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为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文化发达，学术辉煌，文献丰富，世所罕见。学术本无国界，为何出现“国学”一词呢？中华学术，自成体系，西洋学术东渐以后，为了有别于西学，中国人对本国的传统学术，采用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名称。清末，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般人称西洋学术为‘新学”，中华传统学术为“旧学”。又有《国粹学报》（邓实主编）、《国故论衡》（章炳麟著）之出版。所谓“中学”、“旧学”、“国粹”、“国故”等词，逐渐为“国学”一词所代替。上海成立“国学保存会”，章炳麟在日本主持“国学讲习会”。民国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东南大学曾设国学研究机构，江苏省曾设国学图书馆，都出版刊物。
“国学”成为中华固有的全部学术的专名和总称。
国学是立国之本，民族之魂。整理、发掘国学之精华，继承、弘扬其优秀传统，有助于推动我国现代学术之发展，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意义极为重大。尊崇国学，绝不意味着自我封闭，而是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并在研究国学的同时，吸取、融合东西方优秀文化，与时俱进，使国学精神与时代要求相适应。
国学博大精深，今编写《国学四十讲》，非敢班门弄斧，我们的用意是普及国学知识，帮助读者了解中华几千年来学术之真相及其变迁之大势，展现中华文化对于世界文化所作出的伟大贡献，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启发年轻一代热爱祖国的感情，也为有志于治国学者带一段路，以便进一步地深造。
国学指中国固有的全部学术，门类繁多。我们编写的《国学四十讲》，不像目前市场上流行的那些国学概论、国学常识、国学要览等书，只有少数几门。而是汇集了四十门，其中有热门，也有冷门，有显学，也有绝学，约稿不易。它们是：版本学、本草学、避讳学、辨伪学、博物学、谶纬学、敦煌学、方志学、风水学、佛学、红学、辑佚学、校勘学、金石学、经学、老学、郦学、龙学、律学、名辨学、墨学、目录学、农学、谱牒学、尚书学、诗词曲格律学、书画学、术数学、数学、通鉴学、文选学、文字学、物候学、姓氏学、训诂学、音韵学、舆地学、职官学、诸子学、传注学。我们计划先推出以上四十讲。还有四十余门，正在物色作者，它们是：兵学、楚辞学、春秋学、词学、道教内丹学、董学（董仲舒）、杜诗学、尔雅学、法令学、法医学（宋学、宋慈）、赋学、工艺学、古文学、管子学、甲骨学、简牍学、考工学、考据学、礼学、理学、历法学、年代学、曲学、泉学（钱币学）、三通学、申韩学、沈学（沈括）、史学、诗学、诗经学、诗品学、水利学、四史学、唐诗学、天文学、刑幕学、徐学（徐霞客）、玄学、易学、营造学、禹贡学、中医学、庄学（庄周）。这是计划中的第二批篇目，拟编为《国学四十讲续编》，继续出版，欢迎海内外专家学者赐稿。国学博大精深，虽然我们列举了八十余门，仍难免遗漏，欢迎各界人士提出意见，以便补充。
下面对这八十余门的设置原则、排列标准，作一些简要的说明：
1．不能认为国学中无自然科学。李约瑟撰写了多卷本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证明中国古代的自然科学已经达到较高水平。本书（含第二批篇目，下同）既有人文科学，也有自然科学（如数学、天文学、农学、物候学等）。
2．清末至今，陆续发现殷墟甲骨、敦煌文书以及古代竹木简牍、帛书等，俱为中华之瑰宝，国学研究必不可缺之内容。本书既有传统学科，也有新兴学科（如甲骨学、敦煌学、简牍学等）。
3．按传统的分类，《诗经》、《春秋》属于经部；按当今之分类，《诗经》属于文学，《春秋》属于史学。本书一律按汉字拼音顺序排列，以免搅扰不清。
4．本书有大门类，如诸子学，学者不止一人，著作不止一种，本书作综合性的介绍。有小门类，如诸子学中之墨学、老学、庄学等，本书作专题性的介绍。
5．书中有某些门类，内容互相关联，如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本书之介绍，各有侧重，不相重复。
6．国学中很多由一部书而形成一门学问，如春秋学以《春秋》为研究对象，通鉴学以《资治通鉴》为研究对象。这两部著作，都属于编年体史书，故本书春秋学、通鉴学涉及编年体的内容。由《资治通鉴》而产生了《通鉴纪事本末》，开创了纪事本末体，故本书通鉴学又涉及纪事本末体的内容。
本书对每一学科的介绍，大致为：学科的定义，研究对象与范畴，学科发展史，研究内容与方法，研究现状与今后方向。视各学科具体情况，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本书采用学术界公认的观点，对于说法不一者，作客观的介绍，由读者判断。现将第一批问世的四十门学科，归纳为几种类型，作为导读。
1．研究一部书而形成一门学问者，如郦学。本书郦学的作者指出：郦学以北魏郦道元的著作《水经注》为研究对象，故名。作者在介绍了郦道元的家世、生平及撰写《水经注》的动机之后，考论了《水经注》的内容，涉及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地名学、文学、历史学与其他学科。最后，阐述了郦学研究中考据、词章、地理三大学派的形成与发展情况，并介绍了国外汉学家郦学研究动态。结语是：郦学研究长期以来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而且还有“不断升温的趋势”。
