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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出版社出版
定价：14.00元
A5开本
ISBN 7-200-04305-2/I·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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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词天然的俚俗倾向以及柳永等北宋词人的继续努力，使俗词的创作传统得以持续。但是，从社会上层、文人士大夫、官方等立场出发，俗词创作一直受到公开的抑制，越来越被驱赶出正式的文学殿堂。一个时代统治者的思想意识、主观态度，总是要对社会广泛阶层产生普遍而深远的影响。北宋俗词真正迎来黄金创作时代，是统治阶层、社会上层的趣味爱好与审美倾向转移之后的事情了。这就是徽宗在位期间，社会为俗词的创作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一、徽宗朝的社会风貌
宋徽宗从本质上讲是一位耽于声色之乐的纨绔子弟。他在位26年，奢侈糜烂，尽情享乐。作为帝王，他既无治国方略，昏庸无能，易为小人、奸佞蒙蔽；又好大喜功，愚昧自负，自以为圣明贤能，对外发动战争，对内好生事端，最终导致北宋政权的崩溃。徽宗所为，一改北宋历朝帝王的规制，对社会生活产生广泛的影响，带动了世俗风气的转变。
首先，徽宗年间的社会财富之积累，达到令人羡慕的程度，朝野呈现出繁华似锦的虚象。北宋自太祖开国，至徽宗朝已涵养生息一百五十余年。虽然北宋社会内有"冗官"、"冗兵"之积弊，外有辽、夏"岁币"之支出，但是，社会经济仍在不断向前发展。真宗景德二年（1005）十二月，宋、辽"澶渊之盟"订立，此后，北宋内外一直没有较大的战争骚扰破坏。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人口迅速增长，"以史传考之，则古今户口之盛，无如崇宁、大观之间。"（《文献通考》卷十一《户口》）国库也日益充裕。朝廷在元丰、元祐库的基础上，增设了崇宁、大观、宣和等库。举其中一库为例："大观东库物，有入而无出。只端砚有三千余枚。张滋墨，世谓胜李庭珪，亦无虑十万斤。"（《清波杂志》卷五）内府储藏的丰富，可见一斑。当时仅京师一地，就有府库92座。金人攻陷汴京，遣使检视内藏府库，共74座，"金银、锦绮、宝货，积累一百七十年，皆充满盈溢。"金人"役禁军搬三日不绝。"（皆见《三朝北盟会编》卷七十一）
都市经济的繁荣，更是盛况空前，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序》概言崇宁年间京师的富丽昌盛，说：
辇毂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歌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霄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遊；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
