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晓千门放钥匙，万官班从出祥曦。九重彩浪浮龙盖，一点红云护赭衣。 车马过，打球归，芳尘洒定不教飞。钧天品动回銮曲，十里珠帘待日西。

    日暮迎祥对御回，宫花载路锦成堆。天津桥畔鞭声过，宣德楼前扇影开。 奏舜乐，进尧杯，传宣车马上天街。君王喜与民同乐，八面三呼震地来。

    紫禁烟光一万重，五门金碧射晴空。梨园羯鼓三千面，陆海鳌山十二峰。 香雾重，月华浓，露台仙仗彩云中。朱栏画栋金泥幕，卷尽红莲十里风。

    香雾氤氲结彩山，蓬莱顶上驾头还。绣鞯狨坐三千骑，玉带金鱼四十班。 风细细，佩珊珊，一天和气转春寒。千门万户笙箫里，十二楼台月上栏。

    禁卫传呼约下廊，层层掌扇簇亲王。明珠照地三千乘，一片春雷入未央。 宫漏永，御街长，华灯偏共月争光。乐声都在人声里，五夜车尘马足香。

    宝炬金莲一万条，火龙围辇转州桥。月迎仙仗回三殿，风递韵音下九霄。 登复道，听鸣鞘，再颁酥酒赐臣僚。太平无事多欢乐，夜半传宣放早朝。

    玉座临轩宴近臣，御楼灯火发春温。九重天上闻仙乐，万宝床边待至尊。 花似海，月如盆，不任宣劝醉醺醺。岂知头上宫花重，贪爱传柑遗细君。

    九陌游人起暗尘，一天灯雾锁彤云。瑶台雪映无穷玉，阆苑花开不夜春。 攒宝骑，簇雕轮，汉家宫阙五侯门。景阳钟动才归去，犹挂西窗望月痕。

    宣德楼前雪未融，贺正人见彩山红。九衢照影纷纷月，万井吹香细细风。 复道远，暗相通，平阳主第五王宫。凤箫声里春寒浅，不到珠帘第二重。

    风约微云不放阴，满天星点缀明金。烛龙衔耀烘残雪，羯鼓催花发上林。 河影转，漏声沉，缕衣罗薄暮云深。更期明夜相逢处，还尽今宵未足心。

    五日都无一日阴，往来车马闹如林。葆真行到烛初上，丰乐游归夜已深。 人未散，月将沉，更期明夜到而今。归来尚向灯前说，犹恨追游不称心。

    彻晓华灯照凤城，犹嗔宫漏促天明。九重天上闻花气，五色云中应笑声。 频报道，奏河清，万民和乐见人情。年丰米贱无边事，万国称觞贺太平。

    忆得当年全盛时，人情物态自熙熙。家家帘幕人归晚，处处楼台月上迟。 花市里，使人迷，州东无暇看州西。都人只到收灯夜，已向樽前约上池。

    步障移春锦绣业，珠帘翠幕护春风。沉香甲煎薰炉暖，玉树明金蜜炬融。 车流水，马游龙，欢声浮动建章宫。谁怜此夜春江上，魂断黄粱一梦中？

    真个亲曾见太平，元宵且说景龙灯。四方同奏升平曲，天下都无叹息声。 长月好，定天晴，人人五夜到天明。如今一把伤心泪，犹恨江南过此生。

    据词中所述口气，应当是南渡的北宋臣僚对徽宗年间社会景况的追忆，这就是他们对当年社会现状的基本认识。这种观念居然是如此的顽固。南宋人都是将徽宗时期作为繁荣鼎盛的太平岁月来怀念，除了故国之思以外，也包含着对其升平繁华的心理认可。如徐君宝妻《满庭芳》回忆说：“汉上繁华，江南人物，尚遗宣政风流。”刘辰翁《永遇乐》说：“宣和旧日，临安南渡，芳景犹自如故。”徽宗时朝廷的诸多重大举措，都是这种观念的衍生物，如铸九鼎、修新乐、祀园丘、祭明堂等等。大晟府的设立，就是这种环境的产物。它深深地影响了一代的社会风气，也直接影响了文学的创作。

     二、儒家的音乐思想和大晟府的作用��
    大晟府是点缀升平的产物。在儒家的文艺思想中，向来重视音乐的地位和作用。儒家理想化的社会伦理制度就是以“礼乐”为核心。孔子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说苑·修文》）故孔子倡导“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的修身之法。《荀子·乐论》对“乐”之本质特征做了解说，云：��

    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者，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而人之道，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是矣。

    正因为“乐”源于人之本性，所以荀子又进一步说：“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具体地说，“乐”的作用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乐”以歌“德”。圣王制作音乐，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对百姓起道德感化作用。《左传》文公七年记载晋卻缺向赵宣子说：��

    《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谓之九歌。”

