛，半盂馊饭，一阵黄昏雨。
这首词用贺铸《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韵，连个别句子如“试问闲愁知几许”等也用贺铸词成句。举子赴试，风尘仆仆，趋之若骛。欲作假挟带，以备考场中偷看，保证激烈的竞争中自己可以稳操胜券，又在“直殿”等的严密搜寻下无处藏身。考场中的几天煎熬，只有冷烛、馊饭，以及凄凉萧萧的黄昏雨相伴。腹内空空，只得胡乱堂塞。考试的结果与前景的暗淡，似乎已经可以预见。赴试、应试过程体验之真切细腻，肯定是夫子自道。欲作弊又不敢，费尽心力不成文，饮食起居多艰辛，一一道来，便有《聊斋》般的戏剧效果。自嘲中更多的是讽世。这种己身自嘲自谑，或友人之间的互嘲互谑，则能够“在失意中见出安慰，在怨苦中见出欢欣”，是“轻松紧张情境和解脱悲凉与困难的一种清凉剂。”（朱光潜《诗论》）
戏谑词最忌油滑，王国维说：“诙谐与庄重二性质，亦不可缺之。”（《人间词话》删稿）就是要求寓庄于谐，亦庄亦谐。徽宗年间戏谑俗词，便时时有流于油滑的通弊，最为后人诟病。尤其是涉及歌妓舞女时，轻薄的调笑口吻处处可见，如上文例举的晁端礼的《滴滴金》。其中有的作品，低级庸俗，浅露无聊，仅仅是逗趣调笑，没有任何意义，甚至拿对方的生理缺陷取乐。如邢俊臣也有这方面的作品。《寓简》卷十载邢俊臣最终被贬越州，州太守王嶷置宴席招待，“席间有妓秀美，而肌白如玉雪，颇有腋气难近。丰甫令乞词，末云：‘酥胸露出白皑皑。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又有善歌舞而体肥者，词云：‘只愁歌舞罢，化作彩云飞。’”这样的戏谑词同时失去俗词的天然韵趣，堕入恶俗一流。所以，《寓简》同时批评说：“俊臣亦颇有才者，惜其用功止如此耳。”徽宗年间的俚俗词湮没无闻，与这种创作弊病密切相关。
徽宗年间俚俗词中部分佳作所确立的对现实无情针砭的优秀传统，被南宋词人所继承。南宋社会内外矛盾加剧，词人便常常以戏谑入词，批评朝政的黑暗，如无名氏《一剪梅》（“宰相巍巍坐高堂”）、陈郁《念奴娇》（“没巴没鼻”）等等。辛派词人喜欢以戏谑为词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刘扬忠先生统计《稼轩集》说：“俳谐体或带有俳谐意味的词约有六十首，占其词总数的十分之一左右。”（《唐宋俳谐词叙论》，《词学》第十辑）
但是，南宋时期，徽宗年间的俚俗词更多的是人们攻击的对象，上面已经引述了《碧鸡漫志》和《词源》等所记载的资料与直接的批评。徽宗年间词人的俚俗创作甚至祸及子孙。绍兴中，曹组之子曹勋出使金国，不辱使命，好事者依然作词讥刺说：“单于若问君家世，说与教知，便是《红窗迥》底儿。”（《夷坚志》卷八）纷纷斥责的结果，便是忽略其存在，以至今人对此几乎已没有什么了解。这恰恰是词史研究者所必须从事的“复原”工作。而徽宗年间俗词的大量散失，使得这项“复原”工作不免显得面目粗糙。本章的讨论就试图做出这样的勾勒与“复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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