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为孟元老的叙述作了形象的注释。这一幅幅生动具体的历史长画卷，再现了汴京都市风采。而王安中《曲宴诗序》也称："都人百万，遨乐（景龙）楼下，欢声四起，尤足以见太平丰盛之象。"（《清波杂志》卷六）
二、北宋大臣的豪奢与帝王的"尚俭"
宋人享乐之风由来已久，这是宋词滋生繁衍的温床。这种享乐风气，直接由开国皇帝太祖提倡而来。北宋初年，太祖"杯酒释兵权"，劝石守信等臣下"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宋史》卷二百五十《石守信传》）《渑水燕谈录》亦载太祖对石守信等话语云："朕与卿等义均手足，岂有他耶？而言者累及之。卿等各自择善地，出就藩镇，租赋之入，奉养甚厚，优游卒岁，不亦乐乎！"因此，北宋君主不但不限制臣僚的生活享乐，反而公开诱导提倡。宋代开国功臣"常富贵荣宠，极于一时"（同前）。这是君主控制臣下的一种手段，以此化解上下矛盾，增加中央集权的凝聚力。于是，宋代大臣讲究个人生活享受，享乐成风。《龙川别志》卷下载雄州知守李允则与名臣寇准比斗宴席之盛：寇准先宴请李允则，"幄帟、器皿、饮食、妓乐，百物华侈"。次日，李允则回请，"视其幄帟皆蜀锦绣，床榻皆吴、越漆作，百物称是"，且"京师精伎，至者百数人"。《石林燕语》卷四也记载："寇莱公性豪侈，所临镇燕会，常至三十盏，必盛张乐。尤喜柘枝舞，用二十四人，每舞连数盏方毕。或谓之'柘枝颠'。"北宋大臣生活豪奢如寇准者甚多，连真宗也说："近闻馆阁臣僚，无不嬉游燕赏，弥日继夕。"（《梦溪笔谈》卷九）
徽宗即位之前，北宋皇帝对臣下和己身的生活享受大致采取双重态度与政策。北宋多数帝王自身的生活相对简朴，以保持励精图强的形象，维持国计民生，平衡财政收支。周煇《清波杂志》卷一载：宰臣吕大防等对哲宗解说祖宗法："本朝百三十年，中外无事，盖由祖宗家法最善。"其中之一乃"前代宫室多尚华侈，本朝宫殿止用赤白，此尚俭之法也。"而且，"不好畋猎，不尚玩好，不用玉器，饮食不贵异味，御厨止用羊肉，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至太平者。"宋人史书、笔记多言北宋诸帝俭朴之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载：太祖"躬履俭约，常衣浣濯之衣，乘舆服用皆尚质素，寝殿设青布缘苇帘，宫闱帟幕无文采之饰。"卷二十四载：太宗"未尝御新衣，盖浣濯频所致耳。""盖念机杼之劳苦，欲示敦朴，为天下先也。"卷一百九十八载：仁宗"所御幄帟、裀褥皆质素暗敝，久而不易。"《燕翼詒谋录》卷二载：真宗一再下诏，要求"宫院、苑囿等，止用丹白装饰，不得用五"；"自中宫以下，衣服并不得以金为饰，应销金、贴金、缕金、间金、金、圈金、解金、剔金、捻金、陷金、明金、泥金、榜金、背金、影金、阑金、盘金、织金金线，皆不许造。"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四亦言仁宗"器服简质，用素漆唾壶盂子，素瓷盏进药，御榻上衾褥皆黄袘，色已故暗。"等等。北宋帝王一般都能遵循"祖宗家法"，以身作则，或者只是做出这样一种姿态，以抑制社会享乐风气的过度蔓延。
南渡之后，高宗检讨北宋末年作为，再度以身作则，倡导俭朴。《清波杂志》卷一载：
高宗践阼初，躬行俭德，风动四方。一日，语宰执曰："朕性不喜与妇人久处，早晚食只面饭、炊饼、煎肉而已。食罢，多在殿旁小阁垂帘独坐。设一白木卓（桌），置笔砚，并无长物。"又尝诏有司毁弃螺填倚卓（桌）等物，谓螺填淫巧之物，不可留。仍举："向自相州渡大河，荒野中寒甚，烧柴，借半破瓷盂，温汤泡饭，茅檐下与汪伯彦同食，今不敢忘。"绍兴间，复纡奎画以记"损斋"，"损之又损"，始终如一。宜乎去华崇实，还淳返朴，开中兴而济斯民也。