    晋卻缺劝说赵宣子必须“务德”，方能“主诸侯”。“务德”的途径之一就是“歌德”，使“德”深入人心，感化诸侯。这一点成为后代帝王制乐的堂而皇之的藉口。��
    其二，“乐”以“善民心”。“善民心”是儒家学者所希望的“歌德”的直接效应。荀子说：“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乐论》）音乐通过传播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使人们喜闻乐见，不自觉中受到薰陶和教化，便自然发挥了劝人为善、调和社会、维护等级秩序的作用。
    其三，“乐”以颂圣。音乐易传播、易接受。统治者便用以歌功颂德，以表现一代的政治清明、圣王政绩等等，使一代统治者的思想和权威深入民心，从而达到稳固统治的目的。广义地说，这也是“歌德”的内容之一。汉儒董仲舒归结说：“王者功成作乐，乐其德也。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其变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这一点则往往是历代统治者制乐的真实意图。
    后世音乐思想，皆承上述三方面而来。《隋书》卷十三《音乐志》说：“圣人因百姓乐己之德，正之以六律，文之以五声，咏之以九歌，舞之以八佾。实升平之冠带，王化之源本。”显然，这样的音乐只能产生于太平盛世。反过来，这样的音乐也成为太平盛世的必要点缀。后代帝王往往本末倒置，所谓“乐”以化民实在只是一种藉口，真正目的不外歌颂圣德、吟咏太平，以为庙堂祭祀和朝廷娱乐之用，“功成作乐”是其精髓。��
    大晟府设立的根本宗旨就是“功成作乐”，是粉饰太平。徽宗昏愦自负，毫无愧色地将自己认作太平盛世的英明君主。蔡京等奸佞曲意迎合，推波助澜。《续资治通鉴》卷八十八载：��
    帝锐意制作，以文太平。蔡京复每为帝言：“方今泉币所积赢五千万，和足以广乐，富足以备礼。”帝惑其说，而制作营筑之事兴矣。至是，京擢其客刘昺为大司乐，付以乐政。
     蔡京等推荐文人或音乐家入大晟府，其目的是要他们制作颂歌，“以文太平”。李昭玘《晁次膺墓志铭》说：“大晟乐即成，八音克谐，人神以和，嘉瑞继至。宜德能文之士，作为辞章，歌咏盛德，铺张宏休，以传无穷。士于此时，秉笔待命，愿备撰述，以幸附托，亦有日矣。……(晁端礼)除大晟府按协声律。”（《乐静集》卷二十八）《碧鸡漫志》卷二载：万俟咏“政和初招试补官，置大晟府制撰之职。新广八十四调，患谱弗传，雅言请以盛德大业及祥瑞事迹制词实谱。有旨依月用律，月进一曲。”《铁围山丛谈》卷二载：江汉“为大晟府制撰，使遇祥瑞，时时作为歌曲焉。”朝廷置府用人的意图十分明确。傅察《代周文翰谢赐大晟乐表》中的一段话，是对设立大晟府宗旨的说明：�� 象成作乐，用锡予于庶邦；观德乡方，将训齐于多士。……恭惟皇帝陛下盛德难名，丰功莫拟。辟土疆于万里，播声教于百蛮。用律和声，究六经之妙旨；以身为度，考三代之遗音。……将易俗以移风，因审音而知政。臣敢不布宣德意，敕厉邦人。损益更张，于以识圣神之治。铿锵节奏，非徙为歌舞之容。（《忠肃集》卷上）�� 从大晟府的设立及其作为来看，“移风易俗”只是一句冠冕堂皇的空话，“布宣德意”才是其实质之所在。��

    三、谀颂词创作的概貌��
    徽宗在位期间，虽然自称太平盛世，却没有太多的政绩值得称颂。《吕氏春秋·应同》云：“凡帝王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于是臣下便挖空心思，捏造种种祥符天瑞，以证明圣王出世，天下太平。这一股谀圣之风起于崇宁末，愈演愈烈，持续到宣和年间。甘露降、黄河清、玉圭出、嘉禾芝草同本生、瑞麦连野、野蚕成茧等等所谓的祥瑞，史不绝书。许多编造，荒诞滑稽。《铁围山丛谈》卷一载：

    政和初，中国势隆治极之际，地不爱宝，所在奏芝草者动三二万本，蕲、黄间至有论一铺在二十五里，遍野而出。汝、海诸近县，山石皆变玛瑙。动千百块，而致诸辇下。伊阳太和山崩，奏至，上与鲁公皆有惭色。及复上奏，山崩者，出水晶也。以木匣贮进，匣可五十斤，而多至数十百匣来上。又长沙益阳县山谿流出生金，重十余斤。后又出一塊，至重四十九斤。他多称是。
   这类祥瑞事迹的编造十分拙劣，《挥麈后录》卷八载：“道家者流，谓蟾蜍万岁，背生芝草，出为世之嘉祥。政和初，黄冠用事，符瑞翔集。李譓以待制守河南，有民以为献者。譓即以上进，祐陵（徽宗）大喜，布告天下，百官称贺于廷。……命以金盆储水养之。殿中浸渍数日，漆絮败溃，雁迹尽露。上怒黜譓为单州团练副使。”
      更多的时候，徽宗则直接参予这类谎言的编造，上下沆瀣一气，乐此不疲。《清波杂志》卷十一载蔡攸政和三年所奏，简直是白日见鬼，原文如下：

