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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出版社出版
定价：14.00元
A5开本
ISBN 7-200-04305-2/I·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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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宗年间词坛的创作现象，梳理到这里，可以告一段落了。概括而言，徽宗年间词坛可划分为“宫延御用词人”和“废罢居家词人”两大类群。从创作倾向方面来看，北宋词的三种主要创作倾向在徽宗年间都有出色的表现。其一是大晟词人代表的“雅化”倾向，其二是朝野趋尚的“俚俗”倾向，其三是“诗化”倾向的全面渗透。专著分三章，正是从这样三个角度入手研究这一段的歌词创作。
第一章从考辨史实入手，全面论述了大晟词人创作成就和词史上的影响。通过考辨得出以下结论：周邦彦提举大晟府任职时间最长不会超过半年；大晟词人们互不统属，甚至互不相识；周邦彦与大晟府的一切重大音乐创制无关；“大晟乐”是颂乐，与宋词无关，而后来的“新燕乐”才是配词演唱的音乐；制定大晟新乐的“以身为度”说并未真正运用于实践；大晟新乐失传与其不切实际、“落韵”有关。在史料考辨的基础上，本文将“大晟词人”划定为一个松散的创作群体，以为“御用词人”的代表。他们或仰承帝王旨意，或因大晟职责所在，其创作呈现出某些共同性。首先，大晟府设立的目的是“以文太平”，所以大晟词人有大量的谀颂词作。这部分词作大体上空洞无物，然其超越了“艳科”范围，容纳了更多的社会信息量。它们再现了北宋末年都市的繁荣和经济的发达，反映了大晟府音乐词曲创作的繁盛，表现了时人对军功的一定向往之情，反映了国际间的某些交往。更重要的是谀颂词以时代“重大”题材入词，发挥了词的社会和政治效用，在“雅化”尊体过程中有其实践和理论意义。其次，大晟词人也在传统“艳情”的题材范围内寻求新变，具体表现为言情体物时之炼字炼句和谋篇布局更趋精致工整，追求韵外之旨，讲究格律谐美，将北宋词人创作以自然感发为主，转变为“以思索安排为写作之推动力”，为南宋雅词作家确立“家法”。
第二章从社会风气的转移分析入手，讨论了徽宗年间俗词创作的全盛局面。徽宗君臣耽于享乐，“人俗”横流，社会风气奢糜。徽宗审美趣味多样，偏爱谑浪浅俗的风调。徽宗朝诸多重臣皆以“多道市井淫谑浪语”、“每缀街市俚语为词曲”而深得宠信。歌词天然具有的“俚俗”倾向于此时寻找到新的生长土壤和生存环境，北宋俚俗词的创作因此进入黄金时段，成为两宋俗词创作的高峰时期。徽宗年间俗词创作的作家队伍十分广泛，上至御用词人、皇帝近臣，下至在野士大夫、释道神仙、民间下层。触及的社会面也十分广阔，或感慨个人得失，或针砭社会现实，或矛头直指徽宗君臣，或友人间互相戏谑取乐，或宣扬宗教的出世之情。这一切对南宋形成以俗词讥讽、批判现实的创作传统，有深远影响。这一时期的俗词创作从内部细致分类，又可以从俚俗中独立出“谐谑”一类。这类作品寓庄于谐，生动活泼，更富民歌风味。
第三章论述了苏轼开拓的“诗化”创作倾向的全面深入，论证了“南渡词人”承继“苏学”并非突如其来。徽宗年间虽然全面禁绝“苏学”，但由于苏轼在文坛上的崇高地位和受人景仰的高尚品德，引导人们在创作实践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模仿、学习苏轼。徽宗朝重要词人与苏轼皆有着或疏或密的关系，徽宗本人对禁绝“苏学”也持反复犹疑的态度，社会上更流行着一种拒斥朝廷决策的逆反心理。所以，苏词的“诗化”创作倾向正悄悄地渗透于词坛的每个角落。这一创作群体以废罢居家的“元祐党人”为主。词人们普遍用词直接抒发内心的情感，包括仕途之失意、贬谪之悲苦，废罢之愤闷等等情绪，词已经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成为独立抒情达意的诗体，表现出诗词趋同的发展走势。词的审美风貌也转向宏阔或刚健，许多词作选择宏大的场面作为情感抒发的背景，抛弃了传统的秾艳作风，转以清新、清丽为主要美学特征。贺铸的创作，将“诗化”倾向与比兴手法相结合，为歌词创作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苏轼开创的“诗化”创作倾向，与词坛的主流创作倾向相背离，所以在创作中还有一个被认同的过程。徽宗年间词坛正是苏词新风慢慢得以认同的阶段，为“南渡词人”的创作导夫先路。
北宋词的三种主要创作倾向，在徽宗年间皆得到长足发展。前二种倾向的创作趋于全面的鼎盛，后一种倾向的创作则成为南北宋之交的必要过渡。因此，徽宗年间词坛是宋词发展历程中承前启后之一个极为重要的起承转合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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