三、徽宗朝君臣之奢靡
徽宗即位前期，尚能装模装样，遵循祖训。如崇宁元年五月，"后苑欲增葺殿宇，内侍有请以金箔为饰者，计用五十六万七千。帝曰：'用金为箔，以饰土木，一坏不可复收，甚无谓也。'诏黜之。"（《续资治通鉴》卷八十七）而后，徽宗渐渐得意忘形，所作所为则与其祖辈们相反。北宋后期社会财富的积累和繁华的虚象，给统治者的纵情声色提供了充分的物质基础和口实。在一片升平歌舞、阿谀奉承声包围之中，统治者失去理智，文恬武嬉，朝野对日趋恶化的内外矛盾和危机很少觉察。徽宗年间，正色立朝、直言进谏之士，都被远远排斥出朝廷。徽宗听不到一点不同意见，臣僚奏章中充斥着谀颂之辞，社会的繁华虚象也仿佛在证实着"圣王"业绩。因此，徽宗自我感觉十分良好，毫无愧色地认定自己可以追迹尧舜，治下乃太平盛世，国力异常强大。出现在这一时期文人诗词中最为频繁的词语就是"太平"、"升平"，如"歌太平睿藻"（万俟咏《雪明鳷鹊夜慢》）、"岁熙熙、且醉太平"（曹组《声声慢》）、"升平歌管趁飞觞"（王安中《鹧鸪天》）、"升平歌鼓沸高楼"（王安中《安阳好》）、"升平无际"（江汉《喜迁莺》）、"太平无事多欢乐"、"万国称觞贺太平"、"真个亲曾见太平"（无名氏《鹧鸪天》）、"更将何事卜升平"、"万国梯航贺太平"、"升平楼上语喧喧"（晁端礼《鹧鸪天》）等等。
社会表面的繁荣景色，给徽宗君臣以极度自信，经常表现为狂妄无知。为显示泱泱大国之声威，为成就"圣王"之文功武绩，徽宗朝喜对外生事。崇宁二年正月，"知荆州府舒亶平辰沅猺贼，复诚、徽二州。"（《续资治通鉴》卷八十八）同年六月，童贯、王厚率兵取青唐，得四州。政和以后，又数次主动寻衅辽、夏，"贯隐其败，以捷闻。"（《宋史》卷四百六十八《童贯传》）徽宗朝一改真宗以来对外忍让妥协的基本方针，主动出击。境外辽、夏二国正趋衰败，金人则未崛起于白水黑山之间。宋军或小胜，或瞒败为胜，一段时间内没有对国家的安全产生重大威胁。徽宗君臣陶醉于自己编织的谎言，自以为国威传播遐迩，镇慑夷狄。宣和末联金抗辽，以金帛换回部分失地，更令朝廷昏昏然。"太平盛世"不仅是当时的一种社会虚象，而且还是徽宗君臣们的一种普遍心理认定。
于是，君臣生活奢靡，挥霍无度，放纵享乐。蔡京等奸佞也以享乐为手段，诱导徽宗不理朝政，沉湎于声色歌舞。宋太祖用来控制群臣的手段，被蔡京反过来用以控制徽宗。《九朝编年备要》卷二十六载：
崇年元年七月，以蔡京为右仆射。时四方承平，帑庾盈溢。京倡为丰亨豫大之说。视官爵财物如粪土。累朝所蓄，大抵扫地矣。上尝出玉盏、玉卮以示辅臣，曰："朕此器久已就，深惧人言，故未用耳。"京曰："事苟当于理，多言不足畏也。陛下当享太平之奉，区区玉器，何足道哉！"
徽宗初始也不敢任性所为，经蔡京等奸佞怂恿、鼓励，且曲为之解说，才日益放肆享受。蔡京说："陛下无声色犬马之奉，所尚者山林竹石，乃人之弃物。"（《续资治通鉴》卷九十二）蔡京子蔡攸也说："人主当以四海为家，太平为娱。岁月能几何？岂可徒自劳苦。"（同上，卷九十三）这些言论深得徽宗欢心。于是，徽宗不以国家为己任，而是以四海天下供奉一己之享受。崇宁元年三月，命童贯"置局于苏、杭，造作器用。诸牙、角、犀、玉、金、银、竹、藤、装画、糊抹、雕刻、织绣之工，曲尽其巧"（《宋史纪事本末》卷五十《花石纲之役》）后愈演愈烈，如筑艮岳以象杭州凤凰山，都人称万寿山等。《泊宅编》卷三载："崇观以来，天下珍异悉归禁中。四方梯航，殆无虚日。大则宠以爵禄，其次锡赉称是。宣和五年，平江府朱勔造巨舰，载太湖石一块至京，以千人舁进。