    臣伏奉圣恩，差冬祀大礼升辂执绥。十一月五日，陛下御玉辂，自太庙出南薰门，至玉津园，伏蒙宣谕臣曰：“玉津园东楼殿重复，是何处？”臣奏以城外无楼殿，恐是斋宫。陛下曰：“此去斋宫尚远，可回顾。”见云间楼台殿阁，隐隐数重。既而审视，其楼殿去地数十丈，即知非斋宫。俄顷，陛下谓臣曰：“见人物否？”臣即见有道流、童子，持幢幡节盖相继而出云间。人渐众约千余人，皆长丈余。有辂车舆辇，多青色，驾者不类马，状若龙虎。及辇后有执大枝花数十相继，云间日色穿透，所见分明，衣服眉目，历历可识。人皆戴冠，或有类今道士冠而稍大者，或若童子状，皆衣青、紫、黄、绿、红，或浅黄、杏黄、浅碧。望之，衣上或有绘绣。或秉简，或持羽扇，前后仪卫益众，约数千许人，回旋于东方稍南。人物异常，旌旗飞舞飘转，所持幢节高数丈，非人世所睹。移刻，或见或隐。又顷，乃隐不见。此盖陛下恪祗祀事，追述三代，作新礼器，上体天道，秉执元圭，斋服盛明，严恭寅畏，天意感昭，神明降格，示现如此。伏望宣付史馆，播告天下。 这样荒诞愚昧，徽宗却心甘情愿地参与其中，跟着一起说鬼话。太师蔡京等甚至“率百僚，称庆明庭”（同前）。
    上之所好，下之所趋。大晟词人或以此为晋身之阶，或专业撰写颂词。他们的创作，成为北宋末年世风的直接表现。他们殚精竭思，以词粉饰现实，获取君王之欢心，博取优厚之俸禄。当时传播最广的是晁端礼所填写的谀颂词。如他填写的《黄河清》、《寿星明》二曲，蔡绦夸张说：“时天下无问迩遐小大，虽伟男髫女，皆争气唱之。”（《铁围山丛谈》卷二），朝廷还将《黄河清》等曲词，赐予高丽,传唱海外。了解大晟词人创作的谀颂词概貌，可从晁端礼入手。��
    晁端礼，熙宁六年(1072)擢进士第，为官仅10年，元丰末即被废罢。家居30年，静极思动，政和三年被召至京师。他有《一落索》词写自己被召至京的欢欣雀跃，词云：“正向豀堂欢笑，忽惊传新诏。马蹄准拟乐郊行，又却近，长安道。 鹳鹊楼边初到，未花残莺老。崔徽歌舞有余风，应忘了、东平好。”到京师后，他回答蔡京的问候说：“未尝不欲仕也，特以罪负斥伏，若将终身。不意倒屣扫门，乃在今日。”（李昭玘《晁次膺墓志铭》）充分流露出仕途求进的渴望。晁端礼的求进手段就是撰写颂词以献媚，“会禁中嘉莲生，分苞合趺，夐出天造，人意有不能形容者。公效乐府体，属辞以进，上览之称善。”（李昭玘《晁膺墓志铭》）词名《并蒂芙蓉》。晁端礼又为新补徵调曲《黄河清》、《寿香明》撰词，亦大得徽宗欢心，因此才有大晟府按协声律的任命。且看晁端礼所撰的谀颂词二首。��

    太液波澄，向鉴中照影，芙蓉同蒂。千柄绿荷深，并丹脸争媚。天心眷临圣日，殿宇分明敞嘉瑞，弄香嗅蕊。顾君王，寿与南山齐比。 池边屡回翠辇，拥群仙醉赏。恁栏凝思。萼绿揽飞琼，共波上游戏。西风又看露下，更结双双新莲子。斗妆竞美，问鸳鸯向谁留意?
《并蒂芙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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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睛景初升风细细。云收天淡如洗。望外凤凰双阙，葱葱佳气。朝罢香烟满袖，近臣报、天颜有喜。夜来连得封章，奏大河、彻底清泚。 君王寿与天齐，馨香动上穹，频降嘉瑞。大晟奏功，六乐初调清徵。合殿春风乍转，万花覆、千官尽醉。内家传敕，重开宴、未央宫里。��
《黄河清》

    《并蒂芙蓉》从题材上来说是咏物词。咏物之作有一定的套路，如张炎所总结的：“须收纵联密，用事合题”；“所咏了然在目，且不留滞于物”（《词源》卷下）等等。晁词的意图在颂圣庆祥瑞，功利目的很明确，故并不顾及咏物的一定常规，只有极简略的“芙蓉同蒂”的点题式之一笔带过，而将笔墨集中于宫廷宴游的描述和对君王的谀颂。在“太液波澄”、“绿荷深”、芙蓉争媚的明艳夏日里，君王旁簇拥着美如“群仙”的后妃宫女，或醉饮赏花，或翠辇出游，或“波上游戏”。人面荷花相映，“斗妆竞美”。这种寻欢作乐的生活持续不断，一直到秋日西风起、清露下。词人不是以揭露或讥讽的口吻描写这一切，而是将其作为升平岁月里的太平盛事来歌咏，中间夹杂着“愿君王，寿与南山齐比”之类的欢呼。
