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乐作为一种新兴的音乐体系，人们对其必须有一个熟悉的过程。尤其是燕乐中相当部分来自外域，即所谓的“胡乐”，与中原文人的创作也有一个逐渐适应配合的过程。在这初始的熟悉、适应阶段，文人的创作也遵循着从易到难的原则，最先引起人们注意并得到广泛喜爱的是那些篇幅短小、精练含蓄的小词，就是“小令”体式。

　　小令首先获得广泛喜爱，还与它的特殊创作环境有密切关系。据夏承焘先生考证：唐代小令出于酒令。作为酒宴之中演唱的歌辞韵语之特殊称呼的“小令”，最早见于白居易的《就花枝诗》：“醉翻衫袖抛小令，笑掷骰盘呼大采。”这句诗涉及两种酒令形式：抛打令与骰盘令，再加上律令，这是唐代酒令的三种基本形式。酒令是用来侑酒助觞的，酒令的语辞内容如果陈陈相因，失去新鲜感，就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所以，为了酒宴之间的助兴取乐，文人们往往喜欢各显才能，争奇斗艳，不断地为旧的酒令形式填写新的内容。文人的这些即席创作当然要交给歌舞乐妓当宴表演，才能获取预料中的侑酒助觞之效果。而这种创作趋势的出现是在“安史之乱”以后，当时宫廷的教坊歌舞声乐逐渐被各类官家与私人的宴席妓乐所代替，在这种酒宴游戏之中文人的即席创作与乐妓的即席歌舞演唱相结合，就促使普泛的酒令向专门化的小令演变。酒令的目的既然落实在“侑酒助觞”之上，因此必须选择“短歌悦耳，无致人厌”（清张荩《彷园酒评·酒德》）的篇幅短小的歌舞形式，于是，酒令中具有宣腾急促音乐风格的酒令形式首先获得文人的青睐，如《回波乐》、《倾杯乐》、《三台》、《抛球乐》、《荷叶杯》、《上行杯》、《酒泉子》等等，这就奠定了小令精练含蓄的形式特征。曲子词的兴盛，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适应了人们对生活享乐的追求。由酒宴上游戏之作的酒令演变而来的小令，当然首先引起文人的注意，很快在文人中寻觅到众多的知音。

　　北宋前期，百废待兴，内忧外患交织。太祖朝，既要平定国家内部后周遗留势力与跋扈军人的不满与反叛，又要抗击契丹入侵、消灭割据势力、统一全国。太宗朝，国家将主要精力转向对付外族契丹，太宗企图凭借武力收复五代时候割让给契丹的失地，多次发生大规模战争，但是却以宋廷的大败告终。太宗朝对契丹的战争，改变了宋、辽之间军事力量的强弱之势，真宗朝前期北宋就始终处于契丹的军事威胁之下，一直到真宗景德元年（1004）宋辽订立“澶渊之盟”，北宋才相对获得国际与国内的安定平静的社会环境。所以，在北宋建国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达官贵人、文人士大夫还没有充裕的时间、闲暇的精力，去彻底享受生活，从容领略醇酒、美女、歌舞。这一时期，词坛上的创作也是相对孤寂的，只有个别作家的零星创作。

　　然而，赵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唐末五代以来长期动荡混乱的政治局面，全国除西、北部分地区外，实现了统一，封建社会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历史发展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里，社会生产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农业、手工业，特别是矿业、造船业、煮盐业以及采茶、酿酒业日益兴盛，商业经济空前兴隆，大城市也随之兴起，市民阶层也因之不断壮大。这些，都是宋词发展不可缺少的条件。也就是说，北宋前期社会财富的积累与“太平盛世”社会局面的逐渐形成，为宋词的兴盛做好了准备。当宋词全面的繁荣局面到来时，已经是仁宗（1023-1063）朝的事情了①。仁宗在位期间，励精图强，致力于国家内部的各种矛盾之治理，社会的繁荣因此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仁宗在位42年，“号为本朝至平极盛之世”（叶适《水心别集》卷十一《财总论》）。就是在这样一种“太平盛世”的社会环境中，流行于酒宴之间的小令再次受到广泛阶层的关注，引起文人士大夫的浓厚创作兴趣，北宋词创作的第一个春天也就来到了。

　　由于时代动乱、改朝换代对词的创作形成冲击的缘故，北宋初期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没有更多地积累多少词的创作经验，对北宋前期词人来说，依然存在一个着熟悉燕乐、熟悉长短句形式、努力做好音乐与歌辞相配合的过程，所以，他们最初选择并喜爱上的也就仍然是短小精悍、易于驾驭的小令形式。就内容与风格看，这一时期的词人词作，大体上是继承“花间”、南唐二主和冯延巳的词风。其中，受冯延巳的影响更为明显。他们所写的，仍不外是春恨秋愁，伤离念远，恋情相思或咏物酬唱，但是，比起唐五代词来，已有很大的发展。北宋前期的文人士大夫大都高官厚禄，生活舒适，如寇准、晏殊官至宰相，范仲淹、欧阳修官至参知政事（副宰相）等等。他们没有唐末五代文人之家国濒临困境的压抑和绝望，而是以一种朝气蓬勃、乐观向上的精神对待现实生活。政事闲暇，则又从容不迫、理所当然地享受生活。所以，北宋前期小令就没有了唐末五代的及时行乐、惟恐时日无多的急迫感和看不到国家与个人出路时的绝望感，而别具一种雍容富贵的气度、平缓舒徐的节奏、雅致文丽的语言。这一时期的小令创作尽管在内容上和唐五代小令相比没有大的突破，但词的风貌、词的艺术手法已与唐五代有所不同，尤其是两者在气质上呈现出显然不同的风貌。北宋前期的小令作家，社会地位不同、个性互有差异、爱好各自异趣，他们的创作也表现得千差万别，词坛上呈现出百花争妍的繁荣局面。小令创作在此一时期已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在小令创作方面给后人留下典范性的启示，在艺术上为宋词的高度繁荣做了充分准备。

　　这一时期小令作者为数众多，主要有王禹偁、潘阆、林逋、宋祁、范仲淹、晏殊、欧阳修、张先等等。晏几道的创作时代较晚，但他的成绩依然是在小令方面，与北宋前期的小令创作联系密切，所以也将他的创作集中到这一章节里面讨论。这一时期小令创作方面影响最大的当属晏殊和欧阳修，他们的作品比较多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创作倾向和艺术风格。从某一个角度来说，“晏欧词风”是这一时期的小令创作的典范性代表。