是日，役夫各赐银椀，并官其四仆，皆承节郎及金带。勔遂为威远军节度使，而封石为槃固侯。"禁中珍玩宝藏，不计其数。举其一端，"宣和殿小库者，天子之私藏也。顷闻之，以宠妃之侍从者颁首饰，上喜而赐之，命内侍取北珠箧来。上开箧，御手亲掬而酌之，凡五七酌以赉焉。初不计其数也，且又不知其几箧。北珠在宣和间，围寸者价至三二百万"（《铁围山丛谈》卷六）徽宗宴请群臣的场面也相当铺张奢侈，王安中《曲宴诗序》记载一次夜宴说："万炬层出，弥望不极，如星挂空，而光彩动摇于云海涛波之上。户牖、屏柱、茶床、燎炉，皆五色琉璃，缀以夜光、火齐，照耀璀璨。纵观环绕，则又睹合宫萧台，崇楼杰阁，森罗布濩。群臣心目震骇，莫有能测其机缄之妙。"（《清波杂志》卷六）徽宗甚至多次轻车小辇，微服出行，出入狭邪，因此与名妓李师师之间便有了说不清、道不白的关系。
皇帝的放纵，更诱使大臣享乐的毫无节制。蔡京"以金橘戏弹，至数百"（张知甫《张氏可书》）。"蔡京库中，点检蜂儿见在数目，得三十七称；黄雀鲊自地积至栋者满三楹，他物称是。童贯既败，籍没家赀，得剂成理中丸几千斤。"（《清波杂志》卷五）《鹤林玉露》卷六载："有士夫于京师买一妾，自言是蔡太师府包子厨中人。一日，令其作包子，辞以不能。诘之曰：'既是包子厨中人，何为不能作包子？'对曰：'妾乃包子厨中缕葱丝者也。'"《清波杂志》卷七又载："宣和间，蔡行（蔡京孙）家虽卧榻亦用滴粉销金为饰，赵忠简公亲见之。"
卷三载：王黼"于寝室置一榻，用金玉为屏，翠绮为帐，围小榻数十，择美姬处之，名曰'拥帐'。" 王黼又"于后园聚花石为山，中列四巷，俱与民间娼家相似，与李邦彦辈游宴其中，朋邪狎昵。"（《靖康遗录》）从器皿用具，到日常生活点滴享受，徽宗年间大臣们无不穷奢极欲。
许多时候，君臣更是在一起寻欢作乐，《清波杂志》卷六记徽宗君臣宴乐说："女乐数千陈于殿廷南端，袍带鲜泽，行缀严整。酒行歌起，音节清亮，乐作舞入，声度闲美。……东望艮岳，松竹苍然；南视琳宫，云烟绚烂。其北则清江长桥，宛若物外。"君臣朝歌暮嬉，酣玩岁月。
徽宗年间，君王及社会上层大张旗鼓的放纵享乐，与北宋建国以来逐渐蔓延开来的讲究个人生活享受的风气一拍即合，世风趋于浮靡。
四、淫靡世风对词曲的影响。
淫靡世风表现在歌舞娱乐方面，俚俗词风大为盛行就是其一端。徽宗虽然有很深厚的艺术修养，很高雅的欣赏趣味，但是，由于耽于淫乐的天性使之然，他又特别喜爱淫俗谑浪、靡丽侧艳的风调。对"雅"、"俗"的同样爱好，是徽宗审美观不同侧面的表现，二者并不矛盾冲突。徽宗平日与群小相互戏谑、游乐，无所不至，俚俗的艳曲时常与这种享乐生活相伴随，群小也因此获得高官厚禄。蔡攸得宠于徽宗，"与王黼得预宫中秘戏。或侍曲宴，则短袖窄裤，涂抹青红，杂倡优侏儒中，多道市井淫媟谑浪语，"（《续资治通鉴》卷九十二）而且，"王黼美风姿，极便辟，面如傅粉"（《铁围山丛谈》卷三）。宣和间讨徽宗欢心的另一位宰相李邦彦，"本银工子也，俊爽美风姿，为文敏而工。然生长闾阎，习猥鄙事，应对便捷，善讴谑，能蹴鞠。每缀街市俚语为词曲，人争传之，自号'李浪子'。"（《宋史》卷三百五十二《李邦彦传》）连非常得徽宗宠信、出入宫廷的妖道林灵素，也"时时杂捷给嘲诙以资媟笑"（《宋史》卷四百六十二《林灵素传》）。这些都十分投合徽宗嗜俗嗜艳的口味。政和六年八月，徽宗还"诏天下监司郡主，搜访岩谷之士，虽恢诡谲怪自晦者，悉以名闻"（《续资治通鉴》卷九十二）
徽宗的喜好与臣下的迎合，使北宋后期世风为之一变，词风为之一变。所以，北宋末年唱曲填词，皆不避俚俗，且为时尚所趋。时人朱翌描述当时的风尚说："淫声日盛，闾巷猥亵之谈，肆言于内，集公燕之上，士大夫不以为非。"（《猗觉寮杂记》卷上）