    《黄河清》是首咏题之作。据《续资治通鉴》统计，徽宗年间全国共有七次重大的“黄河清”记载，宋人文集笔记中所言还远远不止于此。传说黄河清而圣人出。黄河水混浊难清，所谓的“黄河清”都是各地方官夸大其辞以迎合帝王的。晁词以铺排张扬的手法歌颂圣主在位，朝政清明，感动上穹，频降嘉瑞。通过这首词我们仍可以了解到当时社会的两个侧面：其一，地方官僚的主要精力在于编造谎言，讨取君王欢心，“夜来连得封章，奏大河、彻底清泚。”谀圣之风，炽烈如此。徽宗则欣然接受臣下的奉承，“天颜有喜”是谀圣之风的根源。其二，朝廷官僚借此哄骗君王，一起过着尽情享乐、奢糜放纵的生活。“千官尽醉”之后，内宫依然传敕，要在“未央宫里”重新开宴。地方官僚的作为，正是朝廷官僚的教唆、怂恿和帝王昏庸的结果。统治阶层上下皆在一片虚幻的太平歌舞声中，醉生梦死，不理国事。后人则能透过这一层虚象，看到当时朝纲的紊乱、朝廷的黑暗、百姓的灾难等等，从而对北宋的覆亡，有更深入的了解和思考。��
    元符三年(1100)徽宗即位时，晁端礼已经55岁，家居近20年，大约他一直在寻找机会重入仕途。直到68岁临终那一年，新燕乐修成，朝廷需要更多的粉饰太平、点缀现实的御用文人，他才被荐入京，以撰写谀颂词献媚君王、权臣，得以授官大晟。这一段经历很不光彩，李昭玘为其撰《墓志铭》，大约在其卒后不久，徽宗在位蔡京柄政的时候，故以其暮年得蔡京之荐、再度授官一事为荣，津津乐道①。晁说之为其撰《墓表》，已是南宋初年(建炎二年九月)，则曲为之辩，谓政和三年晁端礼被荐入京，“不知公者谓公喜矣，知公者谓公耻之。”（《景迂生集》卷十九《宋故平恩府君晁公墓表》）晁说之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晁端礼于大观、政和废罢家居期间，跃跃欲试。自觉迎合时风，创作谀颂词，以自售其才。其《金人捧露盘》云：
     天锡禹圭尧瑞，君王受厘，未央宫殿。三五庆元宵，扫春寒、花外蕙风轻扇。龙阙前瞻，凤楼背耸，中有鳌峰见。渐紫宙、星河晚。放桂华浮动，金莲开遍。御帘卷。须臾万乐喧天，群仙扶辇。 云间，都人望天表，正仙葩竞插，异香飘散。春宵苦长短，指花阴，愁听漏传银箭。京国繁华，太平盛事，野老何因见。但时效华封祝，愿岁岁闻道，金舆游宴。暗魂断，天涯望极长安远。
     《宋史》卷二十一《徽宗本纪》载：政和二年十月，“得玉圭于民间”。徽宗“乃命宣示百官”（《铁围山丛谈》卷一）故晁端礼此词必作于政和三年元宵节。全词主要是依据传闻极力渲染汴京元宵夜的繁华热闹，以歌颂太平盛世之景象。当时词人仍未得机会被荐入京，思及己身，则云“暗魂断”，“望极长安”，则渴望之情流露无遗。词人决心“时效华封祝”，时时作为颂歌，以达上听。晁端礼还有《鹧鸪天》10首，自序说“晏叔原近作《鹧鸪天》曲，歌咏太平，辄拟之为十篇，野人久去辇毂，不得目睹盛事，姑诵所闻万一而已。”词中云“须知大观崇宁事”，则这组词也应作于大观、政和之间，正是“时效华封祝”的实践。晁端礼终于因这一类的谀颂之作而得到推荐，入京授官。所以，晁端礼等大晟词人创作谀颂词，是十分自觉的，踊跃的。
    晁端礼所作的颂词，并可以确定为大观、政和间之作的共14首，是留存这一类作品最多的大晟词人，这与晁端礼有较完整的词集传世有关。其他多数大晟词人的词集都已散佚，故已很难窥见其当时创作的概貌。晁端礼之外，谀颂词流传较多的是万俟咏。万俟咏现有这类词作8首，占其保留至今的27首全部词作的近三分之一。万俟咏在大晟府任职时间是大晟词人中最长的，专业从事谀颂词创作的时间也最长，故这方面作品保留较多。此外，其他大晟词人流传至今的词作不多，谀颂词也只流传寥寥一二首。如江汉，流传至今的唯一词作《喜迁莺》，就是谀颂的。大晟词人以外，王安中、曹组等御用文人也有谀颂词作，唯独周邦彦例外，王国维先生称其“集中又无一颂圣谀贡之作”。周邦彦是大晟词人中最有品格者，不趋炎世风，因此很快被逐出大晟府。