2．研究一类书而形成一门学问者，如方志学。本书方志学的作者指出：方志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的各类方志及其书目提要，历代有关修志的诏令、规章条例及其他文献，还有古今论述地方志书和修志诸问题的各种论著。方志的内容，大致包括天象、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艺术、科技、社会生活、名胜古迹、人物、少数民族、自然灾害等方面，主要具有地域性、连续性、广泛性、资料性、可靠性、实用性等特征。其性质当是“一方古今总览”或“一地百科全书”。作者对方志的历史渊源和发展，方志理论的萌芽、发展、成熟与方志学的形成，方志的收藏、整理和利用，进行介绍。结语是：方志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年轻的学科，因其悠久的文化历史和重要的使用价值而成为国学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3．研究一种文化现象而形成一门学问者，如避讳学。本书避讳学的作者指出：避讳学是史学的辅助学科之一。陈垣先生下的定义‘研究避讳而能应用之于校勘学及考古学者，谓之避讳学”，已为学术界所接受。作者在介绍避讳的起源及发展之后，说明避讳分为国讳、圣讳、家讳、个人讳四大类，避讳法主要有改字、空字、缺笔三法，还有改音、拆字、覆黄、以官名或地名代替人名、不称名而改称字号等法，造成了名实上与文字上的诸多混乱。避讳学形成后，则可利用避讳知识推证历史真相。
4．以一种治学方法而形成一门学问者，如校勘学。本书校勘学的作者指出：校勘学是研究校勘对象和历史，古籍讹误原由，校勘方法和学养的学问。作者在介绍校勘目的与原则之后，逐一说明古籍讹误的类型为：误字、脱文、衍文、误倒；校正术语分别有：改（正）、补（增）、删、乙（移）。在扼要分析古籍致讹的原因之后，申述了陈垣先生提出的对校、本校、他校、理校“四校法”，并有所发挥。理校法的依据为事理、文义、语言、典故、史实、制度、体例、历法等，“此法须通识为之”。对校、他校二法最为常用。四校法的运用，涉及目录学、版本学、古代小学以及其他古代文化知识，可见校勘者之学养至关重要。最后，列举校记写法，供读者参考。
5．汇集多种研究对象而形成一门学问者，如金石学。本书金石学的作者指出：金石学以中国古代的青铜器和碑碣为主要研究对象，玉器、钱币、玺印、兵符、铜镜、砖瓦、陶器、明器等也在研究范围之内，可称为古器物学。金石学的研究意义，在于考订、文章、艺术三方面，与字学、文学、史学、经学等学科都有关系。它接近于现代的博物馆学，与现代的考古学有一定的渊源，但有区别。考古学以田野考古为基础，而金石学不重视田野考古及地层关系。传统的金石学终于为考古学所替代。
6．迷信与科学夹杂为一门学问者，如风水学。本书风水学的作者指出：风水学（堪舆学）是去除迷信成分后，一门关于环境选择的学问。作者在说明风水这个术语的定义，风水思想的萌芽与风水理论的发展之后，阐述了形法派与理气派两大流派的形成与特色，阳宅（活人住宅）风水与阴宅（死者葬地）风水两大类型的范围与规定。最后介绍海内外风水学的研究成果与现状：学者们运用历史学、地理学、民俗学、伦理学、心理学、美学、社会学、建筑学等知识，对风水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形成了景观风水、建筑风水、地理风水、学术风水、《易经》风水等流派，认为风水理论中确有科学成分，可以借鉴到现实社会中去。由于风水学内容艰深，往往难用文字表达，作者采用多种图表，一目了然。
余不多举。
范文澜先生强调文化交流的意义，他说：“各种文化必然要取长补短，相互交流。娶妻必娶异姓，男女同姓，其生不繁，文化交流也是一样，所以文化交流愈广泛，发展也愈益充分。文化输出国不可自骄，文化输入国不必自卑，某一国文明为别一国所吸收，这种输入品即为吸收者所拥有。譬如人吃猪肉，消化后变成人的血肉，谁能怀疑吃猪肉的人，他的血肉是猪的血肉而不是人的呢!”佛教本由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王子悉达多·乔达摩创立，传人中国后，逐渐扎下了根，成为中国的宗教之一，与儒、道鼎立。明清时期，西方数学传入，中国传统数学与之融会贯通，并运用于修订历法。我们遵照范先生的观点，在本书收罗的八十余门类中，包括了佛学、数学，并予以解释。
在本书即将送交湖北人民出版社之际，作为第一主编的我，趁撰序的机会，诚恳地表示如下的谢意：1.感谢陈桥驿先生，他以郦学权威，亲自撰稿，使本书大增光彩。
2．感谢为本书撰稿的全体中青年专家学者，他们都认真执笔，一丝不苟。其中冷门(如谶纬学)、“绝学”(如音韵学)的撰稿，尤为难能可贵。
3．感谢江苏省社科联的重视与支持，将《国学四十讲》列入资助项目，并作为“江苏社科学术文萃”书系的一种。
4．感谢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袁行霈先生为本书题签，使本书大增光彩。
5．感谢主编胡阿祥教授，他为了减轻我的负担，主动承担了全部工作。
本书兼顾学术性与普及性，追求清新、流畅、深入浅出的文风，使读者爱读，易懂。但书中的缺点、错误还是难免的，欢迎读者指教，当于再版时改正。
卞孝萱 2005年春于南京大学冬青书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