宋词起于民间，流行于酒宴歌席，迎合了宋人的享乐要求，以俚俗语写艳情是其必然的倾向，所以，宋词与市井俚俗有着天然的联系。与散文、诗歌相比，歌词更容易与徽宗年间追逐声色的淫靡世风融为一体，以俗白靡曼的口吻表达难以遏制的"人欲"。经柳永大量创作，北宋俚俗词风得以确立。但是，俚俗词风一直受到宋词"雅化"倾向的压抑，不得舒眉一搏。北宋末年新的社会环境和淫靡世风，再度为俚俗词的发展提供了大好时机，柳永词风得以张扬。徽宗本人就有俗词创作，《云麓漫抄》卷四载：
徽庙即内禅，寻幸淮浙，尝作小词，名《月上海棠》。末句云："孟婆，孟婆，且与我做些方便，吹个船儿倒转。"（按：孟婆指船神。）
也就是说，创作俗词已经成为这个时期词坛之风尚。以俗语写艳情，以至滑稽谐谑，不仅是民间的作风，而且流行于宫廷和社会上层。这是柳永之后俚俗词最繁荣的一个时期。《能改斋漫录》卷十七载：
政和间，一贵人未达时，尝游妓崔念四之馆，因其行第，作《踏青游》。词云："识个人人，恰正二年欢会。似赌赛六只浑四。向巫山重重去，如鱼水，两情美。同倚画楼十二，倚了又还重倚。
两日不来，时时在人心里。拟问卜、常占归计。拚三八清斋，望永同鸳被。到梦里，蓦然被人惊觉，梦也有头无尾。"都下盛传。
这样一首极其俚俗浅易的艳词，能够"都下盛传"，日后也不影响这位"贵人"的仕进，这与柳永生活的仁宗年代大相径庭，说明徽宗年间社会风气的转变与时风所崇尚。所以，《碧鸡漫志》卷二描述徽宗年间词坛创作概况说：
沈公述、李景元、孔方平、处度叔侄、晁次膺、万俟雅言，皆有佳句，就中雅言又绝出。然六人者，源流从柳氏来，病于无韵。
田中行极能写人意中事，杂以鄙俚，曲尽要妙。
政和间曹组元宠,……每出长短句,脍炙人口。……组潦倒无成，作《红窗迥》及杂曲数百解，闻者绝倒，滑稽无赖之冠也。夤缘遭遇，官至防御使。同时有张衮臣者，组之流，亦供奉禁中，号曲子张观察。其后祖述者益众，嫚戏汙贱，古所未有。
由此可见，宫廷审美趣味的转移，影响面极为广泛。原来流行于民间下层的艳曲俗词，堂而皇之进入宫廷和社会上层。作俗词、唱艳曲，不仅不妨碍仕进，而且有可能"夤缘遭遇"，飞黄腾达。所以，词人们再也不必自我掩饰、自扫其迹，或曲为解释，而是大张旗鼓地创作俚俗小调。同时，从边地流入中原的俗曲也再次倍受青睐。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五说："先君尝言，宣和间客京师时，街巷鄙人多歌蕃曲，名曰《异国朝》、《四国朝》、《六国朝》、《蛮牌序》、《蓬蓬花》等。其言至俚，一时士大夫亦皆歌之。"《游宦纪闻》卷三说："宣和间，市井竞唱《韵令》。"社会上下层的共同趋尚，汇集成一股声势浩大的创作潮流，构成宋代俗词创作最为盛丽的壮观。流风遗韵，一直延续到南渡之后。《碧鸡漫志》卷一载："今有过钧容班教坊者，问曰：'某宜何歌？'必曰：'汝宜唱田中行、曹元宠小令。'"卷二又载："今少年妄谓东坡移诗律作长短句，十有八九，不学柳耆卿、则学曹元宠。"时风浸染，积重难返。南宋词坛后来强烈的"复雅"呼声，便是对这一创作倾向的全面反拨。有为之士，还将这种创作现象与北宋的亡国联系在一起抵制。宋高宗于南渡初年战乱频仍之时，特意下诏到扬州，销毁曹组词集的刻板（《碧鸡漫志》卷二），就反映了南渡之后朝廷态度的根本性改变。此后，俗词就失去了适宜创作的环境，就再也没有如此辉煌的时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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