    四、谀颂词的实践和认识意义��
    歌词从唐五代以来，渐逐形成固定格局，即言情的内容和婉娈的风貌。��
    先秦至唐的诗文创作，面孔越来越严肃，不但必须做到“诗言志”、“文以载道”，而且渐渐成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诗文创作被纳入伦理道德之轨道，承担起沉重的社会责任。诗文创作必须能够“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具有“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的社会效用。许多文人从事诗文创作时，自然绷紧神经，忧国忧民，明志载道，以期传之后代。文学表现社会政治、伦理生活或文学服务于现实政治的功能，被发挥得淋漓尽至。同时，文学作为日常生活之消遣，一己私情之流露等等娱乐、消费的功能，日益受到抑制，甚至被轻易抹杀，文学创作时常被戴上违背人性本能的枷锁。虽然某些天才的作家时有新创，在诗中高唱爱情。特别是晚唐诗人，更加不甘寂寞，大胆创作艳丽的爱情诗，将一己私情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但是，这种创作倾向与人们对诗文创作的认识定势相违背，总是不太光明正大或名正言顺。于是，创作时更多了一份躲躲闪闪的遮掩，甚至连诗题也不敢清楚道明，而谓之曰“无题”。以诗文写艳情是那么不得心应手、别别扭扭。��
    流行于青楼妓馆、歌舞酒宴的“曲子词”，晚唐五代之际应运而兴，成为表现一己之私情、尤其是男女间艳情的专门文体。“词言情”、“词为艳科”的观念深入人心，成为时人的共识。文人受压抑的“欲望”在这里得以尽情渲泄。所以，小词很快受到文人的普遍欢迎，其创作也由民间转向文人，题材则集中于伤春悲秋、离愁别绪、风花雪月、男欢女怨等方面。文人士大夫对声色之追逐、享乐本能之满足，皆于此找到一番新天地。宋词创作的这种主流倾向，正属于被孔子所摒斥的淫靡的“郑声”一流，与风雅篇什背道而驰。所以，宋代文人一面沉湎于声色的快乐享受，且时而形诸歌咏；另一面又自我掩饰、自我辩解，“自扫其迹”。文人们为了使心爱的小词形式能登上大雅之堂，能堂而皇之地进行创作，同时开始了不懈的“雅化”之努力。北宋中叶苏轼对歌词的题材和风格的革新，令人耳目一新，却未得到时人的普遍承认。到了北宋后期，“雅化”呼声愈益强烈。大晟词人的谀颂词之创作，是“雅化”努力的一种具体实践。��
    归纳宋人的“复雅”理论，大致在两个方面对小词的创作提出“雅化”要求。其一，要求音乐方面的中正雅听。王灼说：“或问雅郑所分，曰：中正则雅，多哇由郑。”（《碧鸡漫志》卷一）王灼完全是从音乐角度立论。其二，要求内容方面的纯正骚雅。张炎说：“词欲雅而正，志之所之。一为情所役，则失其雅正之音。”（《词源》卷下）又完全是从内容角度立论。南宋之前，文人们创作小词时“雅化”努力之实践，都是从这两个方面着手，只是未表现为清晰的理论意识。
    大晟府的设立，是歌词“雅化”进程中一个突飞猛进的质变的标志。首先，大晟府针对流行的“旧来淫哇之声”，全面修订新乐，“使雅正之声被于四海”（《宋史》卷一百二十九《乐志》）。其次，大晟府专设“制撰”一职，从事新词撰写工作，力求改变“大乐局前后词臣所撰乐章，辞采浅陋，援引谬误。”（《宋会要辑稿·乐》五之一七）的弊病。大晟词人撰写的谀颂词，就是这种背景之下的产物。��
    词的“雅化”之努力，其实就是“尊体”的需求。词原来被目之为“小技”、“小道”，到了设立大晟府，它再次从民间和文人手中转为国家乐府的正规创作，词体日益尊隆。与其品位提高相适应，词的题材和内容必须有相当的改变，方能真正登上大雅之堂。吟咏升平、歌颂盛世，被认为是时代的重大题材。徽宗时御用文人便以此入词，以求改变词的品格和风貌。大晟词人以前，偶而有歌颂太平盛世的词作，向来受到一致肯定。如柳永词以“骫骳从俗”、“词语尘下”而备受斥责，然其中一小部分再现承平盛世的作品，却屡受称赞。范镇说：“仁宗四十二年太平，镇在翰苑十余载，不能出一语歌咏，乃于耆卿词见之。”（祝穆《方舆胜览》卷十一）黄裳说：“予观柳氏乐章，喜其能道嘉祐中太平气象，如观杜甫诗，典雅文华，无所不有。”（《演山集》卷三十五《书〈乐章集〉后》）将吟咏太平的歌词与杜甫诗相提并论，品位已极尊崇。黄裳是北宋最早以“诗教”解说和规范歌词创作的作家，他的《演山居士新词序》（《演山集》卷二十）完全用“赋比兴”之义解释歌词创作，认为自己的词作“清淡而正，悦人之听者鲜”。如此重视词作思想内容的作家，肯定并高度评价歌颂太平之作，代表了时人对这一类型题材作品的态度。仁宗时，又有宦官裴湘，擅长诗词，有歌功颂德之作《浪淘沙·汴州》，词曰：“万国仰神京，礼乐纵横。葱葱佳气锁龙城，日御明堂天子圣，朝会簪缨。 九陌六街平，万物充盈。青楼弦管酒如渑。别有隋堤烟柳暮，千古含情。”这首词“仁宗命录进，亦嘉之”（《青箱杂记》卷十）。
    歌词本来就是与时人的享乐生活联系在一起，与升平社会的歌舞酒宴联系在一起，转换一个角度，就极容易专门用来歌功颂德。后人重读大晟词人的谀颂词，感觉其阿谀夸张，令人肉麻。然对当时的词人来说，则心安理得地认为自己正在描写时代的重大题材，以词服务于现实政治，发挥歌词的社会和政治效用。正如今人重读“文革”期间创作出来的大量“万寿无疆”之颂歌，很难理解这些就是当时最为重大的题材和创作者严肃庄重的态度。大晟之外，徽宗近臣王安中有一组《安阳好》九首，皆歌咏升平，据毛晋《初寮词跋》所言，“《安阳好》九阕，《六花》冬词六阕，为时所称。”可见时人对这类作品的态度。总而言之，大晟词人的谀颂之作，主观上有扩大词的社会效用的意图。在他们手中，词不仅仅描写男女艳情，局限于“艳科”的狭小范围，只是作为娱乐工具；而且还直接服务于现实社会政治，与诗文一样肩负起沉重的社会使命。大晟词人的这种作为，正悄悄改变着词的内质成份，为南宋词的更大转移做好铺垫。“辛派词人”以歌词为抗金斗争的号角，最大程度上发挥歌词服务于现实社会的功效，这样的创作表现并非突如其来。从歌词内部，也可以寻觅其嬗变演化的轨迹。这便是大晟词人谀颂词的实践意义。��
    谀颂词超越了“艳科”的范围，为皇帝和现实歌功颂德，必然会接触到更广阔的社会面，反映更多的社会现实或世风世俗。接受者不仅可以用“反面阅读法”，深入了解朝廷的腐败和时政的黑暗；而且还可以用“正面阅读法”，了解徽宗年间社会生活的多重侧面。在这个意义上，大晟词人的谀颂词容纳了比传统“艳情”题材词作更多的社会信息量，其认识意义不容忽略。
    谀颂词再现了北宋末年都市的繁荣和经济的发达。
    北宋末年社会繁华的虚象是真正可以拿得出手的大平盛世、帝王政绩的直接证据，因此也时常成为大晟词人谀颂词中的背景描绘。时人的笔记和绘画对北宋末年的都市经济繁荣有许多记载和描绘，大晟词人则以诗的语言重现这一幅幅历史画卷。万俟咏《雪明鳷鹊夜慢》说：��

    望五云多处春深，开阆苑、别就蓬岛。正梅雪韵清，桂月光皎。凤帐龙帘萦嫩风，御座深、翠金间绕。半天中、香泛千花，灯挂百宝。 圣时观风重腊，有箫鼓沸空，锦锈匝道。竞呼卢、气贯调欢笑。暗里金钱掷下，来侍燕、歌太平睿藻。愿年年此际，迎春不老。

    此调属大晟新声，《全宋词》仅存一首。陈元靓《岁时广记》卷十一引《复雅歌词》说：“景龙楼先赏，自十一月十五日便放灯，直至上元，谓之预赏。万俟雅言作《雪明鳷鹊夜慢》”。关于上元节“预赏”，《续资治通鉴》卷九十一载：“每岁冬至后即放灯，自东华门以北，并不禁夜。徙市民行铺夹道以居，纵博群饮。至上元后乃罢，谓之先赏。”这首词的上阕从描写清丽皎洁的元月灯节前后的夜景入手，烘托“香泛千花，灯挂百宝”的赏灯主题。下阙则转换角度，突出节日里汴京的繁荣喧闹。徽宗时“上元节烧灯盛于前代，为彩山峻极而对峙于端门”（《铁围山丛谈》卷一）。“灯山上彩，金碧相射，锦绣交辉。”“奇术异能，歌舞百戏，鳞鳞相切，乐声嘈杂十余里，击丸蹴鞠，踏索上竿。”(《东京梦华录》卷六）平民百姓，以至王公贵族家的少女闺妇，都成群结队，拥挤于喧腾的人群中，花团锦簇，“锦绣匝道”，目不暇给。中间杂以鼓乐声唱、杂耍表演、呼卢赌博，欢笑声沸天盈地。万俟咏形象地再现了这一幕幕场景，旨在歌颂“太平睿藻”，与民同乐。万俟咏另有《凤皇枝令》咏景龙门灯节窃杯女子一事，词中云：“端楼龙凤灯先赏。倾城粉黛月明中，春思荡，醉金瓯仙酿。” 这些词客观上让人们对北宋末年京师的繁盛多一层感性认识。
    上元灯节是当时一年中最繁华热闹的节日，大晟词人颂圣之作多以此为题，都市繁华的风貌也在这类题材的词作中展示得比较彻底。如：��

    鹤降诏飞，龙擎烛戏，端门万枝灯火。满城车马，对明月、有谁闲坐？任狂遊，更许傍禁街，不扃金锁。��
晁冲之《上林春慢》��

    车流水，马游龙，万家行乐醉醒中。何须更待元宵到，夜夜莲灯十里红。��
晁端礼《鹧鸪天》��

    绛烛银灯，若繁星连缀。明月逐人，暗尘随马，尽五陵豪贵。鬓惹乌云，裙拖湘水，谁家姝丽？
万俟咏《醉蓬莱》

    朱弁《续骫骳说》云：“都下元宵观游之盛，……词客未有及之者。晁叔用作《上林春慢》云（词略）。此词虽非绝唱，然句句皆是实事，亦前所未尝道者，良可喜也。”大晟词人的这一类作品都可以从这个角度去认识。而万俟咏在大晟府时间较长，而且专业从事“以盛德大业及祥瑞事迹制词实谱”之职，所以，其节序应制颂圣的词作最多，对都城一年四季的繁荣都有所表现。其《恋芳春慢》咏寒食节前后之时景说：“红妆趁戏，绮罗夹道，青帘买酒，台榭侵云。处处笙歌，不负治世良辰。”《三台》咏清明节之景物说：“近绿水，台榭映秋千，斗草聚、双双游女。……向晚骤、宝马雕鞍，醉襟惹、乱花飞絮。”《明月照高楼慢》咏中秋节之景物说：“明映波融大液，影随帘挂披香。楼观壮丽，附齐云、耀绀碧相望。”还有日常应制之作，《安平乐慢》云：“有十里笙歌，万家罗绮，身世疑在仙乡。”与宋人的史料和笔记对照，大晟词人有关汴京繁华兴盛的描写，并无过分夸张。
    大晟以外，王安中有《水龙吟》说：“魏台长乐坊西，画桥倒影烟堤远。东风与染，揉蓝春水，湾环清浅。浴鹭翘莎,戏鱼吹絮，落红漂卷。为游人盛踪，兰舟彩舫，飞轻棹、凌波面。”《绿头鸭》说：“魏都雄，凤皇飞观云间。……度秋风、画栏枕水，挂夜月、雕槛骑山。锦帐笼香，鸾钗按曲，琵琶双转语绵蛮。”都是写都市繁丽的盛况，性质与大晟谀颂词相类。
    谀颂词反映了大晟府音乐、词曲创作的繁盛。
    徽宗很有音乐天赋，所填词曲亦臻上乘。又喜创新制作，故责成大晟府求全求备，补足宫、商、角、徵、羽五音谱曲，编集八十四调并图谱。凡民间流传的美妙动听的旧曲新调，也都被收入大晟府，整理刊行。又多次通过行政命令，向全国推行大晟新乐。徽宗平日纵欢作乐，也离不开歌舞相伴。帝王的倡导和普遍追求享乐的需求使得北宋末年之音乐和词曲的创作，达到极度昌盛的地步。政和四年（1114）“六月九日，臣僚上言：一岁之间，凡一百一十八祀，作乐者六十二所，司乐章总五百六十九首”；政和八年（1118）九月二十日蔡攸奏：燕乐“大小曲三百二十三首”，“欲望大晟府镂板颁行”。（皆见《宋会要辑稿·乐》四之二）《东京梦华录》中频频出现“家妓竞奏新声，与山棚露台上下，乐声鼎沸”(卷六)、“都城之歌儿舞女，遍满园亭”(卷七)、“丝篁鼎沸，近内廷居民，夜深遥闻笙竽之声，宛如云外”(卷八)、“教坊集诸妓阅乐”(卷九)等等记载。
    大晟词人所撰写的谀颂词，大都是配合大晟新声歌唱的，如前文曾例举的《并蒂芙蓉》、《黄河清》、《雪明鳷鹊夜慢》、《凤皇枝令》、《三台》等等。它们本身就是大晟府新声创作繁盛的例证。因此，谀颂词中也必然会有频频涉及大晟音乐制作繁多的描写。晁端礼《鹧鸪天》说：��

    日日仙韶度曲新，万机多暇宴遊频。歌余兰麝生纨扇，舞罢珠玑落绣絪。 金屋暖，璧台春，意中情态掌中身。近来谁解辞同辇，似说昭阳第一人。

    晁端礼这组《鹧鸪天》，虽然自序云“久去辇毂，不得目睹盛事，始诵所闻万一”。然宫廷里日日新曲、夜夜歌舞、争奇斗胜之情景，丝毫没有夸张。徽宗保存至今的宫词中，就有二十余首专门写宫女之演奏、歌唱、舞姿的。如云：“大晟重均律吕全，乐章谐协尽成编。宫中嫔御皆能按，欲显仪刑内治先。”“乐章重制协升平，德冠宫闱万古名。嫔御尽能歌此曲，竞随钟鼓度新声。”等等。徽宗的太平盛世处处是由歌舞来点缀的，晁端礼这组《鹧鸪天》涉及歌舞的还有多处，如：“乐章近与中声合，一片仙韶特地新”、“大晟箫韶九奏成”、“午夜笙歌淡荡风”、“竞翻玉管播朱弦”、“ 两阶羽舞三苗格”、“依稀曾听钧天奏”等等。可以说，谀颂词中出现最为频繁的，就是歌舞昌盛的描述。
    万俟咏还言及徽宗亲笔填写新词，以供歌唱。《明月照高楼慢》说：“乍莺歌断续，燕舞回翔。玉座频燃绛蜡，素娥重按霓裳。还是共唱御制词，送御觞。”《快活年近拍》说：“风送歌声，依约睿思圣制。”万俟咏又用“遍九陌、太平箫鼓。”（《三台》）“有十里笙歌”（《安平乐慢》）、“沸天歌吹”（《醉蓬莱》）“处处笙歌”（《恋芳春慢》）等等诗句描摹歌乐之繁荣，令后人遥想可见当年盛况。
    谀颂词表现了时人对军功的一定向往之情。
    北宋重文轻武，文官显赫，武官卑下。宋太祖、太宗出身行伍，早年缺乏必要的文化教育。作为一代开国君主，他们确实具有较为远大的目光，深知“马上得天下，马下治天下”的道理，把建立赵宋稳固江山、治国平天下的热望寄托于文人士大夫。尹洙曾比较说：“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敌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也。”（田况《儒林公议》）太祖、太宗对文人士大夫的渴望，对读书的崇尚，以及对武人的防范，逐渐形成了“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演化为宋人“以文为贵”的思想意识，并积淀成一种下意识的心理仰慕和追求。宋人求学读书之风甚盛，“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洪迈《容斋随笔》四笔卷五）晁冲之《夜行》诗说：“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风气之盛，一至于此。故北宋士人向来鄙薄武功、武职，崇尚文才、文职。
    “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到徽宗年间有相当的改变。北宋自神宗朝以来，逐渐改变对外一味妥协退让的方针政策。元祐年间，一度恢复屈辱求和的外交政策，哲宗亲政后，再度奉行对外比较强硬的国策。至徽宗朝，则一改对外忍让妥协的基本国策，多次对外族寻衅生事。军功又一次被皇帝看重，成为晋身的又一资本。徽宗的部分宠臣，就是借军功扬名朝廷内外，跻身显贵。如内侍童贯监军取青唐，得以超拔。后率军讨溪哥、伐西夏、平方腊，步步高升，官至枢密使，封广阳郡王。蔡攸本来只是一位讨取徽宗欢心的弄臣，徽宗为了重用蔡攸，特意命他为童贯伐燕的副宣抚使，后亦领枢密院。蔡攸出征时，甚至言“功成后”要徽宗以妃子阎婕妤为赏赐，恃宠骄横如此①。王黼羡慕蔡京位尊，便唆使徽宗用兵，“乃身任伐燕之责，后亦致位太傅、楚国公。且许服紫花袍，增益驺导，并张青罗盖，涂金从物，略与亲王等，宠遇埒于京。”（《清波杂志》卷二）《宋史》卷三百三十九说：“政和间，宰相喜开边西南，帅臣多啖诱近界诸族使纳土，分置郡县以为功。”林摅出使辽国，蔡京甚至“密使激怒之以启衅。入境，盛气以待迓者，小不如仪，辄辩语。”（《宋史》卷三百五十一《林摅传》）这种心态和表现，对宋人来说都是久违了的。
    皇帝用人标准的这种改变，为窥伺官职的士人提供了一条新的出路。他们对军功和武职，逐渐有了艳羡之心。宫廷风气也有明显转移，《清波杂志》卷八载：
     政和五年（1115）四月，燕辅臣于宣和殿。先御崇政殿，阅子弟五百余人驰射，挽强精锐，毕事赐坐。出宫人列于殿下，鸣鼓击柝，跃马飞射，剪柳枝，射绣球，击丸，据鞍开神臂弓，妙绝无伦。卫士皆有愧色。上曰：“虽非妇事，然女子能之，则天下岂无可教？”臣（蔡）京等进曰：“士能挽强，女能骑射，安不忘危，天下幸甚！”
     此时不仅仅是贵族子弟习武，徽宗平日甚至教练宫女习武，蔡京等也借此阿谀徽宗，可见徽宗的“尚武”心态和宫廷风气的改变。
    观念的转移最先在御用文人的创作中表现出来。他们不再耻言军功，而将其作为“圣王”的功绩来歌颂。晁端礼的《鹧鸪天》说：��

    八彩眉开喜色新，边陲来奏捷书频。百蛮洞穴皆王土，万里戎羌尽汉臣。 丹转毂，锦拖绅，充庭列贡集珠珍。宫花御柳年年好，万岁声中过一春。

    崇宁年间，朝廷于宁洮、湟州一带连败羌人，此词即颂其事。词人极力夸张“皆王土”、“尽汉臣”的赫赫战果，且以外族降服的贡品“充庭”皆是等细节，烘托“宫花御柳年年好，万岁声中过一春”的太平盛世。其实，当时北宋境外辽、夏二大威胁依然存在。他们的军事力量虽然有所削弱，但仍在北宋之上。徽宗君臣为对个别小部落的胜战所陶醉，互唱颂歌，过高估计自己的国力，终于导致北宋的灭亡。晁端礼还有《望海潮》也是歌颂军功的，下阕云：“安边暂依元戎。看纶巾对酒，羽扇摇风。金勒少年，吴钩壮士，宁论卫霍前功。”又有《金盏倒垂莲》说：“风流少年儒将，有威名震虏，谈笑安边。”宋人多以文臣带兵，徽宗年间蔡京、王黼、蔡攸之揽军权，也都是以文臣的身份。晁端礼这几首词谀颂的可能就是这样一位率兵的文臣。
    北宋太祖、太宗，以武开国、以武定国，却推尊文学，仰慕风雅。徽宗精通多种艺术门类，文才超众，却喜欢时而骑马弯弓，以武功骄人。人们所向往的，往往是他们所短缺的，《东斋记事补遗》称：“欧阳永叔每夸政事，不夸文章；蔡君谟不夸书，吕济叔不夸棋，何公南不夸酒，司马君实不夸清节。大抵不足则夸也。”徽宗的作为就有这样的心理在作怪，御用文人总是能迎合其喜好。
    大晟词人是“宫廷御用词人”的代表，大晟之外的御用文人有类似的作为。曹组有《点绛唇》咏御射说：��

    秋劲风高，暗知斗力添弓面，靶分筠干，月到天心满。 白羽流星，飞上黄金碗。胡沙雁，云边惊散，压尽天山箭。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四引《桐江诗话》云：“彦章(曹组)多依棲贵人门下。一日，徽庙苑中射弓，左右荐之，对御作射弓词《点绛唇》一阕。”词中对徽宗射箭技艺的夸耀不足为凭。曹组宣和年间得幸于徽宗，其时，北宋秘密联金灭辽的计划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徽宗秋日练习射箭，大约是想做出一种励精图强的表率作用。这首词结尾“压尽天山箭”一句，已暗示出朝廷用兵北方、恢复燕云的企图。��
    范仲淹守边日，作数阙《渔家傲》，述边镇之劳苦，首先接触到边塞题材，然欧阳修讥其为“穷塞主之词”。（魏泰《东轩笔录》卷十一）。苏轼以词抒发“西北望，射天狼”的雄伟抱负，亦被时人讥为“长短不葺之诗”。也就是说，以边塞或军事题材入词，与时人的期待心理相违背，故被普遍拒斥。这样题材和格调的词作，如何让“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细声曼语歌之呢？这种作词的传统观念，到徽宗年间显然有所改变。歌词被国家乐府机关所接纳，接触的题材面开阔了，格调必然有所变化。上述歌颂军功的几首词，就是例证。这种缓慢的改变，是承苏轼之后，开“南渡词人”之先。
    第四，谀颂词反映了国际间的某些交往。
    徽宗年间都市经济繁荣，陆路、水路交通都较发达。北宋朝廷与周边国家保持着频繁的来往关系，如高丽就多次遣使汴京，朝廷还将“大晟乐”及乐器赠与高丽。大观元年（1107），朝廷增设浙、广、福建三路市舶司提举官，“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宋史》卷一百六十七《职官志》）自古中原皇帝都将自己视为中央帝国，将国际间的交往视为附属国的朝贡。这也是“圣王”政绩的一种表现。大晟词人以此入词。晁端礼的《鹧鸪天》说：��

    万国梯航贺太平，天人协赞甚分明。两阶羽舞三苗格，九鼎神金一铸成。 仙鹤唳，玉芝生，色茅三脊已充庭。翠华脉脉东封事，日观云深万仞青。

    词人据传闻所写，不如写都市繁华、音乐繁盛那样有实切的感受，只是泛泛吟颂“万国梯航”，贡品“充庭”的盛况。晁端礼最早接触到这样的题材，且在宋词中也十分罕见。故值得提一笔。《铁围山丛谈》卷二记载了另一位“宫廷御用词人”的类似作品，说：

    大观中有赵企企道者，以长短句显，如曰：“满怀离恨，付于落花啼鸟。”人多称道之。遂用为显官，俾以应制。会南丹纳土，企道之词曰：“闻道南丹风土美，流出溅溅五溪水。威仪尽识汉君臣，衣冠已变番□子。 凯歌还，欢声载路，一曲春风里。不日万年觞，瑶人北面朝天子。”而鲁公深嘉之。

    南丹，今属广西壮族自治区，宋代设南丹州，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续资治通鉴》卷九十载大观元年事：“南丹州地与宜州及西南夷接壤，世为莫氏所居，自署刺史。王祖道余取之，乃诬其酋莫公佞阻东兰州，不令纳土，发兵讨之。擒公佞，以南丹州为观州。公佞弟公晟，结溪峒报复，侵掠城邑，杀刺史。蔡京匿不以闻。”至大观四年，“南丹州内附”。卷一百十三载：“南丹州刺史莫公晟，政和间献地于朝，以为广西兵马钤辖，既而逃归。”赵企道所咏，就是这段史实，其中多不实之谀颂。

    大晟词人的谀颂词没有什么思想意义可言，《清波杂志》卷十说：“自政、宣以后，第形容太平盛世，语言工丽以相夸。”这恐怕是谀颂词的主要特色。但它在传统艳情题材之外接触到更为广阔的社会面，加深人们对北宋末年历史的认识。所表现的多重社会侧面，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北宋末年社会追求享乐的风气和朝廷上下奢侈放纵的生活。反过来，也正是大晟府设立的主要原因和大晟词产生的温床。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三称宣和间“风俗已尚谄谀”，在大晟谀颂词中有最为典型的表现。慊静题郑叔问《清真集》藏本诗可为这一段世风世俗和词史创作实绩做总结，诗云：��

        草草莺花作梦梁，人间天上总荒唐。
        祐陵不似高皇种，鼾卧居然上下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